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只有诸葛亮用锦囊妙计
孔明妙算胜孙庞
耿若长星照一方
这个话题，要从历史上的诸葛亮说起。
历史上的诸葛亮，可以分作早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来看。
关于早期的诸葛亮，要特别留意两个事例，一是“三顾茅庐”，另外一个是“隆中对策”。
“三顾茅庐”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个掌故，人们谈到礼贤下士、尊重人才，就会习惯性地提及“三顾茅庐”这个成语。实际上，“三顾茅庐”这样的事儿，只是特例，而不是常情。诸葛亮成功地让刘备来做这件事，让一个比他大十九岁的人，心悦诚服地一再拜访他，这背后一定是有些特殊原因的。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经过反复考察，我的结论是，诸葛亮确实有必要让刘备三顾茅庐；而刘备和诸葛亮心有灵犀，乐意三顾茅庐，既显示了刘备卓越的领导才能，也表现了诸葛亮出类拔萃的智慧。这里主要从诸葛亮的角度提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心理在背后推动他？或者说，他为什么一定要让刘备三顾茅庐？这个心理，据我观察，最要紧的一点是：当年的诸葛亮不仅年轻，他的才能也没有得到周围人的认可，他必须突破这个困境。同时，诸葛亮出山的愿望不是那么强烈，还需要刘备推他一把。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有这样一句，说他隐居隆中，经常自比管仲、乐毅，而“时人莫之许也”，当时的人并不认可他的这种自负。只有两个人了解他，说他真有管仲、乐毅的才能。这两个人，一是徐庶，这个徐庶，后来离开刘备，到曹操那里去了。还有一个是崔州平，是个隐士。想想看，诸葛亮在荆州住了那么长时间，居然只有两个人认可他的才能。这一事实对他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挑战，他必须让刘备“三顾茅庐”请他，而不是自己去拜访刘备。
为了促成“三顾茅庐”，诸葛亮做了一个铺垫，让徐庶在和刘备聊天时顺便推荐了他。刘备听了徐庶的推荐，说，你什么时候请他过来，我们聊一聊。徐庶的回答是，这个人是不可能主动来见你的。要和他见面，除非是你去找他。为什么徐庶一谈到诸葛亮，就断言一定要别人去请他？当然是诸葛亮跟徐庶强调过呗。他们是朋友，有机会做这样深入的交流。需要追问一句的是：诸葛亮为什么要散布这样一个信息？
诸葛亮之所以散布这个信息，是因为他有多方面的考虑，大体捋一下，至少有三个因素在起作用。
第一个考虑，诸葛亮必须确认，在刘备心目中，他诸葛亮确实是一流人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印证这一事实？从诸葛亮的角度看，如果刘备肯一而再、再而三地拜访他，他在刘备心目中的分量就得到了证实。所以，三顾茅庐是一个试探的过程。在这个试探过程中，诸葛亮达到了他预想的目的。或者说，他确信刘备已经接受了一个判断：诸葛亮不是寻常角色，尽管刘备比诸葛亮大十九岁，三顾茅庐拜访这样一个年轻人，是值得的。这里，期待被拜访的诸葛亮是睿智的，主动拜访诸葛亮的刘备同样是睿智的，其他任何两个人，都难以达成这样的默契。
第二个考虑，诸葛亮必须迅速确立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说到诸葛亮，必须注意一个事实：他生得晚了一些，没有赶上建功立业的黄金时代。比他年长一辈的，曹操、袁绍、袁术等，有机会在黄河流域争主导权，从建功立业的角度看，可说是生逢其时。那个时候机会多，因为政治格局时时在变动之中。一旦天下的格局基本确定，要改变就不太容易了。而诸葛亮，在他二十七岁的时候，天下的格局已经基本确定。黄河流域是曹操的，谁想夺走那一块地盘，可说是痴心妄想；江东是孙权的，谁想从孙权手上夺走江东，也可说是痴心妄想。建功立业的空间已经非常狭小，只有荆州和益州，还留下一些机会。但这两个地方，曹操和孙权也都盯得很紧，机会稍纵即逝。如果诸葛亮要辅佐刘备拿下荆州和益州，必须尽快着手，不能慢慢来。