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结
由上可知，《环境保护税法》意味着独立型环境税方案的胜出，立法方向的正确保证了这部法律有了科学立法的靶向和基础，不至于南辕北辙。但是，这也意味着立法者所选定的独立型环境税方案并非理想的独立型环境税方案，而是“瘦身版”的或“矮化版”的独立型环境税方案。
通过对税收的作用环节、税种职能的分工以及税法原则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比较，新设独立型环境税的方案显然比通过传统税种增设税目的方案更有利于实现排污费改税的目标，更有利于实现“规制—收入”复合功能。我国选择新设税种开征环境税是值得肯定的，在保证“规制—收入”复合功能实现的基础上，对其双重红利甚至多重红利的实现也有积极作用。当然，新设环境税的方案并未否定传统税种加强环境保护功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传统税种仍然有必要通过增设税目或调整其他具体课税要素的方式促进节能减排。在环境税和其他各个税种的共同作用下，整体税制可以实现“绿化”或“环保化”。
无论从理论上来看，还是从实践上来看，都必须坚持辩证看待独立型环境税和关联型环境税两者关系的立场，任何片面且偏激地对待这两者的观点，都不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都不适合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也无法在理论上自圆其说。独立型环境税在凸显环境税法复合功能或多重红利等方面具有积极效应，在肯定独立型环境税立法的基础上，我们也应该关注传统税种的“环保化”，加快整体税制的“绿化”，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1]参见何锦前：“排污费改税：新设税种还是增设税目”，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
[2]参见鲁篱：“环境税——规制公害的新举措”，载《法学》1994年第3期。
[3]参见靳怀刚：“解放思想 立志改革 开创环保工作新局面”，载《环境管理》1983年第4期。
[4]参见杨斌：“理财模式的转换——生态财政论”，载《财经理论与实践》1986年第4期。
[5]参见何锦前：“环境税与环保制度的矛盾与化解——以行政部门为视角”，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6]See OECD，Recommendation of the Council on Guiding Principles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OECD／LEGAL／0102，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72.
[7]徐孟洲：《税法》（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8]参见宋海宏、宛立、秦鑫主编：《城市生态与环境保护》，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9页。
[9]参见黄占斌、单爱琴主编：《环境生物学》，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10]［美］哈维·S.罗森、特德·盖亚：《财政学》（第8版），郭庆旺、赵志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11]［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5页。
[12]Afggie Paulus，The Feasibility of Ecological Taxation，Universitaire Pers Maas⁃tricht，1995，p.45.
[13]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1页。
[14]参见邓子基：《税种结构研究》，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3页。(https://www.daowen.com)
[15]参见刘隆亨：《税法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
[16]See Katri Kosonen，“Why Are Environmental Tax Revenues Fall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in Claudia Dias Soares et al.eds.，Critical Issues in Environmental Taxation：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37－56.
[17]参见何锦前：“论环境税法的功能定位——基于对‘零税收论’的反思”，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4期。
[18]See Christopher Hilson，Regulating Pollution：A UK and EC Perspective，Hart Publishing，2000，pp.120－121.
[19]很多国家的实践都表明，“纳税人具有通过一系列法律‘漏洞’避税的能力”。参见［美］B.盖伊·彼得斯：《税收政治学》，郭为桂、黄宁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20]［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3页。
[21]［德］J.H.冯·基尔希曼：“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在柏林法学会的演讲”，赵阳译，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
[22]See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William Pickering，1995，pp.270－271.
[23]See Don Fullerton，Andrew Leicester，Stephen Smith，“Environmental Taxes”，in IFS ed.，Dimensions of Tax Design：The Mirrlees Revie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434.
[24]See Cass R.Sunstein，Risk and Reason：Safety，Law，and the Environ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40.
[25]See George A.Akerlof，“The Market for‘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4，No.3，1970，pp.488－500.
[26]［美］哈维·S.罗森、特德·盖亚：《财政学》（第8版），郭庆旺、赵志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27]See W.Brian Arthur，“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The Economic Journal，Vol.99，1989，pp.116－131；Douglass 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83－106.
[28]参见《环境保护》编辑部：“科学设计环境保护税 引领创新生态文明制度——访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王金南”，载《环境保护》2015年第16期。
[29]参见何锦前：“环境税税目设计的原则与路径——以发展方式转变为背景”，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30]See Wallace E.Oates，“Green Taxes，Can We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 Tax System at the Same Time？”，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Vol.61.No.4，1995，pp.915－922.
[31]See Kris Bachus，“Improving the Methodology for Measuring the Greening of the Tax System”，in Larry Kreiser et al.eds，Green Taxatio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12，pp.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