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周官新義》十六卷，附《考工記解》二卷。《周官新義》原名《周禮義》，後稱《周禮新義》、《周官新義》。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今江西撫州）人。仁宗慶曆進士，嘉祐三年（1058）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神宗熙寧二年（1069）任參知政事。次年任宰相，實行變法。封荆國公，世人又稱王荆公，世稱臨川先生。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宋神宗熙寧年間，推出新法，主持編撰《三經新義》，其中唯有《周官新義》爲王氏親撰。

王安石編撰《周官新義》的目的。一、政治上，為其變法服務，《周禮》成為其變法的依托。“在王安石的意識中，《周禮》作為先王制度與先王思想的載體，包含着豐富的制度資源和思想資源。”[1]如王安石變法中的免役之法、保甲之法、市易之法乃至青苗法等都能在《周禮》中找到相關的依據，為其變法提供合理性。同時，也是為了應對反對變法者的質疑。正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周官新義》所說：“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強，又懼富強之說必為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經義，以鉗儒者之口，實非真信《周禮》為可行。”[2]此說雖不完全符合實際，卻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王安石以《周禮》為依據回應反對者。二、學術上，闡釋《周禮》，推動《周禮》的研究和發展。雖然王安石注釋《周禮》的主要目的在於變法，但在客觀也推動了《周禮》在宋代的發展。他認為《周禮》一書很重要，“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先後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以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3]。但《周禮》在其所處時代似乎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他在《〈周禮義〉序》中說：“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為難。然竊觀聖上制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舋舋乎向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無復全經”表明王安石認為當時學者對《周禮》這部重要的經典不夠重視，他對這種現象很不滿意，於是有訓釋《周禮》之意。後來新法雖失敗，然其新學卻被傳承。因此錢穆說：“安石新政，雖屬失敗，畢竟在其政制的后面，有一套高遠的理想……這一種理想，自有深遠的泉流，決不只在應付現實、建立功業的觀念下所能產生。因此在王安石新政的後面，別有所謂新學。於是有所謂《三經新義》的頒行。安石的新政雖失敗，而新學則不斷的有繼起者。”[4]

《周官新義》的特點：一、屢有發明。王安石在解經時敢於打破注疏，此點宋人早有論說，呂祖謙曰：“前輩之守注疏，如此嚴。至王荊公始以注疏不可用，作三經說，令天下非從三經者不預選。”[5]王應麟亦說：“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新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6]王氏不墨守舊注，力破傳統，用己意解釋，在撰《周官新義》時屢有發明。清人在《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周官新義》云：“如所解八則之治都鄙、八統之馭萬民、九兩之繋邦國者，皆具有發明。”二、解經言簡意賅。清人全祖望說：“荊公解經，最有孔、鄭諸公家法，言簡意賅。”[7]如對“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的解釋，賈公彥的疏有3000多字，而王安石解釋此句僅用220餘字，比鄭玄解釋的字數還要少。三、穿鑿附會。王氏解經雖多有創見，但同時亦有穿鑿附會之處。馬宗霍說：“神宗時，王安石當國，其立於學官，頒之天下用以取士者，則王氏之新經義也。……及乎解經多援《字說》為訓詁，雖富新意，頗傷穿鑿。”[8]如在解釋“車”字時說：“車从三，象三材；从口，利轉；从丨，通上下。乘之莫轚之而專則轉，或乙之則軋，或叕之則輟。”王氏對車的解釋是沒有根據的，車在甲骨文中已經出現，本是一個象形字，像一比較完整的車的形狀。另外尚有“強生分別”、“用陰陽釋《周禮》”等情形[9]，學者已論及。

《周官新義》的影響。包括《周官新義》在內的《三經新義》的出現在當時產生了巨大影響。士人“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10]，“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之書，一切廢不用”[11]，王安石新學的影響可見一斑。在王氏的影響之下，“包括新學門人在內一大批儒者也將研究的重點轉移到禮學上，從而導致了北宋儒學復興在經典層面上的轉移”[12]。《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云：“王昭禹、林之奇、王與之、陳友仁等注《周禮》，頗據其說。”后來連欽定《周官義疏》亦不廢採用，清人研究《周禮》的集大成者孫詒讓在其《周禮正義》中亦間或採用王氏之說。

《周官新義》的版本：《周官新義》原書已經散佚，目前所見主要輯本有四庫全書本（以下簡稱四庫本）、經苑本和程元敏的《三經新義彙考輯評》本（以下簡稱程本）。四庫本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周官新義》的輯本，此本由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但已非原貌，其中“有校改、有補文”[13]。清人張海鵬據四庫本刊刻墨海金壺本，此本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三字，與四庫本不同。清人錢儀吉在四庫本的基礎之上，又從宋明典籍中補輯佚文多條刻入《經苑》，這即所謂的經苑本，但此本直改四庫本原文，同時將所輯佚文直接插入四庫本中，這樣就改變了四庫本的原貌，造成了混亂。因此有學者指出：“錢氏所補百卅餘條中，有將安石《周禮新義》佚文羼入鄭宗顏《考工記講義》；又依《說文解字》六書之義，糾正《周禮新義》中《字說》之文之謬”[14]。後此本又衍生出粵雅堂叢書本、王安石全集本和叢書集成初編本。臺灣學者程元敏從宋元明清學者的禮學著作、文集、筆記、史籍、類書及近人著作中蒐集佚文738條，諸書所引2378條，同佚文16條，評論219條，成《周禮新義輯考彙評》，比四庫本、經苑本更為完備，程本是目前最完備的《周官新義》。

眾多版本中，以四庫全書本保存《周官新義》原貌最多，因此本次點校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底本，校以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經苑本、墨海金壺本、粵雅堂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和程元敏《三經新義彙考輯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