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与原始部族

群体与原始部族

1912年，我曾对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猜想表示认同。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是由一个强势男子独裁统治的部族。我试图说明，这一原始部族的命运在人类的遗传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特别是图腾崇拜，它可被视作宗教、习俗和社会等级的前身，而它的诞生与残忍杀害部族首领和父系部族向兄弟团体的转变密不可分。与许多其他观点一样，这一切当然只是假说，是史前学家对原始时期谜团的一种解读，却被一位还算可爱的英国批评家戏称为“不过如此的故事（just so story）”。但我认为，如果这类假说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新领域的来龙去脉，那它就应当获得尊重。

人类群体中也有这样一幅熟悉的画面：在一群平等的同志中间，出现了一个无比强大的个体。这与我们印象中的原始部族无异。正如我们一再描述的那样，群体心理表现为意识个性的消失、思想和情绪的同质化、情绪和潜意识心理活动占据主导地位及将刚刚萌生的意图立即付诸实现的倾向。这一切，都像退化到了原始的精神活动状态，也即原始部族的状态。^[48]

所以，群体似乎就是原始部族的重生。正如原始人的特征在每个个体身上被保留下来一样，原始部族也可以在聚集的人群中获得重生。只要人们被群体结构习惯性控制，原始部族就可以在群体中得以存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群体心理是最古老的人类心理，我们忽视群体影响的残迹，进而单独将其区分开来的个体心理，其实是后来逐渐从古老的群体心理中部分脱离出来的。之后，我们还将尝试定义这一发展的出发点。

仔细想来，我们还发现这一结论还需要修正。个体心理必然和群体心理一样古老，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可分为两类，一是群体中个体的心理，二是族长或部族首领或领袖的心理。个体虽然一如既往地依赖集体，原始部族中的族长却不受拘束。他的智力活动强大而独立，他的意志无须在他人身上寻找支撑。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他的自我和集体的力比多联系并不强烈，除了自己和那些为他的需求服务的人，他谁都不爱，他的自我，不会给对象多余的关注。

他就是人类历史开端的“超人（Übermensch）”——尽管尼采（F. Nietzsche）认为“超人”在未来才会出现。时至今日，群体中的个体依然需要靠假象自我蒙蔽，认为自己以平等的方式受领袖所爱。而领袖本人其实不爱任何旁人，他只需保持一个统治者的本性，绝对自恋，但又自信和自主。我们知道，爱会对自恋造成限制，同时我们也证明，正是这种限制作用，使它成了文化要素。

原始部族的族长^[49]还没有被神化，他总有死去的一天。他去世后，必须有人替代他的位置；承担这一职责的，可能是他最年幼的子嗣；而在此前，他跟别人一样，也是群体的普通一员。所以，必然存在把群体心理转换为个体心理的可能渠道。在某种条件下，这一转换很容易发生，就像蜂群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让一只幼蜂变成女王蜂而非工蜂。我们只能想到一种情况：来自族长的阻碍，使得其子嗣无法获得直接性冲动的满足；他强迫他们禁欲，并在受节制的性目标的作用下，对他本人并且在相互之间产生情感联系。也就是说，他把群体心理强加在了他们身上。他的性忌妒和不宽容，最终成了群体心理的来源。^[50]

继承者在上位后，终于可以获得性满足，于是也得以摆脱群体心理的束缚。当力比多得以固置在女性身上，当性冲动可以及时得到满足和发泄，目的受节制的性冲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自恋则得以取而代之，达到同等高度。在本文后记中，我们还将讨论爱与性格形成的这一关系。

除强制手段外，还有其他一些将人为群体凝聚在一起的要素。我们要特别强调它们与原始部族结构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一点对我们极具启发性。我们注意到，在军队和教会中，这一要素是领袖会给予所有个体平等之爱的假象。而这实际上是将原始部族关系理想化后的结果：实际上，所有的子嗣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族长的迫害，并对他心存畏惧。这一转变是一切社会责任的基础，也是人类的第二种社会形式——图腾氏族（Der totemistische Clan）形成的前提。家庭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稳定的自然群体形式，是因为群体的必要前提——族长（父亲）的平等之爱在其中的确存在。

但在把群体追溯回原始部族的过程中，我们还期待收获更多的发现。我们希望借此弄清群体结构中令人费劲、颇为神秘的一面。到目前为止，它一直藏在“催眠”和“暗示”这两个谜团中。在我看来，这一目标的确可以实现。我们还记得，催眠也有阴森恐怖的一面。而“阴森恐怖”则指向受到压抑的古老、熟悉的东西。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催眠实施的过程。催眠师自称拥有神秘的力量，可以使被催眠者失去意志，或是让他对他深信不疑——两者其实是一回事。这种神秘的力量（俗称“动物催眠术”），正是原始人心目中禁忌的来源，也是国王和首领身上所散发的、使人不敢向其靠近的力量（超自然力）。催眠师声称自己具备这种力量。那他是怎么兑现诺言的呢？他要求别人注视他的眼睛。典型的催眠，都是以目光对视的形式完成的。对原始人来说，首领的目光恰恰是最危险、最难以忍受的，正如凡人不敢正视神明一样。摩西必须在他的族人和耶和华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因为民众无法忍受耶和华的目光。当摩西见过神祇回来后，他面露光芒，正如原始族群的中间人那样，一部分超能力已经转移到了他身上。

