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夏天就这么过去了。对那些日子,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只记得天气很热,还有报纸上不断有打了胜仗的消息传来。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我的腿在拄了不长时间的双拐后,现在已经弃之改用手杖了。然后,我开始到马焦雷医院接受膝盖弯曲的机械治疗,在一个四面是镜子的小屋子里进行紫外线照射,按摩,洗浴。下午我去那里治疗结束后,就在咖啡馆里喝上几杯,看看报纸。我不在城里游逛;从咖啡馆出来,我便急着回医院。我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见到凯瑟琳。我随便打发着我们不在一起的时间。上午我常常是在睡觉,下午我有时先去看赛马,完了去接受机械治疗。有时,我会到英美俱乐部看看,坐在窗户前的大皮沙发椅上阅读杂志。在我不拄拐杖以后,医院便不叫我们俩一块儿出去了,因为一个看去不再需要照顾的病人仍有护士陪着出去,会显得不太好,所以我们俩下午很少在一起了。尽管要是有弗格森相随,我们有时还能一起出去吃顿晚餐。范坎彭小姐现在认可了我俩是好朋友的这层关系,因为凯瑟琳为她分担了大量的工作。她觉得凯瑟琳是一个大家闺秀,这一点最终让她对凯瑟琳多有偏爱。范坎彭小姐很看重家庭出身,她自己就出生于一个很优秀的家庭。再则,医院里事务繁忙,这也占据了她不少的时间。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在米兰认识很多人,可每次机械治疗一完,我总是焦急地要回医院。在卡索前线,部队在向前推进,已经占领了普拉瓦河对面的库克,正在攻打班西扎高原。西方战线打得不怎么顺利。好像这战争要一直打下去了。美国已经参战了,不过,要想运过来大批的部队并训练得他们能以参战,我想怎么也得用一年的时间。明年可能会是很艰难的一年,或许,也可能是顺利的一年。意大利人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兵力。我看不出这仗如何还能打得下去。即便他们攻克了班西扎和圣加布里埃尔,后面还有很多的山可以供奥军周旋。我见过那些大山。那些远处的高耸的山峰。在卡索,部队取得了进展,可再往海边去就到处是湿地和沼泽了。拿破仑会把奥军消灭在平原上。他绝不会在山里与他们作战。他会把他们诱下山来,在维罗纳一带将他们消灭。在西方战线,一时很难分出高下。或许,谁也打不赢这场战争。或许,战争会永远打下去。很可能会是另外一场百年战争。我把报纸放回报架上,离开了俱乐部。我小心翼翼地下了台阶,顺着曼佐尼大街走。在大饭店门前,我碰到了迈耶斯老两口,他妻子从马车里走了出来。他们是刚看完赛马回来。迈耶斯太太是一个胸部宽大的女人,穿着一身黑锦缎。迈耶斯先生小小的个子,显得很苍老,留着一撮白胡子,拄着一根手杖,走路时爱拖着脚。

“你好,你好。”她握着我的手说。“嘿。”迈耶斯也跟我打着招呼。

“马赛得怎么样?”

“挺好。赛得不错。我赢了三回。”

“你怎么样?”我问迈耶斯。

“还行。我赢了一次。”

“我从来不知道他是输还是赢,”迈耶斯太太说,“他从来不告诉我。”

“我还行,”迈耶斯说,他显得很亲热,“你该出来玩玩。”他跟你说话时,你总觉得他不在看你,或是错把你认作了别的什么人。

“我会的。”我说。

“我正要到医院去看你们,”迈耶斯太太说,“我有东西给你们。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

“他们都高兴见到你。”

“这些好孩子。你也是。你也是我的一个孩子。”

“我得回去了。”我说。

“你代我问候他们。我有很多东西送给你们。我有马尔萨拉酒和糕点。”

“再见,”我说,“他们见到你一定非常高兴。”

