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云骑马胜骑牛
骑驴过小桥
独叹梅花瘦
先看看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两段文字：
两公子谢了樵夫，披榛觅路，到了一个村子，不过四五家人家，几间茅屋。屋后有两棵大枫树，经霜后，枫叶通红，知道这是杨家的屋后了。又一条小路，转到前门，门前一条涧沟，上面小小板桥……
当下请在一间草屋内，是杨执中修葺的一个小小的书屋：面着一方小天井，有几树梅花，这几日天暖，开了两三枝；书房里满壁诗画，中间一幅笺纸联，上写道：“嗅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两公子看了，不胜叹息，此身飘飘如游仙境。
读者也许已经感觉到了，这样的处所，一定住着一位大隐士。不错，小说中的娄家两公子也正是把这草屋的主人杨执中当成了大隐士，以至于“三顾草庐”，做了一桩自以为“礼贤下士”的宏伟事业。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杨执中身为盐店的管事先生，从不用心料理账目，到头来亏空了七百多两银子。他喜欢幽雅，喜欢脱俗的生活，可他连一家的生计也维持不了，他只是一个“老阿呆”。《儒林外史》对这类隐士是不乏讽刺意味的。
《三国演义》也写到了好几个隐士。他们真有才学，不是浪得虚名之徒，比如那个道号“梦梅居士”的娄子伯，在曹操与马超相拒于渭水时，向曹操献上筑城之法；诸葛亮南征时，军士误饮哑泉之水，不能说话，是“万安隐者”孟节带领蜀兵去饮安乐泉水，从而解了毒。孟节还让军士采摘他草庵前的“薤叶芸香”草，含在嘴里防瘴气中毒。据说已三百多岁的神仙李意也是一个隐者，能知人生死吉凶。刘备再三问他出师东征的吉凶如何，他取纸笔画兵马器械四十余张，画完便一一扯碎。又画一大人仰卧地上，旁边一人掘土埋之，上写一大“白”字。能预测到刘备四十连营皆被烧毁和白帝城托孤，这位隐士还真有些神仙的本事。
这些隐士的人格也与他们的能耐般配。曹操为表示感谢，厚赏娄子伯，他不受而去；诸葛亮表示要申奏天子，立孟节为王，孟节说：“为嫌功名而逃于此，岂复有贪富贵之意！”诸葛亮要赠给他金帛，他坚辞不受；李意画完图后也立即稽首而去。他们贡献出自己的才学却一无所求，是真隐士，不是走终南捷径的滑头。
隐逸有避世之隐，有避人之隐。
《论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长沮、桀溺在一块儿耕地，孔子经过此地，派子路去打听渡口所在。长沮、桀溺得知那个执辔的长者就是孔子时，劝子路说：“天下大乱，诸侯中无一贤者，孔子将与谁共治天下呢？你与其跟着像孔子这样的避人之士东奔西走，还不如跟着像我们这样的避世之士隐居不出。”他们是宁可隐居于山林，与鸟兽同群的。孔子则志在救世。当子路把两人的话转告孔子时，孔子明确表示“鸟兽不可与同群”，越是天下大乱，越需要坚忍不拔地参与社会变革。孔子还将继续奔波劳碌，周游列国。
《论语》还记载了另一个故事：楚国一个叫接舆的狂人听说孔子要来楚国，就唱着歌来到孔子的车前，他唱道：“凤凰啊，凤凰，你的道德怎么这样衰微呢？过去的已不能挽回，未来的还来得及改正。算了吧，算了吧，现在的执政诸公，危乎其危啊！”在接舆看来，无论是齐鲁，还是晋郑，现实社会都是一片昏暗，所以孔子没有必要到楚国去。以前忙忙碌碌地奔波，毫无结果也就算了，如今尚来得及做的就是归隐。孔子的想法与接舆不同，他下车想把自己的一番救世理论跟接舆讲一讲。但这个狂人不想听，连忙跑开了。
长沮、桀溺和接舆属于典型的避世之隐，他们对于整个社会不再抱有热情。孔子避人，但他没有隐居。儒家也是讲隐逸的。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也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舍之则藏”和“独善其身”都是避人之隐，是等待明主，一旦遇上他们所认为的明主，“隐”就变为“见”（现）了。
娄子伯、孟节和李意属于避世之隐，但又不完全避世，他们还偶尔出来助他们所认为的明主一臂之力。刘备见到诸葛亮之前，倒是遇到了几个真正避世的隐士。
崔州平对刘备说：“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他的意思与长沮、桀溺和接舆是一样的，即人不可能胜过天命。既然对社会有如此悲观的看法，做一个闲适的隐士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石广元和孟公威也是如此。刘备久闻他们大名，一见大喜，想请二位同到卧龙庄上一谈，他们推辞说：“吾等皆山野慵懒之徒，不省治国安民之事，不劳下问。”避世的隐士给人的感觉真是“极闲极冷”。那位水镜先生司马徽，似乎也是避世的，刘备曾请他出山相助，同扶汉室，他却表示：“山野闲散之人，不堪世用。”不过他向刘备推荐了伏龙、凤雏，这个忙帮得真够大的。
