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呼啸山庄》的“中国匣子”

李晖

“为什么还要再译它？你能比杨苡先生译得还好吗？”

2019年12月，我到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参加已故唐纳德·斯通教授捐赠展品并主持的“十九世纪的‘吟游诗人’：馆藏德拉克洛瓦版画展”，遇见了导师申丹教授。当我告诉她，我最近在翻译《呼啸山庄》的时候，她沉吟片刻，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后来成为我在翻译过程中反复扪心自问的话。

为什么要重译这部经典？

姑且不论目前国内文学经典重译的诸多乱象，例如洗稿式的重译和低质量的重译。只需想一想：既然孜孜以求的前辈们已经提供了经典名著的优秀译本，为什么我们还要费力重译？这个问题如果无法解答清楚，那么，重译活动充其量只是一种无意义的重复劳作而已。

翻译研究者科斯基宁（Kaisa Koskinen）和帕罗波斯基（Outi Paloposki）指出，重译现象的存在，主要有三个原因：1.原著的文本内容由于作者修订、编辑排版调整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2.目标语本身并不是一个稳定变量。时代变迁和使用地域的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有转译需求；3.改写的需求。^[1]

然而经典重译的问题，还涉及学术研究的迭代更新、不同年龄段读者的个人情怀和集体阅读记忆等因素，所以比普通作品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纠结。

“经典就是你通常听到人们说‘我又在读……’而不是‘我在读……’的那些书。”^[2]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里说的这句话，虽然不能简单套用于经典翻译，但是每代人对经典文本的研读程度和理解范围，每代人习惯的语言表述形式却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迁。这些变迁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激发下一轮翻译阐释的欲望。此外，由于翻译作品毕竟还不是原典，无论是两种异质语言的体系对应程度，还是译者的理解转换，都会受主客观条件制约，无法做到尽善尽美。考虑到这一点，杨苡先生曾经指出，在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翻译创意的前提下，“译书本是见仁见智之事，不必嘲笑别的译者……一部世界名著当然可以有好几个译本供读者研究比较”^[3]。

幸运的是，文学经典往往具有语境迁移后的顽强生存力和诠释耐受性，值得我们“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地“一译再译”。

就像《呼啸山庄》里高高屹立的彭尼斯东石崖，在日常变幻的远方风景里，不断映入我们的眼帘，永远构成一种危险而美丽的吸引。

那么，《呼啸山庄》诠释新解的积累，以及汉语表述方式的变迁，是否已经让我们感觉到重译的必要？

回顾《呼啸山庄》现有的中译本，科斯基宁和帕罗波斯基说的三种重译原因，第一种情况在上世纪80—90年代出现过：早期中译本的参考底本多选用以1850年第2版为基础的英文版，这种情况在方平先生推出新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以后发生了变化。方译本的版权页显示其对照底本为1965年的企鹅版，但在前言里表示参考了以1847年初版为基础的矮脚鸡版（1981）、企鹅版（1984）和牛津版（1985），并强调初版与第2版的标点、段落差异对故事节奏的影响。但是方译本的章节序号并没有遵循1847年初版的两卷本形式。此后的中译本底本多选用以初版为基础的修订新版，而章节标号各有不同。这种底本选择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当时英美文学出版界的研究发展：自1963年小威廉·塞尔编辑的诺顿批评第1版，以及希尔达·马尔斯登与伊安·杰克编辑的1976年的克莱兰顿版开始，多数英美版本倾向于参照1847年的《呼啸山庄》首版，并纳入夏洛蒂·勃朗特在1850年第2版做出的必要订正。第2版与初版的章节段落排列、标点符号和拼写差异，对人物语气、叙事节奏和局部语意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

