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仁访谈
问：您是哪年出生的？走上体育运动道路是因为有天赋，还是因为喜欢这个项目？
答：我1935年出生，1953年初中毕业。
我喜欢运动是因为知道身体好了工作才能好。抗美援朝时我还在学校读书，当时为了参军我写了血书交到县政府，结果没被选上，因为人家不可能要一个小娃娃。
那时候云南刚解放，到处都在减租减息，学校里也天天在组织演出搞宣传。我当时也参加了学校宣传队，到各个乡去演出。我们还在演出时，学校就发来了电报，让我们快回学校，因为马上要让我们上昆明。
我们到昆明后就被分配了工作。当时，我们一个班18个人，8个被分到铁路系统，10个被分到银行系统。当时的昆一中、女中及各个专区的学校都是这样，那时候国家建设需要人。
我被分配到昆明铁路局后，到昆明小石坝培训了3个月。那时候，昆明铁路局有好多当年法国人培训过的员工，我的一些师傅就会讲法语。
我们培训结束就给分配了工作。我到南站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被分到盘溪搞运输，货运、客运都搞。当时我们负责收零担商品并将其运到昆明，我负责货物接收工作，管着七八个搬运工。
我那时年轻，才10多岁。早晨起来我经常顺着铁路跑3公里再回来。我也喜欢体操和单双杠，空时还打打篮球、游游泳。游泳我不太在行，所以不敢去大河里游。那时候，小河沟里的水清得很，舀起来就可以喝。
问：您是什么时候入选国家队的？
答：1955年第一届云南省职工运动会召开，我代表昆明铁路局参赛，拿了5000米第3名。10000米第1名是字春宇，临沧人，他当时是穿着草鞋跑的。
拓东体育场以前叫拓东运动场，当时铺设了煤渣跑道，原来那里就是一处荒草坝，长满了杂草。
当时苏联专家来我们这里选人，选完就带着这些人去了国家队。记得当时从我们这里选了两个排球选手，一个男篮选手，一个女篮选手，还选了跑步的字春宇、跳高的马翔龙。马翔龙后来是第一个跳过2米的中国人。结果，字春宇练了一年就回来了，篮球队的李应龙也是练了一年就回来了。
除此之外，其他运动项目还各选了一人，包括男子长跑、男子短跑、女子短跑、男子跳高、男子跨栏、男子投掷，连同我在内，组成了云南省体训班，云南最早的田径队就这样成立了。
当时我们这个体训班没有教练。后来有一个练400米跨栏的，叫刘树山，他是从国家队调到云南的，就让他来当带我们的助理教练。
1957年，有人提出建议，说田径队没有教练，这些运动员是瞎练，不如全部人员解散。结果，这七八个人就一个地方分了一个，有一人留在体委，其他的则分到了地方。
当年，我代表云南去重庆参加比赛，1500米得了第2名，那时候陈方是云南省体委主任。那时，铁路局听说田径队准备解散，就让我回铁路局。陈方就对他们说：“这个人要留下；其他人都走了，这里要留个种子。”结果，我一个人作为运动员就留下了。
我留下来后因为没有教练，就只能一个人练。当时，体委天天都是上午开会、下午开会、晚上开会，我根本没有时间训练。
我没有教练，得自己练，那怎么办呢？我就让排球队的老大哥散会吃饭的时候帮我打碗饭放着，我就这样利用吃饭时间去跑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又接着开会，这时我才拿着饭躲到后面去吃。
记得我曾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书，是捷克人扎托佩克写的，他是奥运会的三个项目冠军。我把那本书拿回来仔细看，发现人家讲的大多是生活，唯一讲到的训练方法就是他每天在场地上跑100个400米，400米慢、400米快这样交替进行。我当时心想，一天100个400米就是40多公里，这怎么受得了呢？记得扎托佩克来过中国，是我后来在国家队的时候。他还给我们讲过课，但讲得不太清晰。
1958年我去广州，参加全国春季田径运动会，记得当时我连着坐了9天的汽车、火车。当时两位运动员代表云南参赛，我一个，还有一个是跨栏的刘树山。我参加的是5000米和10000米比赛。
比赛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举办，当时我得了5000米第2名，差一点就能破全国记录。
赛后，严章兆教练就选中了我，调我到北京体院竞技指导科，让我到那里当运动员。我当时是直接从广州去北京的。
那时候还没有国家田径队，全国的优秀运动员都集中在北京体院竞技指导科训练，后来国家田径队才单列出来。
当年我是2月去北京的，9月就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田径运动会，打破了5000米、10000米全国纪录。1958—1959年，我接连破了3000米、5000米、10000米三个项目的全国纪录。
