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居欲望

群居欲望

以为单凭这个公式就能解释群体秘密的人，恐怕高兴不了多久。我们不安地发现，矛盾只是被转移到了催眠的秘密身上，但其中还有许多没有解释清楚的内容。现在，另一个反对的声音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我们当然可以说，群体中异常充沛的情感联系，完全可被用于解释它的一个特征，也即其中的个体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行事从众，趋于平庸。但如果把群体当作一个整体，它还有更多的特征，如智力水平下降﹑情绪不受控﹑缺乏自制和容忍﹑表达感受超越一切限度﹑肆意妄为等等。勒庞所总结的这些特征无可争议地表明，群体的心理活动退化到了一个早期阶段，它与野人和孩童的心理水准大致相当。这样的退化尤为适用那些普通的群体；正如我们此前所说的那样，在那些高度组织化的人为群体中，退化得到了抑制。

对于群体，我们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单独的情感冲动和个体的智力活动力量过于薄弱，无法独自存在，它们必须借助他人的不断重复才能站稳脚跟。我们曾读到，这种依赖现象是社会中再正常不过的组成部分，而社会中缺乏原创性，也无人敢挺身而出，每个人都被集体心理所控制，它的表现形式有种族霸权、阶级偏见、公众意见等。能对他人施加暗示性影响的不只是领袖，每一个人都可以对另一个人施加影响，这也使得依赖关系变得更为扑朔迷离。说到这儿，我们不禁要反省：此前我们过于强调个体与领袖之间的关系，而对相互暗示不够重视。

所以我们不妨虚心倾听另一种声音，它承诺以较为简单的形式给出解释。以下的论述引自特罗特尔关于群体欲望的著作。这本书不失为一本佳作，唯一令人遗憾的是，它似乎未能摆脱“一战”的影响，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快。

特罗特尔把群体的心理现象归因于群居欲望（gregariousness）。无论对于人还是其他动物种类来说，这一欲望都是与生俱来的。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这种群聚效应与多细胞性类似，也是后者的延续。从力比多理论的意义上看，它代表了所有同类生物由力比多所引发的、集结成更大单位的倾向。独自存在的时候，个体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uncomplete）。小孩子的恐惧，就是群居欲望的表现之一。与群体分离，就是在与群体作对，所以，人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但群体会排斥一切新的、陌生的事物。群居欲望最为原始，不可继续分解（which cannot be split up）。

特罗特尔列出了他心目中的基本欲望（本能）：自我保存欲、营养欲、性欲和群居欲。最后的群居欲往往会跟其他三个欲望形成对立。他认为，负罪感和责任感是合群生物（gregarious animal）的性格特征。另外，特罗特尔认为精神分析在自我身上发现的、起压抑作用的力量也来自这种群居欲望﹔同样，医生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所遇到的抵抗也来源于此。语言的意义在于它是群体相互理解的工具，个体间的认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

正如勒庞主要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临时群体结构，麦克杜格尔专攻稳定的社会形式，特罗特尔重点关注最普通的、有人作为“政治动物”在其中生存的群体组织，并就此给出了心理学解释。在他看来，人们无须进一步推导群居欲望的来源，因为它最为原始、不可分解。虽然他也曾提到博里斯·西迪斯（Boris Sidis）认为群居欲望源自易受暗示性，但幸运的是，这一观点似乎并未对他造成太多影响，毕竟它遵循的只是一种常见的、不尽如人意的解释范式。在我看来，这句话或许得倒过来说：易受暗示性源自群居欲望才更为合理。

但相比反对其他人，我们也更有理由反对特罗特尔的叙述，因为他极少考虑领袖在群体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我们仍倾向于认为，忽视领袖的作用就无法洞悉群体的本质。群居欲望理论中根本没有领袖的位置，他只是凑巧加入了群体之中，这样一来，也无法解释人们为何需要上帝，总之，群龙无首，绝不可取。另外，特罗特尔的叙述从心理学角度看也并非无懈可击。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可以主张，群居欲望可能不像自我保存欲或性欲那样最为原始、不可分解。

