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热情与坚持
永恒的热情与坚持
一、求学与创作：“不模仿他人，不重复自己”
问：可以谈谈您在成长中看电影的经历吗？
答：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电影陪伴着我长大，带来了许多神奇的经历。比如当年观看《小兵张嘎》《地雷战》等电影，让小时候的我产生了英雄主义的情怀，十分想做英雄。电影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启蒙。
问：这些影片对您之后的创作有何影响？
答：1999年到2005年，我带领团队创作了动画长片《小兵张嘎》。为什么选《小兵张嘎》这个故事进行动画改编呢？我当时偶然在听广播时听到于蓝老师的一句话：“《小兵张嘎》是实实在在影响了中国三代人成长的少年英雄故事。”既然经久不衰，那它首先是一个好的故事。其次，在2000年前后，当时中国出现了什么现象呢？经济水平提高了，孩子们成长的物质环境变得优渥，但一股中国少年应当有的精气神不见了，关于英雄主义的表达越来越淡薄，而张嘎恰恰符合小男孩、男子汉、小英雄这样的角色定位。再次，就是《小兵张嘎》的故事发生在白洋淀，那是我的家乡。通过自己的方式给家乡做点贡献，这是我个人一个很朴素的愿望。
这部影片启动资金10万元，用了6年的时间，号召全国将近600个年轻人完成。从1999年到现在，已经过去16年了，我依然觉得很自豪。它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经历了“非典”都没有停止的动画电影。而且，这是中国第一部由传统的胶片即工业化变成全数字化的电影，《宝莲灯》是一个传统的工业化的片子，只用了香港先涛数码制作的一个三五分钟三维片头，而《小兵张嘎》百分之百是由计算机完成的。此外，它是第一部现实题材的翻拍电影。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片子？初衷比较单纯甚至有点傻。迪士尼在拍《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之前，包括他的合伙人一直以为动画片是用于表现真人表现不了的东西，但迪士尼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动画是什么都可以表现的”，所以才有了世界第一部彩色长片的纪录。《小兵张嘎》也是这样。
问：刚刚您有提到“迪士尼的梦想”，现在相当一部分学生选择在毕业后继续深造，可以谈谈您的工作和求学经历吗？哪个时间或事件促发了您一直从事学术研究的决心和道路？
答：我们那一代人，就是学习完毕业，毕业完依照分配从业，没有就业压力，也没有多少选择的自由，人的野心普遍并不大。但近些年，由于自主选择越来越多，学生本科毕业后就业压力增大，没有足够的能力便很难找到工作。我很自豪，北京电影学院有许多优秀的同学在尚未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和公司签约。而选择继续学习深造的同学，也是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有些可能就业能力稍弱，需要进一步精进；有些可能并没有想进入行业当中去有所作为，而是以在大学中当老师为目标。社会越发多样化，学生的条件和整个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毕业后留校，从事老师的工作，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当年没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而是进入某家企业工作，相信我也能做得不错。
我做学术研究是在任博士生导师后的几年才开始有所侧重的。在前几年，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实践教学和教材的编写，对理论研究不够重视。所以，这10多年来，我深刻感受到在中国原创动画道路中，中国原创动画理论的建构可能反而更加重要。现在，我们能看到许多谈不上原创的动画取得很高的票房，而有些原创动画却票房惨淡，若是一直这样，我们的动画将永远是二等的。
问：能否谈谈您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时难忘的经历，有没有哪位老师或学生令您印象深刻？
答：难忘的经历有很多。北京电影学院刚设立动画学院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只有几位老师，连本像样的教材都没有，学院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意见。作为当时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我深感担子很重。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举国之力创造很多奇迹。但我同样深知，动画不是有钱就能做成的，它更需要优秀的人才，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当时，日本的动画片以一块钱一分钟的价格卖给我们，而我们国产动画的制作成本要五六千块钱一分钟。单从商业角度来讲，我们的动画片完全没有竞争力。难道因为这个我们就不做动画了吗？我反倒深感责任重大。国产动画的振兴崛起，不是我一个人拍一部《小兵张嘎》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坚定信念、努力工作、大胆创新，带出更多的优秀人才。这份责任心，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强烈。