1959年，我第一次出国参加了比赛。我出国比赛的最好成绩是在波茨坦、莫斯科跑出来的。那两年，我们代表国家参加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访问赛，先后去了东德、捷克、苏联和朝鲜参加比赛。
1960年我去了捷克，然后又去了苏联。我有一张照片就是在莫斯科的列宁体育场拍的。
问：那时候东欧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好吗？
答：1960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觉得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好。20世纪80年代我又带着运动员去了一次，从捷克到罗马尼亚。后面这次感觉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些国家比中国穷多了。在罗马尼亚，我们当时连面包都买不到，商店货架上只有很少的东西，主要是中国的鱼罐头。
问：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你们代表国家出国比赛，主要参加的还是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赛吧？
答：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参加不了奥运会，那怎么为国争光呢？就只有在友谊赛中尽力了。这类比赛带有外交性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在东德比赛时，观众不光只有当地人，其他国家的人只要买了门票也可以来看，因为一般只要有异国选手参赛，门票要好卖得多。欧洲人很热衷田径比赛，像看足球一样。乒乓球刚开始都没人看。
1960年我先去了捷克，然后又去了苏联，参加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比赛活动。当时观众很多，进场时每人有一张彩票，中奖就得一辆汽车。当时我记得比赛完了之后揭晓中奖号码，果真有一个人中奖得了辆小轿车。这个人开车在运动场绕了一圈，就把车开回家了。
1963年，我参加了在雅加达举办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当时全世界不参加奥运会的国家都去参加这个运动会，这个运动会是苏加诺搞的，目的是跟奥运会唱对台戏。
那次比赛的枪一响，我起跑的时候跟腱就拉断了。本来我还要去缅甸参加比赛的，这下就去不了了。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国家花了那么多钱让我去比赛，结果比不了了。那时候国家不富裕。接下来的比赛我也看不了，因为在那里待着是要花钱的。
当时正好贺老总（原国家体委主任）的专机要回国，就安排了我跟着他回来了。
我训练方法的改变，就是从到东德比赛前后开始的。
当时我在东德波茨坦的森林里跑，觉得跑起来比较不费力。
好多年以后我问来中国访问的马拉松专家艾雷：“我带运动员到英国训练，在森林里跑觉得很轻松、不费力，是不是跟那里负氧离子高有关系？”他说：“我没有这种体会啊。”我说：“我就有这种体会。”
在波茨坦我破了自己保持的纪录，打破了我之前创造的10000米全国纪录，且成绩提高了1分20秒。我们国家队的几个队友私下说：“我们打赌，他少跑了一圈，1分20秒就是少跑一圈的速度。不信等他回来问他。”后来我跑5000米也提高了30多秒，他们就奇怪，为什么我能力一下子能提高那么多。我对他们说：“这是训练方法的问题。”
去东德前，我左腿膝关节受伤了。
当时，苏联教练来中国带我们训练了一年多。他训练的指导思想就是增加难度，提高肌肉力量，从量、从难度上去训练。后来，我通过练习下蹲，成绩提高比较多，才琢磨出长跑运动员腿部、腰腹力量的重要性。
那时跟着苏联教练训练时，我膝盖就受伤了。
后来，北京第三医院中国最好的运动医学专家到运动场来看我训练。我用很慢的速度跑一百米就跪下了，腿不行了。
接下来，我就天天去北京复兴门外的中医研究所，找骨伤科的四川名医杜自明看病。他当时已经80岁了，有一大帮徒弟，徒弟能坐满整个大厅。老先生坐在沙发上，一般自己不动手，主要是指点那些徒弟动手。如果那些徒弟处理不了，他才亲自出马。
他跟我说我那个腿6次才能治好。他让我适当运动，不让我静养；让我做下蹲，一天做两轮下蹲，每次20次；做完下蹲再做摆腿。按他的说法，我受伤就是因为腿部力量不够，负重又过量，所以受伤后很难好。
