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堆三国』的特殊风味
英雄露颖在今朝
一试矛兮一试刀
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一部分进入了《三国演义》，一部分没有进入。没有进入《三国演义》的那些部分，相当一部分属于“柴堆三国”。农村里面，无论是稻草还是麦草，都是可以做柴烧的。堆在那里，就叫柴堆。农民休息时，常常背靠柴堆，这时候讲的三国故事，就叫“柴堆三国”。“柴堆三国”是民间三国的极端形态。
关于“柴堆三国”，想从两个方面入手加以说明。一是“柴堆三国”的历史观，二是“柴堆三国”在具体情节设计方面的特点。
先讲第一个方面，“柴堆三国”的历史观。
谈到“柴堆三国”的历史观，可以提到一本书，元代刊印的《三国志平话》。这个讲史话本中，容纳了不少“柴堆三国”的内容。
《三国志平话》开头，是宋元时代讲三国故事所共用的开场白，试图对天下三分的缘由做出解释。汉朝本来是一统天下，怎么会变成三国鼎立？开场白讲了一个故事，其实就是对此做出解释。故事说，东汉初年，正是刘秀开国之际，有个叫司马仲相的人，怀才不遇，一天跑进了皇家公园，酒醉之余，乘兴大骂，猛烈抨击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平。从秦始皇骂起，一路骂下来，骂得气势不凡。骂够了，还加上一句：这个老天爷，都说他是有眼的，为什么让人间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见老天爷也不长眼呀！司马仲相骂够了，心情舒坦，酣然入睡。梦中，他的灵魂被勾，到了天上。注意，勾魂通常都是在人睡着的时候。大概醒着的人，魂是勾不走的。司马仲相也是在睡梦中，灵魂被带到了天上。天公说，你自称怀才不遇，恐怕未必真有才能，我要检验检验。这里有一桩案子，你来做法官。如果判得好，说明你还真有本事；如果判得不好，等着瞧，要给你严厉惩罚。司马仲相借着酒力，一点也不怕，说：什么事？来吧！要他断的是这样一个案子。汉家天下——刘邦和吕后的西汉，本是韩信、彭越、英布这样一些将领浴血拼搏打下来的。打天下的功臣，理应得到丰厚回报。可是刘邦和吕后，不仅没有给予回报，还把这些人一一找借口给害死了。天公让司马仲相来处理韩信等人的冤情。司马仲相看完卷宗，对其间的是非曲直，了然于胸。他的判决如下：刘邦是开国皇帝，得到的好处最多，既然如此，就让他投生为汉献帝；吕后呢，投生为伏皇后。至于韩信，功劳特大，冤屈也特大。有一个掌故，叫“多多益善”。刘邦问他，我带兵，大概十万以上就带不动了，你能带多少兵？韩信答道，多多益善，无论多少兵，我都带得好，越多，带得越好。他功劳大，是因为能耐大。而功劳越大，冤屈也就越大。所以司马仲相说，韩信，让他投生为曹操好了，让他把汉朝的中原都占了，让他把汉献帝软禁起来，让他把伏皇后干掉。还有彭越和英布，功劳也不小，一个投生为东吴孙权，一个投生为西蜀刘备，把汉朝的天下各占那么一块。三分天下，以报从前的冤仇。
与司马仲相的断案相配合，《三国志平话》还有四句开场诗，是这样写的：“江东吴土蜀地川，曹操英勇占中原。不是三人分天下，来报高祖斩首冤。”江东是吴的地盘，西蜀是刘备的地盘，中原是曹操的地盘。看上去像是曹操、刘备、孙权三分天下，其实是韩信、彭越、英布来报汉高祖刘邦的斩首之冤。这就是民间三国关于三国历史的解释，其核心在于因果报应。
天公听了司马仲相的判决，欣然认可，说，你这个判决挺好。三分天下，总归是要合一的，既然如此，你就投生为司马懿，把三分天下整合为一统天下，然后进入下一个轮回。还有一个人物，叫蒯通，是西汉初年的一个纵横家。天公说，蒯通就投生为诸葛亮吧，不然司马懿就少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多没趣呀。看得出来，在《三国志平话》里，除了几个帝王，唯有诸葛亮被特别加以强调。
说了“柴堆三国”的这种历史观，我们要问，史家的历史观是怎么样的？
说到中国史家的历史观，有必要注意“二十四史”的写法：中国古代没有一部叫作中国通史的书，只有一个接着一个的王朝史。即使是《史记》，也是若干王朝史的连接。实际上，司马迁仍是把每一个王朝当作独立时段来加以处理的，他并不认为后一个王朝和前一个王朝之间，是连续性发展的关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如此。史学家余英时就此做过一个归纳。余英时说，中西文化之同远远大于不同，中西文化在本质方面常常是一样的，它所不同的只是一些细节。比方说，欧洲人喜欢用刀叉吃东西，中国人喜欢用筷子吃东西，其实只是细节不同，吃饭吃菜还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异。在这个论述的基础上，余英时加了一句：如果说中西之间有什么重要的文化观念的差异，可以说，西方人是注重进化论的，他们认为历史是一条线往前发展的；而中国人是注重循环论的，认为每一个王朝都有其独立的循环过程，从奠基开始，到发展、兴盛、衰亡，每一个王朝，都同样地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后一个王朝，往往会经历前一个王朝所经历过的循环，而并不是在前一个王朝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概括说来，西方的历史观讲进化论，中国的历史观讲循环论。《三国演义》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所体现的，可以说是典型的史家历史观。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史家会这样认识历史，为什么每个王朝都被视为必不可免的循环？