至于中文翻译改写的情况，主要体现在青少年读本的范围。但它们多数应该是在现有中译本基础上进行的编译，不属于直接转译改写原著。在此姑且不论。

汉语自身的演化需求，相对而言较为明显。《呼啸山庄》汉语译介史的时间跨度较大，自伍光建1930年的译本《狭路冤家》以来，文化语境自身已经发生了各种变迁。早期译本的一些词汇句式，对于当代读者已经显得有些隔阂。杨苡先生首创“呼啸山庄”译名，并沿用至今。杨译本从1956年的平明版，到译林出版社1980年重刊和1990年修订再版，堪称影响力最大的译本（仅在1980—1990年就售出40万册，1990—1995年重印11次，并销售30万册）。杨译本以后陆续出现的三四种通行译本，有的侧重于文学理解和语言风格的区分，却存在着译者个性化凸显和过度阐释之嫌；有的依旧保留了先前译本的理解偏差或表述习惯；有的过度频繁地使用四字成语。抛开译者语言表述的个体差异，作为一种倡导普及仅百年的现代书面语言，白话文依然存在着很大的拓展和成熟空间。外国文学作品的汉译工作，除了力求语意精准、避免翻译腔，还需要继续借用外来语言，对母语的弹性进行测量与合理延展。

除了汉语变迁的需求，近半个世纪以来，围绕着勃朗特家族和《呼啸山庄》的国际学术研究成果，正在稳步积累。以往的某些常规定见已经被打破。这一点译序里已经稍做介绍，在此不赘。当代学术交流的便捷化，使得译者比前辈拥有更多的资源优势，更有利于解决前人受条件限制遗留的问题。新的研究成果，必然促使译者对原文细节产生新理解，并思考相应的翻译阐释方法。如何有意识地梳理现有学术成果，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同时避免刻意的标新立异和过度解读，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近年来翻译专业化的发展，也让译者对翻译活动的自觉意识越来越明显，这必将影响到最终的翻译产出。无论是翻译策略的制定、贯穿和调整，还是目标读者的设定、副文本内容的处理（包括撰写前言、注解、译后记、延伸阅读书目），或是与编辑出版者在排版格式、封面设计、广告文案和宣传媒介方面的协调配合，都会影响到终端读者的接受度和阅读体验。从这一点看，当代译者更加需要厘清自己的翻译策略和思路，以利于读者的客观评判。

以下是我在翻译《呼啸山庄》时零星归纳的一些具体方法，在此列举一二，以供批评：

1.以诺顿批评版第4版的《呼啸山庄》作为主要参考底本，注释则同时参考了2009年的牛津世界经典版（沿用克莱兰顿版）。这两种版本有少量注释不完全一致，或不甚清晰。这种情况下则间或参考了其他资料。为了减免不必要的理解谬误，我特意选择了杨苡先生的译本（译林出版社，2010）作为对照比较，在校对过程中扫除了很多细致的语感上的疑惑，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又比较了其他几种通行译本，发现张玲、张扬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是以牛津1982年版为底本，同时参考了诺顿批评版的注解，而孙致礼的译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修订版）同样依据牛津版，故而合理避免了其他译本共同存在的一些词汇理解错误。例如第一章里的underdrawn（“吊过顶，装饰天花板的”），牛津版直接提供了词汇注释，而有些译本则将它理解为对前面橱柜的描述。

2.需要背景解释，否则有碍理解的特殊文化词汇，尽量添加脚注。对于读者来说属于常识，或多数读者可以自行推测的内容，则避免添加注释或个人联想。例如凯瑟琳说：“谁要分开（separate）我们，最后的下场就像米洛那样！”这里要加注。历史上著名的米洛有两位：一位是前1世纪古罗马的护民官和执政官，从上下文看不出有何关联。另一位是克洛同的米洛（Milo of Croton），前6世纪古希腊的著名摔跤手。据传他在企图裂开树干时双手被卡进缝隙，结果被一群野兽吞噬。从原文的角度来理解，显然指的是后一位。