我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但根本蹲不下去。但我坚持练下蹲，由20次到30次、40次……1000多次。我下蹲1000多次要40多分钟。
当时是冬天，我出着汗，汗滴到了雪地上，但眉毛、背脊上都结冰了。我就这样坚持蹲，蹲了一个多月。
杜医生也给我做按摩。他按摩后我膝盖那个地方就化脓，然后结疤，很长时间都长不好。杜老手指太有劲了，80岁的人，手就像钳子一样。他一拉一放，我汗珠一下子就下来了，太疼了！
他就按两个点，两个手指抠进去，像两把刀一样，完了再扳过来，就弄那么两三下。那些徒弟上手弄不好时他就来弄一下，他弄一次好一截，弄一次好一截。结果他弄了5次后我的膝盖就好了！
之后我就又开始跑步。当时有个短跑全国冠军叫姜玉民，她常骑自行车到龙潭湖后开始跑。我恢复跑步后经常能碰上她。她当时就对别人说：“小苏那么长时间不练，但现在我骑自行车都跟不住他了。”
我在国内恢复训练后才一个多月，在波茨坦比赛时成绩就提高了1分多钟，所以国内的队友都不相信我的成绩。我自己是纪录保持者，比赛成绩突然提高了1分多钟，他们认为根本不可能，一定就是我当时少跑了一圈。
1961年，全国的体育项目都停止了比赛，运动员普遍营养不良，主要是有没吃的。当时，国家射击队开着摩托车去内蒙古的草原打黄羊，晚上用摩托车的大灯一照，草原上黄羊就不跑了……然后大家用火车一车一车地把黄羊拉回来吃。
1964年，运动队跟着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然后就是大松博文来华访问，推广“大松训练法”，我们就开始搞“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
从那时起我们就天天扛杠铃。几十斤或者上百斤的杠铃，抓举，然后扛着走。结果我练得过度疲劳了。
那时候国家比较困难，虽然我们训练量加上去了，但营养跟不上，结果一大批运动员都过度疲劳。不仅是我，我们中长跑队还有四五个运动员过渡疲劳；撑杆跳的队员也这样，短跑的队员也这样。
当时云南的情况还好，对运动员食品是敞开供应的，像白糖、猪肉、油这些。因此，国家体委带着国家队来云南训练，让一大批过度疲劳的运动员去温泉疗养，就是为了让运动员康复。因为来云南可以吃得好点，可以养伤养病。
问：您是什么时候离开国家队的？
答：我在国家队待了8年，是1965年退役的。
因为当时我的胃出了毛病。本来要我去阿尔巴尼亚当教练的，但我认为刚退役就去当援外教练不太好，而且我胃病严重，所以就没有去。后来他们又打算把我留在国家队当教练，我说：“不行，我要回云南省队。”因为1963年我已经结婚了，夫妻不能分居，而且我们还有老人要照顾。那时候，我们把家里老人搬到昆明都费了很大的劲，如果要进北京的话，就更困难了。
1965年3月，我回到昆明，到省队从事教练工作，但马上就迎来了第二届全运会，9月就要去参加比赛。没办法，我只有带着3个运动员训练，高正勇、马光普、罗为信。结果，我还带出了一个第2名、两个第4名。第2名是罗为信，后来他是钟焕娣的教练。
罗为信当时是二级资格都没达标的运动员。一个三级运动员就要去全国拿分，不容易。那时候，一般达到运动健将水平的运动员才有可能拿分。他们是被硬逼着练出来的。
然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基本上我们就不练了，就什么都不干。我就一天天瞎混，琢磨打灶、做家具，还因此出了名。体委的人家家来找我打灶，因为我打的蜂窝煤灶实在是太好用了。
问：你们是什么时候恢复训练的？参加比赛又是什么时候呢？
答：我们最早恢复比赛是在1971年，当时我又重新招了队员，第一个被选来的队员是彭祥生。
1968年我在北京做手术，胃切除了2/3。当时我去北京就是为了选人。
后来，曲靖体校开运动会时我特意去看，等彭祥生跑得差不多了，我就去陪着他跑。运动会一结束，我就陪他一起回他的罗平老家，说服他家人让他进运动队。
当时他家里比较困难，有7个兄弟姐妹，家里就一小块地，过得紧巴巴的。把他调来运动队时，他连被子都没有，还是我去给他申请的。
那时候，他跑步头是歪着的，因为营养不好。到运动队后，由于运动员伙食相对比较好，慢慢他身体就恢复过来了，跑步时头也正了。
问：您从国家队回来的时候也没有当教练员的经验，没有带过队员，您是凭经验还是其他什么条件选彭的？
答：挑选运动员相当于大海捞针。
以前我们没有什么检测手段，全凭经验，靠眼睛看、耳朵听，看运动员的身体情况是不是适合中长跑。
我选彭祥生的时候为什么要跟着他一起跑呢？就是为了听他的呼吸。从呼吸情况一般就能判断出一个人的心肺功能好坏。后来我就据此选定他，把他带回来了。