我在就读期间也有幸遇到了很多恩师，这里简单谈两位。第一位是日本的持永只仁先生，也就是方明，他曾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外教老师。有一次，同学们打赌剃光头，而剃光头那天我被评为了三好学生，我很是激动，想借酒劲吐真言，感谢身边的同学和老师。我只喝过那一次酒，到现在再也没有喝多过，因为喝酒后的第二天，我头晕目眩，血压高，非常难受，一周都抬不起头来。当时，持永只仁先生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总低头，是不是对他有意见。我回答是因为喝醉了，抬头就头晕。而在日本，如果低头不说话，就是对老师不满或有意见。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周在老师看来，我对他是十分不尊敬的。持永只仁先生没有生气责怪，而是温和地问了我原因，也耐心告诉我这样的表现在日本文化中代表了什么。他慈祥的面孔和认真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离开我们回到日本，十几年后便去世了，我无法出席他的葬礼，从未与他合过影。但在有一年日本的东京动漫节上，我看到了持永只仁先生的照片及人生经历，那时我才理解了先生的伟大。他在中国帮我们做了许多的第一，在日本也享有非常高的荣誉。当时，我做老师已有十几年，看到自己曾经的老师这么伟大，突然觉得自己很渺小，自卑且自责，我想与他的相片合影，带回来给自己的学生讲他的经历，但现场不许拍照，我日语不好，无法解释自己是他的学生，因此与他照片合影的机会也就擦肩而过了。但他的精神一直到现在都深深地影响着我。
第二位老师是阿达先生，现在北京电影学院设有阿达奖学金和阿达实验班，指的就是阿达先生。我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动画学派”也是因为他，也许有人认为《小蝌蚪找妈妈》是“中国动画学派”的代表作，但在我看来，《三个和尚》才是“中国动画学派”最顶峰的代表性作品，也是东方美学的标志性作品。阿达先生在带我们班的时候因劳累过度去世，年仅53岁。他曾经像慈父一样对待我们，而我至今也做不到像他那样。面对学生，我更多的是恨铁不成钢，而阿达先生则在讲授知识的同时，也给我们讲了如何看待荣誉、作品最终所得到的认可等深刻的思想。他的态度、用生命对动画艺术的追求也一直影响着我，让我一直充满坚定不移的信念。可以说，做学生时，我最难忘的老师是阿达，他是因劳累过度突发脑出血，在我们面前去世的。他去世以后，我感觉自己一夜之间长大，我把被褥搬到教室，夜以继日地学习，告诉自己一定要把专业学好。
问：在您的课堂上，我们都被您对于电影的热情打动了，您对电影研究的这种真挚情感来源于哪里呢？
答：是热爱。我虽然是老师，但我没有一天离开过战线，也是一个践行者。在我大学刚毕业时，北京电影学院内流传着一个传说，是以78班为代表，由师兄传给师弟的，那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毕业生，没有拍过35mm胶片电影，就不配做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动画片虽然也使用35mm胶片，但要制作一部35mm胶片动画电影太难了，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更何况动画常年不受重视。但这句话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所以在我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在拥有了制作真正的院线动画电影的机会时，我义无反顾地，像一个战士投身战场一样，不怕死活地投入了进去。因此，《小兵张嘎》成了我终生难忘的经历。这种实践、在战场上拼杀的机会，我从24岁毕业等了十几年，到36岁终于可以探索追求这个梦想，去完成北京电影学院的使命和责任。而在这之中支撑我的便是热爱。
同样，我到现在为何依然乐此不疲呢？不仅与同学们共同探讨、合作，坚持制作原创动画，甚至变成一个“愤青”，主要原因是，我觉得明明一个很普通的道理，为什么很多人却不理解。这其中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身边不少老师、同事和学生没有构建那种认知。比如，我说不要模仿日本动画，不要认为日本动画什么都好，要强调弘扬中国风，但在学生的毕业设计中，依然可以看到不少强烈的日本风格的作品，甚至有的老师也不例外，这是我内心不能容忍的。以及从媒体风向上看，只要一部作品票房成绩好了，就认为它是成功的。我觉得这种想法太片面了。这部作品实质上并没有推动中国动画产业的发展，中国动画电影也不会因为这一部作品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我们同样需要反思现在的市场环境科学不科学，规范不规范。比如说一部电影票房不错，其他电影都要为它开绿灯，延长它的密钥期，等等，这些其实从市场化来讲是不应该的。那面对这些要怎么办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拿起枪上战场。
问：感觉在制作者这一身份之上，您有了些文化战士的意味。
答：我成为老师以后，动画专业发展很快，原来只有几十个学生，后来发展到四五百人。一天，有个学生请我去看他们团队的作品。他们的工作间堆了很多杂乱的东西，单单可乐瓶就有几十个，我当时就批评了他们。但看完他们的作品，我心潮澎湃。通过作品，我看到了这个团队的情怀，看到他们对动画的热爱，也似乎看到当年自己的影子。我告诉他们：“你们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心爱的动画片，非常棒！”出来以后，我心里很愧疚在开始的时候批评这些学生。他们不分昼夜赶制作品，那么长的动画片，一般的动画公司都很难完成，但是他们做得很好。这些学生就是未来的艺术家、未来的大师。后来，这个作品在动画学院引起一片好评，在韩国等国家放映也有不错的反响。