而着手的前提是，他必须尽快在刘备集团中确立第二号人物的位置，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只是，要在刘备集团中确立第二号人物的位置，并不容易。关羽、张飞、赵云，不仅比诸葛亮年长一辈，而且多少年来跟着刘备鞍前马后、奔波劳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凭他们的资历和跟刘备的亲密程度，自然是刘备身边最重要的人物。当然，刘备有一个长处，如果一个人建立了特殊功勋，在他那里也可以破格进入核心圈子，比方黄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关羽是看不起黄忠的。但黄忠功劳大啊，斩了夏侯渊，那可是曹操心爱的大将。刘备大封功臣，让关羽做前将军，让黄忠做后将军，让张飞做左将军，让马超做右将军，就是所谓的“四虎将”。赵云不在这四虎将里，后来人们说五虎将，是提拔了赵云。前将军和后将军，前后辉映，明显是把黄忠和关羽相提并论。关羽还真咽不下这口气！他看得起张飞，也看得起马超，什么时候看得起过黄忠？黄忠年纪又大，形象又不起眼。可是人家功劳在那个地方摆着。刘备说，我来跟关羽打招呼。刘备亲自打了招呼，关羽这才认账。至于诸葛亮，有什么功劳呢？你凭什么进入核心领导层？这种境况下，诸葛亮必须借力。借谁的力，借刘备的力。刘备来拜访诸葛亮，一方面表现了刘备的诚意，诸葛亮借此可以判定，刘备确实器重他，是把他当作一流人物来对待的。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关羽和张飞看的，大哥刘备如此看重诸葛亮，关羽和张飞也应该如此看重诸葛亮。这里涉及的已不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而是大哥一再拜访的智囊人物。诸葛亮让刘备三顾茅庐，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了他在关羽、张飞这一群体中的地位，这正是诸葛亮的关切之一。不然的话，如果像司马懿那样，跟在曹操身边做主簿，做个七八年，天下都统一了，还建什么功业？所以司马氏不是争天下，而是篡权。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诸葛亮让刘备三顾茅庐，他想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要让关羽和张飞接受他这个二把手。不要摆老资格，也不要居功自傲，以后诸葛亮就是你们的领导。读《三国演义》，许多人都有一个感觉，虽然诸葛亮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他一出山，就显得比关羽、张飞年长。那是因为诸葛亮的铺垫做得好，地位一下子就上来了。
第三个考虑，是出山还是不出山，诸葛亮需要权衡。为什么？诸葛亮有一个兄长，叫诸葛瑾，也是因为当年中原大乱，来到南方的，一是避难，二是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诸葛瑾年长一些，早就确定了方向，跟孙权干。诸葛瑾和他的儿子诸葛恪，都是东吴的重量级人物。而诸葛亮迟迟没有出山，一是年纪还轻，二是没有发现合适的领袖。显然，诸葛亮看不上刘表。如果他看得上刘表，或者刘表也看得上他，两者之间达成了一种双向认可，诸葛亮早就出山了。以刘表所占有的资源，那么多的人，那么大的地盘，也是有可能逐鹿天下的。可是刘表不是这块料子。至于刘备，他来荆州也已五六年了。诸葛亮虽然知道刘备是个英雄，但他觉得还有继续了解的必要。刘备这个人，在政治家中有其特殊性，既要打天下，同时又要顾及道德形象。比方说，荆州这块地方，刘备想不想拿到手上？当然想。不过，第一，刘备不想从刘表手上得到这块地方。从刘表手上得到这块地方，怕人非议，说他明明是到刘表这里来避难的，结果把刘表的地盘给夺了。他也不想从刘琮的手上得到这块地方。刘表曾向刘备托孤，如果刘备不去辅佐刘琮，倒把刘琮的地盘给拿过来了，同样有损刘备的形象。刘备很在意自己的道德形象。