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有天早晨，我三点钟的时候醒了，听到凯瑟琳在床上翻动。

“你好吗，凯特？”

“我感觉痛起来了，亲爱的。”

“痛得有规律吗？”

“没有，还不明显。”

“要是你痛的间隔差不多是同样的时间，我们就去医院。”

我很困，接着睡了。过了一会儿，我又醒了。

“你还是给大夫打个电话吧，”凯瑟琳说，“我想我快要生了。”

我到电话那儿，接通了大夫。“痛多长时间来一次？”他问。

“多长时间痛一次，凯特？”

“一刻钟吧。”

“那么，就该来医院了，”大夫说，“我自己也穿衣服，即刻赶到医院。”

我接着又给车站附近的那个车行拨电话，让他们派辆出租车过来。可是，那边好长时间没有人接。后来，总算有个人接了，答应马上派车过来。凯瑟琳在穿衣服。她的包里装满了她在医院要用的东西和婴孩用品。在屋外的走廊里，我按了要电梯的铃。可没人应答。我走下楼，发现楼下除了值夜员，一个人也没有，我自己乘电梯上来，把凯瑟琳的包拿到电梯里，凯瑟琳走进来，我们一起到了楼下。值夜员为我们打开大门，我们坐在车道台阶旁边的石板上，等着出租车。夜空很清澈，布满了星星。凯瑟琳非常激动。

“我真高兴，终于开始了，”她说，“再有一会儿，这一切就都过去了。”

“你是个勇敢的好女孩。”

“我不怕。不过，我希望出租车快点儿来。”

我们听到出租车沿着街道驶来，看到了车前灯的灯光。出租车拐到车道上，我扶凯瑟琳上去，司机把包放在了前面的座位上。

“去医院。”我说。

我们驱车出了车道，开始向一座小山那边驶去。

到了医院，我提着包和凯瑟琳一起走了进去。有个女人坐在服务台前，她在一个簿子上写下了凯瑟琳的名字，年龄，地址，亲戚关系和宗教信仰。凯瑟琳说她不信教，那个女人在宗教一栏里画了个横杠。在说名字时，她告诉对方她是凯瑟琳·亨利。

“我领你去你的房间。”她说。我们乘电梯上去。从电梯出来，我们跟着她走过一道长廊。凯瑟琳紧紧地拽着我的胳膊。

“就是这间，”那个女人说，“请你脱掉衣服，睡到床上。这是为你准备的睡衣。”

“我有睡衣的。”凯瑟琳说。

“你最好还是穿上这一件。”那个女人说。

我出来，坐到走廊里的一个椅子上。

“你可以进来了。”那女人站在门口说。凯瑟琳躺在一个很窄的床上，穿上了一件前面是方领的、极普通的睡衣，就好像是用一块粗糙的床单布改做的一样。她冲我笑着。

“我现在痛得很有规律啦。”她说。那个女人握着凯瑟琳的手腕，用手表测着阵痛的时间。

“刚才痛得很厉害。”凯瑟琳说。我从她的脸上看出她的痛。

“医生在哪里？”我问那个女人。

“他在躺着休息。一旦需要，他就来了。”

“我现在要给夫人做一些处置，”护士说，“你再出去一下好吗？”

我到了走廊里。这是一个空荡荡的走廊，只有两扇窗户，沿走廊两边的门都紧闭着。长廊里一股医院的味道。我坐在一把椅子里，眼睛看着地板，为凯瑟琳祈祷。

“你可以进来了。”护士说。我走了进去。

“喂，亲爱的。”凯瑟琳说。

“你怎么样？”

“它们现在来得更频繁了。”她的脸绷了起来。一会儿后，她笑了。

“刚才的这一次来得更猛。你能把手再放到我的背上吗，护士？”

“好的。”护士说。

“你出去转转吧，亲爱的，”凯瑟琳说，“到外面买点儿东西吃。护士说，我这痛可能还要持续好长的时间呢。”

“第一次分娩通常都会拖得比较久。”护士说。

“你去吧，到外面吃点儿东西，”凯瑟琳说，“我真的没事。”