还有几部学生的作品，动画学院的老师带到欧洲去学习交流。有个老师非常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说：“孙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美国迪士尼的奥斯卡评委评价咱们的作品，说困扰大学艺术和商业二者矛盾的难题，被东方的北京电影学院解决了。他们评价咱们的作品既有艺术性也有很好的商业性。”听到这些，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成功，但是学生的作品成功了，在某种程度上比我自己的成功意义更大！
我常对动画学院的毕业生说，我们不担心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忧虑的是教出来的动画工作者没有道德底线，生产一些文化垃圾。希望每个学生都是一名战士，替我们国家在动画领域打好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
至于我自身，除了完成6部动画长篇院线电影，我从2013年到2018年做了一段时间的自我休整，然后有了2018年的《秋实》、2019年的《立秋》、2020年的《新三岔口》，虽然都是短片，但对我而言，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底线。我也反感只说不做，因此我不仅说，更多的还是做，不仅要做，还要做得有突破，并且在实践中留下了不少创作笔记和当时的思考。我认为每一位创作者都应当坚持“不模仿他人，不重复自己”的底线，就像我们现在追寻“中国动画学派”之根一样，希望百年之后能有后人理解。我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民族动画主义者，对电影的热爱和对行业的坚守使我用自己的血和汗及几十年的积累去拼搏。我也是一个获益者，无论是否成功，我都应该把这些经验分享下去。
问：您刚刚提到“不模仿他人，不重复自己”，可否结合您的创作经历谈一谈为何这句话会成为您的创作宗旨呢？
答：动画创作需要从题材、视听语言、表现形式、美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更多创新性的思考。以《小兵张嘎》为例，现实主义题材在当时一味以神话传说改编为创作模板的环境下，未尝不是一个兼具新鲜感和挑战性的选择。近期的创作，如动画短片《秋实》《立秋》使用8K技术，也是综合考虑了电影的技术、理念、文化及艺术等性质。目前，8K技术并不成熟，但我愿意挑战我自己。而且，到现在为止，理论界其实也并没有真正的关于这项技术对我们的艺术有什么影响的相关研究，我也想通过一个短片来为硕、博理论生提供一些参考角度，即中国式的动画理论美学是怎么建立的。8K比4K清晰、难度大、更好看，所有这些都还是表象和一般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个技术的诞生与应用会把中国的水墨动画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有别于大写意的、以齐白石先生的创作为代表的工写兼顾。我们所见到的传统的经典写意性的水墨动画在叙事方面是没有办法很好地综合运用电影语言的，所以它们在本质上使用的还是绘画语言。我们的动画是要叙事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讲故事，那么中国传统艺术中与“叙事”有关系的最重要的就是工笔画，因为它有细节。就技术本身而言，难度最大的是如何把这种工写兼顾表现在生宣纸上。传统动画技术无法表现工笔，而有了三维技术，我们就可以挑战工写兼顾。这是技术的整合与创新。
问：据悉，2019年《秋实》获得了柏林电影节提名，当时国外的观众对水墨动画这一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东方美学形式的接受度如何？
答：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水墨动画，才入围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首先，国外的观众是看得懂水墨动画的，在这一点上不用担心。其次，正因为我们做了一个水墨动画，它既不是日本式的，也不是美国风格的，而是用最新的技术做了一部中国式的，才得到了评委们的青睐。给予中国传统动画现代化的创意、现代化的思路，不用担心国际上的评委和观众对此是否能够接受，他们大多对各个国家的特色与文化都是很感兴趣的，就像我们熟知的那句“一个优秀的艺术作品，它应当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要做得好，下了真功夫，一切就是水到渠成。
问：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理性地去衡量一部动画/漫画作品的质量呢？
答：一是要赏心悦目，凡是赏心悦目的就是好的。具体来说，学龄前儿童喜欢直观的、悦目的动画，一个夸张的影像、热闹的场景都足以吸引他们；适合于8—12岁孩子的动画片，除了基本的娱乐功能外，还要注重知识性，做到寓教于乐；对于12—18岁的青少年，动画片开始注重类型，因为不同性格孩子的欣赏习惯发生了差异，通俗来说，男孩子喜欢冒险类、科幻类的，女孩更喜欢雅一点儿的；对于成年人而言，我认为有很多人将动漫作为其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动漫作品的优劣则可与其他电影、电视作品做横向比较。
二是要考量作品的文化性、艺术性、审美性。动画和漫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要考虑艺术价值，动画并非对真实人事物的还原，而是符合美学的、虚拟的艺术表现；除了视觉体验，还强调听觉，比如音乐、歌词、对白等，这也是优秀动画、漫画作品要注重的方面。
