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一章

到了9月，夜晚开始变得凉爽，紧接着白昼也变得凉快起来，公园树上的叶子开始变黄，我们知道夏天已经过去了。前线的仗打得不好，他们总是攻不下圣加布里埃尔。班西扎高原的仗打完了，到了月中，攻克圣加布里埃尔的战役也快要结束了。可还是没能把它拿下。艾托雷已回了前线。那些马匹都去了罗马，米兰再没有赛马了。科罗威尔也去了罗马，从那里返回美国。城里发生了两次反战的骚乱，都灵发生了暴乱。在俱乐部里，有位英国少校告诉我，意大利人已经在班西扎高原和圣加布里埃尔损失了十五万人。他还说另外在卡索也损失了四万人。我们一块儿喝酒，聊着天。他说今年这里的仗已经打完了，意大利人贪多嚼不烂。他说在弗兰德斯展开的进攻情况很不乐观。如果他们再像今年秋天这样让士兵卖命，再过一年，盟军可能就会完蛋了。他说我们都完蛋了，但是只要我们自己不知道，就没事。关键就是不要承认这一点。最后一个承认他们自己完蛋的国家将赢得战争。我们又喝了一杯。我是部队里的一个参谋吗？不是。这位少校是。这就是一场胡闹。我俩独自靠着坐在俱乐部的一张大皮沙发上。他那双暗色的皮靴擦得又光又亮。一双很好看的靴子。他说这全是胡闹。他们的脑子里只想着师团和兵力。他们都争抢着要兵源，可一旦搞到了就让他们在战场上送了命。他们都完蛋了。德国人获得了胜利。上帝啊，他们才是真正的士兵。这些德国佬才是真正的士兵。但是，他们也完蛋了。我们都完蛋了。我问俄国怎么样。他说他们也完蛋了。我很快就会看到他们完蛋了。奥军也完蛋了。如果他们能得到一些德国人的师团，他们还能打得下去。在他看来，他们今年秋天会进攻吗？当然他们会的。意大利人完蛋了。人人都知道意大利人完蛋了。德国佬会从特伦蒂诺打过来，切断维琴察的铁路线，到那时哪里还有意大利人的立足之地？在1916年他们就这么干过，我说。可那不是德国人干的。是的，我说。不过，也许他们不会那么做了，他说。那太简单了。他们会搞出点儿更复杂的玩意儿来，更体面一点儿地完蛋。我得走了，我说。我得回医院了。“再见。”他说。接着，他又高兴地说：“一切顺利如意！”在他对世界的悲观看法和他个人的乐天性格之间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

我先到一家理发店，刮了脸，然后回医院。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治疗，我的腿好得还算不错。三天前，我做了一次检查。在马焦雷医院的机械理疗结束之前，我还要接受一些治疗。我走了一条小路，练习着按照正常的步子走。一位老人在拱廊下面做剪影。我停下来看着他。两个姑娘摆着一个姿势，老人在给她们俩剪着一个合影，他一边侧着脑袋看着她们，一边很快地剪着。两个姑娘在咯咯地笑。他先把剪影拿给我看，然后把它们贴在了一张白纸上，递给了那两个女孩。

“都是很漂亮的姑娘。”他说，“你也来一张吧，中尉？”

女孩们走了，她们一边看着自己的剪影一边笑着。她们长得都不错。其中的一个就在医院对面的酒店里上班。

“好的。”我说。

“脱掉帽子好吗？”

“不用。就戴着它。”

“戴着帽子可就不那么帅气了，”老人说，“不过，”他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高兴地说，“这样显得更有军人气派。”

他在一张黑纸上剪着，临了，分开了这两层纸，把剪影贴在一张硬纸片上，给了我。

“多少钱？”

“不要钱。”他摆了摆手，“这是我特意剪给你的。”

“收下吧，”我掏出了几个铜币，“一点儿小意思。”

“不用。我剪它们是为了找点儿乐子。把它们送给你的女朋友吧。”

“多谢了，再见。”

“再见。”

