濯田被俘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也随军撤走。干部、家属，还有舍不得丢弃的坛坛罐罐，在大军的保护之下，匆匆忙忙地向西而行。但是，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却不能随军长征，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
为了和战友们告别，瞿秋白邀请了李富春、傅连暲等聚餐，席间，他举杯祝愿革命胜利。徐特立临行时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嘱咐他的身强力壮的马夫跟随徐老走，并把自己的一匹好马换给了徐老。第二天，陈毅见到瞿秋白，问他为什么还不走。看到瞿秋白病弱的身体，陈毅要把自己的马送给他，劝他赶紧追上队伍。陈毅这时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已决定把瞿秋白留下了。
关于瞿秋白留在苏区的决定，是由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作出的。据张闻天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中载：“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吴黎平回忆说：“（决定宣布）两天之后，我曾经对把秋白同志留下的这一决定，问过毛泽东同志。说秋白同志这样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布？毛泽东同志回答道，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嘛。我也问过张闻天同志，他回答，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
留守苏区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政府机构叫做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军事上则设立了留守部队的军事委员会，这三个机构的负责人是项英、陈毅等。瞿秋白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后方办事处人民教育委员。
中央主力红军撤走以后，蒋介石派出十万大军由顾祝同、蒋鼎文分任南、东西路总司令，向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所谓“全面清剿”。血腥的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央苏区。
雩都、兴国、瑞金、长汀相继失陷以后，形势已是绝对的敌强我弱了。1934年11月底，蒋介石命顾祝同、蒋鼎文分任驻赣、驻闽绥靖主任，划定十二个绥靖区，到处修公路、筑碉堡，实行“划区清剿”。在敌人严密封锁下，机关和部队的衣食住行都成了严重的问题。人们几个月吃不到一点油盐；为了隐蔽目标，夜晚不能举火，白天不能冒烟；人走过的山路，要用树枝和树叶掩盖起来；当山上的树木被敌人烧尽伐光以后，人们就只能隐蔽在山洞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瞿秋白的肺病更严重了。1935年初，中央分局决定撤消中央后方办事处，同时决定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
2月11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动身，同行的有何叔衡、邓子恢及项英的妻子张亮。约在六七天以后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当时属会昌县）。临时又加入了一个周月林，她是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员、兼代内务人民委员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与梁柏台分手后，早于瞿秋白一行先期到达汤屋。
汤屋一带的形势也极险恶。因此，他们略事停留，经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安排，在2月20日前后就启程上路了。这一行人，化装成香菇商客和眷属，福建省委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专门选调了二百余人组成护送队沿途保护。2月的闽西，春寒料峭，夜里行路还是相当艰苦的。瞿秋白身体很弱，艰难地行进在崎岖山路上，有时实在疲乏不堪了，就倚坐在路旁石头上休息一会儿。何叔衡年纪很大，行动比较缓慢。张亮怀有身孕，又是小脚，一路上琐事很多，本来夜间行军不许出现火光，她偏偏闹着要吃烟。
