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五章

凯瑟琳顺着湖边去看望住在小旅馆里的弗格森，我坐在酒吧间里读着报纸。酒吧间里有很舒适的皮椅，我坐在一个皮椅里读报，直到酒吧侍者进来。意大利军队没能守住塔利亚门托河。他们退回到皮亚韦河。我还记得这条河。开往前线的铁路在圣多纳附近跨过这条河。河水在这里变得很深，很窄，流得很慢。再往下是滋生蚊虫的沼泽地和运河。那里有一些漂亮的别墅。在战前，我有一次去科蒂纳丹佩佐（在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附近），在那里，沿着山间的皮亚韦河走了几个小时。从山上望下去，它像是一条出鳟鱼的河流，水流湍急，形成一道道浅滩，在岸边岩石的阴影下面是一片片的水潭。在卡多雷，公路离开了皮亚韦河。我在想这河流上游的部队是如何撤下来的。这时酒吧侍者走了进来。

“格雷菲伯爵刚才向我问起了你。”他说。

“谁问起我？”

“格雷菲伯爵。你以前在这里住时他也在这儿的那位老人。”

“他也在这里？”

“是的，他和他的侄女一块儿来的。我告诉了他你也在。他想邀你打台球。”

“他现在在哪儿？”

“他出去散步了。”

“他身体还好吗？”

“看上去他比以前更年轻了。在昨天晚饭前，他一连喝了三杯香槟鸡尾酒。”

“他的台球打得还是那么好吗？”

“是的。他打败了我。我告诉他你在这里，他高兴极了。这儿没有一个人陪他玩。”

格雷菲伯爵九十四岁了。他和梅特涅（1773—1859，曾任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是同时代人，是一位白发、白胡子、举止优雅的老人。他曾经在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的外交部门任职，他每年的生日宴会是米兰社交界的一件大事。他正奔着一百岁活呢，他打着一手娴熟的台球，这与他那九十四岁的脆弱身体形成鲜明的对照。还是旅游旺季时我在斯特雷萨碰到过他一次，我们玩着台球，喝着香槟酒。我以为这是个很好的习俗，他一百分让我十五分，仍然赢了我。

“你为什么一开始没告诉我他在这里？”

“我忘记了。”

“还有谁在这儿？”

“没有你认识的人啦。酒店一共只住着六个人。”

“你现在有事吗？”

“没有。”

“我们去钓鱼吧。”

“我只能离开一个小时。”

“好的。带上钓鱼线。”

酒吧侍者穿了件外套，我们便动身了。我们到了湖边，上了条小船，由我划桨，酒吧侍者坐在船尾，解开带有旋转匙形诱饵和铅坠的鱼线，钓湖中的鳟鱼。我们沿着湖岸划着，酒吧侍者手里扯着鱼线，或尔向前把鱼线抖动几下。斯特雷萨沿着湖边的这一带，显得格外冷清。满眼都是一排排光秃秃的树木，关闭的酒店和上锁的别墅。我划向贝拉岛，靠近了岛边的石壁，那儿的水突然变深，你能看见石壁在清澈的湖水中折射成倾斜的，伸进湖底；接着，我们又朝北划向鱼人岛。此时的太阳躲进了云层，湖水变冷，变暗。虽然看到往水面上游的鱼荡起一些水圈，可并没有鱼儿咬钩。

我划到鱼人岛的对面，那里停靠着一些船只，岛上有渔民正在补织渔网。

“我们上去喝一杯好吗？”

“好的。”

我把船停靠在石码头，酒吧侍者拽起鱼线缠好，放在了船底，把鱼饵挂在船舷的上缘。我跳上岸，拴住小船。我们走进一家小咖啡店，在光光的木头桌子前坐下，要了味美思酒。

“你划船累了吧？”

“不累。”

“回去时我划吧。”他说。

“我喜爱划船。”

“也许，你拿着钓鱼线，我们的运气会好起来。”

“好吧。”

“告诉我，战局到底怎么样了。”

“非常糟糕。”

“我不必再去上阵。我年龄太大了，像格雷菲伯爵了。”

“或许，你还得上前线呢。”

