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从出土的青铜器和甲骨文等材料中,我们可以证实,至晚到商朝中期,文明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发达的阶段。而司法文明,亦臻至一个新的高度。从传世文献中,更是可以看到典章制度的发达。《尚书·五子之歌》中,殷商贵族在哀叹世风日下,回忆祖先荣耀时,提到:
“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119]
可见商朝一开国就制定了一整套规模宏大的制度,为后世所用。即便在西周取代了商朝的统治后,也没有否认殷商的制度之美,反而强调商人原本是有一套很好的制度的,只是到了末期,商王悖法,商民涣散,所以天命才转向“小邦周”,这是人的问题,而非制度的不善,所以在向殷遗民发布文诰时,西周统治者提到: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120]
这“有册有典”和前面提到的“有典有则”相通,都是指制度的成熟。更能反衬这个“有册有典”的事实,西周统治者在派子弟往殷商故地去当诸侯时,谆谆告诫司法活动中的注意事项:
“王曰:‘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王曰:‘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乃汝尽逊,曰时叙,惟曰未有逊事。’”[121]
这就要求该诸侯王要照顾到此地人民的遗民特色,不要用西周法制强加于他们头上,而要按照“殷彝”用“殷罚”,因为“殷彝”是“有伦有要”“义刑义杀”的,具有很强的先进性。“殷彝”可能就是殷商旧法,至于到底是刻在青铜器上的法令还是殷商的习惯法,不得而知,衡诸法律发展的阶段,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点。不管如何,这都说明殷商创造的法制文明是可观的。其司法活动,虽带有强烈的天罚神判色彩,但比之于以前的时代,应该是有很大的进步的。绝不能用传说中纣王妲己的暴虐,来涵盖这一时期的司法活动整体。
遗憾的是,夏商历史距今实在久远,确切可考的文献实属凤毛麟角。夏商文献不足征之苦。孔子在世就已经感慨:“文献不足征”。很可能孔子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甲骨文。即便在材料已经相对丰富的商朝,关于法律的大体情形,也只能如张光直先生所云:“法律所体现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式有两部分组成,即商王对仁慈统治的许诺和对臣民服命的期冀。”[122]他还说:“我们认为,要想对商王朝的法律制度有一个较好的认识,只能通过发现一些有关编汇法律制度的文献,并从中发现有益的资料……甲骨卜辞可能就是册的一部分,但是,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关商典的任何痕迹。”[123]
总之,这段时间的司法文明,可以确定的线索是,较之于原始时代末期,已有很大进化,司法活动的确定性大大增强。到了商朝时期,可能还出现过“典”“册”“则”之类的法律渊源。司法活动一开始以“天罚”展开,最初纯粹是无意识的“天”,之后,人们将自己的主观情感和判断,融入进“天”这个命题当中,于是在“天罚”之外,加上“神判”的色彩,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建立了一整套司法设施和司法技术。这些都给后来西周时期的司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明财富。
【注释】
[1]参见(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五。
[2]此类言论在康氏的《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中均能发现。
[3]参见顾颉刚:“《尧典》著作时代考”,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24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72页。
[4]参见梁韦弦:“郭店简、上博简中的禅让学说与中国古史上的禅让制”,载《史学集刊》2006年第3期。
[5]唐冶泽:“略论禅让制的性质”,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6]朱小丰:“论禅让制度”,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3期。
[7]张政烺:《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页。
[8]参见张政烺:《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9页。
[9]王汉昌:“禅让制研究——兼论原始政治的一些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
[10]如《尚书·舜典》载:“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诗经·商颂·长发》提到:“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孟子·滕文公上》提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庄子·秋水》提到:“禹之时,十年九潦”;《墨子·七患》提到:“禹七年水”;等等。由此可知,大禹治水已经成为先秦文献中的历史事实。
[11]参见杨善群:“大禹治水地域与作用探论”,载《学术月刊》2002年第10期。
[12]侯仰军:“考古发现与大禹治水真相”,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2期。
[13]杨善群:“大禹治水地域与作用探论”,载《学术月刊》2002年第10期。
[14]《史记·夏本纪》。
[15]表格系引自[日]宫本一夫:《从神化到历史:神化时代·夏王朝》,吴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4页。
[16]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215页。
[17]《左传·襄公四年》。
[18]《汉书·郊祀志上》。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
[20]参见《尚书·周书·立政》。
[21]《礼记·明堂位》。
[22]《尚书·大禹谟》。
[2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载《考古》2005年第7期。
[2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载《考古》2005年第7期。
[25]参见马世之:“登封王城岗城址与禹都阳城”,载《中原文物》2008年第2期。
[26]关于夏都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参见严耕望:“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载严耕望:《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6页。
[27]李岩:“大禹治水与中国国家起源”,载《学术论坛》2011年第10期。
[28]《诗经·商颂·玄鸟》。
[29]李白凤先生认为:“商之先,就是在河南东部商丘一带最早聚居的以‘鸟’为其图腾的氏族。”载李白凤:《东夷杂考》,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而闻一多认为“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参见闻一多:“龙凤”,载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30]傅斯年先生认为商虽非夷人,但抚有东夷,是从东北海滨之地西进中原,最后成为天下之主的。详尽的论证参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载傅斯年:《民族与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页。
[31]《诗经·商颂·长发》。
[32]《尚书·汤誓》载:“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从中可以看出夏桀为政暴虐,到最后至众叛亲离的地步,老百姓都宁愿与他同归于尽。当然,这里面同样带有儒家“吊民伐罪”的征伐正义观的色彩。
[33]《诗经·商颂·长发》。
[34]《诗经·商颂·长发》。
[35]张政烺:《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9页。
