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中
1919年的五四时代是爱国志士辈出的时代，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有倡导民主和科学以改造中国的陈独秀；有立志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中华”的李大钊；有以大声呐喊，医治“中国的昏乱病”的鲁迅；有“时时涤旧，染而新之”，以再造中华的毛泽东；有以使“中华腾飞”于世界为职志的周恩来；有以“新民”、“除暴君”为宏愿的蔡和森；有歌颂“火”与“凤凰”，以求“照彻世界”的郭沫若；有以“互助利群”来“谋求社会之改造”的恽代英，等等。瞿秋白也是爱国志士行列中杰出的一员。他心头久经压抑的火种，即刻同这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图存的大火连接在一起。他是俄文专修馆同学公推的学生代表，率领同学参加了5月4日天安门的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壮举。5月5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6日，各校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大纲，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担任学联的评议部议员。评议部的职责是议决学联的重大事项，各校不论人数多少，均出评议员二人。学联成立后，立即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接着，又投入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斗争。5月14日，北京政府徐世昌被迫发表挽留蔡元培的指令，同时却下令挽留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北京政府还连下两道命令恐吓和镇压爱国学生，宣称“遇有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惩”。这就更加激起了青年学生的反抗。北京学联经过多次酝酿，在5月18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19日起，实行总罢课。
瞿秋白所代表的俄文专修馆和他的朋友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等所代表的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等，都是北京学联的组成单位，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进行爱国活动。瞿秋白、郑振铎等人所在的学校，单位虽小，工作却很难开展，郑振铎说他自己“领导不起来，特别是我几乎成了‘单干’。”瞿秋白以阅历深，学识博，见解新见长，在这些年轻人中间，有“少年老成”之称。郑振铎说：“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
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以后，大规模地开展了讲演、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活动。瞿秋白率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冒着初夏的骄阳活跃在北京街头。由十人左右组成的讲演“十人团”尤其活跃，人烟稠密的商业区、游览区和庙会，是他们经常去的场所。讲演的题目有“爱国”、“青岛问题”、“争回青岛”、“国民自决”、“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青岛交涉失败的原因”、“山东与全国的关系”、“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国民快醒”、“抵抗强权”、“日本的野心和中国救亡的法子”、“五月四日”、“亡国之痛苦及救国之方法”等等。他们的讲演是紧密地结合着现实斗争，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对于促进群众的觉醒，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市民踊跃听讲，听到痛切处，往往痛哭流涕。
面对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运动，北京政府接连下令镇压。
北京政府为了扑灭五四爱国活动的烈火，在6月1日连发两道命令，一道是为卖国贼曹、章、陆洗刷罪行，掩饰北京政府媚日卖国的丑恶嘴脸；一道是诬蔑学生爱国行动“越轨”、“祸国”，限令“即日一律上课”，否则将予逮捕法办。
学生们的严正回答是：从6月3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讲演。倘遭逮捕，次日加倍出动；倘再被逮捕，次日再加倍出动，直到全体学生被捕完为止。
6月3日上午，北京二十多所学校各派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瞿秋白和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一起到达预定地点，开展讲演活动。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驱散听讲的群众，逮捕讲演的学生。当天，学生被逮者达一百七十八人，瞿秋白也被逮捕。由于捕人过多，警察厅已容纳不下，便把在北河沿的北京大学法科校舍临时改为拘留所。6月4日，有更多的学生上街讲演，又被捕去七百多人。北大法科收容不下，又把在马神庙的北大理科校舍改为临时监狱。瞿秋白和被捕同学一起坚持斗争，抗议军警非法捕人，要求立即释放。6月5日，各校出动讲演的学生，增加到五千余人。当日，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急忙召开国务会议，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但是被捕学生拒绝出狱，而且反拘了七名警察，留下两座军警帐篷，作为揭露反动当局的证据。6日，学联通告全国，控诉当局迫害爱国学生的罪行。直到6月8日，学生们为准备参加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大请愿，才离开了临时监狱，返回各校。