“我要再待一会儿。”我说。

痛来得很频繁了，临了，又减缓下来。凯瑟琳变得很激动。当疼痛来得剧烈时，她为它们叫好。当疼痛开始减弱了时，她又变得沮丧，感到难为情。

“你去吧，亲爱的，”她说，“我觉得，你在只能叫我感到局促。”她的脸又绷紧了起来。“亲爱的，我真的希望做个好妻子，好好地顺顺利利地生下这个孩子。去吧，到外面吃点儿早饭，完了再回来。我不会想你的。护士对我很好。”

“你有充足的时间吃早饭。”护士说。

“那我去了。再见，宝贝。”

“再见，”凯瑟琳说，“也替我好好地吃顿早餐。”

“这儿哪里有吃早饭的地方？”我问护士。

“顺着街道走到广场，那里有一个咖啡馆，”她说，“现在应该开门了。”

外面天渐渐地亮起来。我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走向咖啡馆。咖啡馆的窗子里透出灯光，我进去站在镀锌的吧台前，一位年长的男子递给我一杯白酒和奶油蛋卷。这奶油蛋卷是昨天做的。我把它在酒里蘸着吃，又要了一杯咖啡。

“你干吗这么早就出来了？”老人问。

“我的妻子在医院生孩子。”

“哦，原来是这样。祝你好运。”

“再给我来杯葡萄酒吧。”

他从瓶子往杯子里倒，瓶口倾斜得过了点儿，有一些洒落在吧台上。我喝完这一杯，付了账，走了出来。外面街道上的住户门前都放着垃圾桶，等着倒垃圾的来清理。有条狗在一个垃圾桶里嗅着什么。

“你想找什么？”我问，一边看进垃圾桶里，看看里面是否有什么东西能刨出来给它吃；可摊在最上面的只有一些咖啡渣，灰土和凋谢了的花儿。

“这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狗儿。”我说。狗横穿过马路走了。我从医院的楼梯，上到凯瑟琳在的那一层，顺着走廊到了凯瑟琳在的那一间。我敲门，可没人应答。我自己打开了门；屋里没有人，只有凯瑟琳的包放在椅子里，她的睡衣挂在衣钩上。我出来，在走廊里找到一位护士。

“亨利夫人去哪儿了？”

“有一位女士刚刚进了产房。”

“产房在哪儿？”

“我领你去吧。”

她把我带到走廊的尽头。房间的门半开着。我看见凯瑟琳躺在一张台子上，身上盖着一个单子。台子的一边站着护士，另一边站着那个医生，医生旁边放置着一些圆桶。医生手里拿着一个橡胶面罩，面罩跟一根管子连着。

“我给你拿件罩衣，你就能进去了，”护士说，“请到这边来。”

她帮我穿上一件白罩衣，用一个别针把脖子后面的罩衣别住。

“现在你可以进去了。”她说。我进到里面的屋子。

“哦，亲爱的，”凯瑟琳用一种发紧的嗓音说，“我的情况没什么进展。”

“你就是亨利先生？”医生问。

“是的。情况怎么样，大夫？”

“一切顺利，”医生说，“我们到这儿来，是因为这里用麻醉气体方便些。”

“我现在要用了。”凯瑟琳说。医生把橡胶面罩放在她的脸上，转动着一个刻度盘上的指针，我看见凯瑟琳先是深呼吸，然后呼吸就变得急促起来。临了，她把面罩推到了一边。医生关上了气阀。

“这一次痛得不算厉害。刚才的那一次才痛呢。大夫使我完全失去了知觉，不是吗，大夫？”她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怪，在最后说到大夫那个词时，调子一下子升得很高。

医生笑了笑。

“我又要用它了。”凯瑟琳说。她把面罩紧紧地摁在脸上，急促地呼吸着。我隐约听到了她的呻吟声。末了，她拿掉面罩，笑了。

“这一次非常痛，”她说，“非常痛。你不要担心，亲爱的。你去吧。再去吃上一顿早餐。”

“我要留下来。”我说。

我们大约是凌晨三点钟来的医院。到中午的时候，凯瑟琳还在产房里。阵痛又再一次减缓下来。她现在看上去非常疲惫和虚弱，但她的心情仍然是欢悦的。

“我太不中用了，亲爱的，”她说，“真的对不起。我原以为我会很顺利就生下来的。现在——哦，又痛起来啦——”她伸手拿过面罩，捂在了脸上。医生转动着刻度盘，注视着她的情况。过了一会儿，疼痛过去了。

“这一次不是太痛。”凯瑟琳说。她笑了。“我用这麻醉气是用上瘾了。这东西挺神奇的。”