靠仪器检测出来的结果不一定有效。有些人肺活量很大，但是却跑不动。要在运动场上跑，才能看得出来某个人身体条件好坏，看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实际才能。
张国伟就是因为这个才调到省体工队我这个组来训练的，结果练了一年他就破了全国纪录。
当时他去印度参加亚运会，我没去。因为我太累了，贫血住院，血色素只有6克。
他拿了10000米冠军，跟日本运动员只有一肩之差。我当时是从医院的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的。
他出发前，科研所还给了我一个警告：“苏指导，张国伟不行了，从心电图来看他有问题。”我说：“怕不是这回事。我觉得他现在状态很好，练得很好。他身体机能从医学检测来讲可能在下降，但可能正是他成绩最好的时候。”
结果，他比赛拿了冠军。科研所那边的人员也很困惑，说：“怎么可能，怎么还拿了亚运会冠军？”
我从曲靖回来后，就向体委领导提建议，说选运动员一定要通过运动会来选；守在学校里面选，一定选不出来。
结果我的建议被采纳了。以后省里每年都搞中长跑运动会，各个地州县也每年开运动会，这时就可以挑选运动员。直到现在，我们选人还用这一套办法。现在的人才都是从运动会里选出来的。
如果没有各地基层的基础训练和预选，我们根本选不到人。
从运动会里面选拔，跑得好就选进体校训练，训练完了再参加地州市级和省级的比赛，又再次进行选拔，就这样层层选。张国伟就是经大理体校的教练初步选拔、培养，然后参加省级比赛，跑1500米时选出来的。
在基层训练一段时间后，教练如果觉得某个运动员好，也会向省队推荐。基础选材由基层来，就不需要省队教练跑遍各个市县，或者去学校蹲点选了。
比赛中选运动员，除了看成绩，还要看动作是否自然、腿的形状好不好等。长跑运动员都要梭型腿，小腿要呈梭形。
问：你们有没有什么明确的选材标准？
答：明确的标准就是成绩。张国伟当时1500米用了4分12秒，这个成绩在我们省来讲算很好了，就可以把他选进体校来了。
后来，我自创的身体训练方法就有测试数据了。比如俯卧屈腿伸，动作要领是俯卧、抬头、塌腰，屈腿蹲至两手中间，要求一秒钟1次，连续做。一般人能做四五十次就已经了不得了，能够做到70次就是最好的了。这个动作，力量也练了，心肺功能也练了，是全身性运动。做到70次的，心率一般会达到400米赛跑的心率。
现在，竞走也用这个动作训练和测试。
问：当了这么多年的运动员和教练，您觉得高原对运动员选材和训练有什么帮助？
答：我有一篇论文专门讲高原训练。国家教练员等级以前只有初级、中级、高级，后来才有国家级。当年为了参加高级教练评选，每人要交一篇论文，我的那篇就是讲云南高原训练的，1983年在《中国体育科技》上发表了。
问：您当教练员的时候强势吗？
答：我的队员都说我凶得很。
那时候我对他们凶，现在他们却对我特别好，年年给我过生日，年年都要给我送老家的特产。我去澳门时，那些过去的学生全都来请我吃饭。
长跑运动员的特点就是脾气特别犟，我和我带的队员都是这样的。当时国家体育总局的专家督导组要我提一条关于选材的建议，我就说运动员一定要犟，不犟吃不了这份苦。
我担任教练的时候，特别注重运动员的训练方法，然后就是运动员的人品。对他们生活中的困难，或者是他们遇到什么难事了，我对他们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关心。运动员谈恋爱我要管，运动员成家我也要管。
问：成绩对运动员、教练员来说似乎就是一切，然后生活就改变了。
答：我做教练员没有那么复杂的想法。带队员，就要对他负责，对他的生活负责，对他的人品负责，还要对他的成绩负责。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带着运动员去小哨训练，因为那里有一个射击基地。我们住进一个棚子，我早上5点就起床，背着一个桶出发，走三公里山路，翻两座山，就为了到牛奶厂买牛奶，然后再背回来，这样训练完了大家就可以喝牛奶了。
当时唯一陪我的就是一条狗。那条狗听见我的桶响，就会跟着我，走在我的前后。因为我一个人要翻两座山，那时天还很黑，它能给我作伴。
肖国敏、彭祥生都去小哨基地练过，就是为了让他们出成绩。
要让他们提高成绩，我的办法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比如像张国伟，我给他按摩的时间相当多。其他运动员都是互相按摩，优秀运动员我负责按摩。
我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大运动量训练完了以后要让队员恢复，这样第二天才可以接着练，要不然队员今天练完明天就练不动了。