三是传播力度。动画、漫画作品除了在内容、表现形式上的差异，传播力度的差异也是区分动漫作品的因素之一。谈到传播力度，一部再有创意的作品，如果只有一分钟，那么能产生的传播效果也是有限的。现在的动漫、影视作品都流行拍成系列片，一部动漫作品如果能结合前两个因素，再做成几百集甚至更大规模的，这就成为精品了。
问：在工作和教学之外，您平时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答：我平时的业余爱好很多，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踢足球、打排球，后来由于工作繁忙，失去了许多爱好。除此之外，我也喜欢养狗。有一段时间，学院里熟悉我的人都把我称为“狗贩”，因为我喜欢向人推荐各式各样的狗。再后来，为了减肥，我开始骑自行车，曾从北京一路骑行到上海。我拥有21辆不同的自行车。我还喜欢骑摩托车，54岁的时候考驾照，考完之后一周便骑行到了新疆。在这期间，我曾在比赛中摔坏鼻子，缝了5针，也曾为了与人打赌骑上妙峰山。虽然我的物理年龄比较大，但心理年龄大概一直保持着20多岁的状态，喜欢极限与冒险。50岁以后，可能因为年龄的原因，我也有了新的思考，比如开始注重环保、热衷公益、喜欢策划文化活动等。我建了世界上最小的公益民宿，策划改造了世界上最小的公益美术馆，跑了150多场马拉松，拥有150多枚完赛奖牌，完成过100千米的极限马拉松。回顾减肥后的这七八年，感觉相较人生前20年，一点儿没输。与别人相比，同样的时间我可以将其拉长。虽然爱好随着自己的认识发生改变，但这些爱好无一不激励着我，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
问：您接触慈善事业的契机是什么？
答：可以说，这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当我沿着国道骑行的过程中，这一路途经的还算是发达地区，但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贫困家庭需要帮助，如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尤其是孩子。如果不是那次骑行，我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使命感。有时候，一颗善良的种子在不经意的时候就已经生根发芽。也许，它和我童年的一个小故事息息相关。
我十一二岁的时候，父亲曾请了一位美术老师教我画画。那位老师不辞辛劳地骑着自行车来到家里，正是因为这位老师的影响，让我选择了绘画的道路。当时家里的生活并不宽裕，请老师上门来却支付不了报酬，于是父亲请老师在家里吃了一碗面权当谢意。和善的老师并未计较。时隔多年，这位老师的引导一直深留在我心里，我真心实意地感恩他。这位普通的老师在很偶然的机会帮助了我，使我有了未来，也就是现在的人生。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这几年，我喜爱上了长跑运动，将运动融入了电影。很多人问我，这样不停地奔跑、行走有什么意义？我会告诉他们，我不喜欢大吃大喝式的享乐，这会让人在放松娱乐中渐渐忘记了灵魂，麻木如行尸走肉。只有在奔跑的时候，静下来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喘息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活着，并思考为什么活着！作为一个老师，我的年龄和学生们的父亲相似，甚至还大。我可以说把生命都放在一边，每年都会做这样的事情，践行我的诺言。只要身体还行，我就要亲力亲为。
问：一边进行极限运动，一边拍摄即兴电影，同时要兼顾慈善事业，想必对您而言，每次组织这样的一次活动都是全新的挑战吧？
答：的确如此。2017年拍摄《150小时》那次，几乎让我深刻体会到什么是生死瞬间。穿越塔里木沙漠的第5天，我因为脚伤，只能靠一条腿吃力地往前挪动。只有我一个人在赛道上，其他团队成员都已经和我拉开很大距离。在寒意逼近的荒漠里，天色慢慢变暗，我真的感到自己的精神在一点点接近崩溃的边缘……我希望能够完赛，但又真的感觉自己老了，真的不行了。在凌晨4：00左右，天有一点儿亮。我掏出手机，给女儿留了一段话。我本来想冷静地说，但是当我打开手机，仿佛女儿就在身边，眼泪控制不住地就落下来，可以说是痛哭。我给女儿留言：如果爸爸这次回不去，就当遗言吧。她可能不理解我，我就是想让她理解一个疯子一样的爸爸的一次行动。那时候，赛道上只有我一个人，真的出现任何问题，没有人帮得了我。在那个“十一”期间，别人还在度假的时候，我可能就消失在当地的无人区了。我想女儿在出嫁的时候，或者说她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看一眼我的经历。甚至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但当我看到，因为我带领团队的一场场“行走”，甘孜地区的孩子能在寒冬穿上厚实的藏袍；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有了新书包，校园内修建了全新的洗手间；还有更多的亲人、朋友、老师、同学参与到慈善事业之中……我想，我的言行和努力还是值得的。
二、教学与育人：“眼界和深度并重，是人才培养的关键”
问：可以谈谈您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这段人生经历吗？您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是从哪年开始招生的？