“我们买一些带回去。”我说。

“又痛起来了。”凯瑟琳急促地说。医生转动着刻度盘，看着手表。

“现在阵痛的间隔是多少？”我问。

“一分钟左右。”

“你不要吃午饭吗？”

“我一会儿就去。”医生说。

“你必须吃点儿东西，大夫，”凯瑟琳说，“真对不起，叫我拖累了你这么长的时间。让我的丈夫来给我用麻醉气吧？”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医生说，“你把它拨到数字二上。”

“我明白。”我说。刻度盘上有个指针，要用手柄来转动。

“我现在又需要了。”凯瑟琳说。她把面罩紧紧地摁在脸上。我把指针转到二上，在凯瑟琳拿掉面罩之后，我关掉了气阀。这位好心的医生给我机会，让我也能为凯瑟琳做点儿事情。

“是你在做吗，亲爱的？”凯瑟琳抚摸着我的手腕问。

“当然是了。”

“你真可爱。”这麻醉气体弄得她有点儿晕乎了。

“我在隔壁的房间吃点儿东西，”医生说，“有事随时喊我。”我看见他在隔壁的屋里吃了点儿东西后，躺下来抽着一支烟。凯瑟琳已经累得体力不支了。

“你觉得我还能生下这个孩子吗？”她问。

“能，当然能了。”

“我尽自己最大的力了。我使劲地往下挤她，可她一下就溜开了。又疼起来了。把面罩递给我。”

下午两点时我出来吃午饭。咖啡馆里有几个人，正坐在餐桌前喝着咖啡和樱桃白兰地或是苹果白兰地。我坐在了一张桌子旁。“有什么吃的吗？”我问侍者。

“已经过了午饭的时间了。”

“有没有二十四小时都提供的食物？”

“有泡菜。”

“给我来份泡菜和一杯啤酒。”

“是小杯的还是大杯的？”

“一小杯淡点儿的。”

侍者端来了一盘泡菜，它上面有一片火腿，还有一根香肠夹在酒浸过的辣白菜里。我吃着泡菜，喝着啤酒。我很饿。我注视着坐在桌前的这些人。有一张桌子上的人在玩纸牌。在我旁边这桌的两个人在聊天和抽烟。咖啡馆里烟雾腾腾。在镀锌的吧台（我站在那里吃的早饭）后面现在有了三个人：那位老者，一个穿着一身黑衣服长得很丰满的女人，她坐在柜台后面，记录着端送到桌子上的水酒等，还有一个系着围裙的男孩。我不知道这个女人生了几个孩子，是怎么生下来的。

我吃完泡菜后，就赶紧回医院。街道上现在已经清理干净。便道上的垃圾桶都不在了。天阴着，可太阳正试图从云层里钻出来。我乘电梯上了楼，从电梯里出来后，顺着走廊来到凯瑟琳的房间，我前面穿的那个白大褂放在这里。我又穿上它，把脖子后面用别针别起来。我照着镜子，看见自己像个留胡子的江湖医生。我穿过走廊来到产房。门关着，我敲门，可没有应答，我转动把手，推开门进来。医生坐在凯瑟琳的旁边。护士正在屋子的另一头忙乎着什么。

“你丈夫回来了。”医生说。

“噢，亲爱的，我遇上一位最了不起的大夫，”凯瑟琳的声音听上去怪怪的，“他给我讲最奇妙的故事，在我痛得厉害时，他就让我失去知觉。他真棒。大夫，你真棒。”

“你被麻醉气给弄醉了。”我说。

“我知道，”凯瑟琳说，“可你不要把它说出来嘛。”她紧接着又喊，“快给我，快给我。”她紧紧地摁着面罩，呼吸急迫，短促，带着喘息，把面罩也弄得吱吱地响。后来，她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医生伸出左手，拿掉了面罩。

“这一次太痛了。”凯瑟琳说。她的声音变得非常奇怪。“我现在不会死的，亲爱的。我已经度过了鬼门关。你不为我高兴吗？”

“你再也不要去那个地方了。”

“我不去了。尽管我并不害怕那个地方。我不会死的，亲爱的。”

“你不会做这种傻事，”医生说，“你是不会死去留下你丈夫一个人的。”

“噢，不。我不要死。我不会死的。想到死才傻呢。噢，又疼起来了。快给我面罩。”