“明年，他们会招我们这个阶层的人去当兵。但我不会去。”

“那你怎么办？”

“离开这个国家。我不愿意去打仗。我曾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打过一仗。真晦气。你为什么要去打仗呢？”

“我也不知道。我是个傻瓜。”

“再来一杯好吗？”

“好的。”

回去时是侍者划船。我们划到斯特雷萨上边的湖面去钓鱼，然后，又回到离岸不远的地方去钓。我望着11月发暗的湖水和冷清的岸边，一边紧紧地抓着鱼线，隐隐感觉到鱼饵在旋转匙形上转动对鱼线的扯动。侍者荡着长桨，小船每往前涌一下，鱼线就跟着抖动一下。有一次，鱼咬钩了：鱼线突然绷紧，向后猛扯。我赶紧拉线，觉得有鳟鱼挂在了鱼线上，接着钓鱼线又抖动了一下。鱼脱钩跑了。

“这条鳟鱼大吗？”

“很大。”

“有一次，我一个人出来钓鱼，我用牙齿咬着鱼线，鱼线猛地一绷，差点儿把我的牙都拽了下来。”

“最好的方法是把鱼线在腿上缠上几圈，”我说。“这样，你既能感觉到鱼儿的咬钩，又不至于扯掉牙。”

我把手伸进水里。水很凉。现在，我们几乎已经到了大酒店的对面。

“我得回酒店了，”侍者说，“我得在那儿，十一点是鸡尾酒时间。”

“好的。”

我把鱼线拉上来，缠绕在一个两端有凹口的棍子上。侍者把小船靠在石壁间一个凹进去的停泊处，用链子把它锁了起来。

“你多会儿想用船，”他说，“就来跟我拿钥匙。”

“好的，谢谢。”

我们进了酒店，上了酒吧间。我不想在上午这么早的时间再喝酒，于是，我上楼回到我的房间。女侍刚打扫完屋子，凯瑟琳还没有回来。我躺在床上，尽量什么也不去想。

等凯瑟琳回来，一切又都好了起来。弗格森在楼下，凯瑟琳说。她是过来一起吃午饭的。

“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凯瑟琳说。

“不会的。”我说。

“你怎么啦，亲爱的？”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你是没有事情可做。你现在只有我，而我又出去了。”

“说得没错。”

“很抱歉，亲爱的。我知道，突然一下无事可做了，那种感觉一定不好受。”

“在我以往的生活中，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我说，“现在，要是你不在我身边，我在这个世界上就一无所有了。”

“但是，我会和你在一起的。我只离开了两个小时。难道你就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吗？”

“我跟酒吧侍者去钓鱼了。”

“你觉得有趣吗？”

“有趣。”

“我不在的时候，你不要想我。”

“我在前线时就是这么做的。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有事情可做。”

“丢了职业的奥赛罗。”她开玩笑地说。

“奥赛罗是个黑人，”我说，“再说，我也没有嫉妒心。我心里太爱你了，别的什么也装不下了。”

“你能不能心平气和，好好地对弗格森呢？”

“我对弗格森总是不错的，除了她骂我的时候。”

“对她好一点儿。想想我们俩彼此拥有对方，而她什么也没有。”

“我觉得她并不见得想要我们所拥有的。”

“尽管你人聪明，可你还是不太懂事，亲爱的。”

“我会好好对她的。”

“我知道你会这么做的。你真好，亲爱的。”

“她吃了饭不会留下来吧？”

“不会。我会送她走的。”

“完了，我们就上楼来。”

“当然啦。那你认为我会做什么呢？”

我们下楼来跟弗格森一起吃午饭。酒店和它的餐厅的豪华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喝了好几瓶卡普里白葡萄酒。格雷菲伯爵进到餐厅后同我们鞠躬打招呼。他的侄女，长得有点儿像我的外祖母，跟他在一起。我把格雷菲伯爵的情况讲给凯瑟琳和弗格森听，弗格森听得津津有味。气派、奢华的酒店由于住的客人少而显得空荡荡的，不过，饭菜很好，酒也很提神，最后，酒带起了我们大家的兴致。凯瑟琳感觉棒极了。她很快活。弗格森也变得欢悦起来。我自己也感觉挺好的。午饭后，弗格森回了她的旅馆。她想午饭后回去躺一会儿，她说。

