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前锋》主编

1923年1月初，瞿秋白乘坐的国际列车到达满洲里。一进中国境，最触目的就是到处只见穿着‘号衣’的军警；到达哈尔滨，下车后时时受到军警的盘问。瞿秋白不得不缓行，在哈尔滨停留三天，直到1月13日方才到达北京。当火车驶进北京城，远远望见天坛、城楼时，瞿秋白不禁怦然心动：“我与你们久别了，中国的文化呵！不知道满中国布满了如此之多的军警，是否为着保护你们的？”果然，不过六七天，这群持枪弄棍的军警，竟在众议院门前，光天化日之下，把一群请愿的、宣言“只谈教育”的青年学生，打得落花流水，尽了他们“保护”文化的职责。

回到北京，瞿秋白住在东城大羊宜宾胡同堂兄瞿纯白家中。瞿纯白仍在外交部做事，月薪约二三百元，但在京城居大不易，一些必要的排场不能不讲，家中雇佣看门人、车夫、女仆，每逢年节必备礼物向亲友、上司敬献；这一笔花销，只能维持一个虚假的体面，家中饮食并不好。瞿纯白希望堂弟能留在北京供职。李大钊准备介绍瞿秋白到北京大学俄国文学系教俄国文学史。当时北大俄文系只有三个俄国教师，没有中国教师，也没有系主任。但北大实权掌握在反动派手中，迟迟不发聘书。北京政府也准备聘用他在外交部任职，月薪二百元，但瞿秋白拒绝了这份收入可观的差事，颇使堂兄不解。事后，瞿纯白才知道，堂弟已属于共产党人，从此专门从事党的工作，成为职业革命者了。

瞿纯白的住宅，是一个不算小的宅院，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偏院，左边第一进是前院，院中植有两株西府海棠，瞿秋白住在前院的正房，中间隔着堂屋，与瞿纯白夫妇的房间相对。右第二进的大院周围有三个小院，分布着厨房、客房、洗澡房等。夜里，瞿秋白经常伏案写作，睡得很晚，白天常常出去。一位俄国记者常偕夫人来访，并一起到女高师去听音乐会。偶有闲时，瞿秋白对瞿纯白夫妇和侄儿重华、小农，绘声绘色地介绍他在苏俄的见闻，并教孩子们学唱《赤潮曲》、《国际歌》等歌曲。《赤潮曲》是他自己创作的，时间应在1923年春夏之交。歌词最后写道：“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万丈涌。”有一次唱罢这首歌，他问重华：“你知道是谁养活了我们吗？”重华爽快地答道：“是爸爸挣钱养活我们。”他听了不觉笑了起来，接着他耐心地向重华讲解工人、农夫创造财富的道理。他说：“假若没农夫种田，工人做工，你爸爸挣的钱再多，也要饿肚皮的。”说得重华、小农也都笑了起来。

《国际歌》的歌词，是瞿秋白在这时重新翻译的。在此之前，《国际歌》在中国已有三种译文，但由于译文不够确切，而且没有与原歌的曲谱配译，都不能歌唱。为了使《国际歌》成为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的歌曲，瞿秋白按照曲谱配译中文歌词。瞿秋白家有一架风琴，他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反复吟唱译词，不断斟酌修改，直到顺口易唱为止。法文“国际”这个词，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这个音节有八拍，不易唱好。瞿秋白经过再三琢磨，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这个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为了就近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于1922年10月迁往北京。“二七”惨案发生后，北方工运转入低潮，中央机关又迁回上海。瞿秋白后来也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并接受中央委托，负责筹办《新青年》季刊，担任主编，同时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并为这些刊物撰稿。当时，根据中共中央规定，党中央的这三个机关刊物，大致分工是：《新青年》侧重理论问题；《向导》侧重政治评论；《前锋》侧重经济理论。但是实际上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问世。瞿秋白把创刊号编成“共产国际号”专刊，并亲自题写刊名，设计了封面。

据不完全统计，瞿秋白回国后，从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方面的文章有二百多篇，一百多万字，其中1925年五卅运动前约占半数，可以说，这是他的理论著述最丰富、最辉煌的时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的基础上，他精辟的、富有远见的提出和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题，诸如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情况，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应当掌握对国民革命的指导权；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的中枢；武装平民实行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等问题，从而在理论上实践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中国革命都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