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西村舍本校勘的疏浅

(四)渐西村舍本校勘的疏浅

从吾点系统下来的各种校本,只有刘寿曾、刘富曾所校得到出版,即一八九六年袁昶刊行的渐西村舍本。

渐西本当时以“精校”作宣传,实际是可以“精”而没有被利用,从上述已可知其梗概,现在再从六方面来探讨:

一、它确实比明代刻本要好,但和早于它的《学津》本比较,并不见得怎样高明。它很多地方得力于吾点,特别是自中卷以下当时没有任何宋本或农书可资校勘的部分,但都没有交代采自吾校。就是采取吾点,也表现为依违不定,反多自误。相马法“踠欲促而大”,湖湘本误作“碗”,《津逮》本改作“腕”,近是,吾点再改作“踠”,合两宋本;上举山田误释的“喊”,吾点改正为“噉”,亦合两宋本,渐西本都依着改正了,胜过《学津》本。相马法“膝骨欲圆而张,大如杯盂”,“张”除金抄外均误作“长”,吾点校正为“张”,可是刘寿曾批着说:“不知何据”,因此渐西本没有改正。此类甚多,是可以胜过《学津》本而没有胜过的地方。

二、有校宋本作校勘是渐西本唯一的有利条件,但也由于依违失当,因此正误颠倒,和对待吾校一样,对和不对,都像是踫巧来的。例如《耕田》篇引《汜胜之书》“凡麦田常以五月耕”,“麦”原误作“爱”,校宋本不误,二刘校勘的经过是:“宋本爱作麦,此文承‘伤田……岁休’,则作爱是”;“再核,当从麦,此不承上文也”;“再核,非”;最后是:“《农政》,爱”,终于依照《农政全书》仍用“爱”字,殊不知《农政全书》也正被《秘册》——《津逮》本所误。《种谷》篇“西兖州”误作“昔兖州”,校宋本不误,可是刘批:“宋本昔作西,非。”黄麓森予以纠正:“西兖州,孝昌三年置,见《魏书·地形志》,不得谓之非。”《大豆》篇“小豆有菉豆、赤、白三种”,原脱第二“豆”字,校宋本不脱,可是刘批:“宋本菉下有豆,非。”《种桑柘》篇引《泛胜之书》“以手溃之”,原误作“渍”,两宋本不误,刘又批:“宋本渍作溃,误。”丁国钧用小岛影写院刻覆校,也误校成:“北宋本不误溃。”黄麓森对刘、丁所校并予纠正:“渍,两宋本实皆作溃。丁校谓‘北宋不误溃’,非也。且溃并不误。”《养羊》篇“抨酥法”的“数日陈酪”,原误作“目”,校宋本不误,可是刘又批:“数目,谓得若干升,宋本作日,非。”校宋本被刘寿曾随便一“非”,湖湘本原误都被逃过关,依然在渐西本上出现。这些都是把不错当错,空有校宋本不发生作用的例子。

《种麻》篇引《尔雅》,“麻母”,原误作“莩”,校宋本作“苎”,亦误,渐西本跟着错作“苎”。黄麓森纠正说:“莩当作,不当作苎。”《种红蓝花栀子》篇“合面脂法”有“若作唇脂者,以熟朱和之”,原不误,校宋本误作“米”,刘又批:“吾本朱字疑”,因改为“米”,从校宋本之误。同上“抨酥法”有“大盆盛冷水,着瓮边”,原不误,校宋本“大”误作“水”,“瓮”误作“盆”,亦改从校宋本之误作“水”、“盆”。这些都是把错当不错的例子。湖湘本原已错误很多,经过二刘之手又添上一些错字。这些地方,《学津》本胜于渐西本(“莩”,存误未改,例外)。

三、偏信他书,甚于相信宋本《要术》。如“注入壳中”、“勿令坚固”、“《农政》爱”等,已见前述。此外还不少,如《大豆》篇“春大豆,次稙谷(早谷子)之后”,原不误,渐西本改从《辑要》讹作“植谷”(《学津》本同)。关于种梓树“漫散即再劳之”,原不误,亦改从《辑要》误作“漫田”。二刘曾取校张海鹏《学津》本,这里批着:“《辑要》散作田,张本不从”,则刘氏是认为不从是不对,所以他依从了,但他错了。这是以错为不错。《种枣》篇“枣性坚强,不宜苗稼,是以不耕”,下一“不”字,各本均脱,只《辑要》有,是唯一应补的根据,《学津》本据补,是,但渐西本明知“《辑要》耕上有不,张同”,亦非张而自是,竟不补。这是以不错为错。二刘在他书的取舍上,同样表现为是非无见,正误失据。

