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我们的研究总算暂时告一段落。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断遇到一些新的分支问题。我们把它们暂时搁在一边，但它们其实能促进我们的理解。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谈谈那些此前被我们束之高阁的问题。

a）我们开始时研究过军队和基督教会这两大人为群体。自我认同和用对象替代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别，从它们身上可以得到很有趣的论述。

显然，士兵会把他的上级，也即军队将领视作理想自我，而他本人则与自己的战友产生了认同作用。战友间相互扶持，共享物资，也是因为这一自我共性的存在。但如果一个士兵对统帅产生了认同，那就未免有些可笑了。所以，《华伦斯坦》的猎骑兵，才会这样嘲笑那个军曹：

他咳嗽和吐痰的样子，

你们模仿得惟妙惟肖！……^[55]

而教会中的情况则不太一样。每个基督徒都爱基督，把它当成理想对象，并以相互认同的方式与其他基督徒团结在一起。但教会还有更多的要求。每个基督徒都要对基督产生认同，像基督那样爱其他基督徒。教会要求在两个方面对群体结构中现有的力比多关系进行补充。有对象选择的地方，要有认同作用；有认同作用的地方，也要有对象之爱。这一附加要求显然超过了群体的基础形式。一个好的基督徒，却不一定愿意以基督的姿态，对众人施以普世之爱。身为弱小的人类，我们无须像救世主那样拥有伟大的灵魂和强烈的爱。但或许正是这一群体中力比多分布方式的改进，使得基督教自以为达到了更高道德水准。

b）我们说过，从群体心理到个体心理的进化，可能在某个节点（也在个体身上）发生。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人类的精神发展史中找到这一位置。^[56]

为此，我们必须简要回顾那个关于原始部族族长的科学神话。后来，他被尊奉为世界的创始者，这样做不无道理，因为组成群体的第一批人都是他的子嗣。他是每个人的理想对象，既被人畏惧，又受人尊敬，这也是“禁忌”这一概念的由来。后来，整个族群联合起来杀死了他，把他碎尸万段。在这一群胜利者中，没有人能够登上族长的位置，或者说一旦有人那么做，就会引发新的战争。于是众人终于明白，他们必须放弃对族长位置的继承权。最后，他们组建了一个图腾制的兄弟团体，所有成员一律平等，并受到图腾戒律的约束。而这些戒律，则是对当初杀人行径的纪念和救赎。但对这一状况的不满，也促成了新的发展。那些兄弟团体的成员，渐渐开始以新的方式恢复古老的秩序，男性重新执掌家庭，群龙无首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母权统治日渐式微。作为补偿，男人们同意承认女性神祇；作为对她们的保护，这些神祇的祭祀都遭到阉割，就像从前原始部族的族长的所作所为那样。但这种新的家庭形式依然活在旧家庭形式的影子中，许多家庭都有父亲，他们的权力互相限制。

当时，由于求胜心切，某个个体可能会脱离群体，扮演起父亲的角色。第一个完成此事的是最早的叙事诗人，进步在他的想象中得以实现。他根据自己的内心所向，用谎言掩盖了事实。他创造了英雄神话。所谓英雄，其实就是独自打倒父亲的人，只不过后者在神话中仍然只能以图腾怪物的形象出现。正如男孩把父亲当成自己的第一个理想对象，诗人也把自己笔下取代父位的英雄当成自己的第一个理想自我。与英雄联系最紧密的可能是家中的幼子，母亲把他视作宠儿，保护他免遭父亲的忌妒。在原始部族时代，他就是父亲的继承者。原始时代的诗作大多经过虚构和改编。在这些故事中，从前作为战利品、诱使人谋杀族长的女人，或许就成了罪行的诱导者和唆使者。