过了一会儿后，医生说：“你先出去一下吧，亨利先生，我得给她做个检查。”

“他担心我，想在这里看着我，”凯瑟琳说，“你一会儿再回来，亲爱的，可以吗，大夫？”

“当然可以，”大夫说，“能进来时，我会让人告诉你丈夫的。”

我出来，顺着走廊，来到凯瑟琳产后会待的那个房间。我坐在那儿的一把椅子上，看着这间屋子。我的外套里有中午吃饭时买下的报纸，我拿出来读了起来。外面渐渐地黑下来，我打开灯继续读了一会儿。然后，我关灭了灯，望着外面夜幕的降临。我不知道医生为什么不让人来叫我。或许我不在旁边，情况要好一些。他可能是想让我离开一会儿。我看了看手表。如果他再有十分钟还不来叫我，我就自己过去。

可怜的，可怜的凯特，亲爱的凯特。这就是你为我们一起睡觉付出的代价。这就是陷阱所造成的结局。是人们彼此相爱的结果。不管怎么说，还得感谢上帝，有了麻醉气。在还没有麻醉剂之前，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一旦疼痛起来，女人就像掉进推动水车转动的水流里，身不由己了。在怀孕期间，凯瑟琳过得很快活，很好，她几乎没有呕吐过。一直到住院之前，从不曾有过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可现在命运最终还是没有放过她。你永远逃脱不了的。绝对是这样！即便我们结上五十次婚，结果还是一样的。要是她死了，怎么办？不，她不会死。现在生小孩是不会死人的。这都是做丈夫的在瞎担心。是的，可她要真的死了怎么办？她不会死的。她只是难产。初次分娩通常都会时间比较长。她仅仅是难产。到时候，我们就会说当时有多痛苦啊，凯瑟琳会说其实还不算太糟。可她要真的死了，怎么办？她不能死。是的，可要是死了怎么办？她不会，我告诉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她只是难产。这是自然在让她受罪。这是她的第一次分娩，第一胎几乎总是要拖长时间的。是的，可她要死了怎么办？她不能死。为什么她就会死呢？有什么理由要让她死呢？这只是有个孩子要出生，这是在米兰所度过的许多个欢欣夜晚的副产品。临产前她叫你受些煎熬，疼痛过后她出生，然后你照料她，或许还会喜欢上她。可她要是死了怎么办？她不会死。可要是死了怎么办？她不会的。她会好起来的。可要是她死了怎么办？她不能死。可要是死了怎么办？嘿，那可怎么办呢？她要是死了可怎么办？

医生来到了我在的房间。

“情况怎么样，大夫？”

“不怎么样。”他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我给她做了检查——”他详细告诉了我检查的结果，“自那以后，我一直进行着观察。但是，没有进展。”

“你有什么建议呢？”

“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高位产钳分娩，这可能会导致肌肉撕裂，十分危险，而且对婴儿也不好，另外一个办法是剖腹产。”

“剖腹产的危险是什么呢？”要她死了可怎么办！

“剖腹产的危险应该不会比正常分娩的危险大。”

“是你亲自给做手术吗？”

“是的。我可能需要一个小时做准备，还要找几个助手。或许用不了一个小时。”

“你怎么认为？”

“我建议做剖腹产手术。如果是我的妻子，我就会做剖腹产。”

“它有什么后遗症吗？”

“没有。只是留下了一道疤痕。”

“会感染吗？”

“感染的几率比高位产钳分娩的小。”

“如果什么也不做，就这样等下去怎么样？”

“你最终总得采取些措施的。亨利夫人已经快要耗尽她的力气了。我们越快做手术，她越安全。”

“那就尽快做手术吧。”我说。

“我这就去准备，吩咐下去。”

我去到产房里。有护士跟凯瑟琳在一起，凯瑟琳躺在台子上，盖着被单的她显得肚子很大，她面色苍白，身体非常虚弱。

“你说让他给做手术了吗？”她问。

“说了。”

“太好了。那么，再有一个小时，这一切痛苦就都结束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亲爱的。我就要垮了。哟，给我面罩。这面罩也不顶用了。哦，不顶用了！”

“做深呼吸。”

“我在做。哦，它不灵了。不顶用了！”

“再拿一筒气来。”

“这是刚换的一筒。”