在全国人民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高压之下，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辱国的和约上签字。这两件事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有些人因此感到满足了，失去了斗争的积极性；但瞿秋白深感中国仍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他不能不出来说话。7月17日，他所写的《不签字后之办法》一文在《晨报》第六版发表。
瞿秋白对政府的要求有三条，中心意思是要求政府在外交中“须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失败之覆辙”，“更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这当然是“所望太奢”，因为北京政府是卖国政府，不卖国就得不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庇护和扶植，就无法对付人民的反抗，它注定是个软骨头的政府。
痛感祖国前途多难，岌岌可危，他于是提出“今日政府万不可靠”，具有明显的反对封建军阀政府的意义；“唯有与日人拼命”，则表现了他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他期待着人民大众奋起救亡图存，那感情是极其真挚灼热的。
这时，山东省发生了“马良祸鲁”事件，由此引起了全国人民对“鲁案”的声援。瞿秋白又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声援的斗争中。
山东是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盘踞的省份。山东督军张树元、济南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马良（回族）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7月21日，济南学、商、工、农各界千余人召开救国大会，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痛斥安福系的喉舌《昌言报》的卖国言论，冲入报馆，将该报经理、主编等捆绑牵至街头示众，然后送交省长公署和检查厅，要求对他们绳之以法。22日，张树元急电北京政府，请颁戒严令。25日，北京政府下令宣布济南戒严，以马良为戒严司令。马良公然主张中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反对抵制日货，“感激”日本接济饷械，甚至鼓吹中日合并。8月3日，山东学生请愿团要求省当局解除戒严令，禁止卖米给日本，释放被捕的爱国者。马良派兵镇压，捕去请愿者十六人，不久，又将马云亭等三位回族爱国者逮捕枪杀。
马良祸鲁残民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共愤。于是，一个以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为中心内容的请愿运动勃然兴起。北京、天津、山东、唐山、山海关等地代表齐集于北京进行联合请愿斗争，要求总统徐世昌取消山东戒严令。
瞿秋白参加了请愿斗争。
8月23日上午十时，瞿秋白和各地代表在北京山东中学集会，决定面见徐世昌，呈递请愿书。当天下午三时，瞿秋白与全体代表三十多人一齐到新华门。徐世昌不予接见，派警察处长和督察长敷衍代表，被代表们问得理屈词穷。四时许，京师警察厅竟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全体代表加以逮捕，拘入警厅。代表被拘，激起更大的反响。8月26日，北京、天津代表三十余人再往请愿，徐世昌仍不见。全体代表坚持到深夜，露宿于新华门外。27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到新华门，加入请愿行列。徐世昌仍拒不出见。当夜，二千余人都在新华门外露宿。28日上午，北京政府发出禁止请愿布告，诬指各界代表“不依照法定程序遽行请愿”，并威胁说：“倘再有此等行动，国法具在，断难曲予优容。”午后一时许，大批军警奉令将请愿群众胁迫到天安门。晚八时许，将其中请愿代表十一人拘捕，其余群众被武力驱散，受伤者达数十人。
北京政府原来打算把被捕的代表全部予以枪决，以收惩一儆百之效。但在全国爱国运动压力下，不得不在8月30日将两次逮捕拘押的请愿代表全部释放。
这是瞿秋白第二次被逮捕。由于劳碌过度，再加上监狱中的恶劣条件，他出狱之后，竟至吐血，病了几个月。表姐夫秦耐铭写信慰问他，他在复信中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热忱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思想发展的里程中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开始冲破个人孤独的、满足于心灵探索的壁牢，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投入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爱国反帝斗争。两次被捕的拘禁生活，使他看到了，并且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压迫与向往光明的人们所进行的反抗斗争；开始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变革，中国需要步入新时代。
五四时代的青年，站在名目繁多的“新思潮”面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局面，抱着热烈欢迎的态度，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大胆地议论着，但他们还缺乏足够的果敢把某一派学说当作自己唯一的旗帜，即便已经对某一家学说有所偏爱，总又企望尽可能地对各家兼收并蓄，要从各式各样的新思潮中提取他们认为最合适最理想的材料，构制出新社会的蓝图。与同时代追求真理的青年一样，为了使古老垂危的中国回春再造，为了使千百万像他母亲那样的好人免遭母亲那样的厄运，为了使一切人都幸福康乐，瞿秋白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
在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是受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的，后来又转向于憧憬社会主义学说，然而也是朦胧的。这一点，我们从瞿秋白参与编辑的《新社会》旬刊（1919年11月1日—1920年5月1日）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