一方面，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必须考虑那些实实在在的利弊；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为不同于曹操的政治家。曹操这一类政治家的特点是，如果做坏事对我有好处，我就放手去做，因为它对我有好处。刘备不愿意这样。他有自己的权衡。诸葛亮是了解刘备这一特点的，因而他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未来的刘备要打天下，必须有根据地，首先就要拿下荆州，但既不能从刘表或刘琮手上得到荆州，又不能因为争荆州而与东吴发生冲突，诸葛亮必须准备好解决的方法。
东吴和刘备是这样一种关系：他们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比如都想得到荆州，但又必须互相联合，否则就抵抗不住曹操的攻势，就没法生存。他们之间的合作，不是基于感情或友谊，而是基于利害关系。据此可以做一番兵棋推演：在什么境况下刘备拿下荆州，东吴有可能放他一马？要知道，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东吴是不会轻易放弃荆州的，对于东吴来说，荆州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一个地方。我们讲过鲁肃，我们讲过周瑜，也讲过吕蒙，无论是鸽派，还是鹰派，都希望得到荆州。还有一个人叫甘宁，也可以提一提。甘宁曾向孙权反复强调：必须先把荆州弄到手，再把益州弄到手。只要把整个长江流域控制在手上，就有资本跟曹操竞争了。东吴想得到荆州，这是一个战略共识，不是一个人的偶然想法。所以，如果在夺取荆州的过程中，刘备不能和东吴达成协议，东吴也不会袖手旁观，让荆州顺顺当当落到刘备手上。而从刘备这边来看，如果他不能把荆州拿到手上，他的事业也就到此止步，就会泡汤。这样看来，诸葛亮实际上面临一个严峻的难题：在他出山以后，是不是很快就有一个机遇，有助于刘备理顺和东吴的关系，把荆州拿到手上。对于这个严峻的难题，答案是肯定的，机会马上就要来了。之所以得出这个答案，是因为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在没有平定袁绍、吕布、公孙瓒这些对手之前，曹操是不敢大规模南下的，他有后顾之忧。而一旦平定了这些对手，曹操就一定会尽快南下，因为他要统一天下，接管汉朝。时不我待，他不会让刘表、孙权共存于所谓汉朝的权力体系之中，他是会及早下手的。而一旦曹操挥师南下，诸葛亮相信，东吴为了不被曹操各个击破，只能选择与刘备联合。一旦刘备和孙权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如果以“借荆州”的名义控制荆州，东吴也有同意的可能。事实上，后来东吴确实在“借荆州”这个名义下面，把荆州的使用权让给了刘备。也就是说，刘备终于有了一块根据地。
上面讲了诸葛亮的三点考虑，由此可见三顾茅庐对于他的重要性。诸葛亮让刘备一再请他，并不是故作姿态，并不是有意讨价还价，以提高价码，而是他必须这样做，否则就没法推进他的事业。诸葛亮生不逢时，留给他的机遇已经不多，只有用三顾茅庐这个反常的方式，他才能对刘备有更深切的了解，才能让关羽、张飞认可他的特殊分量，才能充分利用赤壁之战这个大展身手的机遇。三顾茅庐是诸葛亮早期生活中极为精彩的一笔，当然也是刘备的精彩之笔。
诸葛亮早期生活中的第二件大事，就是“隆中对策”。刘备和诸葛亮终于见面了。这次历史性的见面，是诸葛亮正式出山的标志，他的人生进入了一条新的轨道。此刻的诸葛亮，必须让刘备看到新的前景，新的可能，从而以一种一往无前的姿态逐鹿天下。诸葛亮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的隆中对策，是刘备的战略蓝图，也是刘备的希望所在。
隆中对策，主要谈了两件大事。第一，刘备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要把荆州、益州拿到手上。诸葛亮指出，黄河流域暂时不要理会，那个曹操，现在收拾不了他；也不必打江东的主意，孙权目下也收拾不了。荆州是用武之地，而刘表又守不住，可以想法拿到手上。还有益州，统辖那个地方的刘璋，为人暗弱，益州人都盼着真有领袖才能的人前去。得到了荆州、益州，苦心经营，日渐壮大，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挥师北上，灭掉曹氏，兴复汉朝。诸葛亮的这一建议，核心是建立根据地，告诉刘备如何着手，步骤明确，具有可操作性。