“我真够丢人现眼的，亲爱的，”凯瑟琳说，“可它的确不再顶用了。”她哭了起来，“噢，我想好好地、顺利地生下这个孩子，现在我用尽力气了，我垮了，面罩也不顶事了。哦，亲爱的，它一点儿作用也不起了。只要能不痛了，就是让我死，我也不再在乎。哦，让它，亲爱的，让它停下来。它又来了，噢噢噢！”她在面罩里急促地呼吸、抽泣着，“不顶用了。不顶用了。不顶用了。不要在意我，亲爱的，不要哭。不要在意我。我是彻底地垮了。亲爱的，我也为你难过，我是那么地爱你，我要好好地挺住。看我这一次的。他们不能为我做点儿什么吗？只要做点儿什么能减轻我的痛。”

“我要让它起作用。我会把它一直开下去。”

“现在就给我吧。”

我一直转动起刻度盘的手柄，在她急促地困难地喘息了一会儿以后，她摁着面罩的手松了下来。我关掉麻醉气，拿开凯瑟琳脸上的面罩。她好像是从一个遥远的梦境中慢慢地醒了过来。

“我刚才感觉好舒服，亲爱的。噢，你对我真好。”

“你要勇敢点儿，我不能总这么做。那样会要了你的命的。”

“我再也勇敢不起来了，亲爱的。我已经垮了。我被打垮了。我现在明白这一点了。”

“人人都是这样的。”

“可这太让人难堪了。就这样一直地折磨你，让你痛苦，直到完全搞垮你。”

“再有一个小时，这一切就都过去了。”

“那不是很好吗？亲爱的，我不会死，对吗？”

“不会。我保管你不会死。”

“因为我不想死，不想离开你，可是这痛把我熬煎坏了，我觉得我就要死了。”

“瞎说。每个人都是这么感觉的。”

“有时我知道自己要死了。”

“你不会的。你不能死。”

“但是万一我死了呢？”

“我不会让你死的。”

“快给我。给我！”

一会儿后，她说：“我不想死。我不会让我自己死掉的。”

“当然不会。”

“你会一直陪着我吗？”

“会的，只是不看你做手术。”

“不用，你只要在这儿就好了。”

“那是一定的。我会一直待在这儿。”

“你对我太好了。哟，再把它给我。多一点儿。它不再起作用了！”

我把刻度盘上的指针转到三，然后转到了四。我期盼着医生快点儿回来。我害怕二以上的数字。

终于来了一位医生和两个护士，他们把凯瑟琳抬到病床车上，我们开始顺着走廊，快速地把病床车推到电梯口，进电梯时，里面的人都贴紧墙，给我们腾地方；电梯开上去后，我们出来沿着走廊，把这橡胶滚轮的病床车推往手术室。医生戴着帽子和口罩，我没有认出他来。另外还有一位医生和几个护士。

“他们得为我做点儿什么，”凯瑟琳说，“他们得给我做点儿什么。噢，大夫，给我再开得大一点儿，好顶用！”

一位医生把面罩放在凯瑟琳的脸上，我从门外看到里面有一个视线很好的、是阶梯形座位的小看台。

“你可以从另一扇门进来，坐在那里看做手术。”一个护士跟我说。

在一道栏杆后面有几排长凳，坐在那里能俯看到白色的手术台和手术台上方的灯光。我望着凯瑟琳。她的脸上戴着面罩，现在已经安静下来了。他们把病床车往里面推。我转身来到走廊里。两个护士匆匆地赶往看台的入口处。

“这是一例剖腹产手术，”其中的一个说，“他们准备做剖腹产。”

另一个笑着说：“让我们正巧赶上啦。我们的运气真不错。”

他们进了通向看台的那扇门。

另一个护士走了过来，也是一副急匆匆的样子。

“你可以进来的。进来吧。”她说。

“我还是待在外面吧。”

她赶忙进去了。我在走廊里来回地踱着步。我害怕进去。我看了看窗外，天已经黑了，不过借着窗户上的灯光，我能看见外面下起了雨。我走到走廊尽头的一个屋子里，看着放在一个玻璃柜里的瓶子上的标签。随后，我又出来，站在空空的走廊里，望着手术室的门。

一位医生出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护士。他用手抱着一个什么东西（像是一只刚剥了皮的兔子），匆匆穿过走廊，进了另一个房间。我走到他刚进去的那扇门前，看见他们正在处置一个新生儿。医生举起他来让我看。他抓着他的两只脚，拍着他。