下午四点来钟的时候，有人敲我们屋子的门。

“谁啊？”

“格雷菲伯爵想知道，你是否能和他打会儿台球。”

我看了看手表；我已经摘掉了手表，放在了枕头底下。

“你要去吗，亲爱的？”凯瑟琳小声地问。

“我想最好还是去吧。”手表上显示是四点一刻，我大声对门外的人说，“告诉格雷菲伯爵，我在五点钟到台球室。”

差一刻五点的时候，我吻了凯瑟琳，到洗澡间去换衣服。我边系领带边注视着镜中的自己，穿着便服，连我看着自己都觉得陌生。我得记着再买些衬衫和袜子。

“你不会走得时间很长吧？”凯瑟琳问。床上的她显得娇媚，可爱。“你能把梳子递给我一下吗？”

我看她梳着头，她的脑袋略微斜过一点儿，让她的秀发都从一边散落下来。外面已经黑了，床头的灯光照在她的头发、脖颈和肩膀上。我走过去吻她，握着她拿梳子的手，她的头向后仰在了枕头上。我亲吻着她的脖子和她的肩膀。我觉得我爱她快要爱得晕过去了。

“我并不想去。”

“我也不想让你去。”

“那么，我不去了。”

“不。你还是去吧。你只是走一小会儿，完了你就回来了。”

“然后，我们让他们把晚饭送上来吃。”

“你快去快回。”

我发现格雷菲伯爵已在台球室里。他正练习击球，在台球桌上方灯光的映衬下，他显得很脆弱。在牌桌上稍离开灯光一点儿的地方，有一个盛着冰的银桶，里面的冰块上面露出两瓶香槟酒的瓶颈和木塞。我向台球桌这边走来，格雷菲伯爵直起身子，迎了上来。他伸出了他的手：“你也在这里，真是件幸事。你能来和我打球，真是太好了。”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

“你痊愈了吗？他们告诉我你在伊松佐河附近负了伤。我希望你的身体还跟从前一样好。”

“我很好。你好吗？”

“哦，我一直都挺好的。只是在变老了。我能察觉出我年老的迹象了。”

“我不相信。”

“是真的。比如说，我现在更容易讲出意大利语了。我控制自己不去说意大利语，可是在我累了时，我就觉得讲意大利语要容易得多。因此我知道我一定是变老了。”

“我们俩可以说意大利语。我也有点儿累了。”

“哦，不过，你累了，讲英语对你来说会更容易一些。”

“是美语。”

“是的。美语。那就请你讲美语吧。那是一种听上去很悦耳的语言。”

“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过美国人了。”

“你一定很想念他们。一个人总是想念他自己国家的人，尤其是他自己国家的女人。我有这种体验。我们玩一会儿，还是你觉得太累了？”

“我并不是真的累。我刚才说的是玩笑话。你将让给我多少分呢？”

“你最近玩得多吗？”

“从没玩过。”

“你打得不错。我一百分让你十分吧？”

“你抬举我了。”

“十五分？”

“可以，不过，你还是会赢了我的。”

“我们玩点儿赌注怎么样？你总希望玩点儿赌注的。”

“我觉得这样好。”

“好的。我让给你十八分，我们玩一分一个法郎的。”

他打的一手好球，加上他让我的分，在打到五十分时我只领先四分。格雷菲伯爵按了墙上的电铃，唤来了酒吧侍者。

“请打开一瓶香槟。”他说。然后跟我说：“我们先提提精神。”酒凉得喝起来像冰，不带甜味，很醇。

“我们可以说意大利语吗？你介意吗？现在，我年老的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了。”

我们继续打球，打几下，呷上一两口香槟，讲话用意大利语，不过很少说话，都在专心致志地打球。格雷菲伯爵打到了一百分，我加上他让我的十八分，只得了九十四分。他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

“现在，我们打开另一瓶酒，你来跟我谈谈战争。”他等着我坐下来。

“谈点儿别的好吗？”我说。

“你不想谈战争？好吧。你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呢？”