答：我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是2011年招生的。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人生经历，就像风一样不知不觉地刮过去了，现在算来已有30多个年头，酸甜苦辣都经历过，但快乐的日子也有很多，比如大学时代，我在足球场上踢球时，被同学誉为“武松”，指踢球的时候像坦克一样，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面对表演系、摄影系还是导演系，都能有力地突破。留校的时候，我与其他学生一起摸爬滚打，度过了三十而立的阶段。那个时候，学校对我的培养是有目共睹的。1991年，我是第一个被送出国学习三维技术的学生。1996年，只有30岁左右的我便开始主持动画专业的教学工作。2010年，我也很荣幸地能够代表北京电影学院前往日本进行文化外交。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这段时间，我有了方方面面的不同经历。
问：您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中有哪些重要的体会和感受可以分享给在读和即将读博的学生？
答：在我学术研究工作中，如果说感受，那么我觉得，在申报课题、思考要做什么研究的时候，这段过程无疑是枯燥而痛苦的，但当成果出来的时候，内心又是难以形容地喜悦的。比如《中国动画史》，当这本书由世界顶尖的出版社在北美出版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我们常说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样一本《中国动画史》，经由北美顶尖的出版社翻译、出版，这证明了它的文化价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度过痛苦的创作过程，研究结出硕果，丰收的喜悦会证明一切。这一点，我希望分享给在读和即将读博的学生们。
问：随着高校动画教育、影视人才培养的普及化，现在学生们仍然会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尤其是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仅本科生、硕士，甚至博士都有很大的就业压力。影视行业用人需求不高，面临就业的学生，就业难，创业也难，我们应该如何实现自处？
答：人才培养向来是相互的，即便你不读本科、硕士、博士，或者选择其他专业，也会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问题。一定要反思自己在读书这几年是否达到了学校的合格标准。你毕业即失业，为何有的人能够未毕业即就业呢？举个例子，有一名导演系的学生，大二时去西藏军区当志愿兵，回来刚刚上大三，就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提前意向征召了。因为他在校和当兵时期培养出了良好的意志和品质，在校期间就做出了拥有几百万阅读量的《攀登》这样的作品，不仅为学校增添了荣誉，也是他自身成长过程中重要的经历。有的硕士生在读书期间也能够完全超出我的判断，他在读研的三年当中完成了11部动画短片，至今17年了依旧无人超越，他现在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人不应该只在乎被扣的帽子，更应该去看看自己的行动；不应该空有一双好的跑鞋，更应该去研究如何跑，以及跑的距离。如果在校期间，你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成就，那怎么会失业，怎么会没有目标呢？所以，无论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北京电影学院的优秀学生是市场求之不得的。如果你不认真学习碌碌无为，那就会是毕业即失业。
问：在人才培养方面，您所在的学院在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有哪些特点和不同？
答：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的动画专业没有划分成动画导演、动画编剧、动画摄影等不同的专业，而是培养一专多能的动画人才，让学生从一张白纸进来，到最后能够作为独立动画创作人才，带着自己的短片走出去，这是动画学院的特点。
关于各个阶段的特点和不同，在本科阶段，我们强调制作能力的培养；在硕士阶段，我们强调创作能力的培养；在博士阶段则强调研究能力的培养。相比本科阶段，硕士阶段更加注重风格化创作，以及对新技术的驾驭能力。在博士阶段，便围绕“中国动画学派”及更多其他动画理论进行深层的挖掘。
问：您是怎样参与并帮助博士生制订他们的学术计划和进行论文选题的？
答：博士生的学术研究应该有钻牛角尖的精神。我特别希望学生把他的想法跟我多进行交流，这样我会对他的研究方向和这个方向的可行性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和判断，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和帮助，避免学生走弯路，走错路。在辅导的过程中，我更希望学生学会自主地去做学术研究和写作训练，比如我经常鼓励学生要多写论文，先从小论文开始，如果你连普通的期刊都发不了，说明你的学术研究能力还没有达到要求，你就要有这种紧迫感，要主动加大学术训练强度。就论文选题来说，从大方向上来讲，近些年我特别强调要围绕“中国动画学派”理论，无论是从战略意义还是现实意义的角度出发，围绕“中国动画学派”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
问：您对于博士生教学管理的尺度是怎么控制的？比如哪些环节必须管，哪些方面是可以放手的呢？