3.在保证语意通顺的前提下贴近原文句式，尽可能再现原文丰富多样的语言风格。尤其是以约瑟夫为代表的仆用阶层，说话时大量使用了约克郡方言。以往译本基本上没有对此进行特殊处理，而这种方言是原文极明显的特色，不应忽视或淡化。诺顿版和牛津版对主要方言段落和词汇都提供了对应的注释。我在参考这两个版本的注释后，进行了整合与转译。为了突出原文浓烈的方言特色，保留方言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效果，又糅合了几种北方方言，避免形成单一明确的地域标识感，并以有规律的谐音（别字）为主要处理方法，便于当代中文读者在无须脚注的情况下顺畅阅读，尽可能达到夏洛蒂在《谢利》里描述的效果：“约克郡人卷着舌头说话……比伦敦佬咬着舌头说要强得多。”

4.原文里出现了数量庞大、不同领域的专有名称。例如带有浓郁哥特风格的民间文化专名，如“食尸魔”（ghoul）、“地下精怪”（goblin）、“老尼克”（old Nick）、“熊姥姥”（bugbear）、“吸血鬼”（vampire）、“精灵弩箭”（elf-bolt），皆根据具体指称意义译出，重点强调各自特征与区别，不采用容易混淆的常见译名。动植物名称，则以正规译名为主。例如“欧洲越橘”（bilberry）不译为“覆盆子”（raspberry），“蓝铃花”（bluebell）不译为“钓钟柳”（penstemon）。在有些情况下，为了突出日常用语特点，或保持上下文的语言风格一致，灵活采取了普通名称或别名。例如，“鹅莓”（gooseberry）和“加仑果”（currant）不译为“醋栗”，也不译为“欧洲醋栗”和“黑醋栗”。

5.由于小说的时代特征，原文里很多词的用法与现当代英语的用法含义并不一致。有些词已经过时而被废弃。除了参考两种底本提供的少数释义以外，主要是通过查阅《牛津英语词典》（OED）进行确认。例如，反映凯瑟琳精神状态的一系列近义词汇confusion，disorder，derangement，distraction和wandering，根据语境译为“心神紊乱”“精神错乱”“神智紊乱”和“失魂落魄”等。在追求语意准确的同时，体现原文用词差异。再如，ideal除了“理想”以外，还有“臆想”的用法；scholar是“好学生”，而不是“学者”；clown是“乡下人”，而不是“小丑”；等等。

6.结合《呼啸山庄》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尤其是权威合理的文本分析，尽可能保留原文语言形式上的显性或内在关联。例如，部分重复出现在不同章节的关键词，涉及主题意义、叙事结构和人物刻画，所以在照顾语境的前提下，尽量采取前后一致的译法。

一些密切关联的重点词语，例如学者汇总的高频率动词“扭动”（writhe）、“拽”（drag）、“碾”（crush）、“磨”（grind）、“挣扎”（struggle）、“退让”（yield）、“瘫”（sink）、“畏缩”（recoil）、“撕扯”（tear）、“四分五裂”（be driven asunder），需要兼顾译法的准确、生动和差异性。J.希利斯·米勒认为，这些关联词表明：希斯克厉夫冷漠无情的动物性，像艾米莉在法语习作《蝴蝶》里表现的自然一样。“没有其他哪部维多利亚小说包含了类似的非人性残酷场面。”^[4]

关键场景里的连续描述，则重点照顾其整体的文字效果。例如，米勒发现，洛克乌进入呼啸山庄“深宅内院”（penetralium）后，仿佛在窥视一个层层套叠的“中国匣子”，而这座房子则象征着小说自身的结构。^[5]山庄内部古老衰败的哥特气氛，充分体现在它的房间格局和家具款式上面。因此，房间分布和物品陈列，都务必翻译精准，方位关系清楚。发挥关键叙事作用的一些家具器物，例如小凯瑟琳误入呼啸山庄时坐的小摇椅，是妈妈幼年时用过的，寓示了两代悲剧的重演。这种例子，即使意识不到深层关联，也并不妨碍翻译。但是像“高背长椅”（settle）这种老旧过时、容易和其他名称相混淆的，如果不补充脚注，读者就不容易从字面体会到希斯克厉夫是怎样躺在那里没被发觉，并偶然偷听到凯瑟琳与奈莉的关键对话，而小林登这个病秧子须臾不离地躺在上面，是怎样一幅凄凉景象。童年凯瑟琳幽灵出现的那个章节，如果不把橡木隔板床的结构描述翻译清楚，读者就无法真切体会洛克乌感受到的幽闭阴森。例如，原文里有一句：“In fact，it formed a little closet，and the ledge of a window，which it enclosed，served as a table.”为了表意清晰，对原文动词需稍加意译：“实际上，它等于构成了一间小小的内室，里面还留了一道外窗开口，窗台正好可以当桌子用。”因为原文动词“enclose”（围住、封入）表明：这扇窗原本是房屋固定墙体的一部分，而狭小封闭的床柜在这个位置留了开口，才与通向室外的窗户衔接为一体。因为前文都是在单独描写这件家具，它的内部结构如何，到这里如果简单译成“里面有个窗台，可以当桌子用”，就容易让人以为这个窗台仍然是床柜的一部分，而不会立刻联想到室外。数页内容过后，等到再出现凯瑟琳窗外闹鬼的情节，具体空间位置关系的交代就不够清晰。

