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唯物主义”
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经济问题，是瞿秋白考察的重要课题。1921年春，俄国仍然是不平静的。苏维埃国家内部的状况非常困难。国民经济只相当于19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的水平，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大部分企业无法开工。按人口平均计算，生铁的产量每人不到一公斤，棉织品每人不到一公尺，居民最必需的工业品极度缺乏。工业中心的工人常常挨饿，许多人为了逃避饥荒跑到农村去。而农村经济也非常困难，1920年农业产值只等于沙皇俄国农业产值的一半多，粮食和其它最必需的食品都不够，除了经济上的困难，还发生了政治性的严重危机。农民不满意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因为根据余粮收集制，农民必须交出全部余粮。这种制度不能刺激他们发展自己的经济，他们希望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在市场上自由出卖自己的产品和购买工业品。农民的这种不满情绪，被国内的敌对势力利用，煽动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在坦博夫省、顿河、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等地，发生了农民暴动。1921年3月初，正当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彼得堡附近的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了水兵暴动，口号是“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派！”企图排除共产党人对苏维埃的领导，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瞿秋白把这次事变称之为“革命的反动”，叛变被红军迅速平息，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瞿秋白初到莫斯科认识的一位共产党员，在镇压叛乱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国内政治危机，促使俄共中央和列宁开始研究由适合国内战争的政策过渡到能够实现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政策的途径。3月8日到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大会建议政府立即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粮食税的税额应该大大低于粮收集制的征收额。免征贫苦农民的某些实物税，在特殊情况下免征各种形式的实物税，优待勤劳的业主，在地方经济周转的范围内允许买卖剩余产品。新经济政策保证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结成牢固的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
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并以满腔热情忠实地报道了大会情况。3、4月间，他写了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全文约三万字，从6月22日起到9月23日，在北京《晨报》上连载了二十七次。他向中国人民报告了苏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状况。
瞿秋白是一个真挚热情地追求真理的青年新闻工作者，他带着严肃的科学态度，去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考察革命后的俄罗斯。他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追求与信仰，同宗教的偶像崇拜和教条迷信不同。他向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但决不先入为主地观察和描绘苏俄社会，把那里写成是一片光明的极乐世界，或者匆忙得出简单肯定的结论。他要对社会现象进行周密的调查和深入的思考，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就是他所说的“世间的唯物主义”。
农民问题，官僚问题，宗教问题，苏俄社会中这种种的阴暗现象，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它引起了瞿秋白的沉思。他没有迷惑，而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索和分析它们的社会历史根源。他指出农民的反抗，民众的迷信，是旧俄这个经济落后国家的守旧性，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反映；而官僚贪污作弊，则是植根于封建遗毒，东方式专制政体。由此，他论到“俄罗斯东方式的国民性”，指出：原来俄罗斯民族本较西欧各民族包含些东方性。譬如沿街小便，戏院里吸烟室里烟灰火柴满地，约人常常失信，这还都是小节。下级官吏的作弊受贿，尤其是俄皇时代遗传下的“成绩”中最显著的一点。“因有社会经济的根源，只在变化不在消灭，革命的巨潮如此汹猛尚且只扫刷掉一些”。可喜的是，现在无产阶级新文学已出现新的果戈里式的作家为官僚主义画像，而共产党的报纸也积极努力的攻击官僚主义。这就证明，这些阴暗现象，都不是苏维埃新社会自身的痼疾，它们将不断受到新兴力量的冲击，逐步地被消除。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必将带来新的建设，新的生活。瞿秋白正确地向人们说明：“共产主义是‘理想’，实行共产主义的是‘人’，是‘人间的’。他们所以不免有弊病，也是自然不可避免的现象。如单就‘提携小民族，使越过资本主义的过程并达到共产主义’的大政方针，及他们首领的高度警惕，抱定宗旨，不屈不挠的去实行，这种态度看起来，虽不能断定他们最后的成功，然而必是见他们实行自己的理想，并且能深切研究实际生活中之状况及对付它们的很多办法。这是中国人所应当注意的。”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继公布课税法改善农民生活以后，又着手改善工人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公布了关于工人报酬问题等一系列法令。新经济政策实施，不久便见功效。瞿秋白在采访考察中，亲身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实际生活带来的变化。对于苏俄政府的新政策，瞿秋白真是佩服了！他欣然写了一系列的通信，如《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俄罗斯之工人及协作社问题》、《俄都纪闻》、《劳农政府内政外交之新局面》等，高度评价了新经济政策对巩固工农联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功绩。指出：“劳农政府从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国内经济生活都因自由商务的开放而渐渐发展”，“此期是劳农政府最发展的时期”，俄国“复活”了！因而他由衷地称赞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第二篇”，是“社会革命史之第二篇”。