“再见,”迈耶斯说,“有时间转到拱廊这儿来,你知道我订的餐桌在哪里。我们每天下午都在的。”我沿着曼佐尼大街往前走。我想到科瓦给凯瑟琳买些东西。在科瓦,我买了一盒巧克力,趁着女店员给我打包,我进了酒吧间。那里有几个英国人和一些飞行员。我要了一杯马丁尼酒,喝完付钱后,来到外面的柜台,拿上了那盒巧克力,走回医院去。在酒吧外面、斯卡拉歌剧院对面的街道上,我碰上几个熟人:一个副领事,两个学唱歌的男子,还有艾托雷·莫雷蒂,一个来自旧金山的意大利人,现在在意大利军队服役。我跟他们一起喝了点儿酒。其中的一个歌手名字叫拉尔夫·西蒙斯,他唱歌时用的艺名是恩里克·戴尔克利多。我从没听说过他唱得有多好,但是一有重大场合,他总爱抛头露面。他身体肥胖,鼻子和嘴巴周围显得皱巴巴的,像是得了花粉病似的。他刚从皮亚琴察唱歌回来。他唱的是《托斯卡》(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经典歌剧之一),据说演出很成功。

“当然啦,你们都没有听过我唱歌。”他说。

“那你什么时候在这儿唱呢?”

“今年秋季,我将在斯卡拉歌剧院演唱。”

“我敢打赌,观众会朝你抛掷凳子的,”艾托雷说,“你们没有听说在莫德纳(意大利北部城市),观众向他投掷凳子吗?”

“那纯粹是谎言。”

“观众朝他扔凳子,”艾托雷说,“我当时在场。我自己就朝他扔了六个凳子呢。”

“你这个旧金山的意大利佬。”

“他说不了意大利语,”艾托雷说,“他无论去哪里演出,都有观众向他扔凳子。”

“皮亚琴察是意大利北部最难对付的一家歌剧院,”另一个男高音说,“请相信我,在那里唱歌的确不易。”这位男高音的名字叫埃德加·桑德斯,他的艺名是爱德华多·焦万尼。

“我真的想去那里看看人们向你们抛掷板凳的情形,”艾托雷说,“你们唱不了意大利歌曲。”

“他是个生瓜,”埃德加·桑德斯说,“他就知道说抛凳子的事。”

“这是在你二位唱歌时观众知道唯一该做的事,”艾托雷说,“在你们到了美国后,你们就能吹嘘在斯卡拉歌剧院你们是如何走红啦。而在斯卡拉歌剧院,人们不会等你们唱出第一个音符。”

“我就是要在斯卡拉歌剧院唱,”西蒙斯说,“今年10月份,我将演唱《托斯卡》。”

“我们一定去看,不是吗,迈克?”艾托雷跟副领事说,“他们是需要有人保护的。”

“或许,美国军队将去那里保护他们,”副领事说,“还想喝一杯吗,西蒙斯?你想来一杯吗,桑德斯?”

“好的。”桑德斯说。

“我听说你就要得到银质奖章了,”艾托雷跟我说,“你要得到的是哪一种嘉奖呢?”

“不知道。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得到它。”

“你会得到它的。噢,伙计,到那时候在科瓦的姑娘们都会觉得你了不起了。她们以为你一定杀死了二百个奥军士兵,或者是单枪匹马攻下了一个战壕。相信我,我曾为得到勋章而奋斗过。”

“你得过几枚,艾托雷?”副领事问。

“他得到了他该得到的一切,”西蒙斯说,“他是为战争而生的那种男孩。”

“我名义上得过两枚铜质奖章,三枚银质奖章,”艾托雷说,“但是,只有一次的申报被正式批了下来。”

“其他的为什么没有批下来?”西蒙斯问。

“所进行的战役没有获胜,”艾托雷说,“只要仗没有打赢,他们就会把勋章扣下不发了。”

“那你负过几次伤呢,艾托雷?”

