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我们过得很开心。我们一起度过了1月和2月,那年冬天都是晴好的天气,我们无论在户外还是家里都非常的快活。在暖风吹来时,雪会有短暂的融化,会变软,空气中似乎也有了春天的气息,可没过几天总又刮起清冷凛冽的寒风,冬天重新归来。到了3月,天气才会第一次真正地变暖。晚上会下起雨来。下上整整的一上午,把雪都变成了水或是烂泥,使山坡看上去污秽不堪。湖上和河谷上空每每聚集着乌云。山上也正在下雨。凯瑟琳穿着笨重的套鞋,我穿着古丁根先生的高筒雨鞋,我们打着雨伞,到火车站那边去散步,我们涉过烂泥和冲干净了路面冰层的流水,于午饭前在车站的酒吧喝上一杯味美思。我们能听到酒店外面的雨声。
“你看我们是不是该搬到城里去了?”
“你觉得呢?”凯瑟琳问。
“既然冬天过去了,雨天来了,那么待在山上也就没多大乐趣了。离小凯瑟琳出生大约还有多长时间?”
“一个月左右。也许一个月多一点儿。”
“我们不如下山待在蒙特勒吧。”
“我们为什么不去洛桑呢?我们要去的那家医院在洛桑。”
“好的。不过,我想那个城市或许有点儿太大了。”
“在大城市里,我们也能够有自己的清静。洛桑也许还蛮好的呢。”
“我们什么时候走?”
“多会儿也行。在你想走的时候,亲爱的。如果你还不想离开,我就不想着走。”
“让我们看看天气怎么变化吧。”
连着下了三天雨。火车站那边山坡上的雪现在都融化了。道路上全是泥水在流淌。外面太湿太泥泞了,不好出去。在下雨的第三天早晨,我们决定住到下面的城里去。
“好的,这没什么,亨利先生,”古丁根说,“你不必事先跟我们打招呼的。我觉得既然雨季来了,你们也就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不管怎么说,因为我妻子的产期临近了,我们得住到离医院近的地方去了。”我说。
“我明白,”他说,“将来有时间,你们愿意带着出生的孩子一起再来吗?”
“好的,只要到时候你有空着的房间。”
“等春季天气好了,你们也可以来看看这里的春色。我们可以把你们的孩子和保姆安排在眼下锁着的那间大房子里,你和夫人还住这间临湖的屋子。”
“来时我写信告诉你。”我说。我们整理好行李,动身去赶午后的那趟火车。古丁根夫妇用雪橇拉着我们的行李,涉过路上的雪水,送我们到车站。他们站在车站旁边,于雨中跟我们挥手告别。
“他们夫妻两人真好。”凯瑟琳说。
“他们对我们真的不错。”
我们坐上了从蒙特勒到洛桑的火车。从车窗上眺望我们住过的地方,却因为有云层遮挡着,让我们无法看到那边的山。火车在沃韦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前行,它所经过的地方一边是湖泊,一边是光秃秃的树木,湿漉漉的房屋和褐色的田野。我们到达洛桑后,住进一家中型旅馆。在我们乘车穿过街道,来到这家旅馆的车马入口处时,雨还在下着。衣襟上挂着铜钥匙的门房,里面的电梯,地板上铺着的地毯,装有亮晶晶附属装置的白色盥洗盆,铜铸的床,又宽敞又舒适的卧室,所有这一切,对刚刚住过古丁根夫妇山上木屋的我们来说,似乎都显得太奢华了。屋子的窗户外面是一个湿漉漉的花园,花园的围墙上面装着铁栅栏。在坡度很陡的街道对面是另一家旅店,建有相似的花园和围墙。我看着雨点落在窗外花园的喷水池里。
凯瑟琳打开了屋里所有的灯,开始整理行李。我要了一杯苏打威士忌,躺在床上读着我在车站买的报纸。那是1918年的3月份,德国人在法国开始展开进攻。我喝着苏打威士忌,读着报,凯瑟琳忙东忙西地收拾着东西。
“你知道我必须要准备什么吗,亲爱的。”她说。
“什么?”
“婴孩的东西。女人到了像我这样快要临产时,大多都备好孩子用的东西了。”
“你可以去买下它们。”
“我知道。这就是我明天要做的事。我先看看我短的哪些必需品。”
“你应该知道的。你曾是个护士。”
“但是,在医院里士兵生小孩的实在太少了。”
“我是一个。”
她抛过枕头来打我,弄翻了苏打威士忌。
“我再给你要一杯,”她说,“抱歉,我把它弄洒了。”
“杯里本来就剩下不多了。来,到床上来。”
“不。我得先把这间屋子收拾得像个样。”
“像什么样?”
