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见书证与双重含义
在近现代汉语新词研究中，发现首见书证是第一项工作，对此沈国威指出，“首见书证告诉我们某一词最先出现于何种文献（时代、著者、种类），如果是新造词，可以由此把握造词者和造词理据的情况；如果是借词，可以了解借入者和借入的途径。首见书证是一个新词的源头，其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12]。“治外法权”作为一个中文近现代新词，应该说语言学界很早就给予了关注。1915年出版的《辞源》是我国第一部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的综合性新型辞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大型汉语语文工具书，其中就收入了“治外法权”一词，但给出了释义，却未提供书证和出处[13]。2001年《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收词5275条，主要是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期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期的新词，其中包括“治外法权”词条，其书证为1899年6月28日梁启超在《清议报》的文章《论内地杂居与商务关系》[14]，其中提到“杂居以后，日本政府收回治外法权，一切外国人，皆受治于日本法律之下”[15]。在此基础上，2010年《近现代辞源》收词增加到9500多条，其中“治外法权”词条的书证提前到了“1890年《日本国志》”[16]。此外，沈国威认为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是最早引入日语词汇的中文媒体之一[17]，其“东文报译”栏目在提供日本报纸信息的同时，为了新概念的表述，引入了一批或一套新词语，这些词语，从词源上看并不都是日制词，但广泛用于当时日本的学术著作中，其中就包括“治外法权”一词[18]。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完稿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1890年（光绪十六年）交羊城富文斋刊刻，1895年年底至1896年年初（光绪二十一年冬）初刻本面世[19]，而《时务报》“东文报译”栏目的稿件均为日本人古城贞吉所译，在时间上晚于《日本国志》的出版时间。属人主义的“治外法权”一词，其首见书证来源于1895年年底至1896年年初出版的《日本国志》，应该是目前学术界所能追溯的最早来源了。
而对《新尔雅》所释义的属地主义“治外法权”概念以及其书证追溯，国内外学术界基本没有关注。郝延平、王尔敏在《剑桥中国晚清史》（英文版）第三章“国人对中西关系认识的转变”中提及治外法权时曾经采用过“管理外国人之法权”的说法[20]，查此处英文文本为：
Although China had accepted the idea of extraterritoriality，at first it did not have a specific name for it in Chinese .One of the first scholars to name it was Wang T'ao who used the expression o-wai-cb'üan-li，or “extra-ordinary rights”.However，it was Huang tsun-hsien's term，cbib-wai-fa-cb'üan or “the legal right to govern aliens”，that has become the standard expression.[21]
从英文版来看，郝延平、王尔敏所理解的黄遵宪使用的“治外法权”一词是包含“管理外国人之法权”的含义的，可惜1985年《剑桥中国晚清史》在国内翻译出版时，却径译为“但是，黄遵宪使用的‘治外法权’成了他的标准名词”，漏译了“管理外国人之法权”一层意思[22]。吊诡的是，翻遍《黄遵宪全集》[23]，除了《日本国志》卷七《邻交志下一·泰西》所体现的属人主义含义外，并未找到有在属地主义层面上使用“治外法权”概念的语句和段落。郝延平、王尔敏作为治学严谨的大家，虽不排除因没有深究黄遵宪文集而出错的可能性，但其理解“治外法权”一词有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两层意思的问题，应非空穴来风，想必其所阅读的相关文献中有此意义上的使用情况，这提示我们应该作进一步的追溯和探究。目前所见，《申报》上即有相关使用书证。
1886年6月6日（光绪十二年五月初五），《申报》第一次出现“治外法权”一词，表达的意思是“本国管辖外国人的权力”。截至1902年9月中英商约正式确立治外法权的属人主义含义之前，提及“治外法权”的报道共有12篇，“治外法权”一词共出现20次，其中绝大多数含义都是属地主义（包括文章9篇、词频16次），上述《申报》关于“治外法权”使用情况的书证表明：(https://www.daowen.com)
