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舒刻本及黄、劳校宋本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有张辚刻于龙舒(今安徽省舒城县)的本子,一般称龙舒本。该本系据院刻覆刻,原书已佚。现在有据龙舒本的抄本校录的校宋本留传下来。
校宋本似有两种,即黄丕烈(荛圃)校宋本与劳格(季言)校宋本,均未校完全书,黄校本校至的中卷止,劳校本校至第五页止。
黄荛圃于清嘉庆末年(1820年前)得该校宋本后,许多人转相借录,据现在所知,有张绍仁、陈揆、黄廷鉴、邵浪仙、张步瀛、刘寿曾、孙诒让、管明佳、陆心源九种转录本,连劳季言校宋本共有十个校宋本,另详《主要版本的流传》。我们有张步瀛、刘寿曾、陆心源转录或刊印的校宋本。
(一)张步瀛转录本 黄廷鉴转录本后为张定均所得,张定均借给张步瀛,张步瀛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就黄廷鉴校本再转录。底本用的是《津逮》本。现缺第七、第八两卷。
(二)刘寿曾转录本 光绪二年(1876年)刘寿曾以黄荛圃原本转录,底本即我们所用湖湘本的影写本(见第六节第二目)。劳季言校宋本源出朱述之校本,刘寿曾并曾借得朱本作参校。因此,张步瀛间接保存了黄廷鉴校本,刘寿曾也间接保存了朱述之校本。
(三)陆心源刊印本 手录本传播不广,且易散失,因此刊印成书,极感需要。光绪年间陆心源始将黄荛圃校宋本和《秘册汇函》本(见第五节第二目)的不同内容刊刻成书,列入他所编的《群书校补》的一种。方法是以校宋本的内容作为正文,下面注上《秘册》本的错字、脱文或衍文。通常所见的校宋本就是这个本子。
黄、劳二种校宋本,同出龙舒本,内容应相同,但由于来自两个抄本,也有不尽相符。劳校本有个别地方可以补黄校本的不足,如《种蒜》篇引《广志》:“黄蒜,长苗无科,出哀牢。”“出”字黄校本空白一格,同明抄,仅劳校本作“出”(院刻、金抄缺卷),是唯一正确的字。其他不同,或正或误,二本互见,可资比对,无甚特异。劳校本除校录宋本异文外,劳氏并以他书作参校。校宋字以朱笔写于行间,参校各书以墨笔字写于下栏,校勘颇为认真,惟所校亦无甚优异处。
黄校本的转录各本,不免有抄错和抄漏,因此张步瀛、刘寿曾和陆心源三种校宋本虽同出一本,彼此亦颇有差异,各有错脱,得失互见。例如贾氏自序的“畜五牸”,校宋本讹作,张本校出这个字,刘、陆失校(此字明抄亦讹作,可以看出它和龙舒本的关系)。《杂说》篇引《四民月令》七月“作夾薄”,“夾”是夹衣,刘、陆均讹作,张校作“夾”不讹。《种梅杏》篇“谚曰:‘木奴千,无凶年。’”刘、陆均作“注曰”,仅张校作“谚曰”,是唯一正确的字(他本亦讹作“注曰”)。《种榆白杨》篇“悉皆斫去”,校宋本不讹,但张本讹作“研”,当系转录时误临(或系黄廷鉴误临)。《种槐柳楸梓梧柞》篇说到扦插柳枝:“从五月初,尽七月末,每天雨时,即触雨折取春生少枝长〔一尺已上者,插着垄中,二尺一根。数日即生。少枝长〕疾,三岁成椽。”内二十字原脱,各人都根据校宋本补入,可是原校人误插入“疾”字下面,致不可解,黄廷鉴照样转抄,陆心源也照样转刻,只有张步瀛就黄廷鉴所录加以纠正,正确地插在“长”字下面。刘寿曾虽也纠正了,但认为“春乃日之讹;生,衍文也”,删去“春生”二字,非。
陆心源本经过摘录、誊写和刻板的几道手续,又添上不少错误,如《大小麦》篇引《广志》“麦”讹作“麦”,《种兰香》篇“朝兰香”讹作“朝闼香”,《种梅杏》篇“所在多入”讹作“多人”,“至五月”脱“五”字,《种桑柘》篇“穊种”(密植)讹作“概种”等。古书每经一次抄刻,往往多若干错误,陆刻本亦不免此失。