在苏俄两年，瞿秋白的考察采访所涉及的方面很广，接触的人物很多，上至领袖、教授，下至老妪、幼童，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了解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情况，写出了五六十篇（其中遗失十多篇）旅俄通信，仅在《晨报》上发表的就有四十篇，约十六万字。他出色地完成了《晨报》所赋予的使命，称得上是一位年轻有为、才华出众的驻外记者。
1921年6月，莫斯科的初夏时节，莫斯科河畔已经绿草如茵，灌木青青，一派生机勃勃。这时有四个国际性的大会即将在这里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妇女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感到了革命的力量，他把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盛大集会，形象地称之为“莫斯科的赤潮”，并使自己投身于这赤潮的澎湃波涛之中，进行紧张的采访活动。
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开幕式。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出席了大会。他报道大会的盛况说：“大剧院五千余座位都座得满满的，在台上四望，真是人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祗诺维叶夫致开会词：‘我以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宣布第三次……共产国际大会开会……’下面鼓掌声如巨雷，奏《国际歌》”。各国代表致词后，著名歌唱家夏里亚宾唱歌助兴，最后全场五千多人都卷入《劳工歌》的声浪中了。瞿秋白的思想的浪潮，也随着莫斯科的赤潮激荡着，他把激动的感情融进了新闻报道中。
开幕式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安德莱厅进行。瞿秋白再次来到这艺术之宫。今天，这古旧朴素的宫殿，似乎在赤潮中更增添了异样的光彩。他写道：“现今则安德莱厅赤色光辉四射，全宇宙映耀，各国劳动者代表的演讲，声音震及环球，——第三次大会的共产国际；今日的克莱摩宫真做得人类文化三阶段的驳杂光怪的象征。”
7月6日，在瞿秋白的旅俄生活中，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在安德莱厅瞿秋白荣幸地看到了伟大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他在当日写下了一段文字，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并且最早向亿万中国人民描绘了列宁的形象。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坚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
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会间休息时，瞿秋白在走廊上遇见了列宁。看到这位举世景仰的革命伟人，瞿秋白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可惜列宁实在太忙，他亲切地指给瞿秋白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简略地谈了几句话，便道歉分别了。虽然只是简短而匆匆的会面，却使瞿秋白心里异常激动，他说：“政治生活的莫斯科这次才第一次与我有一深切的感想呵。”会间，瞿秋白也见到了托洛茨基，并谈了话。
俄国女友苏菲亚·托尔斯泰曾经数次邀约瞿秋白等，到清田村（即雅斯纳亚波梁纳）一游，但是因为忙，一直未能成行。清田村离莫斯科四百余里，列夫·托尔斯泰的邸宅就在这里。十月革命后邸宅保存完好，由教育人民委员会管理，改为托尔斯泰邸宅陈列馆。10月间，恰好逢上莫斯科教育厅第一试验模范女校有一班学生读托尔斯泰文学事迹后，要到清田村游览实习，于是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已于5月间赴柏林）便趁便同行。
10月13日晚从莫斯科苦尔斯克车站登上火车，14日抵图拉，停车至晚又行，夜里抵达清田站住宿。15日由清田站步行，向托氏邸宅走去。托尔斯泰邸宅是一座中世纪式堡垒，原是托尔斯泰母亲家复尔康斯基公爵的遗产。托尔斯泰的幼女、也是陈列馆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出迎参观者，并讲解室内陈列内容。使瞿秋白感到惊讶的是，托尔斯泰书房中竟有芝加哥出版的汉英对照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午餐时，瞿秋白与托尔斯泰的妻妹以及幼女亚历山大、媳安德莱夫人等同桌，他们频频问及中国的政治情况、老子学说等。饭后，安德莱夫人友好地邀请瞿秋白等游览花园，他们在法国式的小径上漫步，谈话。他们信步走到一位农民家中，女主人原是托尔斯泰的农奴，还有一位客人是安德莱夫人以前的陪嫁丫环。女主人很热情，招待他们吃茶。
从农民家中出来，他们去参观托尔斯泰主义者创办的公社。公社主人欢迎中国客人，并向他们介绍了公社的情形。
归途，瞿秋白又到农民中访问。一位农民对他说，由于实行粮食税，负担轻些，但生活还不宽裕。谈到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公社，他说：他们都是大学生，虽说什么集体合作生产，究竟不大会种田。那四五十亩田，据我看来，还不如分给我们小农好些，农民有他们自己的观点。
清田村一游，瞿秋白感到畅心满意。他看到了旧俄贵族遗风还喘息于乡野，依稀度着残梦。知识分子的唯心派，新村运动，还在作最后的表演，虽然他们不具有生命力。农民的生活，仍然不富裕；他们和富有的知识分子之间，在情感上也是两样的。由此他加深了对于俄国社会的认识。
