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论战与批判及杂文创作

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在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指使下，公开揭出反共、反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是一个最猖狂、最反动的派别。这个派别的头面人物有潘公展（上海市社会局长）、王平陵（《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电影检查委员）、朱应鹏（上海市政府委员）、范争波（上海市党部委员，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黄震遐（军官）等，纠集一批党棍、政客、流氓、特务、文痞，出版刊物，发表文章和作品，集中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叫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将使中国文艺“陷于必然的倾圮”。宣扬“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企图借用民族主义的招牌，抹杀阶级社会中任何民族同时又都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事实，模糊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让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冒充全民族的代表，要求劳动人民停止阶级反抗，而屈从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瞿秋白重返文学战线，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猖獗之时。因此，他所扫荡的第一股敌人，便是“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1932年8、9月间，他先后发表了《屠夫文学》和《青年的九月》两篇文章，给了“民族主义文学”以致命的一击。

瞿秋白、鲁迅、茅盾和左联的其他革命作家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揭露和批判，使这个反革命文学派别一出笼便处于被声讨的地位。它虽有反动政府的权势和金钱的支撑，仍然成不了气候，终于败下阵去。

三十年代初期，是瞿秋白杂文写作成就最大，数量最集中的时期，成为鲁迅以外最杰出的杂文作家。瞿秋白从二十年代初开始撰写杂文，他在俄国所写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集中，已有些文章带着随感录的色彩。它们多半论从事出，寓哲理思辨于其中，除去两书中这些杂文化的散文，还有《涴漫的狱中日记》、《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及吴稚晖》那样的小说化的杂文。1923年1月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最低问题——狗彘食人的中国》一文，可以说是他所写的“正宗”杂文的开篇。随后，他又以巨缘笔名发表杂文十二篇于1923年《前锋》“寸铁”栏。这十二篇杂文，涉及面广，诸如《二十世纪的绝妙好辞》、《康有为与许斯，梁启超与芳泽》，《中国的花车与美国的公使》，《小小一个罪恶》等等，大多以雄健的笔力，各逞变化之妙，冷嘲热讽，淋漓尽致。从这时到1926年，他大约写了四十余篇政论性杂文，发表于《向导》、《热血日报》上。1927年到1930年，瞿秋白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事务缠身，杂文写作中断。从1931年起，被迫离开党的领导岗位，才重新拿起笔，写起杂文。同前期一样，后期杂文仍是政治性的。

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都反映他作为共产党人和政治活动家的敏感。他把杂文作为一种扫射旧世界的火力，一种向敌人进行战斗的武器，因而笔力豪骋，才思敏捷，旗帜鲜明，通俗易懂，直言不讳，言必尽意。在体裁和方法上，多姿多彩，不拘一格，或为政论性杂文，或为短评式杂文，或为抒情诗似的杂文，或为叙事记述的杂文；随感、随笔、书评、寓言、经传、戏曲、平话、诗话、打油诗，在瞿秋白的笔下，都运用自如，挥洒成趣，融入了他的杂文创作中。瞿秋白大量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也有不少的杂文，是鼓舞群众前进的战鼓和号角。如《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在巴黎》，就是这样歌颂性杂文。这在当时一般杂文中，是少有的新的主题。瞿秋白的杂文多深入浅出，明白流畅，热情奔放，较少含蓄，富于鼓动性和号召力；好多理论分析而较少解剖具体事实，带有他过去大量写过的政治论文的格调。但是，也应指出：并不是他所有的杂文都明白流畅，较少含蓄。他也有隐晦曲折的文章，如《菲洲鬼话》、《人才易得》等篇就是。对于杂文家的瞿秋白的成就，杂文研究者指出：由鲁迅在五四时期开创的杂文，三十年代达到一个高峰；峰顶是鲁迅，次高峰是瞿秋白和茅盾。也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就杂文而论，鲁迅和瞿秋白无疑是双峰插云的一代文宗。这两种相近的评价，反映了瞿秋白杂文创作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