英雄声称自己独立完成了纠集整个部族才敢去做的事情。但根据朗克的评论，这一被否认的事实，在童话中依然能够找到明显的痕迹。童话中常见的情况是：需要完成艰巨任务的英雄，通常是最年幼的儿子，而且往往在父亲的替身面前表现得有些愚笨，也即毫不显山露水。恰恰是这个人，竟然在一群小动物（蜜蜂、蚂蚁）的帮助下完成了使命。这些小动物其实就是原始部族中的兄弟，正如昆虫和害虫在梦中象征兄弟姐妹一样（这是因为一个人内心中往往贬低自己的兄弟姐妹，所以要把他们变成小动物）。另外我们很容易发现，神话和童话中的每一项任务，都是英雄壮举的替代。

所以，神话是个体摆脱群体心理的第一步。最早的神话肯定是关于英雄的心理神话，解释自然现象的自然神话，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朗克还评论道，那些迈出这一步﹐并借此在想象中脱离群体的诗人，在现实中却能找到回归群体的路。他只需回到群体中，向众人讲述他所塑造的那位英雄的壮举。这位英雄，本质上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就这样，他在降回现实之中的同时，把听众们捧上了幻想之巅。听众们却能理解诗人，他们渴望与原始部族族长重建联系，所以也能对英雄产生认同。

英雄神话的谎言，以将英雄神圣化的方式达到了顶峰。它的出现可能还早于男性神祇（有人认为原始部族族长以神的形象回归人世，于是才有了男性神祇）。所以，神祇出现的顺序是：女性神祇―英雄―男性神祇。但正是因为人们把那位从未被忘记的族长视若神明，神祇们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些特征。^[57]

c）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花了很大篇幅，介绍直接性冲动和目的受到节制的性冲动。我们希望，这一区分方式不会招致太多的反对之声。现在再来做进一步分析，也是未尝不可，虽然大部分内容其实早已在之前说过。

孩童的力比多发展，是了解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最早﹐也是最好的例子。孩童对其父母和照顾者的一切感受，都毫无保留地体现在反映性冲动的愿望之中。孩童要求他所爱的人给予他一切柔情，要求亲吻、触摸、注视他们，想要窥视他们的性器官，甚至在解手这种私密场合也要求在场。男孩许诺娶母亲或保姆为妻（且不管他对婚姻究竟有何设想），女孩则想要给父亲生个孩子。对童年残迹的直接观察和后续分析，都证明了柔情、忌妒和性目的之间存在交集；同时它也表明，孩童彻底地将喜爱的人当成了他那尚未真正实现中心化的性追求的作用对象。

这一孩童最初的爱情结构，其典型表现就是俄狄浦斯情结。众所周知，这一结构从潜伏期开始就遭到压抑作用的排挤。最后得以保留下来的部分，表现为纯粹的柔情；它虽然作用于同一批对象，但与“性”已经彻底无关。洞悉心灵深处的精神分析，很容易就证明了一点：童年之初的性联系依然存在，只不过被排挤到了潜意识之中。它给了我们这样说的勇气：我们无论在哪儿见到这类柔情，它都可被视作对“情欲”对象联系的延续，而这一联系的作用对象是同一个人或它的榜样（偶像）。当然，如果没有专门研究，它没法告诉我们这一从前完整的性冲动在特定情况下是否受到压抑，或是早已被消耗完毕。更确切地说：毫无疑问，这种形式和可能性依然存在，它随时都可以经由退化作用被重新激活，难以肯定的是它目前的作用范围和真实情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避免犯两大错误：一是小觑了被压抑的潜意识，二是一直用致病程度去衡量正常的事物。我们夹在两者之间，实则进退维谷。

对不想看透也无法看透潜意识的心理学而言，即便柔情源自性追求，它的最终诉求必然与性无关。^[58]