还原群居欲望的形成过程绝非易事。小孩子独处时的恐惧，被特罗特尔解释为群居欲望的表现，但其实它更适合用另一种方式解释。它最初针对的是母亲，后来则是另一些亲近之人，是欲求不满的表现，小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把它转化为恐惧。独处小孩的恐惧，不会因为看到任意一个“群体成员”就得到缓解；相反，它往往是这类“陌生人”的到来所引起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根本无法在孩子身上觉察到群居欲望或集体感。这类情绪最早可在多个孩子同居一室时产生，且与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密切相关。最初，年长的孩子会对年幼的孩子心存忌妒，他想方设法让后来者远离父母，并剥夺他的一切权利。直到他发现，这个孩子——及之后的所有弟妹——都被父母用同样的方式所喜爱，而自己又没法在对其保持敌意的同时不伤害自己，于是他不得不对其他孩子产生认同。于是，这群孩子中出现了集体感或共同感；后来，它又在学校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反向作用的第一大诉求就是平等，也即让所有人受到相同的对待。众所周知，这一点在学校里十分重要，也不可改变。一个人如果做不成最受宠爱的学生，就会希望无人受到额外关照。若不是近来在另一些关系中也发现了这类现象，可能还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认同群体感可在儿童房和学校教室里让忌妒发生转变，甚至取而代之。我们不妨想想那些在一位男歌手或男钢琴家表演结束后一拥而上、被爱冲昏了头脑的女人和少女。她们显然彼此忌妒，但鉴于现场人数众多，爱欲的目标也没有实现的机会，她们干脆放弃了最初的念头，没有相互揪对方的头发，而是像一个统一的集体那样，以集体行动向那个被崇拜的人致敬。若是有机会瓜分他的毛发作为装饰，她们更会兴奋异常。她们本应是情敌，却因对同一个对象的爱，实现了相互认同。如果欲望像平常那样，有多个发泄渠道，那它肯定更青睐可能让它得到满足的渠道。假如现实状况不允许目标实现，那么即便其他渠道距离更近，也不会被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中随后出现的“集体精神”（esprit de corps），其根源在于原始的忌妒。没有人可以鹤立鸡群，大家都一样，贫富相等。所谓的社会平等，就是一个人得不到许多东西，所以其他人也必须放弃它们，或是不能就此提出要求。对平等的这一要求，正是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根源。出人意料的是，这一要求也体现在梅毒患者害怕把病传染给他人的心理活动中。借助精神分析，我们终于理解了这一现象。这群可怜人的恐惧，其实对应着他们潜意识中把疾病传染给他人的愿望。他们其实在想：为什么只有我们被感染﹑被隔离，而你们却没事呢？被传为佳话的所罗门判决，其实也是这个道理。^[47]如果一个女人自己的孩子死了，就不希望别人的孩子活着。正是基于这种愿望，所罗门找出了败诉的一方。

所以，社会情感基于从敌对情绪到积极联系的反转，而后者的本质是认同作用。回顾迄今为止的研究，我们发现这种转变的产生，受到了一种共同柔情联系的影响，而这种联系的作用对象是群体之外的某个人。我们对于认同作用的分析当然还不够详尽，但就我们当前的目标而言，只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对平等的不懈要求上就足够了。在分析教会和军队这两个人为群体时，我们说过它们的前提是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为领袖所爱。但我们不应忘记，这种对平等的要求只适用于群体中的个体，而不是它的领袖。所有的个体都希望保持一致，却又希望被一个人所统领。所以得以延续的群体，一是有众多相互认同的平等个体，二是有一个凌驾其上的领袖。所以，我们斗胆改一下特罗特尔的名言（“人类是群居动物”），提出“人类是部族动物”，也即一个由部族首领所领导的部族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