三本比较,优劣互见,而以张本较优,刘本次之,陆本较差。通常所见,只有陆刻本;用张、刘二本参互校证,胜过陆刻本多多。
校宋本反映龙舒本的内容,就其所反映,龙舒本校勘不如院刻之精。原本不错被刻错的地方颇不少,如,“故基”讹作“故墓”(《耕田》篇),“栽”讹作“杀”,“安土亦得”讹作“安上弗得”(《种桃柰》篇),“痛抨之”讹作“病秤之”(《柰林檎》篇),“三种别异”讹作“三种则异”(《种棠》篇),“绝”讹作“絁”,“兴平末”脱“末”字(《种桑柘》篇)等,都是形近或残剥致误或疏忽致脱。此外还有一些空白,可能是原本脱烂所造成。
龙舒本不同于院刻,它不是保存原本的原样,而是经过主观校改的。改对的当然有,如《种紫草》篇改正院刻误字“紫芨草”为“紫草”等,但不多。而改错的倒不少。上引“后至”的讹作“后生”,《柰林檎》篇“根不浮薉,栽故难求”的讹作“根不浮,藏栽,故难求”,《种榆白杨》篇“春时将煮卖”(指榆荚)的讹作“捋煮卖”等,恐未必是误刻,而是错改。《种桑柘》篇“斸地令起”的改为“斸断令起”,所有“尺”字改为“赤”(古与“尺”通用)等,则是明显的错改(或者不必)。《收种》篇“貆”的讹作“貊”,则是避宋钦宗赵桓名的同音字所引起的错字(“貆”与“桓”同音,避名阙末笔作,再错成“貊”)。
比较严重的还有似是而非极易被蒙混的错改。试举一例,略加说明。《种榆白杨》篇说到初种榆树在二年内任它生长,切忌碰动它,院刻原文是:“亦任生长,勿使棠近”,“棠”字下有音注作“杜康反”。金抄、猪饲“校宋本”乃至《农桑辑要》所引均同。可是张辚改“棠杜康反”为“掌止两反”(黄、劳两种校宋本并同),乍看很对,实是大错。按“棠”是异写字,即今支字,手、足、木都可以作支,故除本字外,古人也借用从木的“棠”或从手的“掌”来代替,这时当然已经不再是棠梨或手掌了。《周礼·考工记》“弓人”:“维角之。”孙诒让《周礼正义》引段玉裁说:“古本音堂,其字变牚,变樘,变。”院刻作“杜康反”,正是音堂的古音。唐时还有“枨”、“橙”、“敞”等形许多写法,音“丈衡反,……触也”(见唐玄应《一切经音义》五、七),则已读成现在的音,而其借用的字,又借到音近的甜“橙”和“敞”开了。这“棠”字《要术》明代刻本作“长”,则是“枨”字脱去木旁的残余。“棠近”即近意即“触近”,“勿使棠近”,意即勿使逼近踫动它,避免触伤扎根未固的幼苗,则人与牲畜均有可能,岂仅限于手掌?而且《插梨》篇还说到刚嫁接好的梨穗,“培土时宜慎之,勿使掌拨,掌拨则折。”这个“掌”字,仍是异写字。为使不与手掌混淆,后来再加一重手,便是现在通俗写的“撑”字了。“掌拨”也就是“触拨”,这是防止培土时粗心大意将接穗踫伤的意思,决不是一边培土,一边用手掌去拨拨它。张辚改“棠”为“掌”,使《要术》前后两种写法一致,原是很好,但“止两反”一来,便真正变成手掌的“掌”字,把不错的改错了。明抄出自南宋本,所误亦同。近人校注,这里以《今释》为正确,日译本采用龙舒本而指北宋系统本为谬,实被张辚所误。《辑要》也是常改《要术》的,但此处未改,在这点上,其撰修人孟祺等的理解胜于张辚。
《文献通考·经籍考》记载有李焘所撰《孙氏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这个曾为《要术》作“音义解释”的孙氏,未详何人,其书亦不传。但李焘与张辚同时,可能张辚曾见孙氏书,或许其改字根据,即系来自孙氏。
据上所述,龙舒本除刊刻颇有粗疏外,还有一些校勘上的臆改,使该本有所逊色。但由于所用原本是院刻,仍有它正确的一面,胜于明清刻本,尤其在明代刻本混乱后,在清代人力求纠谬的工作上,曾起过不少作用。可是现存本既缺去三卷半,又非原本,因此自明抄发现后,校宋本的校勘效力大为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