答：我作为一个导师，首先要遵照研究生院对博士生的要求，博士生必须认真、严格地对待研究生院开设的课程，必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我的博士生要跟着我进行学术训练和研究，比如我希望他们通过参加论坛，能够领会我在论坛上所发表的观点，把这些观点进行消化和理解，从而在撰写的学术文章中体现出来。同时，他们会对一个观点由形成到转化成学术文章的过程有所了解，所以这也是学术训练的一个基础，论文的观点要言之有物，一定要注重积累和思考。其实对于博士生，我一直是放手的，至于什么该放什么不该放，还是要因材施教，要根据每一个博士生的自身条件来选择放和不放。我的指导思想，第一是按照研究生院的课程管理要求严格管理；第二是一定要严格遵守博士生人才培养规范的相关文件，脚踏实地，不能急于求成。博士生学习阶段主要靠自觉，所以我在很多方面其实都是放手的。
问：您对您的博士生未来的学术道路有什么样的期望？
答：我当然希望我的博士生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学有所成，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一定要坚定对中国动画的信心，坚持对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并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动画的前进贡献力量，能够快速地成长起来。
问：您在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比较注重学生哪些方面的积累和修养？
答：第一个是他的专业性，他要有专业背景，确实是从事过动画创作，了解动画的工艺流程、动画的艺术性以及它背后的技术性和工业性的特点，这是最理想的。第二个，我希望学生具备宽广的知识面，因为动画实际上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变化的，如果不跟踪前沿技术，仅仅是靠最后完成的影像去评价的话，是不够深入的。
问：动画在高等教育中是后来才被划分出来的专业学科，您是美术系毕业后被留校任教的，在学生与教师的身份转换中，您是怎么看动画教育的？您认为怎样才能落实好中国高等教育本科阶段的授课与人才培养呢？
答：我24岁毕业，26岁就开始带班了，从学生到教师的转换可谓是一夜之间，所以当时还没有真正从思想上完成转化，还像个学生。有的时候，一些系主任从侧面指导我，甚至批评我，就像家长一样，说你应该长大了。真正的转换可能是在1996年以后，那时我已经三十几岁了，开始认识到动画的专业建设、动画的人才培养和动画教育在专业教学上会随着电影技术的变革而变化。在我上学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动画的制作技巧和技术，成立动画学院以后，特别是计算机取代胶片工业以后，我们开始在人文素养、审美和数字技术方面增强了人才培养的力度，做到与时俱进。动画教育还是要在一般规律当中寻找特殊规律，在特殊规律当中要普及一般规律。艺术是强调个性化的，每一个艺术家都是充满了自身个性的，这是艺术规律，或者叫特殊规律。动画教育要注重原创性，而且强调创造力，敏锐的观察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动画具有工业化的特点，所以合作精神的培养也是动画教育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本科阶段的授课和人才培养实际上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艺术专业院校，一类是非艺术专业院校。综合类大学有自己的人才培养和授课方法，讲的是普遍规律。但是艺术人才的培养是有差异的，我们通常讲要因材施教，所以我们在本科阶段的阿达实验班当中就率先提出个性和共性的有机结合。在一、二年级，我们更强调共性，打基础，如果学生在一、二年级不注重基本功的训练，那么将来就无法实现他的创作。在三、四年级，我们要让学生了解动画专业制作及专业规范。到大四，当然就要展开他们艺术想象的翅膀。在招生的时候，有很多学生在具备才华的同时也是具有个性化的，相当于一个扇面，招进来后先进行适当的收紧，随着学业年限的推进，对学生们的天性和思想逐步进行释放，尽可能为他们的创造力提供发挥空间。
三、学科建设的当下与未来：“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
问：北京电影学院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整70年。70年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科和专业设置经历了从外延式拓展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您对北京电影学院未来的学科发展方向有哪些看法？
答：艺术的特点是无形的，是软性的，是精神方面的。当今，电影艺术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教育工作者应该深有体会，那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灵魂，只有强大的躯壳，那么他很难走得更远。而这个灵魂的塑造与国家提出的美育、文化传承等都有关联，我们应尝试形成一股具有鲜明中国美学特色、能够产生世界性影响的中国电影力量。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更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人。现在，不管是电影创作还是戏剧创作，都缺少高峰之作。我国的电影产业体量已经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国，但在质量方面依然任重道远，这说明我们急需高质量的人才。对于高质量人才培养，我们要认识到培养的是综合性人才，而非一般技术人才。如何将高质量人才源源不断地推出，是当下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挑战。
