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我们是一大早抵达米兰的,他们在货车场把我们抬了下来。一辆救护车送我到了美国人的医院。躺在救护车里的担架上,我搞不清楚我们所经过的是哪个城区,待我从救护车上被抬下来时,我看见一家市场,一个开了门的酒店,一个女孩正在往外扫垃圾。人们在用水冲洗着街道,空气中散发着早晨的气息。他们放下担架,走了进去。出来时有门房跟着。这个门房留着一撮灰色的胡子,戴着一顶门房帽,上身只穿着件衬衣。担架放不进电梯里,他们在商量是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上电梯,还是抬着担架走楼梯。我听着他们的讨论。最后他们决定乘电梯。他们把我抬下了担架。“轻一点儿,”我说,“轻一点儿抬。”

电梯里很挤,我的腿弯曲着,很痛。“把我的腿抬直了。”我说。

“抬不直的,中尉先生。太挤了。”说这话的人在抱着我的上身,我用胳膊钩着他的脖子。他嘴里的气息呼在我的脸上,一股大蒜夹杂着红酒的味儿。

“轻一点儿。”另一个人说。

“谁没轻点儿呀,他妈的!”

“轻点儿,我说。”抬着我的脚的那个人又说了一遍。

我看见电梯的门被关上,铁栅门也关上了,门房按了上四层的电钮,他看上去有些担心。电梯在缓缓地上升。

“觉得重吗?”我问那个口里满是蒜味的人。

“不重。”他说。他的脸上在出汗,嘴里呻吟着。电梯稳稳地上来停下了。抬我脚的那个人打开了门,最先走了出来。我们到了晾台上。这里有好几个安有铜把手的门。抬我脚的那个人按响了门铃。我们听到屋子里的铃在响。可没有人出来。这个时候门房从楼梯上走了上来。

“人都哪儿去了?”抬担架的人问。

“我不知道,”门房说,“他们睡觉是在楼下的。”

“叫个人上来。”

门房先是按门铃,然后是敲门,接着开开门走了进去。在他出来时带来一个上了年纪的戴眼镜的女人。她的头发很松散,半垂下来,穿着一件护士服。

“我听不明白,”她说,“我不懂意大利语。”

“我会讲英语,”我说,“他们要把我安置在这儿的一个地方。”

“房间都还没有收拾好,还没有开始接受病人呢。”她用手拢了拢头发,眼睛很近地看着我。

“告诉他们一间可以把我安置进去的屋子。”

“我不知道,”她说,“还没有开始接待病人,我没办法安排你住进任何房间。”

“什么屋子都行。”我说。随后,我用意大利语跟门房说:“找一间空屋子就行。”

“它们都是空着的,”门房说,“你是这里的第一个病人。”他把帽子拿在手里,眼睛看着这位年长的护士。

“看在基督的分上,快给我找个房间吧。”由于腿一直弯着,疼痛一直在加剧,我觉得都痛到骨头里面去了。门房走进门去,那个灰白头发的女人跟着他,随后,门房急匆匆地走了回来,“跟着我。”他说。他们抬着我经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关上了百叶窗的房间。屋子里一股新家具的味道。里面有一张床,一个带有镜子的衣橱。他们把我放在了床上。

“我没办法给你铺上床单,”那个女人说,“床单都锁着呢。”

我没有搭理她。“我口袋里有些钱,”我对门房说,“在扣着的衣袋里。”门房取出了钱。两个担架员站在床边,手里拿着他们的帽子。“给他们每人五里拉,你自己也拿上五里拉。我的病历在另一个口袋里。你帮我交给这位护士。”

担架员跟我行礼,道谢。“再见,”我说,“多谢。”他们再一次行过礼走了。

“这些病历,”我跟这位年长的护士说,“描述了我的伤势和已经采取过的治疗。”

她接过这些病历,戴着眼镜翻看。一共是三份病历,都对折着。“我不知道如何办才好,”她说,“我读不懂意大利语。另外,没有医生的指示,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她开始哭了起来,把病历放在她前面的围裙口袋里。“你是美国人吗?”她哭着问。

“是的。请把我的病历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好了。”

屋里光线暗淡,显得很凉快。当我躺在了床上时,我可以看到屋子那边的那面大镜子,虽然看不见它里面的映象。门房站在床边。他长得不难看,人也很善良。

“你可以走了。”我对他说。“你也可以走了,”我对年长的护士说,“怎么称呼你呢?”