我们可以认为，柔情被从性目标上引开了，虽然在符合心理玄学要求的前提下，要准确描述这一转移过程还有些困难。另外，这些欲望虽然目的受节制，但依然保留了部分原始的性目标。即便是亲人、朋友和仰慕者，也会想要靠近被爱的人，与他对视——虽然这种爱更多的是保罗所说的那种爱^[59]。如果我们愿意那样想，不妨把目标的转移视作对性冲动升华作用的开始。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升华作用的界限划得更远一些。目标受节制的性冲动，相比那些不受节制的性冲动，占据了更大的功能优势。它由于不可能彻底获得满足，所以就能不间断地创造情感联系；而直接的性冲动在得到满足后，总要偃旗息鼓一段时间，直到力比多重新积聚——在这一过程中，对象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目的受节制的性冲动，还可以以任意比例与目的不受节制的性冲动汇合在一起，甚至原路返回，重新变回后者。众所周知，一些建立在友谊、认可和崇拜之上的情感联系，很容易发展为性愿望（比如莫里哀的那句经典台词：为了希腊人的爱，快亲吻我吧！）。这种关系很容易出现在大师和学生、艺术家和着迷的听众身上，尤其是在女性人群中。没错，这类情感联系虽然起初并无此心，却往往以带有性意味的对象选择告终。在《京岑多夫的虔诚》一文中，普菲斯特给出了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例子——而且这肯定不是孤例：强烈的宗教联系也可能退化为热切的性冲动。但反过来说，直接、短暂的性冲动转换成持续存在的柔情的情况，则要常见得多。那种始于恋爱激情的婚姻若想稳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这一过程。

所以，假如我们听到这样的结论，自然也不会感到奇怪：当性目标受到内部或外部因素的阻碍时，目标受节制的性冲动就从直接性冲动中分离了出来。潜伏期的压抑作用，就是一种这样的内部阻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内在化了的阻碍。我们猜测，原始部族的族长在性这一方面缺乏容忍度，他强迫所有子嗣禁欲，从而迫使他们产生了目的受节制的情感联系，而他自己却得以自由享受性的快乐，从而不与大众联系在一起。作为群体基础的情感联系，全部都是目的受节制的冲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谈到了一个全新的话题，也即直接性冲动与群体结构的关系。

d）在上两段评论中，我们已经意识到，直接性冲动是对群体构成不利的因素。虽然在人类家庭发展史上，的确有集体性联系出现（群婚），但性爱对自我越重要，越是让人沉溺其中，就越倾向于把这一过程限制在两个人之间，也即“一男配一女”^[60]，这是生殖器的本质所决定的。多配偶的倾向，只能通过交换对象来得到满足。

两个为了性满足相聚在一起的人，以离群索居的方式，对抗集体冲动和群体情感。他们越是相爱，就越会彻底满足彼此。对群体影响的抗拒，表现为羞耻感。他们唤起自身最为强烈的忌妒情绪，好让性对象选择不受群体结构的损害。只有当爱的关系中涉及柔情和私人的部分彻底被情欲所征服时，才会出现一对情侣在其他人面前性交或是多人同时群交的狂欢场面。但这样一来，人难免会退化到性关系的早期状态，那时候爱情尚不起作用，所有的性对象都被一视同仁，正如不怀好意的萧伯纳（Bernard Shaw）曾经说过的那样：爱情就是过分夸大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之间的差别。

种种迹象表明，爱情直到很晚之后，才得以插足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所以性爱和集体结构之间的对立也是后来才出现的。乍一看，这一假设似乎与我们关于原始家庭的神话相矛盾。原始部族中的兄弟们因为对母亲和姐妹的爱，才谋杀了族长（父亲）。这种爱，很难不被人当成一种持续的、原始的爱，也即柔情和肉欲的结合。但仔细想来，这种反对意见其实恰恰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弑父行为的后果之一，就是以图腾为信物的异族通婚制度，也即禁止男子与从儿时起便与其产生柔情之爱的女性家庭成员发生性关系。于是，男性的柔情冲动和肉欲冲动被人为地分隔开来。时至今日，它依然被保留在男性爱情生活中。根据异族通婚制度的要求，男性必须在异族的、与他没有亲戚关系的女子身上获得肉欲需求的满足。

在以教会和军队为代表的大型人为群体中，人们无暇把女性作为性对象考虑。男女之间的爱情关系只存在于这些组织之外。即便是在男女混合而成的群体中，性别差异也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追问联系群体的究竟是同性力比多还是异性力比多，其实毫无意义，因为力比多不根据性别划分，也与各生殖器官的最终目标毫无瓜葛。