电影是一个综合学科，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是科学和艺术结合的学科，也会涉猎文学、戏剧、美术等，所以北京电影学院在学科概念上更强调电影的综合性。我认为北京电影学院一直是把电影性摆在首位，是开放性的，是与时俱进的，一直走坚持内涵式发展的同时兼顾外延式拓展的道路。今年，全国高校都在扩招，但北京电影学院并没有扩招，我们新专业的建设要与时俱进，结合国情，比如当年动画专业从美术系分出来，这是在充分认识到动画专业自身独特的专业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拓展。我们新成立了视听传媒学院和数字媒体学院。以数字媒体学院最有代表性的游戏来说，在2019年中国游戏产业已经超过2000亿元，而中国电影产业票房才600多亿元，这个数据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我们采取的是适度外延拓展和内涵发展并重的原则，始终以保持质量为基础。至于北京电影学院未来的学科发展方向，我想首先要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已有学科的不足，要学会取长补短。我们现有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和艺术学理论，应该说这三个学科在建设过程中还有不少的路要走。我们要把这三个学科扎实建好，既要按照学科评估体系要求来建学科，也要注重以北京电影学院的特色来建学科。学科建设是一个大家在共同摸索中完善的过程，如果为了所谓的学科建设，丢掉了自身的特色，那么这个学科建设是不成功的。为了特色而强调特色，而不尊重现代大学的教学规律、科研规律、学科规律，这样也是不可取的。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
问：您如何看待近年来影视教育体系的变化？
答：第一，专业设置方面。很多院校开办了以电影为主的戏剧与影视专业，包括广播、电视等，特别是民办院校非常活跃，开办了很多相关专业，这个变化得益于中国电影产业的高速发展。第二，招生方面。以前是学生到本校参加专业考试，根据专业排名参加全国高考，达到分数线以后按照专业录取。过去10年，通过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选才模式，艺术类高考的选才模式有所变化。比如有些民办学院，考生参加了一些独立艺术院校的专业课考试，只要复试合格，就能够免专业课考试，目的是减少考生的时间、经济和人力成本，也为了能够招收到更好的生源。第三，本科培养方面。比如北京电影学院的电影教育或戏剧与影视教育主要强调传承，即俗称的师傅带徒弟，四年的本科培养基本沿袭传承的方式，包括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一方面在课堂上学习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在户外拍摄作业。为了学生毕业以后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宽广的视野，北京电影学院在一、二年级增加选修课，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第四，教学对象。这10年来，学生也发生了变化。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通过互联网，学生能够迅速掌握一些知识点，这给教师带来了挑战。如何更新传统的知识体系、与国际化教育更好地接轨，成为当下很多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问题。同时，这也给很多高校的本科生培养带来了挑战。
回归教学工作本身，我认为应当坚持以下几点。第一，研究戏剧与影视学自身的规律和特征，研究差异化的人才培养，不要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学校，要立足于自身的人才培养和人才就业情况，强调人才的特色。第二，始终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从思想方面、价值观方面着眼，即“为了谁，为什么要做电影，为什么要做电影人”。电影行业发展需要大量的技师，但更需要领军人。第三，强调教学的现代化手段及更加人性化的手段。比如关于学分制的探讨，能否在戏剧与影视专业中进行试点，让学生可以跨院系、跨专业选修，让学生可以选择毕业年限。因为有些学生有较多实践机会，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坐在教室里读书。我呼吁推动探索真正的学分制，使学生围绕专业兴趣可以第二轮选专业、跨专业学习。兴趣教学在当今时代特别重要，要真正围绕学生的兴趣因材施教。第四，通过互联网+、慕课等满足学生依靠互联网学习的要求。这种方式能够使更多国际化的院校加入共享课中，学生的知识面会更加宽广。第五，注重图书馆第二课堂的作用。北京电影学院在全国艺术院校中率先实现了24小时图书馆。学生的学习分为课堂内和课堂外。在课外的学习中，图书馆的功能非常重要。因为学生是带着问题到图书馆，在没有教师的情况下，图书馆要能够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注重责任教授、指导教师的作用。教授需要和学生一对一进行面授，因为戏剧与影视学讲究的是言传身教、示范教学，要尊重艺术规律。
四、中国电影发展前景展望：“兼顾前瞻性的技术与民族化的表达”