经过大约四天的昼伏夜行，他们安全通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渡过汀江于2月24日拂晓，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大家走累了，饥肠辘辘，就在这里休息吃饭，准备下午再走。但是，这个麻痹大意的行动，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水口镇一带属于福建省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的游击区。该团防区包括武平全县及上杭西区一带。团长锺绍葵，是福建省臭名昭著的地头蛇，他在几天前因事由武平经由水口镇前往长汀。水口镇暂由该团第二营驻扎，营长名叫李玉。这天早晨，李玉得到地主武装“义勇队”队长范连升的报告：小迳村附近发现小股红军。李玉查明情况后，立即率队对小迳村实行围攻。红军护送队长丁头牌，是个漫天扯谎，好吹牛皮的家伙。邓子恢在行军过程中同他接触，发现这个人华而不实，大话连篇，一旦有事是靠不住的。果然，枪声一响，丁头牌转眼就不见了，逃跑了，护送队无人指挥，也痪散了。邓子恢组织大家突围，激战一个时辰也没有突出去，敌人越来越近。何叔衡见无法突围，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说罢，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邓子恢急忙说：“你千万不能这样！”边说边跑，正要上去夺他的手枪。可是，何叔衡手里的枪已经击发，人从悬崖上滚落下去，这时敌人又用机枪扫射，何叔衡身中数弹。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敌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在稻田中发现了身受重伤的何叔衡，并从他身上搜出了港币五百元。这笔款是瞿秋白一行从瑞金出发前领到的交通费，每人一百元，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熊辉抢到了这笔港钞，走了几步，又转了回去，举枪把何叔衡杀害，为的是杀人灭口。
瞿秋白经过连续不断地奔跑，这时已经精疲力竭。据邓子恢生前回忆：
我又去叫瞿秋白赶快向外突围。这时瞿秋白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瞿秋白说：“我病到这个样，实在走不动了，你快点走吧！”我三番五次地叫他走，他就是不走。
我拉他走，他还是不走。他说：“你快点走吧，我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这个地方是很茂密的树丛）。无奈，我冲出重围到山下河边；见到有几位战士也冲出来，其中持机枪的战士也冲出来，我就把仅剩下的几个战士集中起来，用机枪阻击追敌，边打边走，离开了长汀，向闽西走去。
瞿秋白同志在邓子恢同志突出重围后，被地主武装“义勇队”队员范金柱、赖忠顺在半山灌木丛中发现俘获，同时被俘的还有张亮、周月林。这时约在中午过后，匪兵们押解着瞿秋白回到水口镇已是下午四点钟。据李玉交待：瞿秋白病体支离，走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匪兵便用枪毙来威吓他，厉声说“不走就地枪毙！”但瞿秋白“都不置理”。
李玉等对瞿秋白严刑逼供，企图强迫他说出我党我军机密。对于瞿秋白来说，苦刑是意料中事，算得了什么呢？他虽然身受残酷的折磨，但咬定牙关，坚不吐实。他只说自己名叫林琪祥，现年三十六岁，是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又入医学校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适因红军打进漳州，将其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主力长征后，他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1935年1月携款逃离瑞金，但走到上杭露潭地区又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当夜由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意被国民党军队发现俘虏。
张亮供名周莲玉，系香菇客商的老婆，说是被红军“绑票勒赎者”。周月林初供名陈秀英，继供名黄秀英，系红军护士。瞿秋白在敌人逼供时，巧妙地掩护了张亮和周月林。
保安十四团团长钟绍葵当日由长汀赶回水口镇。李玉向他报告了战斗的经过情形，得知被俘的林琪祥等人携有港钞、黄金，护送人员多数携带驳壳枪，他据此判断：林琪祥可能是共产党的“要人”。当晚，钟绍葵亲自刑讯瞿秋白，得到的回答依然如前所供。
钟绍葵回到水口镇的第二天，瞿秋白由钟绍葵、李玉率领匪兵押解，沿汀江下行，于第三天中午过后到达上杭县城，被囚禁在上杭县监狱。一连几天，钟绍葵等用尽了酷刑逼供，瞿秋白仍然不为所动。3月9日，他在狱中写了一个“笔供”，编造了一套假情况，借以掩护真实身分，迷惑敌人。李玉看过这篇供词，对瞿秋白说：如果所述属实，可以取保释放。并要瞿秋白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索取证明，或在当地寻觅铺保，以证实确与共产党向无关系，即可予以开释云云。瞿秋白为了脱身，当即以林琪祥名义给在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和杨之华写了信。
4月间，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的周建人收到了瞿秋白的来信，是通过周建人转致杨之华的。信封背面盖了一个兰色长方形的印章，说明已经过监狱的检查。瞿秋白在信中说到自己被捕后的情况，大意谓：狱中到夜间很冷，食物极少，衣服单薄，天天挨饿受冻；听监狱的人说，如果有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作保，是可以释放的。
周建人写了一个短柬通知当时在工厂作工的杨之华同志：有要信，请差人来取。第二天，一位十七八岁的青年工人来到商务印书馆，将信取去。不久，一位穿着入时，相貌秀丽，仪态大方的女郎走进商务印书馆，她对门房说，要找周建人先生。她是杨之华派来找周建人的，她对周建人转达了下述意见，说：瞿秋白的信已经交给党，党在设法营救。可是，没有找到现成的铺保，目前考虑开设一家新铺，把人保出后再关闭。但新铺登记，势将招致敌特机关的注意，恐狱中的瞿秋白未保出，外边的同志反而可能被捕，终究不是万全之策。