“三次重伤。我有三道受过伤的条徽。看见了吗?”他把他的袖子转了一下。这些条徽是三道平行的银线,被绣在袖管上的一块黑衬布上,大约在肩膀下面八英寸的地方。

“你也要有一道了,”艾托雷说,“相信我,有这东西挺好的。比起勋章,我更喜欢它们。相信我,伙计,当你也有了三道杠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此生活得值了。你只得到一道杠,负伤一下子就住了三个月的医院。”

“你是在什么地方负的伤?”副领事问。

艾托雷挽起了他的袖子。“这里,”他指着一道很深看上去很光滑的红疤说,“再有腿上。因为绑着绑腿,不便于让你们看;还有脚上。在我的脚里有一块坏死的骨头,现在还发着臭味。每天早晨我都能捡些小碎骨头出来,臭味一直就没有停过。”

“是什么击伤你的?”西蒙斯问。

“一颗手榴弹。把我脚的一边全炸掉了。你知道那种马铃薯捣碎器(是德国一种九英寸长的木柄手榴弹的绰号)吗?”他转过头来问我。

“知道。”

“我看见那个狗娘养的在向我投掷它,”艾托雷说,“它一下子把我炸倒了,我想这一次我的命是没了,没想到那该死的马铃薯捣碎器里什么东西也没有装。我用我的步枪朝那狗娘养的射击。我平时总是带着一杆步枪,这样他们就不好认出我是军官啦。”

“他长得什么样?”西蒙斯问。

“这是他唯一的一颗手榴弹,”艾托雷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投掉它。我猜想,他总想着要把它投出去的。他或许还从来没有经见过任何真正的战斗。不管怎么说,我击中了那狗娘养的。”

“当你向他射击时,他是什么表情?”西蒙斯问。

“嘿,我怎么知道?”艾托雷说,“我打中了他的肚子。我担心打他的头,会击不中他。”

“你做军官几年了,艾托雷?”我问。

“两年。我就要当上尉了。你做中尉几年了?”

“快三年啦。”

“你当不了上尉的,因为你的意大利语还不能说很好,”艾托雷说,“你能说意大利语,可你还不能很好地用它阅读和写作。你必须得先要进修,才能当上上尉。你为什么不进美国人的军队呢?”

“也许我将来会的。”

“但愿上帝能让我去。哦,一个上尉的薪水是多少,迈克?”

“我不知道准确的数目。大概是二百五十美元左右吧,我想。”

“天啊,二百五十美金,这么多钱我可怎么花啊。你还是尽快加入美国军队吧,弗雷德。看看能不能把我也弄进去。”

“好的。”

“我能用意大利语指挥一个连。我也能较容易地学会用英语指挥一个连。”

“你会当上将军的。”西蒙斯说。

“不行,我的学识阅历都不够做将军。做一名将军得懂得很多东西。你们这些人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就你们的头脑还不够做个二等下士呢。”

“感谢上帝,我不必去打仗。”西蒙斯说。

“如果他们要抓你们这些逃兵役的人充数的话,你们就得去了。哦,我想把你们两个安排在我的排里。还有迈克。我要让你当我的勤务兵,迈克。”

“你是个很了不起的青年,艾托雷,”迈克说,“不过,我担心你是个军国主义者。”

“在战争结束前,我会当上上校的。”艾托雷说。

“如果他们没有打死你的话。”

“他们打不死我的。”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摸了摸他领章上的星,“看见我的这个动作了吗?只要有人谈到死,我们总是要摸摸领章上的星的。”

“我们走吧,西姆。”桑德斯说着站了起来。

“好吧。”

“再见,”我说,“我也得走了。”酒吧里的钟表已经是差一刻六点了,“再见,艾托雷。”

“再见,弗雷德,”艾托雷说,“你能得到银质奖章,真的很好。”

“我还不能确定。”

“你会的,弗雷德。我听说你很快就会授勋了。”

“好啦,再见,”我说,“祝你一切顺利,艾托雷。”

“不要担心我。我不喝酒,不到处乱跑。我既不酗酒,又不嫖娼。我知道怎么做对我好。”

“再见,”我说,“我很高兴你就要晋升上尉了。”

“我不必等着上面来提拔我。由于我的战功,我很快就是上尉了。你们知道的,在两把交错的剑和皇冠的下面,有三颗星,那就是我。”

“祝你好运。”

“祝你好运。你什么时候回前线?”

