《多余的话》

从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间，瞿秋白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自传性的文章近两万字，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等七个部分。文章开头以《诗经·黍离篇》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引言。这两句诗，表达了东周大夫出行至旧都镐京，目睹宗庙宫室毁坏，尽为禾稼，感伤不已，所产生的忧国之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他希望人们了解他，他说：“人往往喜欢谈天，……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通观《多余的话》，瞿秋白是以关心党的事业，怀念同志战友的真挚感情，认真地总结了一生，严格地解剖了自己，把自己血淋淋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也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可以说，《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透过这篇发自肺腑的自白，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灵魂中某些本质的东西。

《多余的话》光辉之外，仅就其严格地解剖自己这一点来说，大体有两层意思。一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以至文艺观的剖析中，都有极其精辟的见解。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表现的思想光辉，还不仅在于《多余的话》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或者说常常使得一些人目瞪口呆，予以百般指责的地方正是他写《多余的话》这个出乎常规、惊世骇俗的行动本身。据说，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不能有弱点、缺点和错误的，有了而又在敌人面前进行自我解剖，揭穿自己的“假面具”，就给共产党抹了黑，丢了丑。

无产阶级政党要求自己的成员包括其领袖人物应该达到的品德、风格和行动的标准，无疑是根据无产阶级固有的优点和特点规定的。但是，共产党人及其领袖人物在达到这个标准之前，必然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一般地说，由于社会、阶级、自我改造等等客观和主观因素的限制，即使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身上，也难免不存在“异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至于人类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与平常人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共产党人的力量，不在于掩饰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为自己塑造高大完美的形象。相反，他的力量恰恰在于能够勇于解剖自己，放弃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而为了彻底放弃，首先必须做到严格解剖。解剖自己，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其实很不容易，决没有那些不预备作自我解剖的人所指责、所鄙视的那么轻而易举。象《多余的话》这样彻底、严格的自我解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领袖人物中，不敢说是凤毛麟角，但确实也不算很多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余的话》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辉，人们是可以从中涉取有益的启示的。

能不能在敌人牢狱中进行自我解剖呢？我们不是也不必一般地提倡共产党人在敌人牢狱中直到临终之际才作这样的自我解剖。应该具体地分析瞿秋白何以在此时此刻进行自我解剖？瞿秋白身系囹圄，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随时有被敌人处决的可能。他已经无法在党组织面前进行一生的总结和最后的自我批评。他通过《多余的话》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都说出来，留待身后论定，这是应该允许的。把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曲解为“绝望的心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公正的。

《多余的话》里确有过头话，流露了消沉情绪。但是，第一，要看到这些灰暗情绪在《多余的话》中，是非本质的、次要的，它不是《多余的话》的主流。而写《多余的话》，在瞿秋白被捕以后的全部表现中又是一时一事，不是主流，无损于他的革命大节。第二，要从历史的特定环境，从瞿秋白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例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的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这是瞿秋白一生遇到的许多矛盾中主要的、也是使他困窘终生而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一。

《多余的话》集中地反映了瞿秋白思想中过多的灰暗、伤感、颓唐、消沉的情调。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毫无疑义这是应当严肃批评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看作是“叛变”，或是“晚节不终”。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给革命、给党所造成的损害，由衷地感到深深的歉意；他承认：“我的幼稚的理论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份”；承认他“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承认自己“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承认自己“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总之，他老实地承认自己不行，虚负了“党的领袖的声名”，他毫无顾忌，没有欺骗别人的意思。他把自己内心世界的一切和盘托出，留待身后的人们去品评是非功过。请问，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行为，算是怎样的“叛变”呢？

总之，《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乞求免死的念头。相反，《多余的话》中多处可以看见的倒是热爱党、热爱战友，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勇于承担责任和严于解剖自己，这是《多余的话》的主要倾向，也是它的基调。

还应当指出，瞿秋白在狱中尖锐地批判过胡适，批评过三民主义，痛斥过蒋介石及其主子，并向看守他的一些下级军官进行过革命思想的宣传。瞿秋白对狱医陈炎冰说：现阶段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农村割据主张是正确的。他在赠给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在瞿秋白看来，有的人虽生已死，因为他只有躯壳而无灵魂；有的人虽死犹生，因为他是一个不死的灵魂，与永恒的宇宙同在。

善于思索，追求真理这一特点和优点，瞿秋白一直保持到他被捕就义；临终之际，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更加强烈突出了。《多余的话》和《未成稿目录》，是他在这时高度思索的结晶。《未成稿目录》，是他准备写的文学札记和自传性作品的题目。除了总名为《痕迹》的三十篇自传性作品外，还有十篇《读者言》，包括对《阿Q正传》、《水浒》、《野叟曝言》等今古文学作品的研究札记。他如果不牺牲得那么早，以他的天赋，勤奋和多思，他写出的作品，应该而且必然比他生前所写要多得多。

此刻，生命的存在不是以年以月计，而是以日以时计，他却抱定宗旨，排除俗念，开列了那么长长的准备著述的目录。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难道可以被理解为“多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