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示和力比多

暗示和力比多

我们的研究从一个基本事实出发：群体中个体的心理活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的情绪变得格外亢奋，他的智力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两个变化显然都是为了向其他群体成员看齐；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清除每个个体对欲望的限制，令其放弃原本的倾向。我们现已知道，通过将群体在较高层次上“组织化”，这些人们所不愿看到的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避免。但群体心理的两大基本事实，也即原始群体的“情绪亢奋”和“思维受阻”，依然无人反驳。接下来，我们将致力于对个体在群体中的这一心理变化给出心理学层面的解释。

上文提到，个体在群体中受到威慑，从而激发其自我保存的欲望。像这类理性因素，不足以完整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遗憾的是，许多社会学和大众心理学研究者给出的解释，基本上都与“暗示”这个充满魔力的词语相关，最多只是换一套说辞而已。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将其称作“模仿”，但有人不无道理地指出，模仿也属于暗示范畴，它是后者的延续。

勒庞认为社会现象中所有令人惊奇之处都源自两大要素：个体间的相互暗示和领袖的威望。但威望的表现就是引发暗示。麦克杜格尔提出的“原始情绪传导原则”，初看似乎与暗示无关。但仔细想来，这个原则主张的无非也是“模仿”和“传染”，只不过它更强调情绪因素。当我们从他人身上感知到某种情绪状态，就容易产生相同的情绪，这种趋势无疑存在。但我们又能举出多少成功抵御外来情绪侵袭，将它拒之门外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做出回应的例子呢？为何当我们身处群体之中，就会屈从于这种传染作用？人们又会说，是群体的暗示性影响促使我们顺应模仿的趋势，是它把情绪传导给了我们。另外，麦克杜格尔也从未回避暗示这个概念﹐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曾说：易受暗示是群体的一大特征。

所以我们不得不相信，暗示（更准确的说法是可暗示性）是一种不可再分解的原始现象，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事实之一。这也是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的观点——1889年，我曾亲眼见证了他那令人瞠目的技艺。^[27]当时，我就隐约觉得这种粗暴的暗示手段存在不妥之处。如果病人不肯配合，就会这样被人训斥：“您到底在干吗？您这是在反抗暗示！”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暴行。当别人想通过暗示将他征服，患者当然有抵制暗示的权利。后来，我的怀疑又有了新的反对方向：能解释一切的暗示，本身却得不到合理的解释。说到这儿，我不禁又要重复那个古老的谜题了：

克里斯多夫背着基督，

基督背着全世界，

那你倒是说说，

克里斯多夫的脚当时放在哪儿啊？

时隔三十年后，当我再次面对暗示这一谜题，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只有一个例外恰恰证实了精神分析的影响，这里就不提了。我注意到，人们花了很大力气，去准确定义“暗示”这一概念，力求规范这个词的使用^[28]，这当然不是多余之举。因为随着这个词使用范围的扩展，它的词义也变得越来越松散，且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例如﹐英语中的“to suggest，suggestion”已经有了“建议、倡议”的意思。但对于暗示的本质，也即影响如何在缺乏足够逻辑支撑的情况下产生，目前还没有合理的解释。我对这一点绝不讳言，本来也打算通过对过去三十年间研究文献的分析来证明我的看法，但现在我的身边正好有人计划通过周密的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29]，所以我就放弃了原来的想法。

现在，我将试图借助力比多（Libido）^[30]的概念解析群体心理。此前，它在研究精神疾病的过程中已经给过我们许多帮助。

力比多这个称呼源自情绪理论。我们将它作为量化单位，衡量所有与爱相关的欲望的能量大小——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法测量它。我们这里所指的爱，主要是以实现性交合为目的的爱，也即通常意义上的性爱。它被许多作家所称颂。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其他与爱相关的情感，如自爱、对父母和子女的爱、友爱、普世之爱﹐以及对某些具体事物和抽象概念的喜爱。精神分析研究为我们的做法提供了依据。它认为，所有这些追求都是同一种欲望冲动——两性交合冲动的表现。虽然某些关系表面上避开了性目标，或是未能最终实现它，但性的原始本质依然在其中被保留了下来，并且很容易被辨识（如自我牺牲，渴求亲近）。

也就是说，“爱”这个词在语言中得到了丰富的使用，也具备了合理的含义。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作为科学研究和表述的根据。这样的做法，却为精神分析招致一片谩骂之声，就好像它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莽撞之举。实际上，这种广义的爱并非精神分析所原创。哲学家柏拉图所提出的“爱欲（Eros）”概念，无论是从起源、作用还是与性爱的关系上看，都与精神分析的力比多（性力）概念不谋而合。对此，纳赫曼松（Nachmansohn）和普菲斯特（Oskar Pfister）分别有过详细的论述。在写给哥林多人的那封著名书信中称颂爱至高无上的使徒保罗，肯定也在从广义角度理解爱。^[3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虽然表面上对伟大的思想家万般崇奉，内心里其实并不一定把他们当回事。

现在，精神分析从经验和来源的角度出发，将这类爱欲统称性欲﹐但大多数“饱学之士”都把这一名称的改变视作侮辱；作为报复，他们给精神分析打上了“泛性主义”的标签。谁若认为谈“性”侮辱和贬低了人格，那完全可以用更加文雅的表达代替，如“爱欲”或“情欲”。我原本也可以从一开始就这样做，那样还可以避免许多口舌之争。但我不愿这么做，因为我不会向懦弱让步。一旦走上这条道路，就不知道等待你的究竟是什么；起初是在用词上让步，后来可能就在内容上慢慢妥协了。我认为，羞于谈“性”，并没有可取之处；有人想用希腊语的“爱欲（Eros）”作为替代品，但这个词其实无非只是德语“爱（Liebe）”的翻版。何况，只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本就无须做任何妥协。

总之，我们不妨假设爱的关系（更为中性的表达是“情感联系”）也是群体心理的本质。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其他学者并没有提出过类似的说法。可能与其相对应的东西，都被隐藏在了暗示这道屏障之后。简单想来，我们的观点可能从两个方面得到支持：首先，显然有某种力量把群体连接在了一起。除了把世上众人连接在一起的爱欲，又有谁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呢？其次，我们注意到群体中的个体倾向于放弃个性，接受其他人的暗示。他这么做是为了与他人保持一致，而非对立。所以这么做，或许就是为了“取悦他人”^[3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