诸葛亮曾是一位隐士。他居住过的卧龙岗，真是一个隐逸的好去处：
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
山脚下荷锄耕田的农夫唱的歌是诸葛亮写的，真是一支看破世事的隐者之歌：
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
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
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
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
诸葛亮的行踪，真具隐者风度：童子、兄弟只知他闲游去了，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至于具体什么地方，几时回来，一概莫知。这些韵事，与崔州平等人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诸葛亮的不同，在于他的隐是避人之隐。诸葛均唱的那首歌大概是诸葛亮写的，比农夫唱的那一首更能表达他的志向：
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
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
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
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所谓“非主不依”，所谓“以待天时”，表明他一直在等待明主的出现，如同黑夜中盼望黎明，如同严冬里盼望春天。“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诸葛亮梦什么呢？毛宗岗推测说：“仲尼之梦，是梦周公；孔明之梦，是梦伊尹。”这话没错。他为刘备做决策时，拿出了一张西川五十四州的地图。可见，诸葛亮高卧隆中，并非真的“躺平”了，他为出山已经酝酿了许久。小说第三十七回引的一首古风，准确地传达出了诸葛亮隐居的深意：
襄阳城西二十里，一带高冈枕流水：
高冈屈曲压云根，流水潺湲飞石髓；
势若困龙石上蟠，形如单凤松阴里；
柴门半掩闭茅庐，中有高人卧不起。
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时篱落野花馨；
床头堆积皆黄卷，座上往来无白丁；
叩户苍猿时献果，守门老鹤夜听经；
囊里名琴藏古锦，壁间宝剑挂七星。
庐中先生独幽雅，闲来亲自勤耕稼；
专待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安天下。
清代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阴司厌恶对名利的热衷，认为种种坏事，都由此而来；但不怎么看重隐逸，因为天地生人，原是为了有补于世事；倘若人人都做巢父和许由，那么至今洪水横流，怕是想找一块隐居之地也找不到。《三国演义》看来也是这个意思，对于隐逸，它更为推崇的是诸葛亮这样的避人之隐。隐逸不是最终目的，遇到了明主还是应该出山。所以毛宗岗愤愤地说，要是三国的名流都去学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和孟公威，而没有志决身歼、不计利钝的诸葛亮，谁来将扶汉之心传于千古？
但事情又不是这么绝对。有一个细节不宜略过。刘备跃马檀溪之后，迤逦望南漳策马而行。当时日将西沉，见一牧童跨于牛背上，口吹短笛而来。刘备叹道：“吾不如也。”遂立马观之。骑马的刘备慨叹自己不如一个骑牛的牧童，此中有深意存焉。是的，像牧童那样，融入自然，品味闲适，品味天趣，与骑在马背上追逐功名荣华比较起来，更加贴近“掌故的三国”，更符合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渴望。
说来中国的读书人是非常追求“仕进”的。孔子奔走列国，孟子游说诸侯，仕进即其目的之一。但比仕进更本质的知识阶层的历史使命却是“任道”。当仕进与任道发生冲突时，为了弘道，为了向“势”显示“道”的尊严，他们宁可不再“进取”，其结果，崇拜隐逸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中国文化对于隐士的偏爱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索解；《三国演义》对于诸葛亮的偏爱也正是基于对道的执着，对知识分子的独立社会角色和文化职能的执着。
隐逸，自有其永久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