“他好吗？”

“挺好。他有五公斤重。”

我对他没有感觉。他似乎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一点儿也没有做了父亲的那种感觉。

“你不为你有了个儿子感到骄傲吗？”护士问。他们给他做着清洗，然后用什么把他包了起来。我看见一张黑黑的小脸和黑黑的手，可没有见他动，也没有听到他哭。医生又在给他做着什么。他看上去很不安的样子。

“不，”我说，“他几乎害死了他的母亲。”

“那不是这个小东西的错。你不想要个儿子吗？”

“不想。”我说。医生正忙着对婴孩进行处置。他倒提着他的脚，拍打他。我没有再看下去。我出来到了走廊里。我现在能进去看看了。我进了那扇门，往看台下面走了几步。坐在栏杆那边的护士跟我招手，让我坐到她们那里去。我摇了摇头，我在现在的地方就能看得很清楚。

我以为凯瑟琳死了。她看上去像已经死了。我能看到的她的那一部分脸是灰白色的。在手术台上方的灯光下面，医生正在缝合一道又深又长的上面布满钳子的刀口。另一个戴着口罩的医生在给凯瑟琳上麻药。有两个戴口罩的护士在递着刀剪。这场面就像是一幅宗教审判的图画。在看的中间，我想到我本可以看着他们切开的，但我很庆幸我没有。我不认为自己能忍心看着他们把她的肚子划开。不过，我倒可以望着他们把伤口缝合成一道有点儿拱起的褶子，像一个熟练的鞋匠在快速用线缝合着鞋上的破口一样；我心里舒了一口气。在伤口缝好以后，我到了外面的走廊里，又来回地踱着步。过了一会儿，医生出来了。

“她怎么样了？”

“她挺好。你看我做手术了吗？”

他看上去很疲惫。

“我看你往一起缝合了。那切口挺长的。”

“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是的。那条刀痕还能长平吗？”

“噢，可以的。”

不一会儿，他们推出了病床车，急速地穿过走廊，到了电梯那里。我跟着也进了电梯。凯瑟琳不断地呻吟着。到了楼下，他们把她放在她原来那个房间的一张床上。我坐在床角的一把椅子里。房间里有一个护士在。我站起来，到了床边。屋子里很暗。凯瑟琳伸出了她的手。“喂，亲爱的。”她说。她的声音显得非常虚弱和疲惫。

“嘿，宝贝。”

“是男孩还是女孩？”

“嘘——不要说话。”护士说。

“是个男孩。他长得很长，很宽，黑黑的。”

“他好吗？”

“是的，”我说，“他挺好。”

我看见护士奇怪地望了望我。

“我累极了，”凯瑟琳说，“产前的疼痛把我搞垮了。你好吗，亲爱的？”

“我没事。不要说话了。”

“你对我真好。噢，亲爱的，我的身体怕是很难恢复了。他长得什么样？”

“他长得像个刚剥了皮的兔子，一张皱巴巴的脸像个老头儿的。”

“你必须得出去了，”护士说，“亨利夫人不能再说话了。”

“我这就出去。”

“去吧，买点儿吃的。”

“不。我就在屋外。”我吻了凯瑟琳。她脸色苍白，十分虚弱。

“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我跟护士说。她随我一起到了走廊。在走廊里我又往前走了走。

“那个孩子怎么了？”我问。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他没有活。”

“他死了？”

“他们不能叫他有了呼吸。可能是脐带缠住了他的脖子。”

“那么，他死了。”

“是的。太可惜了。那么好的一个男孩。我以为你知道的。”

“不知道，”我说，“你最好还是进去陪凯瑟琳吧。”

我坐在走廊里的一把椅子上，这把椅子后面是一张桌子，桌子的一边用夹子夹着一些护士写的报告，我把目光投向了窗外。外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雨丝落进从窗户上透出去的灯光里。噢，原来是这样。这个孩子死了。这就是医生看上去为什么那么疲惫的原因。可他们为什么在屋子里还要对孩子进行那样的处置呢？他们想着他也许还能活过来，有了呼吸。我不信奉任何宗教，不过，我知道他该接受洗礼的。但是，要是他从来就没有过呼吸呢。他没有。他压根就没有活过。除了在凯瑟琳的肚子里。我曾多次感觉到他在凯瑟琳的肚子里踢腾。可是这一个星期以来，我再没有感觉到过。或许他一直被窒息着。可怜的孩子。我真希望我也经受过那样的窒息。不，我没有。这一场死亡还没有结束。现在，凯瑟琳要死了。这都是你干的事。你死了。你压根就不懂这一切。你[1]从未能得到学习的机会。他们把你[2]抛到这个世界上来，告诉你（游戏的）规则，在他们第一次看到你不在垒上时，就把你杀死。或者是毫无缘由地杀死你，像艾莫那样。或者是像利纳尔迪那样，让你染上梅毒。不管怎么说，到头来，他们总归会杀了你。事情就是这样。不信，你等着瞧，他们会杀了你的。

