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仕行其义也
凤翱翔于千仞兮
非梧不栖
士伏处于一方兮
非主不依
西汉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在记叙了以身殉志的伯夷受挫遭难的事迹后，感叹道：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余甚惑焉，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北宋程颐、程颢《二程遗书》中有杨遵道笔录的关于程颐的一段话：
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
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程颐，他们所关注的，都是这样一种社会生活情形：一个代表了正义事业的人可能并没有美满的结局。这种现象，孔子称之为“天命”。但孔子虽然承认天命，却并不认为应该顺从天命。在孔子看来，人的伟大不在于能够支配天命，而在于他可以为了信念而矢志不渝地与天命抗争，这就是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所谓的“尽人事而听天命”。
《三国演义》在诸葛亮出山之初就一再表明天命的不可逆转。刘备一顾草庐，遇到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两人有过一段对话，不宜草草看过。刘备说：“方今天下大乱，四方云扰，欲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耳。”崔州平笑道：“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自高祖斩蛇起义，诛无道秦，是由乱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两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乱；光武中兴，重整基业，复由乱而入治；至今两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复四起：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
崔州平的话，概括起来，无非是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二回还用种种“征兆”来表明“天数”的不可挽回。诸葛亮养兵三年，准备第六次北伐。太史谯周向后主奏道：“臣今职掌司天台，但有祸福，不可不奏。近群鸟数万，自南飞来，投于汉水而死，此不祥之兆；臣又观天象，见奎星躔于太白之分，盛气在北，不利伐魏；又成都人民，皆闻柏树夜哭：有此数般灾异，丞相只宜谨守，不可妄动。”而诸葛亮的回答是：“吾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岂可以虚妄之灾氛，而废国家大事耶！”置天象于不顾，偏要与天命抗争，这正是诸葛亮的卓越之处。
诸葛亮的这种精神，用《论语》的话说，就是：“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或如毛宗岗在《三国志演义》第三十七回总评中所说：“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无论徐庶有始无终，不如不出；即如孔明尽瘁而死，毕竟魏未灭、吴未吞，济得甚事！然使春秋贤者尽学长沮、桀溺、接舆、丈人，而无知其不可而为之仲尼，则谁著尊周之义于万世？使三国名流，尽学水镜、州平、广元、公威，而无志决身歼、不计利钝之孔明，则谁传扶汉之心于千古？玄德之言曰：‘何敢委之数与命！’孔明其同此心欤？”就人可以自觉地与天命抗争，为了正义事业而不计成败利钝而言，虽然失败，也是伟大的。
刘备去世后，蜀汉的事业无可挽回地走上了衰败之路。当年诸葛亮对策隆中，志在以荆州和益州为根据地，北上与曹操争锋，而荆州却已被东吴夺去；蜀汉与东吴，任何单独的一方都不足以与曹魏抗衡，所以必须结成联盟，才能维持三国鼎立的态势，而蜀、吴联盟也已破裂；蜀汉因僻处于一隅，人才本来就少，而关羽、张飞等老一辈已凋谢殆尽。在这种背景下，蜀汉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只有不断向曹魏展开攻势，才能维系人心士气，不致彻底瓦解；而这种攻势，事实上改变不了战略上的被动局面，不过是以局部的小胜延缓衰败的速度。然而，尽管时运不济，诸葛亮依然百折不挠地支撑着蜀汉。
大举北伐之前，诸葛亮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出师表》，我们一般称为《前出师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收有一篇《仇国论》，可与《出师表》对看。《仇国论》是蜀汉中散大夫谯周写给准备伐魏的姜维的。他劝告姜维应该审时度势，不宜轻举妄动。从最终的结果看，谯周的告诫不无先见之明。但正如毛宗岗所说：谯周《仇国论》，不过以成败利钝为言罢了。他不作于武侯伐魏之时，而作于姜维伐魏之时，是因为武侯“非所逆睹”一语，已足以破之。假如人人都明哲保身，谁来竭尽愚忠？假如人人都尽知天数，谁来尽力人事？故后世有报国之志的人，愿读《出师表》，而不愿读《仇国论》。南宋陆游《书愤》诗写得好：“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三国演义》第九十七回“讨魏国武侯再上表”收录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或疑为伪作。但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确与诸葛亮人品相符。
为了蜀汉事业，诸葛亮南征北战，不是运筹帷幄，就是临阵督战，甚至“亲校簿书，自理细事，食少事烦，汗流终日”。部下关切他的健康，劝他不要过度劳累，他感慨地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吾尽心也。”司马懿得悉这种情形，对诸将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果然，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在伐魏前线的五丈原。《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以遒劲的笔力写了诸葛亮临终时的情形：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这是一个伟大的终结。诸葛亮的智慧，诸葛亮的名士风度，因为与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伟大人格结合，才具有千古之下犹令人敬慕的魅力。人格，是诸葛亮生命的基石。
唐人杜甫《蜀相》诗云：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清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云：
一身之穷达当安命，不安命则奔竞排轧，无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桧，即不倾陷善类，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国计民生之利害，则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设官，所以补救气数也。身握事权，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设此官乎？晨门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诸葛武侯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此圣贤立命之学。
杜甫、纪昀所推崇的诸葛亮，是一个把握住了“圣贤立命之学”的先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这种不计成败利钝、矢志不渝地为正义事业奋斗的伟大人格，感动了和正在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清人徐鼒《小腆纪年》记载过这么一件事：李定国起先与孙可望同为叛贼，有蜀人金公趾在李定国军中，多次讲述《三国演义》，斥孙可望为曹操，而期许李定国做诸葛亮那样的人。李定国大为感动，说：“诸葛我不敢期望，但关羽、张飞、姜维，还是可以自勉的。”遂与孙可望分道扬镳。后来努力报国，殉身缅甸，为有明三百年来忠臣义士之殿。徐鼒因此感慨道：如果不是金公趾以诸葛亮等人的精神来感动他，他又怎么会有如此境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