那时候运动员主要的恢复手段就是按摩、洗澡，再一个就是调整性训练。运动员要恢复，还是靠训练，靠做一些有针对性的动作来恢复。
问：从训练中就能感受到他们的疲劳状况吗？
答：这就要凭经验了。比如说张国伟，他在场地上跑，我一看到他动作变形马上就会把他拉下来，不让他再跑了。他如果坚持要跑就不行，就得要把他拉下来，不让他跑。如果继续跑下去，他就废了。
就像彭祥生一样。有一次训练，规定每天跑60公里，12天跑720公里，30多个运动员就他一个人跑完了全程，结果他就废了。
这个教训对我打击太大了。
彭祥生太可惜了！他在全国性比赛中拿过两次冠军，破过纪录。
那时候吉林搞拉练训练，报纸上整版整版都在报道，结果全国就跟着搞。
那时国家队、八一队，还有其他省的运动队先来昆明，然后又去曲靖，在曲靖适应几天后就开始搞拉练。
大家早上起来跑30公里，下午又跑30公里，一天60公里，有30多个运动员在一起练。我们借了一辆大吉普跟着，跑不动的队员就让上车，回到昆明后又接着跑。那天，跑到城郊八公里（地名，编者注）处，彭祥生说要上厕所，我就让他去了。
等我们回来一个多小时后，发现他还没有到，以前不这样。我就赶紧开着车去找，结果在八公里那里找到了他。
我问：“你怎么了？”
他说：“我眼睛看不见了。”
我心想这下糟糕了，他这是过度疲劳了。
我在国家队胃出问题时也是因为过度疲劳，当时就是因为运动量过大。
后来我对他说：“小彭，你可能不行了，将来可能当不了运动员了。”
他说：“不见得吧。”
我说：“你改变不了，我就是例子。过度疲劳之后改变不了，你也一样。我们两个都改变不了了。”
我们又试了两年，结果他果真不行了。然后他就去北京体育学院上学，上完学回来他就当了教练，后来又去搞行政。
医学上的过度疲劳是什么状况，没有经历过的人体会不了，当时彭祥生也体会不了。为什么？因为他以前没有过度疲劳的问题。
过度疲劳是个什么状况呢？运动员体重会下降，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三个问题一起就来了，接着运动员性格会改变，身体的病变也就出来了。
我的胃为什么会被大部分切除呢？就是因为过度疲劳。我问了好多医生，医生说，这是过度训练造成的，营养跟不上，恢复跟不上，所以身体就出了问题。
我是这个问题，彭祥生也是这个问题。我当时在国家队保持了三项全国纪录，是最好的长跑运动员，结果因为过度疲劳身体废了，彭祥生也因此身体废了。
所以，后来我当教练就绝对不让运动员处于疲劳状态，我一定让他们在身体健康状态下训练。我的“十周训练法”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就是为了不让运动员过度疲劳。
问：您能谈谈兴奋剂问题吗？
答：我当运动员出国比赛的时候发现，东德运动员的水平都很高。东德运动员奥运会总分都在前三名，但东西德合并后运动员连前六名都难拿到，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东德运动员用兴奋剂。
体育界普遍存在这个问题。
张国伟是我最佩服的一位运动员，他连中药都不愿意吃。我们常给运动员补充营养、恢复体力，有时还给运动员熬中药喝。他就不要，他就只是好好吃饭。
得益于我当运动员时候的经验教训，后来我当教练又在彭祥生身上得了教训，所以我带队员比较精细，一点不敢乱来。张国伟的十年不败佳绩就是立足于我较为科学的“十周训练法”。
问：你们比赛中存在运动安全的问题吗？
答：存在。我们去东德比赛时到波兹坦坐了4个小时的汽车，休息了一下然后吃午饭，一直到下午5点多才开始比赛。当时的比赛要等所有人下班之后才开始，同时也是为了等气温降下来，这样一来观众多，再一个是对运动员也有保护作用。这个时候比赛，运动员成绩也会好一些。
有一次我带着运动员去衡阳参赛，辽宁的竞走教练王奎就拿体温计摆在塑胶跑道上测，结果温度是42度。那次跑下来，10000米比赛倒了一大片人。我们有位小运动员跑下来之后就昏迷了，口吐白沫，把我吓惨了，以为要出人命了。张国伟跑下来之后还耐得住，因为他的训练水平要高一点。
问：云南中长跑队在“文革”后期恢复训练后，就达到全国水平了？
答：成绩比较好的是许亮、彭家正。许亮破过全国马拉松纪录，是1981年在法国爱松跑出来的。
后来是张国伟。他应该是我们云南最好的长跑运动员，从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在全国比赛中他都没有败过。有他参加的比赛，人家只敢争第2名。如果有人要想跟他争，可能这个人连10000米距离都跑不下来。
张国伟1980年第一次破全国纪录，5000米、10000米获了两项全运会冠军，后来又拿了5000米、10000米、马拉松三项冠军。这在全国来讲是空前的，到现在还没有哪一个人能在全运会拿三项田径冠军。