还有一些不容易注意到的意义关联。例如希斯克厉夫重返呼啸山庄，奈莉见他“蜡黄的脸颊，被黑色连鬓胡遮盖了半边（the cheeks were sallow，and half covered with black whiskers）。whiskers可以简单译成“胡须”，也可译为“络腮胡”。但是奈莉随后又注意到：“他的面相……不仅显得聪慧，也没有留下先前卑贱生活的任何印迹……他仪态里甚至带着尊贵，粗野习气已经一扫而净，尽管因为过于严峻而稍失优雅。”约翰·萨瑟兰发现，希斯克厉夫完成的身份跃迁，明显体现在他的仪态和外表变化上，包括经过修理只遮住半边脸颊的络腮胡。相比之下，粗鄙的哈瑞顿则是“熊毛似的络腮胡盘踞在两颊”（his whiskers encroached bearishly over his cheeks）。维多利亚时期的胡须文化，对当代读者来说比较陌生。同样的whiskers，译为“连鬓胡”比“胡须”或“络腮胡”更显整齐和修饰感。这个细节差别稍加突出，不偏离原义，但有利于读者从译文里察觉到潜在的暗示。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我深切地体会到：经典重译的前提，是以当前阐释成果更迭和语言形式演化为基础的经典重估，而不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矜骄自喜，更不是以低劣的文字佛头着粪，甚至无端毁坏那些引领读者通向语言彼岸的津渡桥梁。

遥想前辈译者们筚路蓝缕的开创工作，不禁常怀敬畏和感激。但愿这部译本能够继续给读者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启发，并间接了解到近几十年艾米莉·勃朗特和《呼啸山庄》的研究进展。

感谢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高兴老师和苏玲老师介绍我加入“经典新读”的翻译项目。

感谢三联书店的王竞老师和崔萌老师。她们的敬业和包容，时常让我这位严重的拖延症患者感到汗颜。

感谢我的妻子李励。近两年来，她经常凭借着超常的耐心和克制力，一边淘米、洗菜、做饭、叠衣服，一边听我没完没了地唠叨译文，或者是八卦艾米莉的哥哥姐姐，并从“普通读者”的角度提出了宝贵意见。

感谢好友严蓓雯和孙健敏夫妇，他们让我在最黯淡的时期感受到人间温暖。

谨以这篇翻译作业，献给我尊敬的导师申丹教授和高峰枫教授。他们严谨求实的学术风范，时刻提醒我意识到自身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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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isa Koskinen & Outi Paloposki，“Retranslation”，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vol. 1，ed. Yves Gambier and Luc van Doorslaer，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0，p. 294.

[2] Italo Calvino，Why Read the Classics，trans. Martin McLaughlin，London：Penguin Books，2009，p. 3.

[3] 《呼啸山庄》，艾米莉·勃朗特著，杨苡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88页。

[4] The J. Hillis Miller Reader，ed. Julian Wolfrey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96—97.

[5] The J. Hillis Miller Reader，ed. Julian Wolfrey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9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