循环论实际上是基于这样一些事实：每一个王朝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每一个王朝，那些不劳而获的人，总是逐渐增加，越来越多。原因是，每一个王朝都有它的皇族或相当于皇族的一个群体。在得到天下之后，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天下是他们家的，在资产的分配中，理应得到格外的好处。比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把他的所有儿子都封到不同的地域做了藩王。一个藩王，可以征用相应地区的税收。经常看到一个表述，说某王食多少户，就是有多少户的赋税，那是给他用的。这些人不劳而获，享有特殊权利。而每一个皇族的人数，总是在增长中，往往是几何级增长。当年没有计划生育，平均下来，一对夫妻至少生四个孩子，若干年后便多了四对夫妻，四对夫妻至少生十六个孩子，若干年后又多了十六对夫妻。这样不断增长，到一定时候，就会给国家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要养活那么多不劳而获的人，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第二种情况，是人口增长太快。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日子都比较好过。这是因为，刚刚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战乱所造成的是人口的急剧下降。人口少，土地多，生活压力小，日子当然好过。大体说来，这种好日子在50年到100年左右。在这之后，土地和人口之间的平衡关系就打破了。土地少，人口多，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争夺生存资源的冲突便越来越剧烈。这个时候，要让老百姓不闹事，已经有困难了。
而偏偏是在这个时候，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还出现了第三种情况：社会风气变坏。一般说来，王朝开国之初，社会风气是比较淳朴的。这一代人，都是吃过苦的，他们对于生活的要求，对于享乐的要求，总体上不会太高。但是第二代、第三代，就不一样了。尤其是那些富贵人家的子弟，他们是在优裕环境中长大的，对于享乐的要求越来越多。富商大贾且不说他，要说的是那些有权力的人。有权力的人，俸禄再高，也满足不了奢侈生活的需要，于是把目光转向了灰色收入。一旦灰色收入成为收入的重要部分，甚至主要部分，直接后果就是社会风气变坏、贫富差距拉大。它所造成的是许多人的心态不平衡。孔子曾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一样穷，人们心态是平衡的。一个人那么有钱，另一个人那么缺钱。或者说，一个人有三千万，另一个人只有两百万。这个人虽然有两百万，心理还是不平衡。何况还有许多人贫病交加、生活无着。俗话说，饥寒起盗心。人到了生活无着的境地，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动乱的概率就非常高。即使没有外来的入侵者，一个王朝在两百年到三百年之间，通常也会发生内乱。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是如此。这个内乱也就是“合久必分”。大乱之后，一个新的政权建立，进入新一轮循环，这就是所谓“分久必合”。“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家所广泛认可的历史观。
可以看出，“柴堆三国”的历史观是有趣的，但是没有道理。与史家的历史观相比，就更显得有趣而无道理。
接下来讲第二个问题，侧重于从具体情节方面考察“柴堆三国”的特殊趣味。
“柴堆三国”中的一个段子，是讲关羽第一次见到周仓，两个人比高下的事。关羽感觉周仓还可以造就，要他跟着自己去干。周仓不乐意，说，我凭什么跟着你干？你要是比我有能耐，我跟着你干还行；你要是能耐没我大，我就干掉你了，还跟着你干？于是两个人开始比试。比试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迎风把柴草扔过一条水沟。只要是柴草，多少不限。周仓耍滑头，以为扔的越少，越占便宜。于是他抽出一根，迎着风往水沟那边扔。可以想见，不仅没有扔过去，柴草还被吹到他的身后去了。一根柴草，太轻了，很容易被风吹走。轮到关羽了，他拿起一捆柴草，朝沟那边扔过去。一捆柴草就有分量了，至少几斤，或者十几斤。只要你的力气足够大，哪怕是迎着风扔，也不会被吹回来。关羽用力一扔，那捆柴草不仅过了水沟，而且过了好远。第一个环节，周仓输了，但还是不服，咬定再比一轮。比什么呢，正好地上有蚂蚁，周仓说，看谁能一次把蚂蚁干掉。周仓先来。他以为，上一轮他输在想省力，这一轮一定要多使点力。周仓握紧拳头，对准蚂蚁使劲打过去。拳头捏紧了，有四个点比较高，有三个点比较低。正是低凹的地方，让蚂蚁逃得了性命，没有打着。轮到关羽了，他伸出一个指头，瞅准蚂蚁轻轻一摁，蚂蚁便死了。这是第二轮，周仓又输了。他心服口服地说，你真的比我有本事。于是服服帖帖地跟着关羽走了。