然而，催眠也有其他方式，如紧盯发光物体或聆听单调的声响。这些都很容易引起误会，或是给不可取的生理学研究可乘之机。事实上，这些方法都只能起到转移和固定意识注意力的作用。这种情况，就像是催眠师在对被催眠者说：现在，您只需要关注我，除此之外的世界都与您无关。当然，从技术角度来看，催眠师说这样的话其实并不合适。这会刺激被催眠者脱离潜意识状态，产生有意识的反抗。催眠师应避免让自己的真实目的引起被催眠者意识思考的关注，使其进入一种对世间万物均不感兴趣的状态，但要让他们在潜意识中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让他们与催眠师建立心灵感应。这种间接的催眠手法近似于有些笑话的策略，它成功地阻止了会扰乱潜意识过程的心理能量分布，从而产生了与凝视或抚摩等直接影响手段相同的效果。^[51]

费伦齐曾不无道理地指出，催眠师在催眠开始时发布睡眠指令，其实是取代了父母的角色。他把催眠分为两类：一类靠哄骗和劝慰，这是在把母亲当作榜样；另一类靠威胁，这是父亲的方法。所以，催眠中的睡眠指令其实无非就是叫人对外界不管不问，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催眠师身上。被催眠者也认为，对外界不闻不问正是睡眠的心理特征，这也是导致睡眠和催眠状态十分相近的根本原因。

催眠师借助种种手段，在被催眠者身上唤醒了世代相传的远古记忆。它与父母有关，尤其是对父亲的记忆，更是在他身上彻底复活。父亲是一个强大又危险的人物，在他面前，人们只能虚与委蛇，逆来顺受，毫无个人意志可言。与父亲独处，与他“四目相对”，更是相当冒险的行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依稀理解个体与原始族群族长的关系。从其他一些反应中，我们知道个体虽因人而异，却都有再现这些旧场景的能力。但在催眠中，被催眠者可能认为催眠不过是一场游戏，是对旧印象自欺欺人的翻新。这种想法，可能对催眠的严肃后果做出反抗，阻止意志的消失。

所以，群体结构中阴森恐怖、具有强迫性的一面，虽表现为暗示现象，实则可以追溯到原始族群时期。群体的领袖依然还是那个令人生畏的原始部族族长，群体也依然希望受到无上力量的统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向往权威，用勒庞的话来说就是渴望被征服。原始部族族长代表了理想集体，它站在理想自我的位置上，统治自我。催眠完全就可被视作一种二人群体。这样一来，暗示的定义也就只剩下一种：它是不基于感受和思考，反倒基于情欲联系的信念。^[52]

[48]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人类一般特征，均特别适用于原始部族。个体的意志在其中尤为薄弱，他不敢有任何行动。除了集体的脉搏，再无其他脉搏跳动；只存在集体意志，不存在个人意志。一个观念如果没能在接受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传播，根本不可能转化成意志。观念的薄弱，可用共同情感联系过于强大去解释，但生活状况的一致性和私人财产的缺失，也导致个体的心理活动表现出同一性。正如我们从孩童和军人身上所观察到的那样，即便是排泄需求也表现出同一性。唯一的例外是性行为，因为在这方面，第三者的存在完全是多余的，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还会迫使个体完成漫长的等待。性需求（性器官满足）对群体性的反抗，我们稍后还会提及。

[49]译者注：“Vater”在德语中，既有“父亲”，也有“家长﹑族长﹑创始人”的意思。弗洛伊德对集体和社会构成方式的观察，其实是他对个体和家庭构成方式观察的延伸。同样，下文中提到的“子嗣”“族员”等概念，其实在德文中也指小家庭中的“儿子”和“兄弟”。为行文简洁，以下不再逐一作注。

[50]我们或许也可以推测，那些被族长放逐的子嗣，实现了从相互认同到同性相爱的飞跃，从而获得了杀死族长的自由。

[51]一个人在潜意识中关注催眠师，而在意识之中却对一切不闻不问﹑漠不关心——这样的情况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也曾出现，这里有必要将它介绍一番。在每一次分析中，病人都会反复强调自己脑子一片空白。他的自由联想停滞不前，寻常的推进方法也都以失败告终。经过一再追问，患者终于承认自己在想治疗室窗外的景色和眼前的那片树林，或是从天花板上垂下的煤气灯。我们当即明白，它其实已经和治疗师起了心灵感应，在潜意识中把自己代入到了治疗师的视角之中。在给患者说明一切之后，他的自由联想当即得以继续。

[52]有必要强调一下，通过这一章节的论述，我们实际上已经从伯恩海姆的催眠理论回归到了更早、更纯朴的催眠理论。伯恩海姆认为所有催眠现象都源自暗示，却不能对暗示做进一步解释。据我们推断，暗示只是催眠状态的部分现象，而催眠的根源在于潜意识中所保留的原始人类家庭史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