诸葛亮把刘备的事业跟汉朝的兴复连在一起，是为了增加号召力。这个办法很多人都想用，曹操的用法是，我是汉朝的丞相，我做的一切都是代表汉朝。刘备的用法是，曹操代表不了汉朝，因为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只有我刘备，汉朝宗室，有据可查，我要代表汉朝来收拾曹操这个奸臣。孙权也想用这个旗号，曾对鲁肃说，他有志于做齐桓、晋文，也就是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以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但鲁肃提醒他，为时已晚，因为天子的名义已落到了曹操手上。曹操和刘备都看重这个旗号，是因为它能使自己的事业具有振奋人心的正义性和崇高感。统一天下，没有正义性和崇高感，是做不到的。
第二，在建立根据地之外，诸葛亮强调，从天下大势着眼，必须确立联孙抗曹的战略方针。天下三分，但大小不同，曹魏体量大，孙权和刘备就小多了。一对一的话，孙权和刘备可以打个平手，却都不是曹魏的对手。为了不被曹魏各个击破，刘备必须和孙权联合，共同抗击曹操。从兴复汉室的立场说，道义上应该如此，而更关键的原因是，从实际利害关系考虑，必须如此。这是隆重对策的第二个要点。
在诸葛亮隆中对策之后，刘备感到，他未来的事业确实充满希望，路径也十分清晰。刘备有人格魅力，他能把关羽、张飞这些一流人物，都吸引到自己的身边，靠的主要是人格魅力，而不是给予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在战略上，他没有诸葛亮那种眼光。而诸葛亮的隆中对策，正好弥补了他的短板，让他的长处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从此以后，刘备的事业，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这是早期的诸葛亮，他深谋远虑，不愧为一流的战略家。
后期的诸葛亮如何呢？在历史上，后期的诸葛亮，主要是在国家治理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在具体战术方面，诸葛亮倒并没有特别的才能。有一个事实可能很多人没有留意，刘备在世的时候，总是刘备在前线指挥作战。包括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诸葛亮都不在前线。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刘备认为，诸葛亮确实有许多强项，但说到打仗，还是我刘备强些。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才经常奔赴前线。那时，“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在具体战术方面，几乎没有超过诸葛亮的，他必须亲临战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这一情形了解得十分清楚，所以他明确指出，诸葛亮最为卓越之处并不是指挥作战，而是国家治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有许多大事，诸葛亮几乎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做的。别人做了，也许会天下大乱；而诸葛亮做了，天下依然太平。这个，就是本事，无与伦比的本事。下面就来举例看看，诸葛亮做的几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架空刘禅。刘备去世之后，蜀汉的大权，都在诸葛亮手上，政治、军事、财政、人事，大事他都管了，刘禅很少在实质上过问。