后来的杨国才也很厉害。他一出成绩，人家都说他是第二个张国伟。
1993年，国家体委派我去也门当教练，我就在那里待了一年，因为那里打内战我就回来了。之后，国家体委又派我去澳门干了两年。
我去也门后，杨国才成绩就不行了，很可惜。
当时，云南省体工大队让我每周打国际电话遥控指挥训练，可是效果不行，遥控指挥根本行不通。
杨国才全运会比赛前在公路上训练的时候，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给撞了，结果他膝关节受伤，全运会只拿了第5名。
问：以前的赛制是一年单赛或者双赛。后来赛制发生了变化，您的训练方法有什么改变吗？
答：现在比赛多，大周期训练法不灵活，小周期训练法反而最适合比赛。训练和比赛要结合才行。张国伟原来受伤就是因为比赛太多，训练时间太少。
我在国家队时曾过度疲劳，后来回来当教练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研究了训练方法，最后就搞了这个“十周训练法”。
原来我们是大周期训练，包含准备期、基本期、比赛期、修整期这四个阶段。“十周训练法”是大小周期相结合，这样就克服了过度疲劳问题，运动员成绩提高比较快，成绩也比较稳定。
“十周训练法”中的大周期还是分为准备、基本、比赛、休整这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又包含大概十周：一周到两周为准备，两周到三周开始加量，然后一周到两周再进行强化，接下来一周左右进行调整，然后去参加比赛。基本上就是这种训练办法。
这么练之后张国伟的成绩就比较稳定了。后来，只要到我手上练的运动员成绩都出得很快。在全国中长跑界有个说法：跟云南比我们拿第二就得了，第二拿不着就拿第三、第四；我们不要去跟他们争，争不过云南的，争了可能连第三到第六都拿不到。
后来我参加了国家体委训练局搞的中国奥委会青少年培养训练基地专家督导组，在基地待了4年。我不是经常去，而是召集时才去，主要就是为了去推广我的训练方法，用此方法培训教练，目的是培养青少年运动的后备力量。我的这套训练方法特别强调身体训练，因为从事中长跑的很多人只知道跑，这样是不行的。训练局比较肯定我的方法，后来也一直在用。
这套训练方法我从运动员时期就在琢磨，腿伤恢复后我就摸着点门道。当时我是练下蹲，增加腿部力量，力量增加后跑得就轻松。
练力量都是徒手。为什么呢？因为相对安全，针对性强，又能激活全身。后来，我的身体训练方法就是围绕下蹲来展开设计的，从腿和腰腹开始增强力量，所以运动员的成绩就提高得很快。
这套方法用在奥林匹克人才基地那些小娃娃身上效果很好，一个月下来他们的成绩一下就上去了。他们的体育老师都不相信，怎么他们的成绩一下子会提高那么多！
有位一起在奥林匹克人才基地的河南教练对我说：“怪不得啊苏指导，这是你们云南的秘密武器啊！我们一直研究云南为什么会十年不败，运动员出成绩特别快。”我说：“这下晓得了吧？我们其实没有保密，只是你们不愿意跟我们交流罢了。”那时候，河南和我们云南的中长跑水平差不多，大家都想争冠军。
后来，这套训练方法推广开来，基地把这套训练方法的身体训练部分用在了运动员的考核上，每年集训完了都要测试运动员，测试时都用这几项。
问：云南中长跑每一代都有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在延续这些优良传统吧？
答：对。后来张国伟来接手云南中长跑，这两年云南也开始慢慢出成绩了。
他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琢磨。他刚当教练的时候，我也不在。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练了3年了。他摸索了一段时间，总结了当时我训练他的一些经验，所以基本上继承了我的这套训练法。慢慢地他路子就走对了，他自己的训练方法也成熟了。
1998年我援外回来就退休了。张国伟希望我能返聘一年，我说不行。有好多训练方法要靠教练自己去琢磨，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运动员的特点、接受能力开展训练，这样运动员才会出成绩。
有一段时间我去看他训练，说：“国伟，你这个训练是在空气质量不好的地方，这不可取，不能这么训练。要考虑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有一次他们在玉溪山上训练，碰上刮风，空气中全是黄土，我就认为在这种环境下训练不行。
当时，欧洲有许多国家会专门在山上修一条给长跑运动员训练用的跑道，而且都在森林里，一般一二十公里。为什么欧洲运动员都在这种环境下训练呢？英国是这样，法国、德国、瑞典、奥地利也是这样，这值得我们思考。
