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一些任务和研究方向

其他一些任务和研究方向

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了两类人为群体，发现其中存在两种情感联系。其中，个体与领袖间的情感联系似乎比群体个体间的情感联系更具决定性意义。

在群体形态方面，还有许多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问题。我们以为，只要个体间尚未产生联系，那即便聚在一起也不能算群体；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任何一个群体中，组建心理群体的倾向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关注那些自发形成、种类各异、持续时间长短不一的群体，研究他们形成和解体的条件。最主要的是，我们将研究有领袖群体和无领袖群体的区别，考察有领袖群体是否是最原始、最完整的群体类型，检验在无领袖群体中是否有某种思想或概念代替了领袖的位置（只有精神领袖出现的宗教群体可算是一种过渡状态），探索多数人参与的趋势或愿望是否也可以起到替代领袖的作用。这些抽象概念还可以或多或少地集中到某个第二领袖身上，思想和领袖的关系也可能发生多种有趣的变化。领袖和主导思想也可以是负面的；对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憎恨，也可以与正面的归属感一样，起到团结众人的作用，唤起类似的情感联系。所以我们也不禁要追问，领袖对于群体的本质来说是否必不可少。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

虽然部分问题的确值得在群体心理学著作中进行讨论，但我们的目光还是牢牢盯住那些能让我们对群体结构有所了解的心理学基本问题。首先吸引我们的思考，以最为便捷的方式证明了力比多联系是群体的基本特征。

我们不妨先看看人与人之间通常存在怎样的情感联系。按照叔本华著名的“豪猪法则”，没有人能忍受与他人距离过于亲密。^[40]

精神分析证实，在几乎每一种长期存在的二人亲密情感关系（婚姻、友谊、亲子关系^[41]）中，都潜藏有对立和敌视的情绪，只不过由于压抑作用的存在，它不容易被我们觉察。但在股东与合伙人的争执中，在下级对上司的抱怨中，这些情绪昭然若揭。同样的现象也会出现在人类组成较大规模团体的时候。两个家庭结为姻亲，每个家庭都觉得自己比对方条件更优越。两座相邻的城市，往往会打得不可开交，就连瑞士的每个州都瞧不起其他州县。相近的族群容易产生冲突：南德人受不了北德人，英格兰人老爱说苏格兰人坏话，西班牙人瞧不起葡萄牙人。更大的差异则会带来难以逾越的厌恶感：高卢人对日耳曼人、雅利安人对闪米特人、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反感，我们早已见怪不怪。

而如果敌意的矛头对向一个原本爱着的人，我们把这称作矛盾情感（Gefühl ambivalenz）。我们用多种原因造成的利益冲突去解释这一发生在亲密关系中的不寻常现象，但这种做法显然过于简单粗暴。而一个人对周围陌生人的厌恶和排斥显然更为明显，我们可以把它视作自爱和自恋的表现。自恋的人追求实现自我主张，所有不合其心意的地方，都被他视作对自己的批评，是在要求他做出改变。一个人为什么会对细微的差别如此敏感，我们不得而知；显而易见的是，人类的这种行为表露出不明原因的恨意和攻击性，这也是人性的基本特征。^[42]

但所有这些残酷的一面，都在群体形成和存续的过程中暂时或永久地消失了。只要群体一直存在，在它的限度之内，个体表现得具有同一性，他们能够容忍他人的个性，主动向他人看齐，也一点都不会对他们表现出厌恶。在我们的理论体系中，对自恋的这般限制只会出现在一种情况中，那就是个体与另一些人产生了力比多联系。对自己的爱，只会在对他爱人的爱，也即对象之爱面前受到限制。肯定有人会追问，利益共同体是否无须仰仗力比多的作用，就能让人容忍他人，为他人考虑。我们首先要明白，在这种情况下，自恋心理其实并未受限，因为对他人的容忍存在时间限制，它的存在时间不会超过从合作中直接获利的时间。何况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其实并没有太多实际价值，因为经验表明，在这类合作关系中，合伙人之间也会定期产生力比多联系。这层联系使得合伙人间的关系超越利益范畴，变得更为稳定持久。精神分析研究就个体力比多发展过程得出的结论，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人际关系。力比多依附于对重大生活需求的满足，并把参与这一过程的人选作自己的第一批对象。与发生在个体身上的情况一样，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上，爱一直作为文化要素起作用，使人由利己转向利他。这里所指的爱，不只是为讨女性欢心而对其百依百顺的异性之爱，也包括排除性别因素、与合作相关联且经过升华^[43]的同性之爱。

所以，如果自恋般的自我之爱在群体中受到了在群体外不存在的限制，那这无疑有力地证明，群体形成的本质就是在各群体成员之间新出现的力比多联系。

现在，我们肯定迫切地想知道，群体中的这些联系究竟是什么。在此前的精神分析神经症学中，我们所研究的那些对象之爱，几乎全都追寻直接的性目标。这些性目标显然不适用于群体。所以我们在此处提到的爱欲，虽在激烈程度上毫不逊色，但显然已经脱离了最原始的目标。在一般的性对象选择过程中，我们已曾注意到欲望脱离性目标的情况。我们把这称作“爱的不同程度”，也发现它可能会给自我带去伤害。现在，我们将仔细研究这类现象，并希望在它们身上发现一些情况，再将其作类比，用于解释群体中的联系。此外，我们还想搞明白这类对象选择是否如我们从性生活中所了解的那样，是人与他人之间唯一的情感联系方式，抑或我们还应当把别的机制也纳入考虑范围。从精神分析那儿，我们知道的确存在别的一些情感联系机制，如所谓的“认同作用”（Identifizierung）。这一过程并不广为人知，也很难说清楚。对它的研究将使我们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脱离群体心理学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