瞿秋白写给鲁迅的信上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鲁迅以其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深知暴君蒋介石不会放过瞿秋白；而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瞿秋白，也决不会向蒋介石屈服。他现在既然落入魔掌，必将英勇牺牲。但在瞿秋白身份尚未暴露以前，还有营救出狱的一线希望。所以，鲁迅在得悉瞿秋白被捕以后，还是多方设法营救。他曾经打算与陈望道等发起公开营救运动，未能实现，他还通过蔡元培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力争保留瞿秋白的生命，也未成功。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当时任蔡元培的秘书，他后来告诉鲁迅：在蒋介石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蔡元培认为瞿秋白是一位有才气的文学家，留下来对中国有好处。但是，蔡元培的意见遭到蒋介石等人的否定。
鲁迅把瞿秋白来信转给了杨之华，并且交给杨之华五十元钱。杨之华亲手为瞿秋白做了两条裤子，连同这五十元钱一起由邮局寄出。同时，杨之华在杜延庆、秦化人等协助下，取得了一个旅馆老板的铺保证明，并托一位工友帮助另租一处房屋住进，准备瞿秋白保释回沪时秘密居住。岂料，几天后，报纸上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敌人知道了林琪祥就是他们长期重金悬赏缉拿的“共党首领”瞿秋白！
这样，一切营救计划就都成了泡影。鲁迅在5月14日的信中说：“闻兄大病，且甚确，恐怕难以医好的了”。5月17日的信说：“那消息是万分准确的，真是可惜得很”。5月22日信中又说：“此事准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到6月11日，鲁迅在信中十分沉痛地说：“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
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狱中的瞿秋白，对这一切——党组织、鲁迅先生、战友和爱人杨之华的积极营救活动——是一概不知道的。
上杭狱中的待遇极坏，刑讯之后瞿秋白的身体越来越糟。为了进一步愚弄敌人，争取及早脱出敌人的囚笼，瞿秋白在4月15日向钟绍葵写了一纸“呈文”。文中重叙先前编排的假情况，要求钟绍葵准予开释出狱，或资遣回江苏原籍，或在上杭担任教员、文书等项职务，决不私自遁走，保证随传随到。
这当然是书生之见，敌人是决不会轻易放他出狱的。这篇“呈文”里，自然少不得要说上几句当时流行的“反共”自污之词，但那是在特殊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掩护自己、迷惑敌人的一种方法。这与攻击革命、叛党投敌的行径，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谁也没有理由、而且不允许把林琪祥的这篇“呈文”当作“污蔑”我党，向敌人“乞活告饶”的“罪证”。
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新的不利的情况。
4月10日，伪第八师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名不详），供出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都在濯田地区被俘。第八师师长陶峙岳立即将万妻所供情况，电告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电称：“据万匪永诚之妻供称，矛秋白（按‘矛’字当为‘瞿’字之误）、何叔衡及项英之妻，均在灌田（按‘灌’字当系‘濯’字之误）被我军俘获。”蒋鼎文随即电令驻防在长汀地区的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管辖该地区的第二绥靖区（司令李默庵）紧急进行查报。这时，三十六师所俘获的长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供出瞿秋白等先已被俘。随后，保安第十四团根据三十六师和第二绥靖区的电令，先后于4月25日左右，将林琪祥解送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将已保释的张亮、周月林重新收押，解送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地龙岩。
“林琪祥就是瞿秋白！”——这个意外的情况使钟绍葵狂喜不止。他到达龙岩立即向李默庵报告，并请求李即刻发电给长汀三十六师师部查问林琪祥是否已经解到，等到长汀回电答覆说林琪祥已解到，他才放心。原来，钟绍葵心里盘算：瞿秋白如果真的被俘获，他钟某便可捞得一笔重赏。不久，当瞿秋白的身份证实以后，钟绍葵即于5月14日向南京发了一通邀功请奖电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5月25日批文：“覆电嘉奖，并交军政部查案给奖”。据说，给钟部的这笔奖金共十万银元，但被福建省政府扣下绝大部分，只发给钟部三万元了事。1935年9月20日，第二绥靖区判处周、张各有期徒刑十年。1937年10月2日，驻闽绥靖公署即以周、张“在狱谨守规章，行状善良，且体弱多病”为由，将这两个女人提前释放了。