“沃克太太。”

“你可以走了,沃克太太。我想睡一会儿了。”

房间里剩下了我独自一个人。除了凉快,这屋子里也没有医院的那种味道。床垫结实,睡着也很舒服,我静静地一动也不动地躺着,欣喜地感到我的疼痛减弱了。过了一会儿,我想要喝水,发现床边垂下的一条电线末端是个电铃的按钮,我按了按铃,没有人来。不久便睡着了。

等我一觉醒来,我环视着四周。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有阳光照了进来。我看见了屋子里那个大衣橱,四面光光的墙壁和两把椅子。我直挺挺地伸展着我的两条腿,腿上的绷带都已经是脏兮兮的。我小心着不去移动它们。我很渴,又探着身子去按响门铃。我听见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护士。她看上去又年轻又漂亮。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她说着来到我的床边,“我们的医生一时还回不来。他去科莫湖(位于意大利北部边境,是著名的风景区)了。谁也不知道现在就会有病人来。你是怎么啦?”

“我负伤了。是腿部和脚部,还有头部。”

“你叫什么名字?”

“亨利。弗雷德里克·亨利。”

“我给你洗洗。只是在大夫到来之前,我们不能动你的绷带。”

“巴克利小姐在这儿吗?”

“没有这个人。这儿没有人叫这个名字的。”

“在我被送来时,那个哭了的女人是谁?”

护士笑了起来。“那是沃克太太。正巧是她值夜班,她正在打瞌睡。根本没有想到会有病人送来。”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她帮我脱着衣服,衣服脱下后(除了绷带没有解)。她洗着我的身体,动作极轻柔,极娴熟。身子这样一洗,觉得很舒服。我的头上也缠着绷带,可她把绷带周围都帮我洗干净了。

“你在什么地方受的伤?”

“在普拉瓦北部伊松佐河岸边。”

“那是在什么地方?”

“戈里察的北部。”

能看得出来,对这些地名她毫无所知,更不知道它们的地理位置了。

“你痛得厉害吗?”

“不。现在好多了。”

她把一个体温表放到我的嘴里。

“意大利人是把它放在腋下的。”我说。

“不要说话。”

她取出体温计,读着上面的刻度,然后把它甩了甩。

“我的体温多少?”

“你不该知道的。”

“告诉我是多少嘛。”

“差不多是正常的。”

“我从来没有发过烧。我的腿里面现在多得是废铜烂铁。”

“你说什么?”

“我的两条腿里有许多迫击炮弹的碎片,废旧螺丝钉,床上的弹簧和其他的东西。”

她摇着脑袋,笑了笑。

“一旦你的腿里有任何异物,都会引起发炎,你都会发烧的。”

“好吧,”我说,“到时候就让我们看看,我的腿里到底有多少东西。”

她出去了,回来时带来了大清早碰到的那位护士。她们俩让我在床上躺着,就一起帮我整理好了床铺。这让我觉得很新鲜,也很钦佩。

“谁是这里的负责人?”

“是范坎彭小姐。”

“医院里有多少护士?”

“就我们两个。”

“还会再派人来吗?”

“还有几位就快要到了。”

“她们多会儿能到呢?”

“我不知道。对你这个病人来说,你不觉得你问题问得太多了吗?”

“我没有病,”我说,“我是负伤了。”

她们帮我铺完了床,我下面垫上了一床干净的床单,身上又盖上了一床干净的。沃克太太出去了一会儿,为我拿来一件医院里的上衣。她们帮我穿在了身上,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整洁了。

“你们对我真好。”我说。叫盖奇的护士咯咯地笑了。“能给我打些水来吗?”我问。

“当然行啦。喝了水,你就可以吃早饭了。”

“我不想吃早饭。请你把百叶窗拉起来好吗?”