我回到了医院。医院里有我的几封信，还有一封公函。在回到前线之前，我将有三个星期的身体康复的假期。我仔细地读着这封公函。好了，这一页很快就要翻过去了。这一康复休假会从我治疗结束的10月4号开始。三个星期是二十一天。休假会到10月25号结束。我告诉医院的人我晚一点儿回去，随后便到了附近一条街上的饭店，在那里我边吃晚饭边读着这些信件和晚邮报。其中一封是我祖父写来的，说了一些家里的事，鼓励我报效国家，里面有一张二百美元的即期汇票和一些剪报；此外，有来自食堂牧师的一封较为乏味的信，还有一封在法国空军服役的熟人的来信，这个人和一帮坏小子混在了一起，他信中讲的正是这件事，还有一封来自利纳尔迪的短简，问我在米兰还要逍遥多久，那边有什么新闻？他想让我给他捎回去一些唱片，并列了一个单子。我在吃饭时喝了一小瓶红勤地酒，之后喝了一杯咖啡和一杯科涅克白兰地，读完了报纸，把信都装在了口袋里，把报纸和小费搁在桌上，我走了出来。在医院房间里，我脱了衣服，换上了睡衣和一件罩袍，拉下了通向阳台的门上的帘子，坐在床上读着一堆梅耶斯太太给医院里的孩子们留下的报纸。芝加哥的白短袜队在美国联赛中获得冠军，纽约巨人队在全国联赛中处于领先地位。贝比鲁斯（美国职业棒球的传奇巨星）正在波士顿队里当投手。这些报纸很无聊，都是当地的一些乏味的新闻，都是些旧消息了。有关美国的消息讲的都是训练营的事。我很庆幸我没有在训练营。棒球联赛是唯一让我觉得能读得下去的内容。可我对它却又没有丝毫的兴趣。一大堆报纸放在一起读，无法让人产生读的兴趣。大都是些旧报纸了，我只读了一会儿。我不知道美国会不会真的参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真的终止了两大联赛。也许他们不会。在米兰，仍有赛马比赛，也许仗打得不会比现在更糟了吧。在法国已经停止了赛马。我们的这匹叫加帕拉科的马正是从那里运来的。凯瑟琳到九点钟才值夜班。在她来接班时我听到了她经过的脚步声，有一次还看见她打走廊走过；在查看了几个病房后，才最后来到我的房间。

“我过来晚了，亲爱的，”她说，“事情多。你好吗？”

我告诉了她有关我休假的事，还有那几封来信。

“这多好啊，”她说，“你想去哪里？”

“哪儿也不想去。我就待在这里。”

“别犯傻。你选好个地方，我也去。”

“你怎么能征得医院的同意呢？”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会去的。”

“你真了不起。”

“不，不是的。不过，当你已没有什么东西再可失去时，人生就不是那么难对付了。”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生活中以前那么大的障碍现在似乎都变得小了。”

“我觉得这件事还是比较难办的。”

“不，不会的，亲爱的。如果不行，我直接离开这家医院就是了。不过，不会到了那一步的。”

“我们上哪里好呢？”

“哪儿都可以。你想要去的任何地方。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俩的地方。”

“你真的不在乎我们去哪里？”

“不在乎。任何地方都行。”

她似乎显得有些不安和烦躁。

“你怎么啦，凯瑟琳？”

“没什么。什么事也没有。”

“不，你有事。”

“不，没有。真的没有。”

“能看得出来你有事。告诉我，亲爱的。你告诉我好吗？”

“没有。”

“告诉我。”

“我不想。我担心你会不高兴，会着急。”

“不，不会的。”

“你确定？我倒没有为这事发愁，我害怕你会担心的。”

“如果你不担心，我也不会。”

“我不想告诉你。”

“告诉我。”

“我必须得说吗？”

“对。”

“我怀孕了，亲爱的。这就快三个月了。你没有担心，是吗？请不要、请务必别为我担心。”

“好吧。”

“你真的没事？”

“当然啦。”

“我想尽了办法。我尽力去预防了，但是，没有奏效。”

“我没有担心。”

“我真的尽力了，亲爱的，我并不担心。你务必也不要担心或是心情变得不好。”

“我只是担心你，亲爱的。”

“这正是我不情愿看到的。请你务必不要为我担心。人总是要生孩子的。每个人都一样。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你真了不起。”

“不，不是的。不过，你不必在意，亲爱的。我将尽力不给你增添麻烦。我知道我现在带来麻烦啦。不过，在此之前，我不是一直都是个好女孩吗？你一直都不知道，是吗？”

“不知道。”

“好，那就还像这之前一样。你完全不必担心。看得出来，你现在在担心了。不要的。把你的心放进肚子里。你要喝一杯吗，亲爱的？我知道酒总是能让你高兴起来。”

“不用。我本来就挺高兴的。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孩。”

“不，我不是。不过，在你一旦确定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后，我就整理要带的东西。10月是出去旅游的黄金季节。我们将会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亲爱的，等你去了前线后，我会天天给你写信的。”