1.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并非“治外法权”首见书证的来源。《日本国志》一书虽于1887年5—6月告竣，但到1895年年底至1896年年初富文斋版正式出版前，谈不上有什么社会影响。因此，《日本国志》作为书证出现的时间，只能从1895年年底至1896年年初算起。退一步说，即使《日本国志》作为书证的时间从1887年5—6月完稿时算起，《申报》首次出现“治外法权”一词的时间也比《日本国志》要早。在更早的书证发现前，将1886年6月6日《申报》报道“谓今后朝鲜国款待俄国当格外从优，凡法律刑名未能悉臻妥洽之前，所有俄国人民之住韩者，不能照治外法权绳之俄人”，作为“治外法权”一词的首见书证，是合适的。
2.作为中文词汇的“治外法权”，其最初的含义是属地主义的。虽然1886年《申报》提及“治外法权”一词的报道涉及的是朝鲜与俄国的关系，但其表达的“一国治域范围内对外国人有行法之权”的内涵是清楚的，这与1895年以后在中日交涉中日本以“治外法权全有”而主张对来日华人行使管辖权所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申报》所说的“治外法权全有”，与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所说的“主权全有”概念，所表达和所关心的地方，完全一致。这表明，中国人最初使用“治外法权”的概念，是要表达对来华外国人的司法管辖权，是主权意识萌生的表现。
3.“治外法权”的属地主义和属人主义含义，各有独立的词源。属人主义的“治外法权”语词使用，目前来看确实以《日本国志》的使用为最早。1895年年底至1896年年初富文斋版正式出版以后，1897年富文斋改刻本、1898年浙江书局重刊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和汇文书局本相继问世，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后有人把黄遵宪发表评论的“外史氏曰”部分单独摘出予以出版，其卷七《邻交志下一·泰西》部分被冠以“论治外法权”的标题[24]，说明黄遵宪关于治外法权问题的意见和评论引起了格外重视。属人主义含义的“治外法权”一词在《申报》上第一次出现的时间为1896年12月6日，报道主题为日本和法国签订了废止治外法权的新条约，“法日新订通商条约，大旨谓法国在日本所有治外法权，应于三年内一律停止。所有两国通商利益，彼此均照最优待之国办理”[25]。同样含义的“治外法权”第二次在《申报》出现是1898年11月1日的一篇批评外国干预中国内政的评论，“考江宁旧约，亦只曰设领事官管理商贾事宜与地方官公文往来而已，未尝曰有犯事者归彼惩办也。迨戊午岁西国与日本定约，得以己国法审断己民，谓为治外法权，于是因而及我。致举十数国之法律，并行于开港市场一隅之地”[26]。其中的词句、语气和观点，明显受了《日本国志》的影响。这与图书集成局从1898年4月17日起至1898年12月29日止共15次在《申报》上刊登《日本国志》的出版售卖广告，是遥相呼应的。这也说明，《日本国志》对大众舆论形成重大影响，是从1898年开始的。截至1902年9月中英商约正式确定“治外法权”一词的属人主义含义之前，《申报》共有3篇报道、3次在属人主义属性上使用“治外法权”一词，其使用频次完全无法和属地主义属性相比。这说明，属地主义的“治外法权”概念，不仅早于属人主义属性在大众媒体中出现，而且1902年以前的使用以属地主义为主，两者应该有着截然不同的词源。
4.《新尔雅》对“治外法权”一词的释义，不存在错误。查《新尔雅》“治外法权”一词，出现在对“国际法”部分名词的解释中，这部分解释的都是国际法最基本的概念，依次是国际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平时国际公法、领域权、治外法权、交通权、条约、战时国际公法、非交战者、休战、降服、局外中立，共13个名词。“治外法权”概念是和“领域权”放在一起被解释的，“凡一国领土，他国俱不容置喙者，谓之领域权。在甲国领土内之乙国人民，须服从甲国之法律者，谓之治外法权”[27]。这说明，《新尔雅》中对“治外法权”的解释，是对领域权的补充说明，即治外法权同样体现了国家主权原则。这正好说明了中国海外留学生接受了源自西方的国际法，主权意识有了觉醒和提高。而属人主义含义的治外法权并不符合国际法，西方国家在东亚诸国所获得的治外法权只是一个特例，并不具有国际法的普遍性，《新尔雅》应该不会对此加以专门注释。《新尔雅》赋予“治外法权”属地主义的含义，并非如李洋所说属于“误读”，这反而说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语境中，在属地主义层面上使用“治外法权”一词，是一个普遍而非个别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