这是“柴堆三国”中一个比较经典的故事。从这一类故事，可以对“柴堆三国”的特点体认得更加清晰：它毫无道理，却极为有趣。也可以说，它极为有趣，正是因为毫无道理。这一类故事在民间流传极为广泛，因为老百姓讲故事，并不在乎它有没有道理。道理自有“四书”“五经”来教，不需要总是拿道理来说事。干活累了，坐在草堆边，就是想听一个有趣的故事。有趣就行，有没有道理无关紧要。
现在要问，《三国演义》与“柴堆三国”是什么关系？可以这样说，《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写张飞，有节制地采用了“柴堆三国”的一些内容。比如，“三顾茅庐”，刘备去拜访诸葛亮，第一次没有见到，第二次又没有见到，第三次呢，诸葛亮倒是在家，可是在睡午觉，大概是要考验考验刘备的诚意。张飞急了，说，他摆什么谱？等我到他的房子后面点一把火，看他起不起来。这样一个张飞，就是来自“柴堆三国”，与历史上的张飞是不一样的。历史上的张飞，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他是书法家，书法非常之好。第二，对士兵态度严厉，但是对士大夫礼貌有加。为什么对士大夫讲礼貌，因为他自己有文化啊。张飞的文化程度，可能比刘备的文化程度更高。刘备喜欢遛狗、讲究穿戴，耽误了很多宝贵的学习时间。张飞耽误的时间少，肚子里墨水挺多。当然，他同时也是一个将军。两方面合起来，就是儒将。可是，到了“柴堆三国”，他成了一个类似李逵的人，经常做一些粗人才做的事。粗人张飞，主要是“柴堆三国”塑造出来的。
诸葛亮的故事也有一些来自于“柴堆三国”，比如他的特异功能，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是关于“八阵图”的。历史上确曾有过“八阵图”，杜甫一首诗就说诸葛亮“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八阵图》）。只是，历史上的那个“八阵图”，其实只是一种可以变出多种花样的阵式，目的是让对方不知道下一步会出现什么套路，防不胜防。虽然高明，但也并非神秘莫测。可是到了《三国演义》中，八阵图几乎成了法宝或神通。那是在陆逊打败刘备之后。有人向陆逊建议，说刘备已落到了孤穷境地，兵也少了，士气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可以一鼓作气，赶紧去抓他。这是历史上的情形。陆逊否定了这个建议。陆逊明白，这一次要抓住刘备，确有可能。但他不想活捉刘备。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已料到，孙、刘开战之时，曹魏必然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陆逊得尽快把主力调到合肥，以迎击曹魏。如果主力部队不及时赶到合肥的话，孙氏政权就有可能面临泰山压顶的厄运。二是从长远考虑，必须留着刘备。三分天下，孙吴一家是抵挡不住曹魏的。孙、刘之间虽有矛盾，但还是必须留下刘备，以分担来自曹魏的压力。三国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复杂关系。例如，当吕蒙即将把关羽置于死地，也就是关羽败走麦城之前，有人向曹操建议，说可以趁势把关羽干掉。反倒是曹操说，赶紧下令，一定要放走关羽。曹操的考虑是，关羽现在是东吴的死对头，把他留着，可以成为东吴的祸害。这些事实表明，三国之间，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关系。陆逊不去活捉刘备，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的利害权衡。不过，到了《三国演义》中，虽然也交代了这个因素，但却有意强化了另外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说，陆逊的军队走到一个地方，突见阴云四起，杀气腾腾，仿佛埋伏了十几万兵马。这就是当年诸葛亮用石子排成的“八阵图”，它能造成仿佛有十几万伏兵的效果，陆逊也因此不敢继续前进。这个细节，就把“八阵图”的功能写神了。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说：“夔门有武侯八阵图，士女以七日游此，谓之踏迹。八阵图，一在夔州之永安宫殿，一在新都之弥牟镇。杨升庵谓在永安宫者，乃武侯从伐吴，防守江路行营布伍之遗制，非也。此图乃武侯应先主之召，入蜀时所布，非伐吴也。先主伐吴，武侯未尝从；惟临终受遗托时，又一到永安耳。而说者谓孔明预知先主败走，设此一迷陆逊，未知果否。”朱国桢是腹笥甚丰的学者，所以他对“柴堆三国”的说法将信将疑。
结论是，《三国演义》成书时，大量“柴堆三国”的内容已被排除在外，但那些与诸葛亮、关羽、张飞有关的一些情节，仍有少量来自“柴堆三国”。与“柴堆三国”的原貌有所不同的是，《三国演义》在采用这些情节时，注意与政治、军事大局的关联，注意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衔接，也注意分寸感的把握。正是这样一些情节，让《三国演义》比《三国志》更有魅力。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如果《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风格和内容大体一致，还会有那么多的读者吗？《三国演义》有节制地采纳“柴堆三国”，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