百叶窗一打开,原来有些昏暗的房间顿时变得阳光明媚,我望着外面的阳台,望着远处的烟囱和房屋的砖瓦顶。越过砖瓦顶是蔚蓝的天空和几朵飘浮着的白云。

“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其他的护士会何时到达吗?”

“为什么你总这么问?难道我们照顾你不够好吗?”

“你们很好的。”

“你愿意用便盆吗?”

“我试试。”

她们帮着我,把我扶起来,但是没有用。后来我躺在床上,从开着的门,看着外面的阳台。

“医生多会儿才能回来呢?”

“该回来时,他就回来了。我们试着往科莫湖打过电话,找过他。”

“医院里还有别的医生吗?”

“他是本院的住院医生。”

盖奇小姐拿来了一罐水和一个玻璃杯。我一口气喝下三杯水,之后她们离开了,我往窗外望了一会儿,便睡着了。中午我吃了一点儿饭,下午的时候,医院的主管范坎彭小姐前来看我。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她身材娇小,做事利落,疑心较重,把她放在这个位置上还委实有点儿委屈了她。她问了许多问题,她似乎认为,我在意大利的军队里服役是件不太光彩的事。

“我能在吃饭的时候喝酒吗?”我问她。

“只有得到大夫的允许,才可以。”

“那么,在他回来之前,我是不能喝酒了。”

“绝对不可以。”

“你们到底还打不打算叫他回来了?”

“我们已经给在科莫湖的他打过了电话。”

在她离开后,盖奇小姐进来了。

“你为什么这么粗鲁地对范坎彭小姐呢?”她在给我熟练地做完一些事情以后问。

“我原本也不想这样。可她这人有点儿太势利。”

“她说你这个人趾高气扬,没有礼貌。”

“我才不是呢。可是一个医院里若没有医生,那还是个医院吗?”

“他正在从外地赶回。他们已经给他往科莫湖打过电话了。”

“他在那里干什么?是游泳吗?”

“不是。他在那儿开着个诊所。”

“为什么他们不再找一个医生来呢?”

“安静,安静。乖一点儿,他就快回来了。”

我差人去叫门房,他来了后我用意大利语跟他说,让他给我到商店买一瓶辛扎诺味美思,一瓶红勤地酒和一些晚报。不一会儿,他就用报纸包着它们,把它们买回来了。他先把外面裹着的报纸拿掉,然后在我的请求下,帮我打开了木塞,把红勤地酒和味美思放到了床底下。在留下我一个人后,我读了一会儿报纸,看了看有关前线的新闻,还有阵亡后被授勋的军官名单,临了,探出身子,拎出了那瓶味美思酒,将它立着放在我的肚子上,我就这样呷着酒,在停顿的时候就让凉凉的瓶底抵着我的肚皮,于是肚子上压上了一个一个的圆圈,与此同时我望着外面,看着夜色渐渐地降临到小城的屋顶上,看着成群的燕子在天空绕着圈儿盘桓,夜鹰在屋顶上飞翔。盖奇小姐端来一个里面盛着蛋奶酒的杯子。在她进来时,我把那瓶味美思放到了床下的另一侧。

“范坎彭小姐在这里面掺进去一些雪利酒,”她说,“你不应该那样粗鲁地对她。她已不再那么年轻了,这个医院对她来说,也是一个不轻的担子。而沃克太太太老了,帮不上她什么忙。”

“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说,“非常感谢她。”

“我这就给你送过来晚饭。”

“没事的,”我说,“我不饿。”

她端来托盘,把它放在了靠着床边的桌子上,我谢了她,稍稍吃了一点儿饭。之后,外面完全黑了下来,我能看到探照灯的光柱在天空晃来晃去。我望着,望着,便睡着了。我睡得很沉,只除了有一次我浑身是汗地被吓醒了,在极力把噩梦驱赶后,我又进入了睡乡。在天亮和鸡叫前我醒了好长的时间,一直醒到天快亮的时候。临了,我觉得困乏了,待天大亮起来时,又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