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一个阶段

自我的一个阶段

众多学者对群体心理学的论述多互为补充。而面对当今个体五花八门的生活状态，很少有人能鼓起勇气，做一番总结性陈述。每个个体都属于多个群体，他在多个方面与人产生认同，也根据各式各样的榜样树立了理想自我。其种族、阶级、信仰团体和国家的群体心理，都在他身上有所体现。除此之外，他可能还稍有一些具备独立性和原创性的心理活动。这些稳定、持久的群体结构，给观察者留下的印象，其实并不比那些迅速形成又迅速消亡的群体深刻。勒庞正是根据对后者的观察，清晰地描绘出了群体的心理特征。在这一躁动、短命而又仿佛凌驾于他者之上的群体中，我们也看到了方才所承认的个体成就悄然消失的奇迹——虽然这个过程十分短暂。

我们这样理解这一奇迹：个体放弃了理想自我，转投以领袖为象征的理想群体。还有必要补充一句，这一奇迹并非在所有人身上都一成不变。在许多人身上，自我和理想自我并未分隔太远，它们很容易重新结合，自我依然保留着从前自恋和自负的一面。这样一来，推选领袖就会变得容易许多。这个人只需把个体的典型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纯粹，给人留下一种强人一等且在力比多上更为自由的印象，就能迎合众人对强势领袖的需求，得以独掌大权，获得这个他本来得不到的职位。

于是，那些原本不会把他当成理想自我的人，也突然像受到了暗示一般，对他产生了认同。

所以我们对解释群体力比多结构的贡献，一是指出自我和理想自我的差别，二是发现了由此产生的双重联系——认同作用和把对象当成理想自我的行为。自我分析的第一步，就是假定自我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这一（自我和理想自我分离的）阶段；这一假设的正确性，也逐渐得到了各个心理学研究领域的证实。

在《自恋导论》一书中，我整理了能够支持这一区分方式的一些病理学材料。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们对神经症心理机制的不断深入，它还会体现出更大的意义。我们不妨想象一下：现在，自我把从自己身上分离出去的“理想自我”当成了对象，我们从神经症学那儿所了解到的外部对象和整体自我的交互作用，也将在自我内部重新上演。

在此，我只想详细陈述一种可能的推论，并用它去论述一个我在其他场合未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所认识到的每一重心理差异，都会对心理功能造成阻碍，增加它的不稳定性，这或许就是功能失效、罹患疾病的开始。所以我们从一出生，就经历了从绝对自我满足的自恋、感知变化的外部世界直至开始寻找对象的转变。还有一件事也与此相关：我们无法一直承受这一新状态，所以会定期倒退，在睡眠中回归没有刺激、没有外部对象的早期状态。实际上，我们还是在遵从外部世界的暗示，借助日夜的周期变化摆脱作用在我们身上的大部分刺激。第二个例子或许对病理学更具意义，却不受类似的限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把心理存在分为两部分，一是内在的自我，二是独立于内在自我之外、被排挤到潜意识之中的自我。

我们知道，这一新形成的体系也会持续受到冲击。在梦和神经症中，被自我拒之门外的那部分内容，不断叩响抗拒所把守的大门。而在清醒和健康的时候，我们有特殊的干预手段，好让这些被压抑的事物绕开抗拒，短暂地进入自我，并给人带来快感。笑话和幽默，乃至一些带来滑稽效果的事物，都起到了这种作用。在神经症心理学中也能找出一些类似的例子，只是它们的影响范围较小，所以我在此略过不谈，直接说这一认识的应用。

我们不难想象，自我和理想自我也不能一直忍受分离，它们偶尔还会聚到一起。自我既然面临种种要求和限制，就必须有间歇打破戒律的权力；就像节日，它起源于法律所允许的放纵，也因此才有了欢快的氛围。罗马人的农神节和我们今天的狂欢节，在本质上都与原始人的节日无异，人们在这段时间里可以纵情作乐，打破平日里最神圣的戒律。由于理想自我包含自我应该顺从的一切限制，它一旦撤离，对于自我而言无疑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这样一来，它又可以自觉满意了。^[53]

当自我中有东西和理想自我相契合时，人们会感到喜悦；反之，负罪感（或自卑感）则是自我和理想自我关系紧张的表现。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的基础情绪会产生周期性波动，他们先是意志无比消沉，继而达到某一中间阶段，进而情绪无比高涨，且这种情绪波动振幅极大，可谓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无论是表现出忧郁症还是躁狂症，都会给患者的生活带去极大的困扰。在如此循环往复的典型例子中，外部诱因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在患者身上也找不到相应的动机，或是他们的动机与他人并无不同。所以有人断定，这些情况不属于神经性疾病。另外一些情绪反复的例子虽然与这类案例十分相近，但很容易在心理创伤上找到原因，这类情况我们稍后再谈。

对于眼前的这类情绪波动，我们尚不清楚其原因。躁狂症取代忧郁症的机制原理，我们也尚不知晓。所以，我们的猜测或许正好适用于这类情况：这些患者的理想自我，之前可能对自我要求格外严厉，后来又暂时融入了自我之中。

为了避免误会，我们首先要申明一点：按照我们对自我的分析，在表现出躁狂时，一个人的自我和理想自我合二为一，所以他处于一种自我批判缺失的情绪之中，伴随着障碍、顾虑和自我责罚的消失表现出喜悦和自满。另一方面的现象虽然未经证实，但也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忧郁症患者的痛苦，正是自我和理想自我势不两立的表现——过于敏感的理想自我，把它对自我的批判，以自卑和妄自菲薄的形式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所以问题仅仅在于，自我和理想自我关系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上文所假定的对新管理者（理想自我）的周期性反抗，还是另有隐情。

忧郁症所导致的意志消沉，并非必然转变为躁狂症。有些简单的、仅发作一次乃至周期性发作的忧郁症，并不会经历这种变化。另一些忧郁症的诱因显然就是其病因，这多是失去心爱对象的情况，这可能是因为对象死亡，也可能是在某些状况下，力比多不得不从对象身上被撤回。这样的忧郁症也与自发的忧郁症一样，可能会转化成躁狂症，并反复在两者之间切换。所以，情况其实尚不明朗，何况我们目前仅对少数忧郁症形式和案例进行过精神分析研究。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理解一类对象因为不值得继续被爱，从而被自我所抛弃的情况。随后，它又在认同作用的帮助下，在自我中重新出现，从而被理想自我严厉惩罚。对该对象的指责和攻击，都表现为忧郁症中的自我责罚。^[54]

即便是这类忧郁症，也可能会转变成躁狂症。可见这一转变与忧郁症的其他表现无关。

但我依旧认为，无论对神经性忧郁症还是自发性忧郁症，自我对理想自我的周期性反抗都是一个必须被考虑在内的要素。在自发性忧郁症中，我们可以认为，理想自我表现得尤为严厉，这必然导致它会被暂时屏蔽。在神经性忧郁症中，当自我对一个被抛弃的对象产生认同时，它会认为自己受到了理想自我的虐待，从而做出反抗。

[53]特罗特尔认为压抑作用始于群体欲望。我在《自恋导论》中写道：“从自我的角度看，理想的形成是压抑产生的条件。”这其实只是把特罗特尔的话换了一种说法，两者并不矛盾。

[54]更确切地说，它们隐藏在对自我的责罚背后，赋予了它顽固性和坚定性。这也是忧郁症患者自我责罚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