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低头，因为王冠会掉
张爱玲是倔强的，就像每一个倔强的姑娘一样，有着一颗强大的自尊心。自尊心不允许她们向挫折低头，不允许她们弄掉头上的王冠。哪怕是用一种清冷的气质来表达那强烈的自尊与骄傲，她们也不会觉得有丝毫不妥。
在张爱玲入学两个月之后，因为经济压力，她选择从圣约翰大学退学了。虽然父亲可以给她提供学费，但是她却不想再站在父亲面前向他伸手要生活费。所以在校期间，她一边读书，一边尝试给各大报社投稿来赚取一些稿费生活。可是，读书与写稿都是耗费精力的事情，当她觉得难以支撑时，便选择了彻底离开学校。
在香港求学虽然没有得到圆满的结果，但是在那几年时间里，张爱玲从学校中的英文教育中获益匪浅。她积累了丰厚的英文阅读量，也提高了自己的英文写作能力。在这个时期，张爱玲投稿给报社的大多是英文稿件。比如她在《泰晤士报》投稿的一些影评、剧评，尽管文章十分短小，但是语句精练有见解，得到了读者的好评，也得到了报界人士的关注。
《二十一世纪》在当时的上海是一份很有名气的综合性英文月刊，集合了实时报道、小品、风光旅游、书评影评等多种内容，很受那些在亚洲生活的西方人的喜爱。那时的主编是一位德国人，名叫克劳斯·梅特涅。在他眼中，上海是一个容纳了各国公民和政治团体的国际化城市。这位曾经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并且在莫斯科做过驻地记者的西方人创办的《二十一世纪》，成了张爱玲在上海初露文学风采的舞台。
张爱玲在该刊发表的长篇散文《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后更名为《更衣记》）受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关注。在这篇长达万字的文章中，张爱玲以风趣幽默的笔触和丰厚的知识量描述了中国服饰的变革。她以一种带有维多利亚末期的风格的流畅清丽的文笔，搭配上亲手绘制的十二幅发型和服饰的插图，一下子就吸引住了读者的眼球。
之后，张爱玲笔耕不辍，在《二十一世纪》连续发表了九篇文章。主编克劳斯·梅特涅在读到这篇文章时，不住地称赞张爱玲为“如此有前途的青年天才”。他曾经一语中的地评价过张爱玲的文章的与众不同之处：“她与她不少同胞的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作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
张爱玲用英文写作为自己推开了创作的大门，被认可的感觉让张爱玲的信心与日俱增，对文学写作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自信心的提升也增加了她脊梁的承重，让她有了站于人前毫不示弱的底气。但同时，她也是谦卑的，只是这种谦卑仅仅在那些文学造诣高于她的人面前。傲骨这种东西，必要的时候放下没有什么，关键是为谁而放下。
在张爱玲认识的人之中，有一位叫作黄岳渊的园艺家，这位老园艺家是张爱玲母亲的远房亲戚，他常年以侍弄花草为乐，并借花草会友，结识了很多文人墨客和名伶琴师。在当时的文坛中有诸多流派，其中鸳鸯蝴蝶派中有一知名作家名叫周瘦鹃，他在写文办刊之外也常醉心园艺，常常到黄岳渊的园子中坐坐。
在周瘦鹃的笔下，那些才子佳人般缠绵悱恻的爱情常常难有圆满的结局，这满纸的爱恨情伤与张爱玲的文笔十分接近。而周瘦鹃也以如此文风享誉当时的中国文坛。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胸有大志的爱国作家。在日军铁蹄践踏中国大地时，他热切地期望《紫罗兰》杂志复刊，能够以文字唤醒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但是，因为苦于找不到得力的作者，他一直十分苦恼。
黄岳渊读过张爱玲的一些文章，对她的天赋和能力十分认可，便向周瘦鹃举荐了张爱玲这个文坛新面孔。周瘦鹃那时并未放在心上。
对张爱玲来说，周瘦鹃的名字并不陌生，她曾经在父亲的书房中品读过《恨不相逢未嫁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等周瘦鹃的著作，那些情节哀婉、笔触清丽的文章让童年孤寂的张爱玲读后念念不忘。虽然这位被称为“哀情巨子”的周瘦鹃并不是张爱玲最心仪的通俗小说作家，但是他的才情还是让张爱玲十分仰慕。
在日常生活中，张爱玲十分不擅与人打交道，但是在文学的大门内，她又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提升自己的机会。出于一个天才对文学的热爱与执着，张爱玲怀揣着黄岳渊老人的介绍信，敲开了周瘦鹃的大门，也等于是敲开了进入上海文坛、中国文坛的大门。
优雅秘籍
骄傲与自尊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实际作用？它会给我们一种不断向上攀登的动力，俯瞰众生小的同时，自己内心的气质也在不断升华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