回到莫斯科后，农民问题一直在瞿秋白的头脑中萦回。新村运动，虽然在苏俄还与苏维埃农场、协作社一起存在着，但它终究不能解决农民问题。他说：“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同时农民却是小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的。”“农业会议近来屡次宣言土地国有的原则，而使用土地者的私有生产品权仍保存，——因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在现实的世界中，不得不有此政策。”瞿秋白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实行土地国有是革命第一期的土地政策，现在第二期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为了加强“无产的工人与小资产的农民间之协调”，即巩固工农之间的联盟。对于俄国农民问题的历史发展和前景，瞿秋白这样写道：“资本主义中‘最初积累’的发展，必定令农民为阶级的分化；国家工业的发达，必定一面吸收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一面扩充财政，技术的影响于乡间，——相对的双方发展；在某一时期之后，引到非常剧烈的经济的阶级斗争——然后智者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及西欧美洲的奋起，方能创建社会主义现实的基础。固然，俄罗斯革命的意义，不是这几字可尽，然而很可以明白：俄国不能成隔离的新村制，而是现实经济改造世界中之一部分。”这一段文字，从俄国的工农联盟，联系到世界范围的革命联合，说明作者的目光是远大的，他的论点中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色彩。
瞿秋白怀着极大的求知欲望，来到俄罗斯大地，他把革命后的俄国比之为琳琅满目的宝山，他要集中全力取回宝物，去献给苦难的祖国。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顽强刻苦地学习着。生活条件本来已很艰苦，他还要节衣缩食，自己烧饭和料理生活，吃得很不好，甚至吃不饱，连定量供给的一点糖，他都节省下来去买书。因此，到莫斯科不久，瞿秋白就患病了。1921年3月11日他在记事中说：“莫斯科生活开始，我们求学考察还正兴致勃勃，然而因物质生活的困苦，竟奄奄有些小恙。”这次的病，大约七八天才痊愈。到了7月，又突然病倒，整整卧床一个月。7月6日到8月5日之间，没有写作，8月初，经医生诊断，左肺有病，并劝他“回国为是”。
由于物质生活降低，工作量急剧增加，瞿秋白的身体越来越坏了。1921年12月15日，他住进莫斯科高山疗养院。1922年1月21日，在共产国际发起和指导下，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是为了推动和促进远东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抵制和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华盛顿会议而召开的。中国、日本、朝鲜、蒙古等都派出了代表团。中国代表团由相当广泛的社会成员组成，中共代表是张国焘、国民党代表是张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瞿秋白、林育南、任弼时、罗亦农、俞秀松、柯庆施、肖劲光、贺衷寒、卜士奇、王象千等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也分别以各地区、各团体代表的资格出席大会。
瞿秋白是带着病参加会议的。在高山疗养院的一个多月中，他感到恬静，有时也感到精神的疲乏。参加远东会议，实在使瞿秋白过度的兴奋。但是，他的病本来就不轻，医生说他的一叶肺已经溃疡，只能支持二三年。他除了作为参加会议的代表，还担任会议的翻译工作，很是劳累。因此，当大会闭幕式移至彼得格勒举行时，他便病倒了。他从旧帝国国会的会议大厅勉强走回国际旅馆，血痰又出现，他高烧昏睡了四五天。2月7日，在模糊梦寐中，被送回莫斯科，又住进高山疗养院。在病榻上，他把吊灯拉下拴在床架上，躺在床上看书，俯在枕上写作。从2月9日到3月下旬，先后写成《彼得之城》、《俄雪》、《美人之声》、《阿弥陀佛》、《新村》、《海》、《尧子河》、《新的现实》、《生活》等文。约在4月中旬，出高山疗养院，又连续写通信《赤俄之第四年》、《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一九二二年之亚欧与苏维埃俄罗斯》、《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日诺亚会议后之中俄外交》、《世界劳工统一战线与莫斯科》、《知识阶级与劳农国家》、《海牙会议与俄罗斯》、《欧俄新订之劳工保险法》、《欧俄国内商业之新发展》、《海牙会议后欧俄经济之前途》、《苏俄一九二二年之丰收》、《新经济政策之因，旧政治思想之果》、《劳农俄国之经济前途》等文，从莫斯科寄给北京《晨报》。《晨报》对瞿秋白的来稿，均冠以“莫斯科通信”字样，专栏发表。自1922年7月到11月共发表通信十七篇（其中有的文章续刊四、五次）。可以这样说，瞿秋白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者。
1922年11月5日到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派出由陈独秀、刘仁静等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瞿秋白做为中共代表团的译员，也参加了大会。会议讨论了东方问题，通过《东方问题（提纲）》，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蓬勃高涨，强调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会议还制定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即《一月决议》，其中的基本思想是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大会结束后，陈独秀鉴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请瞿秋白回国工作。瞿秋白也考虑到在苏俄“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的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苏、俄中国书籍没有，不用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于是决定回国。
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告别了生活和工作了两年的莫斯科，登程返国。
离别两年于兹的俄罗斯大地，瞿秋白感慨不已。“我离俄国，真正有些徘徊不舍的感慨，——那一种纯朴自然、新生的内力，活泼向上的气象是有叫人留恋之处，虽然也有不少糊涂颟顸的蠢气，却不害其为世界第一新国，——劳农的国家。”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度里，经过两年的磨炼，学习，思索，探求，青年的瞿秋白开始走向成熟了，在世界观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将返回故园——苦难深重的祖国，献上自己全部的青春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