问：近年来，中国电影在艺术形态、类型叙事等方面都经历了显著而重要的变化，“中国电影学派”“电影工业美学”等概念的提出，也意味着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特色与艺术表达、工业化生产等已经成为电影批评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请问您对中国电影的发展特色有何看法？
答：我们提出“中国电影学派”“电影工业美学”等这些概念，更多是从理论角度出发的，是让我们更好地去思考中国电影的社会价值。我们知道在商业化之后，更多地强调票房论英雄，但很多取得良好票房成绩的作品，往往并不具备与其票房成绩相匹配的创新能力和文化内涵。当理论达到相应高度的时候，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创作者和投资人来共同推动中国电影的进步。对于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我还是希望一定要走中国自己的特色之路，而不是一味地泛化好莱坞模式。
问：电影技术的快速发展不断为电影与媒介研究带来新的问题，请问您是如何将这些新时代的新命题体现在目前博士生的教育中呢？您为此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答：电影技术的快速发展肯定会为电影与媒介研究带来很多新的问题，比如对传统的电影理论就会带来挑战。再比如特写，在8K技术面前，传统的特写就很难展现美了，就像在放大镜底下看一个东西，会让观众感到不适。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研究电影的过程中去思考的。因为动画的技术性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博士生，我特别强调他们一定要紧跟技术前沿，不能仅仅是跟随和模仿，一定要学会主动出击。就我本人来讲，我在2013年就开始发明交互式电影放映系统，在2018年完成全球首部8K水墨动画《秋实》，8K技术使水墨动画再一次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使水墨动画由虚拟的影像变成了可视化的物质，同时新技术也带来了新的美学观念，从而引发我们的研究和思考。我本人也在做这方面的实践，包括8K水墨动画《立秋》马上会在近期完成，《新三岔口》的制作也已经接近尾声，在这些实验性的前沿实践和研究方面，我也从未停止过。
问：在大数据、5G+、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下，您如何看待技术美学与人文美学之间的关系呢？
答：对于动画创作中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我不仅在个人的创作过程中反复思索，而且在教学过程中也会时常提出，与同学们深度交流。技术美学引导技术与艺术、科学与美学两大学科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一方面要求影视创作者学习并运用新兴的视听技术来拓展视听语言表达的疆界，另一方面要求创作者积极开发作品的“精神厚度”，尊重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以人为本，以个性化、创新式的表达凸显作品的人文美学价值。正如钱学森先生曾说过的：“技术美学的研究要结合中国科技发展水平和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技术美学应当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成长、开花、结果。”基于自身多年积累的创作及观影经验，我深刻地体会到，在技术创新、万物互联、媒介融合的语境下，动画的创作和审美均呈现出更为开放、多元、交互的表征。发挥技术优势，充分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学与精神养分，积极探索当代国人审美心理的深层诉求，是当代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唯有如此，我们才得以借助先进的视听技术，创作出既能够唤起国民内心文化认同，又能够代表中国走向世界的当代佳作，实现技术美学与人文内涵的统一。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迎来了5G+的数字信息化时代，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8K显示等高新技术手段不断拓展着艺术表现的边界，超高清化的影像带来全新的空间美学形态，仿真现实技术的出现更是为观众带来了调动多维感官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同时，信息技术将进一步推动电影工业转型，伴随着5G技术的发展，云上多点协作有助于推动制作互联化，集成海内外多方优质创作资源，协同重构电影工业新生态。
问：在访谈的最后，可以请您对未来准备投身电影事业的莘莘学子说上几句寄语吗？
答：我希望大家要分清喜欢和热爱的区别。喜欢艺术的人很多，但热爱和喜欢是不同的。热爱是有行动力的。如果你仅仅喜欢看电影，这不是梦想，如果你喜欢看电影，会在业余时间钻研电影，写影评，会买书看，会为这个目标而努力，这才是热爱。在这份热爱下，我希望大家能够创作出具有技术前瞻性与民族标出性的艺术作品，不拘泥于形式，大胆地推陈出新，积极与老师、同学在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交流与合作。希望大家全情享受创作这一“从无到有”的过程，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