四、加添的字句,明为校宋本所无,而唯《辑要》等是从,更使人不解。《辑要》的加添共三十多条,渐西本大都采入。王祯《农书》的加添,也采入很多,如《种瓜》篇“中间通步道”下依《农书》加上“近以就粪,远以通行”的小注,《种柿》篇字下加上“而兖反,红蓝枣,似柿”的小注等等。《种胡荽》篇说到刚种下的胡荽,白天要用箔盖,晚上揭去,因为“昼不盖,热不生;夜不去,虫栖之”。原句极简明利索,王祯在“虫”上加“则有”二字,实在多余,渐西本也照加。《种桃柰》篇种樱桃“不可用虚粪也”下《农政全书》自己补充说:“又法:二三月间,分有根枝栽土中,粪浇即活。”也被采入作《要术》正文。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未知二刘为什么放着宋本不顾这样相信别的书。这种地方,《学津》本比渐西本要慎重。

五、二刘常以吾校“不知何据”不被采用,但刘氏也并非无据不改。在这方面二刘倒改正了一部分错字。明显的如“须更”改“须臾”之类;较晦的如《种桃柰》篇“选筑孔使坚”改“选”为“还”,《素食》篇改“池”为“地鸡”(地菌)之类。“〔二二〕”引《广志》有“犹以预为资”,刘校:“预疑蓣”,这里确指薯蓣(但“预”古通“蓣”)。这些都是好的地方。但也颇有改错的,如“橘〔一四〕”引裴渊《广州记》说有一种“壶橘”,“形色都是甘”,“甘”即“柑”字,刘删去“是”字,则是理解“甘”为“甜”,无怪黄麓森说:“甘本柑耳,袁刻(即渐西本)删‘是’,太不细心矣。”二刘无据而改,为数不多,而效果是得失相半。

六、刘寿曾所校最后由刘富曾定稿,但刘富曾不但没有纠正乃兄之失,不如说还要差些(袁昶没有校,只是出钱刻书)。《种红蓝花栀子》篇“作米粉法”的“使甚细”,音废(又音伐),舂的意思,湖湘本错割成“白”、“第”二字分窜入注中,校宋本没有窜误,但刘寿曾转录校宋本时不知怎样错写成(无此字),并推测说:“似研之义”(其实字别处不少),渐西本竟以“研也,使甚细”的离奇怪样和读者相见。这个应由刘富曾负责。《种桃柰》篇“不求栽”,“栽”湖湘本误作“谷”,《辑要》不误,大概定稿人又不能决定哪个字对,所以渐西本上又出现“不求栽谷”的怪样。刘富曾的这种两可手法,除这个外,还有上举的“地也”、“秜”和其他。这种地方,未知是否由于误刻,但无论如何,总不免太粗心大意,对读者不负责了。

渐西本刘寿曾原准备附刻校勘记,《辑要》等加添之文不准备加入,只列入校勘记中,吾点的正确校改也在校勘记中交代,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这是付刻时袁昶、刘富曾变更了的,是袁、刘责任。

刘寿曾有一优点,就是他查对过一部分原书,指出篇名,给我们不少便利,这是应该肯定的。

综上所述,渐西本在纠正明刻混乱的工作上,有它一定的成绩。但它有三个优越条件,即一有吾点校本,二有校宋本,三是在《学津》本已经先做了一番校勘工作的基础上。最简单的办法,只要将吾校和校宋本完全照抄,虽不免稍有错误,还是可以毫不费力地超过《学津》本。再加一番细心的推勘,“良工不示人以朴”,的确可以达到“《津逮》诸本,自在天坏”(刘寿曾《校刊商例》语)。可是它没有能够这样做,只能比《津逮》本好,很难超过《学津》本,优越条件没有充分发挥,很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