有一次在营地，我把一根木头放在火上，木头上爬满了蚂蚁。木头开始燃烧，蚂蚁纷纷逃离，起初是往着火的木头中央爬；然后踅了回来往木头的末端去。在末端挤不下时，它们就掉入火中。有一些爬了出来，身体被烧得又焦又扁，在不知所措地四下逃窜。可大多数都是奔向火那边，然后折回到木头的两端，簇拥在那里，最终落入火中。记着我当时在想：这多像是世界的末日，这也是做个救世主的绝佳时机，我只要把这根木头从火上拿开，把它扔到没有火的地方，蚂蚁就可以逃生。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只是把锡罐里的水泼在木头上，好腾空了它，倒上威士忌酒然后再往它里面掺水。我想那杯浇在燃烧的木头上的水只会把蚂蚁蒸死。

现在，我就是怀着这样的一种心情坐在走廊里，等着听到凯瑟琳的消息。护士没有出来，所以过了一会儿后，我去到门口，轻轻地推开门，往里面瞧。一开始我的眼睛看不清楚，因为走廊里明亮的灯光和屋子里的昏暗形成强烈的反差。少顷后，我看见护士坐在床边，凯瑟琳的头睡在枕头上，躺在被单下面的身体显得又扁又平。护士把手指放在唇上，示意我不要讲话，随后站起来，到了门口。

“她怎么样了？”

“她没事，”护士说，“你该先去吃晚饭，完了你想回来再回来。”

我穿过走廊，下了楼梯，出了医院的门，在雨中沿着黑暗的街道，去往咖啡馆。咖啡馆里灯火通明，桌前坐着许多人。我一时看不到有空座，一个侍者走上前来，接过我的湿外套和帽子，领我到了一张桌子前面，一位老者坐在对面，正喝着啤酒，读着晚报。我坐下来，问侍者当天有什么推荐菜。

“炖小牛肉——不过，已经卖完了。”

“还有什么可以吃的？”

“火腿鸡蛋，干酪鸡蛋和泡菜。”

“今天中午我已吃过泡菜。”我说。

“是的，”他说，“的确你今天中午已经吃过了泡菜。”这是一位中年男子，头顶上已经秃了，拿旁边的头发遮挡在上面。他长着一张和善的面孔。

“你想要什么？火腿鸡蛋还是干酪鸡蛋？”

“火腿鸡蛋吧，”我说，“再来杯啤酒。”

“一小杯淡点儿的吗？”

“对。”我说。

“我记得，”他说，“你今天中午要了杯淡点儿的。”

我吃着火腿鸡蛋，喝着啤酒。火腿鸡蛋盛在一个圆盘子里——下面是火腿，上面是鸡蛋。鸡蛋很烫，我吃了一口后，不得不喝了一口啤酒来凉凉我的嗓子。我肚子很饿，跟侍者又要了一份饭菜，喝了好几杯啤酒。我什么也不去想，只是读着我对面那位男子手中的报纸。那一段讲的是英国人的防线被突破的事。在他意识到我读着他背面的报纸时，他把报纸叠了起来。我想跟侍者要份报，可我无法集中起我的注意力。咖啡馆里很热，空气也不好。桌上吃饭的人大都彼此认识。有几张桌子上打起了扑克牌。侍者们都忙着从酒吧往桌子上端酒。有两个人进来，找不到座位。他们站到了我在的桌子对面。我又要了一杯啤酒。因为我还不打算离开。现在回医院还太早。我试着什么也不去想，保持完全的平静。那两个人站了一会儿见没有人离开便出去了。我面前的桌子上已经堆了不少的盘子。在我对面的男子已经摘下眼镜，装到眼镜盒里，叠好报纸放进兜里，现在正手里拿着酒杯，环顾着四周。我突然意识到我该回去了。我叫来侍者，付了账，穿好外套，戴上帽子，走出门外，冒雨赶回医院。