“像我们自己的家。”
“那就挂上协约国的旗帜[1]。”
“噢,住嘴。”
“你再说一遍。”
“住嘴。”
“你说这个词时,说得那么小心翼翼的,”我说,“就好像你并不想得罪任何人似的。”
“我是不想。”
“那么,你就到床上来。”
“好吧。”她过来坐到了床边,“我知道我现在对你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亲爱的。我现在就像个面粉桶。”
“不,你不像。你又漂亮又可爱。”
“我就是你娶的一个丑婆娘。”
“不,你不是。你多会儿都是最漂亮的。”
“不过,我还会变苗条的,亲爱的。”
“你现在就苗条。”
“我看你是喝多了。”
“只不过是苏打威士忌。”
“另一杯也快来了,”她说,“然后,我们就吩咐把饭送上来吃好吗?”
“好的。”
“我们今天就不出去了,行吗?”凯瑟琳说,“我们整个傍晚和晚上就待在家里。”
“待在屋子里玩。”我说。
“我喝点儿葡萄酒,”凯瑟琳说,“这不会对我有害处的。或许,我们可以喝点儿卡普里白葡萄酒。”
“我知道这里能有,”我说,“像这样规模的酒店,一般都有意大利葡萄酒的。
侍者在敲门。他用托盘端来了一杯放冰块的威士忌酒,在杯子旁边是一小瓶苏打水。
“谢谢你,”我说,“就放在这里好了。请你送上来两个人的晚饭,外加两瓶冰镇的干卡普里白葡萄酒。”
“你希望在饭前先来点儿汤吗?”
“你要汤吗,凯特?”
“要。”
“来一碗汤吧。”
“好的,先生。”侍者走出去,关上了门。我又读着报纸,读着报上有关战争的消息,一边慢慢地把苏打水从冰块上面倒进威士忌里。我本该告诉他们不要将冰块放进威士忌中的。该叫他们把冰块分开放。这样你便能知道杯子里的威士忌实际上有多少,不至于在倒苏打水时倒多,而一下子冲淡了威士忌。那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好的威士忌酒喝起来很爽,很醇的,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你在想什么,亲爱的?”
“在想威士忌。”
“想它的什么?”
“想它有多好喝。”
凯瑟琳做了个鬼脸。“好的,你想吧。”她说。
我们在那个酒店住了三个星期。住得还是比较舒适的;饭厅里一般很少有人光顾,夜晚我们常常是在自己的屋子里吃饭。我们在城里散步。坐着铁路上的齿轮车到乌希,沿着湖边散步。天气变得十分暖和,真的像是春天来了。我们希望我们回到山里去,可这样的好天气只持续了几天,接着,残冬的寒冷又再度莅临。
凯瑟琳在市里买回了婴儿需要的物品。我到拱廊街上的一家健身房,去练习拳击。我常常是在凯瑟琳早晨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到那里练习。在像是春天的好天气里,打完拳击,冲个淋浴,沿着街道走一走,吮吸着春天的气息,在咖啡店里坐一会儿,看看人们,读读报纸,喝上一杯味美思,所有这一切都挺美好的;临了,回到旅馆,跟凯瑟琳一起吃午饭。拳击房的教练留着胡子,他出拳迅疾,准确,可在你真跟他打时,他就不堪一击了。不过,在健身房里还是很愉快的。那里的空气和灯光都好,我锻炼得很刻苦,跳绳,打假想拳,躺在有阳光从开着的窗户上照进来的地板上,做腹部运动,跟教练打拳时,有时能打得他胆战心惊。一开始我不能对着那面又长又窄的镜子打假想拳,因为看到镜子里一个留着胡子的人在打拳,觉得怪怪的。但到后来我只是觉得很好笑而已。我一开始练习拳击时就想刮掉胡子,可凯瑟琳不让我这么做。
有时候,我和凯瑟琳乘着马车到乡下去兜风。在天气怡人时,乘车游逛还是很开心的,我们发现了两处乘车郊游时吃饭的好地方。凯瑟琳现在走不了远路了,我喜欢跟她坐着马车,沿着乡间的公路,观览风光。天气好的时候,我们玩得非常尽兴,我们从来都没有不高兴的时候。我们知道孩子就要降临,这让我们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催逼着我们,使我们格外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钟。
[1]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包括英法俄,还有意大利和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