试想一下，如果是在孙权手下，有个丞相胆敢这样做，孙权一定会掐死他。如果是在曹丕手下，有个丞相胆敢这样做，曹丕也同样会掐死他。所以，那个时候，司马氏不敢动手。到了魏明帝掌权，也还不敢动手。后来是到了齐王芳，一个毛孩子做皇帝，才十岁左右，司马氏才敢动手，而司马氏所面对的，依然是此起彼伏的对抗，从来没有消停过。那种血雨腥风的争斗，令人毛骨悚然。这就是说，一个大权独揽的丞相，要么是被皇上干掉，下场悲惨，要么是皇帝处于弱势，争斗得不亦乐乎。而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却赢得了蜀汉内部的一致支持，包括刘禅本人，包括蜀汉臣民，没有人怀疑他居心不良，没有人不买他的账。“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诸葛亮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刘禅乐意授权给他，因为蜀汉官员乐意让他多操心。一个人鞠躬尽瘁、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处事公正，大家看在眼里，服在心里。做人做到这样的境界，古往今来，诸葛亮之外，真难找出第二个来。这是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连年发动对于曹魏的大规模战争。《三国演义》里浓墨重彩地写了诸葛亮“六出祁山”，历史上当然没有那么多次，但也有五次，五次也是够多的。在关羽被害之后，刘备攻打东吴，几乎调用了蜀汉所有的主力部队和财政资源，白帝城托孤，留给诸葛亮的是一个空壳子。诸葛亮辛辛苦苦经营了多年，蜀汉的财政和军力才逐渐恢复了元气。这时候，诸葛亮写了《出师表》，大规模地发动了对于曹魏的战争。为什么要发动对于曹魏的战争？诸葛亮实际上是做给两拨人看的。一是做给东吴看的，提醒东吴，不是你一家在和曹魏干，是我们两家在和曹魏干。如果只有东吴一家和曹魏干，东吴就可能归顺曹魏。不是说东吴乐意归顺曹魏，而是说，权衡当时的局面，这样做利大于弊。诸葛亮挥师讨伐曹魏，这就给了东吴底气。孙刘联盟在后期能够一直维系下去，原因之一，就是诸葛亮讨伐曹魏，把东吴的士气给调动起来了。二是做给蜀汉内部的人看的。蜀汉内部，一直有像谯周、张裕这样的人，他们经常散布蜀汉不可能长久的论调，导致士气低落。他们的论调当然有他们的道理，以蜀汉这样一块偏远之地，人口稀少，资源也不能跟中原相提并论，时间一长，哪里是曹魏的对手？而诸葛亮用大规模的北伐告诉众人，蜀汉不是被动防守，而是主动进攻。诸葛亮的目的是鼓舞士气，并不是真要把曹魏给拿下来，蜀汉没有这个实力。有一件事由此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何以诸葛亮没有采用魏延的一个建议。魏延曾提出建议，既然北伐，就应找一条捷径，从子午谷直抵关中，把关中给占了。他不知道，以蜀汉的实力，就算夺得了关中，也守不住。诸葛亮并不认为北伐可以收拾曹魏，他只是为了保持攻势，一次斩一个大将，或者占几个县，或者把曹魏的人口掳一部分过来，就达到了目的。虽然不能改变总体上的被动局面，却有实实在在鼓舞士气的效果。
诸葛亮连年北伐，它所导致的一个负面后果是，老百姓的负担极其沉重。蜀汉人口不多，那么多的军费开支，都来自税收，老百姓受得了吗？历史上有几个王朝，它们的灭亡，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百姓经济负担太大。比如秦始皇，他修长城，把国库掏空了，老百姓节衣缩食，难以为生。传说孟姜女哭长城，长城垮了，秦王朝也垮了，隐喻的就是这个情形。还有那个隋炀帝，修大运河。大运河至今还用于南水北调，对后人很有好处。但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就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大运河修成了，隋炀帝游扬州方便了，也就在扬州踏上了死路，隋朝也亡了。一个王朝的开支太大，通常被表述为劳民伤财，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现实危险。与秦始皇和隋炀帝一样，诸葛亮也大量动用民力，但并未引发群体事件，蜀汉百姓对诸葛亮依然服从而且敬重。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诸葛亮超群绝伦的政治才能。没有卓越的领导能力，是到不了这个境界的。