“什么也没看，”我说，“恐怕我让你感到乏味了吧。”

“没有。不过，你应该坚持阅读的。”

“战争期间能出来什么好书呢？”

“有法国人巴比塞[1]写的《火线》。还有《布里特林先生看穿了一切》[2]。”

“不，他没有看穿。”

“什么？”

“他没有把这一切看穿。医院里有这些书。”

“那么，你一直在阅读了？”

“是的，但是没有好的作品。”

“我认为，《布里特林先生》是对英国中产阶级灵魂的一种很好的研究。”

“我不知道灵魂为何物。”

“可怜的孩子。没有一个人知道灵魂是怎么回事。你信教吗？”

“晚上信。”

格雷菲伯爵微笑着，用手指转动着杯子。“我本想在我老了的时候我就会变得虔诚了，可是，我没有，”他说，“很是遗憾。”

“你愿意死后还有来生可活吗？”我刚一问完，便即可觉得我跟他谈到死，极为不妥。不过，他对我提到这个词，倒没有介意。

“这要依生活的质量而定。这一辈子过得快乐，我就希望永远活下去，”他笑着说，“我这一辈子几近于是快活的。”

我们坐在软软的皮椅里，冰桶里放着香槟酒，我们中间的桌子上摆着酒杯。

“如果你能活到我这样的年龄，你便会发现许多事情挺奇怪的。”

“你从未显得老过。”

“确切地说，是身体老了。有时候，我担心我的手指会像一根粉笔那样被轻易地折断。精神并没有老，也没有变得更有智慧。”

“你很有智慧的。”

“不，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判：人老就有智慧。他们并没有变得聪明起来。他们只是变得小心谨慎了。”

“或许，那就是智慧。”

“那是一种乏味的智慧。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我爱的人。”

“我也是。这不是智慧。你珍爱生命吗？”

“珍爱。”

“我亦如此。因为它是我所拥有的一切。还有举办生日宴会，”他笑起来，“或许，你比我聪明。你不举办生日聚会。”

我们同时举起酒杯，喝了一口。

“你对战争怎么看？”我问。

“我认为战争是很愚蠢的行为。”

“谁会赢得这场战争？”

“意大利。”

“为什么？”

“因为意大利是个比较年轻的国家。”

“年轻一些的国家总是赢得战争吗？”

“在一段时间里，它们会。”

“在那以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它们也渐渐变成了比较老的国家。”

“你刚才说你并不聪明。”

“亲爱的孩子，那不是聪明。那是愤世嫉俗。”

“在我听起来蛮有智慧的。”

“也不是什么大智慧。我可以给你举出许多相反的例证。不过，这也不赖。我们喝完香槟了吗？”

“快喝完了。”

“再来一些？等喝完了，我就得换衣服去了。”

“也许，我们把现在还有的喝完就好了。”

“你确定不想再要点儿了吗？”

“是的。”

他站了起来。

“我希望你好运连连，快乐，身体非常非常的健康。”

“谢谢你。我希望你永远好好地活着。”

“谢谢。我已经差不多就活到永远了。如果你将来变虔诚了，等我死后请为我祈祷。我已经跟我的好几位朋友讲过，让他们为我祈祷。我原想着我慢慢也能变得虔诚起来，可是我没有。”我觉得他是在苦笑，但我也说不准。他太老了，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所以当他笑的时候，他的皱纹差不多都会动了起来，完全没有了层次感。

“我兴许会变得非常虔诚的，”我说，“不管怎么说，我将为你祈祷。”

“我一直期盼着我能变得虔诚。我所有的家人在临终前都是很虔诚的。可这种事不知怎么的，一直没能在我身上发生。”

“还有的是时间。”

“或许，已经太晚了。我也许已过了再会有宗教情感的年龄。”

“我的这种情感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会到来。”

“也是在那个时候，你谈情说爱。不要忘了，爱情也是一种宗教的情感。”

“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当然。”他往桌子那里迈了一步，“你真好，来跟我打球。”

“很高兴能和你一起玩。”

“我们一起从楼梯走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