钟绍葵派了几名部下协助三十六师的一支部队押送瞿秋白北行，前往长汀。
从上杭到官庄再到迴龙，走的是水路，沿汀江溯流而上。这一段水路约需二、三天。从迴龙改搭长杭船到河田，也是水路，需时三至五天。抵河田后，还有几十里陆路，一直步行到长汀。整个行程约需十天到十五天。春末夏初的闽西，青山处处，然而，昔日欢乐的苏区，已是山河易色，笼罩着一片肃杀恐怖的气氛。一路上天气变幻莫测，风风雨雨，长途颠簸，是很辛苦的。瞿秋白身体病弱，走的很慢，直到5月9日才抵达长汀。
瞿秋白被拘押在设于长汀中学里的第三十六师师部。
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先启等，在瞿秋白解抵长汀以前，早已策划了一个狡毒的阴谋。瞿秋白到达的翌日——5月10日，他们就组织了一次所谓军法审判。审判开始，吴淞涛发问，瞿秋白作答。“你的年龄，籍贯”？“三十六岁，上海”。“你何时被俘，同时被俘的有几人？”“被俘有一个多月，同时被俘的还有两个女眷”。
这时，吴淞涛霍地站了起来，狡黠地诈问道：“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我在（民国）十六年时曾在武汉见过你讲演，你不要蒙混吧！”瞿秋白镇定地答道：“我确不是瞿秋白！”
吴淞涛随即将先已被俘投敌的叛徒郑大鹏招进屋内。郑曾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认识瞿秋白。在郑的指认下，瞿秋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坦然一笑，对洋洋得意的吴淞涛等人说：
“既经指认，我就不用‘蒙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
三十六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与众不同，带兵官是清一色的黄埔系，师旅长更是蒋介石亲自培养的黄埔一二期生。师长宋希濂，是湖南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瞿秋白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员，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宋希濂曾经读过瞿秋白的著作，仰慕瞿秋白的学问。但在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国共两党分裂以后，宋希濂已经成为蒋介石麾下积极从事“剿共军事”行动的健将。长汀被该师攻陷，他就把师部设在长汀中学。蒋介石将中共“党魁”瞿秋白交给三十六师看押，足以说明宋希濂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和信赖。这时，他在瞿秋白面前口称“瞿先生”，并且给予生活的优待，大抵有两个原因：一则瞿秋白身患重病，倘因生活上照料不周，一旦不起，他没法向蒋介石交待；二则是企图软化瞿秋白的革命意志，以收劝降之功。
现实的阶级利害，使敌我之间的界限这样分明。在特定的环境中，残酷的阶级斗争，有时在迷人笑脸的掩盖下，尽管显得有些隐晦，却依然是针锋相对的。这，确实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在宋希濂的“关照”下，瞿秋白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宋希濂以下大小军官都以“瞿先生”相称。瞿秋白面临的正是一场特殊条件下的斗争。对着心地阴险狡诈，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客客气气面孔的敌人，瞿秋白则示之以不卑不亢、亦刚亦柔的态度。瞿秋白自少年时代起，就写得一手好字，赋得一手好诗，刻得一手好印。那些军官们胸无点墨，又附庸风雅，求诗者不多，但对印章却是求之不迭的。瞿秋白身系囹圄，坚持革命信念，向看守他的一些军官士兵宣传革命道理；同时，乐得消遣，对求诗索印，一概来者不拒。狱中诗词，有表现革命理想情操的一面，也有抒发悒结消沉的一面，因为瞿秋白毕竟是一个多情善感，诗人气质浓厚的人。但是，他始终是清醒的革命者。敌人煞费苦心妄图从他口中套取我党我军的机密，他却始终没有使他们有半点满意。
5月13日，瞿秋白被叛徒出卖后在长汀狱中写了一篇长长的“供词”。他用很大的篇幅全面、热情地宣传和颂扬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诬蔑。与其说这是一篇“供词”，不如说是瞿秋白对苏区充满激情的深切怀念之辞。
瞿秋白在这篇“供词”的最后，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最后我只要说，我所写的都是我心上真实的感觉。我所见，所闻，所作，所想的，至于我所没有见过的，没有觉到的，或者违背事实，捕风捉影的话，我是不写的。
我不会随声附合骂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
瞿秋白这一篇“供词”，虽然也流露了某些消沉情绪，但它确实打中了国民党的痛处。国民党的一个反动文人赵庸夫当时曾经著文评论这篇“供词”，说是“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这一段文字确能说明国民党当局是深知“供词”中瞿秋白“对伪政府之鼓吹”的份量的。
二十六年七月，第三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