“我们去哪里？”

“还不知道。不过，一定要去个好地方。这事由我来办。”

我们俩沉默了一会儿，谁也没有说话。凯瑟琳坐在床上，我望着她，但我们谁也没有碰谁。有人进来时，我俩会彼此离开得更远些，表情上也会显得不太自在。她伸出了手，握住了我的。

“你没有生气，对吗，亲爱的？”

“没有。”

“你没有觉得自己是被诱入了一个圈套吧？”

“或许有一点儿，但不是被你。”

“我不是说被我。你一定不要犯傻。我是说有被诱入圈套的感觉。”

“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人总是觉得自己被诱入了圈套的。”

她不知是想到什么地方去了，有好一阵子她的手一动也没动，更没有移开。

“‘总是’不是一个中听的字眼。”

“对不起。”

“没事的。不过，你也明白我以前从来没有怀过孩子，甚至从来也没有爱过任何人。我一直试图按照你的想法行事，可现在你却谈论起‘总是’来了。”

“我恨不得割下我的舌头。”我表示悔恨地说。

“噢，亲爱的！”她从她的思绪中回过神来，“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们俩又成为一体，不自在的感觉消失了。“我们俩其实是同一个人，我们一定不要有意地去误解对方。”

“不会的。”

“可人们通常总是这么做的。他们相爱，他们有意去制造误解，然后就开始打架，后来，突然之间他们就不是一体的了。”

“我们不会打架的。”

“一定不要那么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是一条心，其他的人都不会跟我们一心的。如果有什么东西夹在了我们中间，我们就完蛋了，他们就战胜我们啦。”

“他们战胜不了我们的，”我说，“因为你太勇敢了。勇敢的人从来都不会有事的。”

“可他们会死。”

“但只是死一次而已。”

“我不知道。这话是谁说的？”

“懦夫可死千次，勇敢的人只死一次[1]。”

“这话是谁说的？”

“我不知道。”

“说这话的人很可能是个胆小鬼，”她说，“他对懦夫十分地了解，可对勇者却是一无所知。如果是一位比较聪明的勇者，他或许会死上两千次呢。可他对此却只字未提。”

“我不知道。我们很难窥到勇者的内心深处。”

“是的。勇者正是这样的。”

“你是如此地了解勇者。”

“是的，亲爱的。我的确了解他们。”

“你很勇敢。”

“不，”她说，“可我希望自己勇敢。”

“我不勇敢，”我说，“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出来了这么久，已经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我就像是一个击球只能击到二百三十下的球员，知道自己就这水平，不会再取得比这好的成绩了。”

“能击球到二百三十下的球员，是什么样的球员呢？听起来挺棒的。”

“不行的。在棒球场上，这只是一个平庸的击球手。”

“可他仍然是个击球手。”她激励我说。

“我想我俩都有点儿自负，”我说，“不过，你很勇敢。”

“不。不过，我希望做个勇者。”

“我们俩都很勇敢，”我说，“我喝了酒后就会很勇敢。”

“我们都是挺棒的人。”凯瑟琳说。她去到衣橱那边，给我拿来了科涅克白兰地和一个杯子。“喝一杯吧，亲爱的，”她说，“你一直都表现得那么好。”

“我并不想喝。”

“喝上一杯吧。”

“好吧。”我倒上了占水杯容积三分之一的白兰地，一口把它喝了下去。

“你这一口可喝得不少，”她说，“我知道白兰地是给英雄喝的，可你也不要这么显摆啊。”

“战争结束后，我们到哪里生活？”

“或许，在一家养老院里，”她说，“三年啦，我一直天真地期盼着战争在圣诞节那天结束。可现在我想等我们的儿子当了海军上尉，战争再结束。”

“或许，我们的儿子会当上将军的。”

“如果这仗打成一场百年战争的话，他就有时间把这两个职务都当一当啦。”

“你不来一杯吗？”

“不。喝酒总能让你高兴，亲爱的，可却只是让我感到头晕。”

“你从来都没有喝过白兰地吗？”

“没有，亲爱的。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妻子。”

我探下身子去拿放在地上的酒瓶，又倒上了一杯。

“我去看看你的那些同胞，”凯瑟琳说，“你再读上一会儿报纸，等我回来。”

“非得去不可吗？”

“或迟或早，总得走这一趟的。”

“好吧。那就现在去吧。”

“我一会儿就回来。”

“那我先把报纸看完。”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