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刊最坏的《秘册汇函》——《津逮秘书》本及其不良影响
《秘册汇函》本,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胡震亨刊,和沉士龙、姚叔祥一同校订。后《秘册汇函》全辑遭火患(《要术》原板损失不大),胡震亨以残板转让给毛晋。毛晋编入所辑《津逮秘书》中。胡本既经毛晋整补改动,二本微有不同,但《津逮》本既是《秘册》本旧板的重板,而且自毛晋继承翻印流传后,事实上《秘册》本已为《津逮》本所取代,因此二本虽微有不同,质量完全一样,二本实即一本。其据刻原本是湖湘系统本。
《津逮》本源出湖湘系统本而拙劣更甚。在校勘上和湖湘本相反,它不是不动原样,而是大改。大改确属需要,可是误多正少;是原本已改,还是胡、毛所改,颇难肯定。但就湖湘本来校比,并证之胡、沉辈的刻书态度,必有出自彼等的率意涂鸦。当然也有不少改对的,如“千”改“十”,“比”改“此”,“雨”改“两”,“啄”改“喙”,“拍脂”改“柏脂”等,大都是上下文一看就能改的。而改错的则有毫厘千里之失。例如“稙谷”(早谷子)改为“植谷”(《大豆》和《种瓜》篇),“大穊”(栽得太密)改为“大概”(《种李》篇),“下田”(低田)改为“下种”(《大小麦》篇)等,则错误严重。在酿酒过程中将饭蒸到半熟《要术》称为“饙”,将饙饭倒入瓮中随即用锅底沸水灌入使胀满熟透,叫做“沃饙”。沃饙的目的是使饙饭糊化透彻,以利于糖化淀粉和酒精发酵。酿造各篇这字很多,但明刻本一划之差就变成“馈”。酱曲之类《要术》有称为“女曲”的,《作酢法》篇有用“女曲”作醋法说:“女曲、麤米各二斗”,《津逮》本一改就变成“取曲”,致使《学津》、渐西诸本也跟着错。女曲在《要术》中有专项介绍,改字者连《要术》本文都没有查过。
校改终比不校改好,因为用意终想改好。但进一步要求时,它又不改了。第三页的缺页没有查过《辑要》,依然缺着,三页缺页,当时可能无法补上,这些都不谈。只就湖湘本的原样来说,由于疏于查对原书,原误几乎全部原封未动。例如上举引《尔雅》的第二个“藨”字没有改正为“麃”,《种麻》篇引《尔雅》的“莩”字没有改正为,《水稻》篇引《周礼》“稻人”注没有补上“浍,田尾去水大沟”的脱文,《种枣》篇引《尔雅》郭注的“曾子”没有改正为“曾皙”,特别是《养鱼》篇引《诗经》“思乐泮水”,湖湘本不误,没有照样刻,“泮”,还搞上一个墨钉,等等,都在所谓“经书”范围内,也听任不通而不改正,至为不解。再进一步,《大小麦》篇引文误题“《尔雅》”没有改正为“《广雅》”,《柰林檎》篇和《养猪》篇误题“《广志》”没有改正为“《广雅》”,和这字的音义注解“草片反,米有也”没有改正为“莫片反,米屑也”;更深入一步,《养猪》篇“注曰”没有改正为“小尔雅”,《种谷》篇“昔兖州”没有改正为“西兖州”,《水稻》篇引《字林》没有改正为“秜”等,恐怕只能说对古时一般刻书者不能要求太高了。但吾点、丁国钧等就有几处改正了,或者提出问题来了。总之,随便错改和听任错误不改至于不知所云的例子太多,不胜枚举。
脱误的痕迹,在最初的版本或者还有遗留着,经过后人贸然一改,就被泯灭无缝,非追本寻源,无从抉发其隐。见于湖湘本的已不少,上述的去空接写,消灭脱迹,即其一例。在《津逮》本中又有新花样。如“木棉”、“欀木”二项的内容,都是引自《吴录·地理志》,但湖湘本脱去“欀木”的标目,因此接连有两个“《吴录·地理志》曰”,《津逮》本不细察内容,表面地认为书名重复,因改后一“《吴录·地理志》曰”为“又云”,并改提行为接写,脱标目的痕迹完全被泥灭无影。以后《学津》本跟着错。吾点据内容加上“欀木”标目,与两宋本暗合,但渐西本竟不敢采用,就远不及吾点了。
《秘册》本是胡震亨和沉士龙“分曹订梓”,并和姚叔祥“篝灯校读”的,但如上所述,校订效果很差。再看看它的刻书态度,胡震亨《跋》说:“此特农家书耳,……乃援引史、传、杂记,不下百余种,方言奇字,难复尽通,腹中似有数千卷书者。今人财记《孝经》、《论语》,便思着述,将为此伧鬼所笑。”
