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人为群体：教会和军队

两种人为群体：教会和军队

回顾群体的形态，我们不难发现它的构成形式和发展方向十分多样。有的群体如昙花一现，有的群体旷日持久。有的群体是同质的，也即由同一类个体组成，另一些群体则是异质的。群体还可分为自然群体和由外部力量强迫形成的人为群体，或是原始群体和分工明确、高度组织化的群体。此外，我还要特别强调另一种分类方法，即无领袖群体和有领袖群体。这一点极少被其他学者所注意，而我这么做的理由你们很快就会明白。与平时不同，我们没有选择一个相对简单的群体结构作为研究对象，而是直接从高度组织化、持续良久的人为群体入手。其中最为有趣的例子，当属由信徒组成的教会和由军人组成的军队。

教会和军队都是人为群体，也就是说必定有某种来自外部的强制力量，迫使它的结构不发生变化，不至于土崩瓦解^[33]。通常来说，在是否愿意加入群体这个问题上，不会征询个人的意见，他也无权自由抉择。同样，退出的尝试会受到迫害和严苛的惩罚，或是与某些特定的条件联系在一起。这类组织为何需要如此特别的保护，不是我们要研究的话题。吸引我们的是，在这类需要严防死守才不至于崩溃的高度组织化群体中，一些在其他地方不易观察到的现象表现得格外明显。

教会（我们不妨以天主教会为例）和军队虽有千差万别，但在两者中间都存在着一种假象（幻觉）。加入其中的人以为，有一个首领会以平等的方式对所有成员施以关爱。在天主教中，这个人是基督；在军队中，这个人是统帅。一切都仰仗这种幻觉，它一旦不复存在，只要外部的强制力量允许，无论是教会还是军队都会当场解体。基督曾亲口强调过爱的平等性：你们冒犯我的任何一个小兄弟，就是在冒犯我。对于他的每一个信众而言，他就是一个善良的兄长，是父亲的替代者。对个体的一切要求，都出自基督的爱。教会中弘扬民主，这是因为基督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得到了他同样的爱。基督教团体如同家庭，这一点有其深层次原因。信众之间以兄弟互称，是基督的爱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与基督的共同联系，正是信徒间相互联系的原因。在军队中也是一样：统帅就是“父亲”，他对所有士兵施以同样的爱，于是士兵们成了同志。从结构上看，军队和教会的区别在于它由多个层级的群体组成。每一名指挥员都是自己辖军的统帅和父亲。每一名下级士官在自己的队伍中也有着同样的身份。教会中虽然也有类似的等级制度，但其功效显然无法与军队抗衡。这是因为相比身为凡人的军队统帅，基督对个体更为了解，也更为关爱。

肯定有人反对这种军队的力比多结构，他们的看法其实不无道理：爱国、民族荣耀等观念在军队团结的过程中如此重要，我在论述中却只字未提。对此，我的回应是：这是另一种更为复杂的集体构成形式。正如凯撒大帝、华伦斯坦、拿破仑等大军事家的例子所体现的那样，他们并非一支军队不可或缺的要素。稍后，我们还将简要讨论用某个指导思想取代领袖的可能性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便力比多不是唯一的要素，忽视其在军队中的作用不只是一大理论缺陷，更是一个实践错误。普鲁士军国主义和德国科学界一样不尊重心理学，在“一战”中大概已经吃足了苦头。瓦解德军意志的战争神经症，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个体对其在军队中被指派的角色心存不满的表现。按照恩斯特·西美尔（E. Simmel）的说法，上级对普通士兵冷酷无情，是诱发其心理疾病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更加重视力比多的诉求，美国总统那异想天开的十四条原则^[34]就不会被人们所轻信，强兵利器也不会毁在那位德国铁血宰相^[35]的手里。

我们必须注意，在这两种人为群体中，每个个体一方面与领袖（基督、统帅）存在力比多联系，另一方面也与群体中的其他个体存在这种联系。这两种联系如何共存，它们是否同属一类、力量对等，应如何在心理学上对其加以描述，有待稍后研究。我们先斗胆把别的学者批评一番，因为他们不够重视领袖对群体心理的影响，而我们一开始就选择了有利的研究对象，故而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此看来，我们似乎踏上了正轨，有望解释群体心理的一大主要现象——个体在群体中的不自由性。如果每个个体都有如此强烈的双向情感联系，那我们很容易就能推断出，我们所观察到的个性改变和受限均源自这层关系。