在楼上，我碰到了从走廊那边过来的护士。

“我刚给你住的旅馆打了电话。”她说。我的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

“怎么啦？”

“亨利夫人刚才大出血了。”

“我现在能进去吗？”

“不，还不行。医生和她在一起。”

“她有生命危险吗？”

“非常危险了。”

护士回了病房，关上了门。我坐在走廊里。我的一切希望都消失了。我什么也不想，也不能想。我知道她就要死了，我向苍天祈祷她不要死去。不要让她死去。噢，上帝啊，请不要让她死。如果你让她活下来，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亲爱的上帝，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不要让她死去。亲爱的上帝，不要让她死。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不要让她死。上帝啊，求求你让她活着，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不要让她死掉。你已经夺走了孩子的生命，你不要再让她死去。孩子死就死了，但是你不要再让她死。求求你，求求你，亲爱的上帝，不要让她死去。

护士打开门，用手示意叫我进来。我跟着她到了屋里。我进来时凯瑟琳并没有抬起头来。我走到床边。医生站在床铺的另一边。凯瑟琳看着我笑了。我伏在床前，开始哭了起来。

“可怜的人儿。”凯瑟琳用非常低弱的声音柔和地说。她的脸色十分苍白。

“你没事的，凯特，”我说，“过几天就会好的。”

“我要死了。”她说；停了一会儿后，她又说：“我憎恨死亡。”

我握住了她的手。

“不要碰我。”她说。我松开她的手。她笑了：“可怜的宝贝，你想怎么抚摸，就抚摸我吧。”

“你会好起来，凯特，我知道你会好起来的。”

“我原想着给你写封信，留作纪念，以防不测，可我却未能把它写出来。”

“你想让我给你找个牧师或者其他什么人来吗？”

“我只要你。”她说。一会儿后又说：“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憎恨死亡。”

“你一定不要多讲话。”医生说。

“好吧。”凯瑟琳说。

“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吗，凯特？有什么要我给你拿来的东西吗？”

凯瑟琳笑了。“没有。”少顷，她说，“你不会跟别的女孩做我们做过的事，或者是跟她们说同样的话吧？”

“绝不会。”

“不过，我并不反对你再有别的女孩。”

“我并不想要她们。”

“你说话太多了，”医生说，“亨利先生必须出去了。他可以过一段时间后再进来。你不会死的。你不要瞎想。”

“好吧，”凯瑟琳说，“我会回来，再跟你一起度过许多个夜晚的。”她说。她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

“请离开病房，”医生说，“你不能再说话了。”凯瑟琳向我眨了眨眼睛，她的脸像纸一样白。“我就在病房外面。”我说。

“不要为我担心，亲爱的，”凯瑟琳说，“我一点儿也不怕。这只是对人生的一个肮脏龌龊的玩弄。”

“你真是个可爱、勇敢的宝贝。”

我等在走廊外面。等了很长的时间。护士从病房出来，走到我这里。“恐怕亨利夫人已病得非常重了，”她说，“我怕她是不行了。”

“她死了吗？”

“没有，不过，她已经失去知觉了。”

她的大出血似乎是一次跟着一次。他们无法给她止住出血。我进了病房，待在凯瑟琳身边，直到她停止呼吸。她没能再醒过来，昏迷不久，便死去了。

在病房外面的走廊里，我跟医生说：“今晚有我能做的事情吗？”

“没有。没有事情可做了。我送你回旅馆吧？”

“谢谢你，不用。我想在这里再待上一会儿。”

“我知道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我安慰不了你——”

“不用，”我说，“我会节哀顺变的。”

“晚安，”他说，“不用我送你回旅店吗？”

“不用，谢谢你。”

“这是唯一能采取的方案，”他说，“手术证明是——”

“我不想再谈这件事了。”我说。

“让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谢谢你。”

他从走廊走了，我到了病房门口。

“你现在还不能进来。”其中的一个护士说。

“不，我能。”我说。

“你还不能进来。”

“你出去，”我说，“另外的那个也出去。”

然而，在我把她们撵出去、关上门并灭掉了灯以后，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就像是跟一尊石像在告别。不一会儿，我走了出来，离开医院，在雨中赶回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