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很多、另有特长的日本金泽文库抄本
金泽文库抄本是院刻系统的抄写本,于日本文永十一年(1274年)依据仁安元年(1166年)的抄本转抄。仁安抄本早已亡佚。金抄现亦缺第三卷。这个九卷的金泽文库抄本(简称金抄),一九四八年由日本农林省农业综合研究所影印出来。前此杨守敬、罗振玉等都闻名向往该本而未及见。我们所用就是这个影印本。
仁安抄本抄竣后曾和原本校对过二次,在几天内完成二校。金抄抄完后也和仁安抄本校对过,并于二年后(1279年)借得近卫羽林所藏另一院刻系统本进行覆校。对金抄来说,它所努力的是力求和原本一致,是校对而不是校勘。书中校字满纸,收到校对的相当效果,同时也说明初抄的粗疏。
金抄的校字都夹写在原文旁边,间亦插写进缺文的空白中。有四种情况:(一)校字添注在原文左旁,下面并标上一个“折”字,表明所校是根据“折本”(指近卫羽林本)而来。包括错字和脱文,所校最多,也较精密。(二)校字添注在右旁,无“折”字标记,所校较少,并且仅及脱文,没有校到错字的。(三)原文两字之间加一小圈,表明这中间有脱文。这个大都已经校补上,也间有剩着空圈未补上的。(四)左旁还有“折有阙行”的夹注,表示折本原系分段提行另写而金抄接写不分段。这四种情况,(一)(二)为什么有那样的不同,原因不明。(三)的小圈,确有脱字,既知有脱字,为什么又有剩着空圈不补的?否则又何从知道有脱字?无从推测。(四)的校记,及于段落,可谓精细。
左旁“折”的校注,可能是金泽文库的创立人北条实时所亲校,比右旁精密得多,许多错误,依靠这个得到校正。校对认真细致,反映出依照原样一丝不改的态度。金抄有许多当时日人特別写法的字,如“底”的写成,“瓜”的写成折等,折校都给校正了,特別“忌”的校改为(俗写),更见依样不苟。但这个折校没有校完全书,因为在中卷以后,就不再有“折”校出现。据末尾的抄校题记,该卷折校完成于“建治二年(1276年)后三月九日”,而北条实时死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以,题记曾说:“书写点校的详细,记于第十卷的里页”,但现在第十卷的里页却没有这种详记,大概原来准备在校完全书后再写,而事实上没有能够写上。以下现存的北宋本只有金抄,南宋本只有明抄,金抄是唯一校正明抄的北宋本,但由于没有完成折校,不能使金抄更好一些用以校正明抄,这对《要术》来说是很可惜的。
金抄虽经二次校对,脱、空、倒、错,仍然留着不少,以下更多。此外间有句子重复和割一作二的字也没有校正。相类似的字,如“未”、“末”,“土”、“士”,“且”、“旦”之类,往往互误,不能作准。别写字又多,特别是旁写作“才”旁(很像从木),从“巠”的字写作从“至”等,最易误认,须要全书比对,摸透别写的习性,浪费时力。我们就曾因孤立冒认而致误,如误认“把”为“杷”,误认“胫”为“胵”(鸡肫)。现在误认的也还有,如《今释》误认为“淅”(六六八页),日译本误认为(下册一八四页)等。金抄错误之多,出乎一般抄本之外,有很多地方,需要明抄来校正。我们很怀疑仁安抄本据抄原本和金抄据校的近卫羽林本都不是崇文院原刻(另详《主要版本的流传》)。
虽然如此,由于金抄不错不脱的地方还保存着院刻的原样,这些地方,具有为他本所不及的校正能力,在今天仍不失为有其特长的善本。去讹存真,金抄优点显现。试举一例,略作瑕瑜互见的说明。《种芋》篇的一段,金抄原文如下:
“案年(芋之误)可以救饥馑,度凶年(脱凶字)。今中(国之误)多不以此为意,后至有耳曰(目之误)所(脱所字)不闻见者。及水、旱、风、虫、霜、雹之(灾之误),便能饿死满道,白骨(交的别写)扬(横之误)。知而不种,坐致泯灭,悲夫!人君者,安可不督课之(哉之误)?”
在六十八字中,脱讹多至九个,经过一再校对,还有这样多的错误,非一般抄本所能想像。但另一方面,也正有不错的字,可藉以校正他本。例如“君”,明抄误作“居”,错误明显,还容易改正。而“后至”,南宋本系统误作“后生”,明清刻本误作“后生中”、“后生至”,乃至“后生中至”,愈添愈多,可还是南宋本的意思。按这段话的上文是引他书记载有某官吏教民预种芋艿得以度过荒年的故事。贾思勰的这段按语是指责当时一般官吏多不重视这个问题,即使有人提醒他,也竟至于有耳不闻,下文明说“知而不种,坐致泯灭”,所称“后至有耳目所不闻见者”,正是指这个说的,不是指“后生”。如果指“后生”,则“后生”既未闻未见,怎能责备他们“知而不种”?况且就史实说,仅据《魏书·灵征志》所载,在《要术》前后的几十年中,即自魏孝文帝延兴四年(474年)至东魏孝静帝兴和四年(542年)的六十八年中,计大水灾十八次,大风灾二十九次,大雹灾十次,大雪灾五次,霜灾三十一次,雾灾八次,蝗、螟灾二十二次,合计一百二十三次,还没有包括旱灾,平均已将及每年二次。后生没有闻见过灾荒,更和史实不符。如果“后生”作“后世”讲,那闻见得还要多。所以这里只有金抄作“后至”是正确的,以后各本都错,应据以校正。
综上所述,金抄的校正,限于就原本校复原样,没有达到一般的水平。院刻的所以有较高的正确率,由于时代较早,据刻原本较好,校刊较精。二者的效果虽有不同,要求保存原样的态度是一致的。而“臆改”之风,始于南宋。金抄单独使用,缺点居多,配合他本使用(主要是明抄),先去其讹,则可以显现其保存院刻正确部分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