在上述两件大事之外，诸葛亮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长处，赏罚严明。对于那些犯错的人，即使是至亲，也绝不姑息；对于那些有功的人，即使是仇人，也一定奖赏到位。“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诸葛亮不只是尺度把握得准，他还时时想着让那些受到惩处的人有机会再次发挥才能，给人希望，让人感到温暖。所以，诸葛亮去世之后，有几位受到严惩的人，如李严，竟然不久也去世了。“十二年，平闻亮卒，发病死。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按：李平，初名严）（《三国志·蜀书十·李严传》）如果诸葛亮活着，李严还有受到重用的机会，而别人是不会像诸葛亮那样爱惜人才的。一个领导人在用人方面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当然是第一流的。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历史上的诸葛亮，绝对是第一流的政治家。
前面我们讲了历史上的诸葛亮的智慧，接下来讲民间三国中的诸葛亮的智慧。
《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的智慧，面对一个巨大困难，那就是，诸葛亮这个一流的政治家，他所建立的功业，其实远不能和曹操相提并论，甚至也不能和孙权相提并论，当然也不能和司马懿相提并论。或者说，他虽然也建立了丰功伟绩，但和曹操、司马懿、孙权比起来，不免有些逊色。对这样的历史情形，当然可以做出解释。比如，曹操的机会比他好，司马懿的本钱比他大，而孙权不仅自己有能耐，尤其是他的父亲孙坚和他的兄长孙策早已为他奠定了厚实的基业。而诸葛亮，第一，生不逢时；第二，他手上的资源也少得多。但所有这些解释，都只是被动说明，而不是生动的描写。《三国演义》的作者，既然视诸葛亮为第一流人物，就一定要让他超过曹操，超过孙权，超过司马懿，一定要把诸葛亮的智慧写得绚烂多姿，否则就与他的地位不相称。怎么做到这一步呢？带着这个疑问来读《三国演义》，可以发现，《三国演义》赋予了历史的诸葛亮所没有的一些特点：特殊的行为方式，特异功能，擅长随机应变。
先说诸葛亮的特殊行为方式，最有名的是“锦囊妙计”。我曾对《资治通鉴》中所有重要历史人物的行事做过梳理，只发现了一个接近于“锦囊妙计”的例子。这一例的主角是曹操。张辽镇守合肥，手下人少，而孙权的主力部队眼看就要打过来了。这时，曹操要派人去救已来不及。怎么办呢？曹操赶紧派人送了一封信给张辽。那封信，规范的说法应称作教令。曹操在教令中吩咐张辽说，等孙权的主力部队逼近了，再拆开看。到了那个危急时刻，张辽拆开曹操的教令，内容是，让张辽带领李典和乐进，趁孙权的主力部队还来不及安营扎寨，对孙权发动一次突袭。曹操的这种处理方式，有点接近于锦囊妙计。但是《三国演义》把这件事淡化了，大概是不想引起读者的注意。至于历史上的诸葛亮，他倒是不用“锦囊妙计”的。而在《三国演义》中，“锦囊妙计”却与诸葛亮结下了不解之缘：所有别的人都不用“锦囊妙计”，只有诸葛亮用，因为他最厉害，才有资格用。而所谓“锦囊妙计”，就是不当面说清，而把计策写在纸上，放进一个锦袋里。比如，刘备要到东吴去跟孙夫人成亲，又怕去了之后被东吴软禁，回不来了。怎么办呢？诸葛亮让刘备不用担心，他给了赵云三个锦囊，以保证刘备万无一失。最初读《三国演义》，那时我还年轻，看到这个情节，不免有些紧张，总担心发生什么意外。第一，怕赵云不慎把它弄丢了；第二，怕被周瑜派来的人偷走。总而言之，我很担心这个锦囊的安全。到什么时候才不担心了呢？是后来把《西游记》读懂了之后。许多孩子读《西游记》，其实也有一个担心，那个悟空，他有一根金箍棒，可以变成绣花针放在耳朵里。绣花针太小了，要是什么时候掉进了草堆，找不出来就糟了。最初我也担心过，后来不担心了。为什么？因为金箍棒不是普通的铁棒，那是法宝。所有的法宝，它的拥有者都不必担心将其弄丢，别人也不可能轻易把他的法宝弄走，除非你掌握了一种神秘的咒语，或者有一种更厉害的法宝。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锦囊，只要是他拿出来用的，通常都不会丢，而且招招管用，万无一失。这一情境下的诸葛亮，已经不是凡人，所有凡人，即使是像周瑜这样重量级的凡人，也比他矮了一截。因为他既然有本事用，就有本事控制它的去向。这是诸葛亮的一个特殊行为方式。