有个我带过的运动员，现在也是教练，他一到场地上就让运动员跑100个400米。那天被我看到了，我就对他说：“这是在练运动员的什么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运动量大一点可能成绩会出得快一点。”我说：“你这个是瞎整，这不是科学训练。如果对科学一知半解，不一定能让人出成绩。”
有位云南的教练曾经对我说：“苏指导，你这个‘十周训练法’我看有水分。”我说：“什么叫水分？随便哪一个运动员，在我手上一练就能出成绩，这叫水分吗？你说的水分是什么？”他说不出什么来，就说：“你可能有些东西是保密的。”我说：“我一点都没保密，什么都是公开的，而且是无偿公开。哪位教练来找我问，我都会无偿地全盘托出，巴不得他能练好。”
我当运动员时摸索训练方法，当教练后继续摸索训练方法。要走一条适合中国人的训练之路，不要跟着外国人跑。苏联专家来带我们时，运动量太大，练完了之后大批人过度疲劳，这叫什么训练法？！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点。那些足球项目，以为请外国教练就可以解决问题，以为外国的和尚会念经，中国的和尚就不行？其实，情况不是这样的。
问：云南竞走在起步时没有中长跑表现好，但是竞走只要在全国领先，基本上在国际上也能领先。云南中长跑，特别是男子中长跑，在国际赛场上的成绩就不太好吧？
答：因为练竞走的一部分运动员是从中长跑发展起来的；他们原来跑长跑，后来转到竞走，在竞走项目上就称王称霸。全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好多竞走运动员原来是长跑运动员，长跑教练去带竞走也能让竞走在全国出成绩。真正从竞走开始练的运动员，出成绩的其实不多。
竞走项目在国际处于领先地位，有一点是因为国际上练竞走的人比较少，所以我们容易领先。我们过去注重成绩，能拿分的就发展，不拿分的就不发展。
问：马拉松现在就很火。
答：对，马拉松在国际上也比较普及。现在，云南也在搞国际马拉松赛了。
马拉松是全身运动，很好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体育运动的看法：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人多练得多，就增强大家的体质了。
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只注重能出成绩的项目，能普及的项目搞得少。
现在提出来要搞全民体育，要提高人民体质，这就对了。
问：总是听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出成绩的人，一定要天天在运动场上练吗？
答：要出成绩就要吃苦。
问：您援外过吗？援外过程中有什么经历？
答：我去也门援外过。也门运动员是这样的，他们想练就来，不想练就不来，不像我们是国家养着运动员。他们的运动员有自己的工作，有些是学生，一般有运动会才来训练，没有运动会一个都不来，体操、乒乓球运动员也是这样。
我们在也门援教的项目有乒乓球、体操、田径，运动员来我们就练，不来我们就休息。
后来也门内战，北也门和南也门打，飞毛腿导弹从我们房顶上飞过，把我吓得够呛，我们就赶紧撤回来了。当时撤离时国家不可能派飞机去接我们，不像现在。现在是哪里有问题要撤离人员，国家就派飞机去接。
当时要我们全部撤离，有专家组、医疗组，还有搞路桥的、做生意的，总共有上千人要撤离。
我们就从也门首都萨那撤到红海边的港口城市荷台达，等着坐船。
当时一直没有船。后来，外交部听说有一艘渔船要回大连修理，就赶快通知这艘船，让他们去荷台达把这批中国人带回来。渔船开到荷台达后我们就上船了。当时规定每人只能带很少的东西，如一个包、一个箱子什么的，超过的就不行。
船到了吉布提后，我们又下船等飞机，哪里像现在这样。现在那些国家的人见着中国人就高兴，就来要钱。当时情况不这样，当时使馆告知我们，让我们不要单独行动，出门必须要3个人以上，否则不安全。
我们等了一天，飞机才终于来了。上飞机前又要检查我们的行李，箱子大了不行，包包重了也不行，符合要求后才能上飞机。最后，我们总算飞回来了，像逃难一样。
我们在也门带运动员时，还去叙利亚参加了比赛。因为我们把也门运动员带出成绩了，所以我们做教练的也可以一起去。当时叙利亚的海关人员歧视中国人，我们过关太难了，领队拿着护照不知跑了多少趟。
后来我又去了澳门。澳门的运动员全是学生，我去了之后，各种各样的运动员都来找我训练，搞举重、自行车、跳高、跳远、短跑的运动员都来。我说：“我是练中长跑的。”但是他们人都来了，我只好带着人家训练。我主要是帮他们练体能。