另外，从最容易在军队身上出现的恐慌现象（Panik）中，我们也能看出群体的本质是存在其中的力比多联系。当这类群体瓦解时，恐慌就产生了。它的标志，就是无人听从上级的指挥。众人自顾不暇，更无从他顾。相互之间的联系就此中断，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无意义的恐惧（Angst）。肯定又会有人反驳说，情况正好相反，恐惧先开始无休止地蔓延，才使得一切的相互体谅和联系不复存在。麦克杜格尔甚至把恐慌（可惜不是军队中的恐慌）作为例子，认为它是他所强调的由传染引发的情绪亢奋机制的典型表现。只不过，这种看似理性的解释其实完全行不通，因为它必须解释恐惧为何蔓延开来。这显然不能怪罪于危险的严重程度，因为现在陷入恐慌的这支军队，却可以无可指摘地克服同样甚至更大的危险。何况，恐慌的本质就在于它与面临的威胁无关，反倒经常在不经意间爆发。个体在恐慌心理作用下选择独善其身，就意味着此前一直为他降低危险性的情感联系就此中断。既然他现在不得不独自直面危险，那他就有权利把危险设想得更严重一些。所以，群体中力比多结构发生松动是恐慌形成的一大前提，恐慌则是对这种现象的正常反应。相反，认为恐惧导致群体力比多联系中断是没有道理的。

这一说法与恐惧在群体中以传导（传染）的方式四处蔓延的观点并不矛盾。麦克杜格尔的说法，完全适用于那些危险真实存在而群体中又不存在强烈情感联系的情况。例如，一家剧院或某个娱乐场所发生火灾，就满足上述条件。但对我们更有裨益的还是整支军队陷入恐慌，而危险却没有超出可忍受范围的例子。我们不能指望“恐慌”一词能够拥有清晰的定义。它有时指群体性恐惧，有时又指个体的恐惧，但它往往被用来形容那类恐惧爆发却找不到其原因的情况。如果我们把恐慌理解成“群体性恐惧”，那还可以进一步用它作类比。诱发个体恐惧的原因有二：一是危险程度高，二是情感联系（力比多占位）中断。后者就是恐惧性神经症。同样，恐慌的诞生一是因为危险程度上升，二是因为群体间的情感联系中断。后一种情况完全可以与恐惧性神经症做类比。

我们如果像麦克杜格尔那样，把恐慌当作群体心理最明显的表现，就会陷入矛盾之中，因为这样一来，群体心理就在它最耀眼的一刻终结了自己的生命。毫无疑问，恐慌的出现意味着群体的瓦解，它导致群体中的个体不再相互关心。

恐慌爆发的典型原因，其实在内斯特罗（Johann Nestroy）模仿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剧作^[36]创作的滑稽剧《尤迪特和霍洛费纳斯》中就有所体现。剧中，一位士兵惊叫道：“元帅的脑袋掉了。”听到这句话，所有的亚述人四散奔逃。同样，假如领袖发了疯，那即便危险程度没有变化，也会在另一种意义上造成群龙无首。通常情况下，随着个体与领袖之间的联系消失，个体间的联系也不复存在。群体就像一个被打破了尖端的波隆尼瓶^[37]，彻底土崩瓦解。

宗教群体的瓦解过程没有那么明显。不久前，我拿到一本出自天主教界、由伦敦主教推荐的英语小说《天黑以后》。它以恰当的方式，巧妙地描绘了宗教解体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小说的故事发生在现代。一群密谋颠覆基督形象和基督教信仰的人，成功地在耶路撒冷找到了一座墓室。在墓室的铭文上，亚利马太的约瑟（Josef von Arimathäa）^[38]承认自己出于虔诚，在耶稣遗体下葬三天后又把他从墓中取出转葬此地。这样一来，耶稣复活^[39]的故事就不复存在了，他的神灵身份也遭到质疑。这一考古发现，直接撼动了欧洲文化的根基，也使暴力犯罪数量直线上升。直到作假者的把戏被揭穿之后，一切才恢复常态。

在这个关于宗教群体瓦解的虚构例子中，真正显露出来的不是恐惧（因为缺少引起恐惧的原因），而是人心中残忍和排外的一面；此前，在基督平等的爱面前，它一直没有发挥作用的机会。在这层联系之外，基督教王国中仍有一些人不属于这个信仰集体，他们不爱基督，也不为基督所爱；所以，即便一个宗教以“爱的宗教”自居，它依然要对非信众表现出冷酷无情的一面。基本上，所有宗教在信众面前都是爱的宗教，而对不属于它的人则表现得残酷而苛刻。虽然从个人感情上看很难接受，但我们其实不应过分指责那些信众。在这一点上，那些不信教或对宗教态度冷漠的人往往有着更好的心理处境。即便这种不容异说的姿态不再像前几个世纪那样残酷无情，我们也不能由此推断人类的品德已经有了进步。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宗教情感的弱化——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和与此相关的力比多联系的减弱。假如有另一种群体结构（如现在的社会群体）取代宗教，这种对外人的排斥依然会像宗教战争年代那样表现激烈。倘若科学观点上的分歧也可被视作群体之争，那结果也是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