沉士龙《跋》也说:“余始得《齐民要术》,辄以问一二藏书家,有曰:‘此伧父覆瓿楮。’或曰:‘此农家秘苑也。’……北俗种树、畜牧、调造之法,不但南朔古今非宜,至其动用牛马秽及盐酪薤蒜之类,诚所谓羌煮貊炙,使名庖呕下者也。第其所引如《泛胜之书》、崔寔《四民月令》、《杂五行》、《占候》、《食经》等书,皆世所罕觏,其他记传,亦多与今本不同,可互相考证,盖操觚家所不能废者。故与孝辕(即胡震亨)分曹订梓。因两识所问,以见是书虽不必有,亦不可无。”
一开头就因为是农家书被看不起,再加上是“北伧”写的,南北饮食习惯不同,烧粪、喝酪浆、吃蒜头等都在被讥笑之列。其所以把它印出来,不过是因为其中引载有不少已经散失的古书,还有保存的价值;否则,此书大可“不必有”。这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限于历史条件,不足深怪。但拿这种态度来校刊农书,就成问题了。过去也只有胡、沉辈对《要术》的覆刻采取这种态度,要它校得好,真是南辕而北辙。一边看,一边就过去,也随意涂沫一些,在湖湘系统本原已不好的底子上,又遭了一次灾难,评它一个“疮痍满目”,似不为过。栾调甫《齐民要术版本考》(一)说:
“震亨、士(即姚叔祥)徒具词林博辨之才,伪造古书之长,……况复任情予夺,随心涂改,……其错讹叠出,实亦难为矜恕。……俭腹自曝,亦将‘为此伧鬼所笑’。”
湖湘本据元刻系统本覆刻,《秘册》本据湖湘系统本覆刻,从这一系统下来,元明清以来的著述,受它们的坏影响很深。
明杨慎(升庵)《丹铅总录》摘录《要术》中奇字若干个,其中有、“苯”、“乌驿切”、“草片切”,都是错的(是“叶”、“笨”、“县”、“莫”之误)。错误来源即是元刻系统本。
湖湘本出版后十三年(一五三七年),杨慎写成《丹铅续录》,又据《要术》采入一条:“野稻不种而生曰稆,刈稻明年复生曰。”这个字也是错的,见于《水稻》篇引晋吕忱《字林》,两宋本均作“秜”。《说文》:“稻今年落,来年自生曰秜。”湖湘本开始错成,也应追源于它的祖本,无论杨慎所见为何本,这个错字又被杨慎所误录。明梅膺祚还把这个讹字收在他的《字汇》中,自此以后,以至《康熙字典》,在字典中就多了这个讹字。又,明刻本讹作,《康熙字典》引《要术》亦讹作,说明清政府所掌握的也只是明代坏本,所以聚珍版无《齐民要术》。刻坏书的贻误之深,可以概见。
《秘册》——《津逮》本出版后,各家引用《要术》,多据此本。徐光启《农政全书》亦蒙其害。徐光启有径予改正的,但改不胜改。例如卷前《杂说》“每年一易,必莫频种”,误作“必须频种”,“转所粪得地”,“地”讹作“所”,《耕田》篇引《泛胜之书》“腊田”误作“脂田”,“麦田”误作“爱田”,引《四民月令》“土长冒橛”误作“上长冒橛”,引魏文侯语“夏以强耘”误作“夏以锄耘”,等等,全书中触处皆是,都是沿袭《秘册》——《津逮》本之误而来(无论是徐氏原引,或出后人校订,都是胡、毛本之误)。
王念孙、王引之深知胡、毛本脱讹甚多,在其所着《广雅疏证》中引用该本时特别慎重,虽改正了讹字“莩”为之类,仍不免被胡、毛所误。其例不少,略举一二,如引《种紫草》篇引《广志》“陇西紫草,染紫之上者”,脱“染”字,引“乌蓲”引《诗义疏》荻“三月中生”,脱“中”字,引《小豆》篇引《泛胜之书》种小豆“亩五升”,讹作“亩一升”,引《种葱》篇引《四民月令》“三月别(按是移栽)小葱”,讹作“二月”,《种葱》篇《要术》并引《广雅》,但《广雅疏证》未引证,因胡、毛本原脱,等等,都是胡、毛本的沿讹。
多学如杨升庵,重视农业如徐光启,精谨如王念孙父子,尚且不免被坏本所误,其他明清著述,不引《要术》犹可,一引就是胡、毛的翻板,其例太多,不胜赘举,真是误人不浅。而胡、毛本下距后刻的时间很长,重印本又多,上海博古斋还有影印本,同时据以辗转覆刻的本子更不少,因此传播最广,坏影响最大。其错脱满纸,难于校正,出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