[36]《诗经·商颂·殷武》。
[37]参见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253页。
[38]参见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3～70页。
[39]董作宾:“论商人以十日为名”,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80页。
[40]董作宾:“论商人以十日为名”,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80页。
[41]详细的灭商过程,参见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2～109页。
[42]《尚书·酒诰》。
[43]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44]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45]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转引自胡留元、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45页。
[46]参见《史记·殷本纪》。
[47]张纯明:《中国政治二千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
[48]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49]《国语·鲁语下》。
[50]《山海经·大荒北经》。
[51]《史记·夏本纪》。
[52]《史记·夏本纪》。
[53]《尚书·五子之歌》。
[54]《史记·夏本纪》。
[55]此钧台为康熙十八年(1679年)建,为砖石结构,略呈方形,高4.4米,阔7.4米,台下有洞,进深6.15米。南面正中有洞门,宽2.46米,高2.87米,块石拱券,上额书“古钧台”。
[56]《诗经·商颂·长发》。
[57]聂石樵编,雒三桂、李山注:《诗经新注》,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657～658页。(https://www.daowen.com)
[58]《诗经·商颂·殷武》。
[59]《尚书·多士》。
[60]《尚书·康诰》。
[61]参见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199页。
[62]《尚书·舜典》。
[63]关于此最详尽的考证,参见[日]滋贺秀三:“中国上古刑罚考——以盟誓为线索”,载杨一凡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 丙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221页。该卷收录了日本学者考证中国先秦和秦汉法制史的重要成果,该卷主编为日本学者籾山明教授,译者为徐世虹教授。
[64]《尚书·甘誓》。
[65]《史记·夏本纪》。
[66]《尚书·胤征》。
[67]《尚书·胤征》。
[68]《尚书·汤誓》。
[69]《尚书·仲虺之诰》。
[70]最典型的论证出现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孟子提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可见汤因仁义而吊民伐罪,但这很明显是儒家的思想观念。在夏商鼎革之际,天罚的说服力要高于仁义。
[71]《卜辞通纂》,转引自郭沫若:《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72]《尚书·盘庚上》。
[73]《尚书·盘庚中》。
[74]《尚书·盘庚下》。
[75]参见《史记·殷本纪》。
[76]《尚书·太甲上》。
[77]《尚书·太甲中》。
[78]《孟子·尽心上》。
[79]《尚书·太甲下》。
[80]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70页。
[81](清)沈日霖《粤西琐记》,载(清)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卷三八,光绪十七年(1891年)南清河王氏铅印本,第七帙,第185页。
[82]徐晓光:“狩猎采集活动中早期习惯法渊源探析——以黔桂边界瑶族的几个支系为视点的研究”,载《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83]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72页。
[84]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72页。
[85]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72页。
[86]关于法律史学界利用这些材料进行商朝法律研究的情形,参见李力:“寻找商代法律的遗迹——从传世文献到殷墟甲骨文”,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87]参见李力:“寻找商代法律的遗迹——从传世文献到殷墟甲骨文”,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88]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89]《礼记·表记》。
[90](宋)朱熹:《答吕伯恭书》,转引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8页。
[91]参见胡朴安:《周易古史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92]胡朴安:《周易古史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93]《史记·殷本纪》。
[94]《列女传》卷七,《孽嬖传·殷纣妲己》。
[95]《论语·子张》。
[96]参见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载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11～221页。
[97]《尚书·甘誓》。
[98]《尚书·汤誓》。
[99]《尚书·仲虺之诰》。
[100]《尚书·伊训》。
[101]《尚书·太甲上》。
[102]《尚书·盘庚中》。
[103]《尚书·泰誓上》。
[104]《孟子·梁惠王下》。
[105]最著名的例子即董作宾《殷历谱》一书,该书主要利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配合传世文献,缀合出盘庚迁殷直至帝辛(商纣)亡国的200多年间的商代历谱与商王事迹,高度印证了史记的记载。参见董作宾:《殷历谱》,载《董作宾先生全集 乙编》(第1册、第2册),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
[106]考古学家邹衡先生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个方面论证并提出了偃师商城并非汤都西亳,而是太甲流放的桐宫,即早商离宫,虽然这一说法在此后的数十年间频遭质疑,但却也表明“桐宫”也并非纯为传说。参见邹衡:“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107]《周易·蒙》。
[108]《周易·随》。
[109]《周易·噬嗑》。
[110]《周易·噬嗑》。
[111]《周易·坎》。
[11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64～66页。
[113]袁庭栋:《周易初阶》,巴蜀书社1991年版,“前言”。
[114]《孟子·尽心上》。
[115]以下卜辞均来自该书,参见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编号为原编者所加。
[116]胡留元、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4页。
[117]具体内容参见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中华书局2006年版。
[118]参见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
[119]《尚书·五子之歌》。
[120]《尚书·多士》。
[121]《尚书·康诰》。
[122]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123]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