当时天天都有运动员来找我训练，除非刮台风。有一次刮台风，我还去体育场等运动员，结果没有人来。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来，他们说：“苏教练，刮台风谁还敢练？我们呆在家里，连街都不敢上。我们这里这种时候是不让人出门的。”我这才晓得刮台风的时候大家不能出门，以后刮台风我也不出门了。
那些搞中长跑的学生都正儿八经地按照我的计划来训练。有一个运动员是搞短跑的，用中长跑的“十周训练法”训练，成绩很快就提高了，还破了澳门纪录。
问：您的“十周训练法”是什么时候成熟的？哪些运动员在使用？
答：“十周训练法”是我自己钻研、总结出来的，是通过我自己的教训和带过的运动员的教训得出来的。我也学习过其他教练、其他国家的方法，但觉得还是我自己的方法对路。有些训练法就是强调训练量，但过量的训练方法会摧残运动员。
我的这套训练法，主要是针对马拉松、长跑运动员，以跑为主，加入了其他的身体训练，其中还有一些有趣的训练，能让枯燥的训练变得有趣，这样，运动员练起来就不会感到疲劳了。
20世纪80年代，这套方法慢慢成熟，从许亮开始，到张国伟，再到杨国才。杨国才现在玉溪当教练，也用“十周训练法”，练出来了好些尖子运动员。
运动员训练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缺什么、缺哪一部分就安排练哪一部分；等这部分提高了，再看哪一部分还缺乏。
身体训练必须全面。任何运动员都必须做身体训练，而且还不是只做一次，得天天都做；不是今天做了明天就不做了，这个月做了下个月就不做了，这样不行。要像吃饭一样，每天都做。
中长跑运动员最需要的力量训练都在我的这套方法里面。
而且我不是用杠铃，我是用运动员本身的重量去提高力量。
我的队员放假了都要带着我的训练计划走，如每天跑多少、练多少，只是放假时比正常训练时量要减少一点。他们必须做，因为回来我就要检查；发现在家里没做的，我就要批评。
长跑运动员不能停，停三天可以，停一个星期身体机能就退化了，退化后又得慢慢恢复；恢复起来慢，退化快，就跟治病一样。我们都有这个体会。受伤和过度疲劳不一样，伤治好了还能恢复。受伤后休息一段时间再来搞恢复训练，虽然困难但还有可能，也许还能提高成绩。但过度疲劳以后再想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就基本不可能了。那时怎么想办法都恢复不了，运动员的运动生涯基本就结束了。
张国伟受伤是因为比赛太多，跟腱也不行。跟腱的问题不光是运动员会碰到，普通人出现跟腱断裂的情况也不少见。有些动作是练跟腱的，如小步跑和小步跳，但我感觉还是起不到作用。到现在，我也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去练跟腱。
问：您觉得世界各国运动员除体型外还有什么身体差别，对于中长跑运动有什么影响？
答：差别还是有，比如说非洲运动员跟腱长。有些专家说差别就是这个，但是我认为不一定。
非洲运动员为什么中长跑好？像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地处高原，比较贫困。富有的人一般不会练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基本上是比较贫困的人在练。云南也地处高原，也是贫困的人才练。家庭富裕的人，一般练不出来，因为这个项目枯燥辛苦得很。
问：这个项目能出人才在于运动员内在精神的推动力吗？
答：像非洲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贫困的人，练体育就是为了挣钱，目的很明确。只要在世界上得了冠军，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就富起来了，这些人是为了钱、为了生活。就像有的人说的，当运动员就是为了得口饭吃，能上学，因为有些家庭供不起孩子吃饭上学。
我们很多运动员后来有机会去上学，成绩一般都很好。
我带过的运动员退役下来有去学画画的，画油画，而且还能赚钱养活自己，从体育到艺术可不容易。
问：回顾几十年经历，您觉得当教练的压力是不是很大？
答：当然大。
这次比赛如果是第5名，下次是第4名，就会受到表扬；拿了冠军，就得永远拿冠军；要是拿了亚军，就会问你“为什么成绩下降了，出什么问题了”。
现在好了，我没有压力了。
问：苏指导现在的精神状态如何？
答：我退休之后身体就好了。以前压力大，身体不太好，竞技体育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