虽然群体中的个体往往心向集体，但直接性冲动依然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如果它过于强烈，将会使所有集体结构土崩瓦解。天主教会教诲信众奉行不婚主义，要求教士禁欲，但在爱的作用下，经常有神职人员脱离教会。对女性的爱，也以同样的方式突破了种族、国籍和社会阶层所组成的群体结构，从而达成了重要的文化成就。有一件事似乎可以肯定：即便以不受限制的性冲动的形式出现，同性之爱也更适合于把群体联系在一起；要说明这一奇特的现象，我们恐怕会离题太远。

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研究表明，症状源自受压抑却依然保持活跃的直接性冲动。如果再表述得完整一些，诱发症状的原因还有目的受节制的性冲动，它没有被成功抑制，反倒回归了被压抑的性目标。与此相对应的是，神经症有反社会特征，它会让患者脱离一般的群体结构。我们可以说，神经症用与爱近似的方式，起到了瓦解群体的作用。如果集体结构得到强有力的巩固，那么神经症也会消失，或至少暂时退缩下去。有人把神经症和群体结构之间的对立用于心理治疗，其实不无道理。宗教的幻想正日渐从当今的文化世界中消失。即便那些并不对此感到遗憾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一点：只要这种幻想存在，就能为信众提供最强有力的保护，使他们免于患上神经症。我们也不难发现，所有的神秘宗教团体及哲学密教团体，都是治疗各类神经症的一剂偏方。这一切都与直接性冲动和目的受节制的性冲动之间的对立有关。

当一个神经症患者远离群体、孤立无援时，他不得不用症状结构去代替群体结构。他创造了自己的幻想世界，自己的宗教，自己的妄想体系，从而以扭曲的方式重复了人类的整套制度。这也证明了直接性冲动的强大力量。

e）最后，我们再从力比多理论出发，将我们所研究的这些内容（爱﹑催眠﹑群体结构和神经症）做一番比较。

爱的前提是直接性冲动和目的受节制的性冲动同时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对象把一部分自我力比多吸引到了自己身上。爱只能容纳自我和对象。

催眠和爱一样，仅限于两人之间，但它完全基于目的受节制的性冲动，并把对象摆上了理想自我的位置。

群体复制了这一过程，它在冲动来源和用对象替代理想自我这两方面与催眠保持一致。但它还多了一个要素，也即个体间的认同。认同的依据，可能是与对象的相同联系。

催眠和群体结构，是人类力比多的种系起源史中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催眠是素因，群体是直接的残余部分。目的受节制的性冲动取代直接性冲动，也促进了自我和理想自我的分离。在爱的状态中，这一转变就已经开始了。

在这一序列中，神经症表现得尤为显眼。它也基于人类力比多发展的特性，基于直接性功能受潜伏期阻断的两个发展阶段。就这方面来说，它与催眠和群体结构一样，具有退化的特征，而这一点是爱所不具备的。它往往发生在直接性冲动受阻，未能转化为目的受节制的性冲动的情况之下，也是矛盾冲突的结果。冲突的一方是被自我所接纳，完成了这一发展过程的冲动；另一方则是同一股冲动中被部分挤入潜意识中，与其他完全被压抑的冲动一样追求直接性满足的部分。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因为它涵盖了自我和对象之间的所有关系，其中既有对象得到保留的情况，也有对象被放弃或是在自我中独立存在的情况，还有自我和理想自我的冲突关系。

[55]译者注：这一例子出自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名剧《华伦斯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华伦斯坦的军营》，剧中的“他”指华伦斯坦。后两句是：“可他的灵气，也就是他的精神，你们这些哨兵又能学到多少！”

[56]下文的论述受到了奥托·朗克（Otto Rank）的影响。

[57]这段表述较为简练，所以我也不想再援引传说、神话、童话和民俗史来佐证我的观点。

[58]憎恶情绪显然要更复杂一些。

[59]译者注：圣人保罗把爱视作高尚的事物。他曾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诗，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和合本《圣经·哥林多前书》）

[60]译者注：原文为西班牙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