“很快。”

“好,回到前线,我去看你。”

“再见。”

“再见。多加小心。”

我沿着后街走,这条后街通向到医院的一条捷径。艾托雷今年二十三岁。他是旧金山的一个叔叔给带大的,他去都灵看望父母时,正好赶上战争爆发。他有个妹妹,跟他同一时间送到美国,也是让这位叔叔抚养,今年她就要从师范学院毕业了。艾托雷是自认为自己了不起的那种英雄,谁碰见了他,都会觉得他烦。凯瑟琳就受不了他。

“我们苏格兰也有英雄,”凯瑟琳说,“可在通常的情况下,亲爱的,他们要安静得多。”

“他这样我并不在意。”

“假如他不那么自负,不让我感到烦,烦,烦,我也不会在意的。”

“他也让我感到烦。”

“你能这么说真好,亲爱的。不过,你没有必要附和我。你可以想见他在前方英勇的表现,你也知道他在前方有用,可他却是那种我特别不喜欢的男孩。”

“我明白。”

“你能懂我,你真好,我试着想喜欢他,可他真的是一个令人讨厌又讨厌的人。”

“他说,今天下午他就当上尉了。”

“我为他高兴,”凯瑟琳,“这会让他喜不自胜的。”

“你想让我晋升到高一级的军衔吗?”

“不想,亲爱的。你的军衔只要能够我们进好一些的饭店就可以了。”

“这正是我现在的军衔便能办到的。”

“你现有的级别就刚刚好。我不想让你有再高的级别。我怕你迷上这些东西。噢,亲爱的,我真庆幸,你一点儿也不自负。即便就是你自负,我也会嫁给你的,不过,能找上一个谦逊的老公,生活会过得恬静得多。”

我们在阳台上亲切地聊着天。本来是有月亮要升起来的,可一阵大雾笼罩了整个城市,所以看不到月亮了,过了一会儿,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我们回到了屋里。外面的雾气转变成了雨,渐渐地下得大了起来,我们听到雨点砰砰地打在屋顶上的声音。我起身站到门口,看雨能不能潲进来,看到雨下不进来,我让门仍然开着。

“你还见着谁了?”凯瑟琳问。

“梅耶斯先生和他的太太。”

“他们俩真是一对怪人。”

“梅耶斯先生本来应该在美国的监狱里服刑的。可他们看他快要死了,就把他放出来了。”

“打那以后,他在米兰一直过得很快活。”

“我看不出他们怎么个快活。”

“我想,跟监狱里比,肯定是快活的。”

“她要送些东西来。”

“她送的东西真好。你是她的好男孩吗?”

“是其中的一个。”

“你们都是她的好男孩,”凯瑟琳说,“她喜欢男孩子们。听这雨声。”

“雨下得很大。”

“你会永远爱我,对吗?”

“对。”

“下雨对你的爱不会有任何影响吗?”

“不会。”

“那就好。因为我怕下雨。”

“为什么?”我睡意蒙眬地问。外面的雨下得正急,正起劲。

“我也不知道,亲爱的。我从小就害怕下雨。”

“我喜欢下雨。”

“我喜欢在雨中行走。但下雨时很难让人提起爱的兴致。”

“我无论何时都会爱你。”

“我爱你,无论是在雨里,雪里,冰雹里,我都会爱你——还会有哪里?”

“我不知道。我想我是有点儿困了。”

“睡吧,亲爱的,不管是发生了什么,我都会爱你。”

“你不是真的害怕下雨,对吗?”

“和你在一起,我就不怕。”

“你为什么会害怕下雨呢?”

“我不知道。”

“告诉我。”

“不要逼我。”

“告诉我。”

“不。”

“告诉我。”

“好吧。我害怕下雨,是因为有的时候我看见自己死在雨中。”

“不会的。”

“还有的时候,我看见你死在雨中。”

“这倒有可能。”

“不,不是这样,亲爱的。因为我能保佑了你的平安。我知道我能。但是没有人能保佑了他们自己的平安。”

“不要说了。今晚你这苏格兰人的劲儿又上来啦,尽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我不想听。我们待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

“是不多了。我今晚的话是有点儿多了。我不再瞎说了。”

“是的,是瞎说。”

“都是瞎说。都是瞎说。我不害怕下雨,我不害怕下雨。噢,噢,上帝啊,我希望自己不害怕。”她哭了起来。我抚慰着她,渐渐地她停止了哭泣。可户外的雨还在下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