与“锦囊妙计”同样有名也同样重要的特殊行为方式，叫打耳语，“如此如此”。在布置作战任务时，诸葛亮的做法可以说是一反常态。如果是曹操，或者是孙权，他会坐在主席台上，对大家说：某某某，你到什么地方驻扎；某某某，你到什么地方驻扎；如果发生了某个特殊情况，你们可以这样处理。其宗旨是让所有将领对战局有个大体了解，以便相机行事。只有诸葛亮，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诸葛亮虽然也坐在主席台上，但他绝不高声说话，而是把这个人从左边叫过来，咬着他的耳朵，“如此如此”，低声吩咐几句；然后把另一个人从右边叫过来，同样咬着他的耳朵，“如此如此”，低声吩咐几句。例如，“孔明大喜，乃唤魏延受计，如此如此；又唤关兴、张苞受计，如此如此；又唤心腹军士二人受计，如此行之。各将领命，引兵而去”（《三国演义》第九十二回“赵子龙力斩五将 诸葛亮智取三城”）。这样做有什么效果呢？表面上是要瞒住在场的其他人，只有耳朵对着诸葛亮嘴巴的那个将领才能听见诸葛亮的话，而实际上是要瞒住读者，瞒住所有读《三国演义》的人，让读者不知道诸葛亮究竟是怎么布置的，也不知道他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因为读者被蒙在鼓里，战事如何进展他们一无所知，所以，他们才会不断拍案惊奇，觉得诸葛亮这个人，就是比曹操这些人高明。曹操这些人做了什么，可能导致什么后果，读者早就知道了，并不觉得惊讶。只有诸葛亮做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所导致的后果，我们是在读的过程中突然知道的，不识庐山真面目，于是感到神秘而且神奇。
说到诸葛亮的这种特殊行为方式，可以顺便提到一个读者的有趣反应。大概二十年前，《杂文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很认真地讨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诸葛亮的事业做得没有曹操大，没有孙权大，没有司马懿大？是因为诸葛亮不注意培养人才。文章指出，培养人才的一个有效方式，是让那些人才接触各种各样的案例，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可是诸葛亮呢，他把这些案例藏在自己肚子里，“如此如此”，不让下级知道。这些案例，是多么好的培训教材，可惜在诸葛亮那里没能发挥出培养人才的功效。事情坏就坏在那个“如此如此”，诸葛亮怎么就不能向曹操学习呢？这篇杂文让我深感遗憾，不是为诸葛亮不懂得培养人才而遗憾，而是为这个读者把历史的三国和“演义”的三国弄混而遗憾。历史上的诸葛亮是不“如此如此”的，只有“演义”的诸葛亮才“如此如此”。这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为了有趣，也为了突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并非历史的真实情形。
在特殊的行为方式之外，诸葛亮还有特异功能。比如，他一眼就能看出魏延生有反骨。诸葛亮第一次见到魏延，打量了一下，突然说：把他推出斩了。好好的一个人，又没犯错，为什么要斩？诸葛亮冷峻地指出，魏延脑后有反骨，迟早会出事，不如早点除掉的好。20世纪，有个学者还就这个情节写过一篇文章，说《三国演义》的叙事有矛盾。这个学者认为，魏延是第一次见诸葛亮，当时戴着头盔，诸葛亮怎么能看到头盔里面的反骨？其实，照这个思路推理，就算没有头盔，只要头发浓密，也未必就看得见脑后的反骨。实际上，在历史上，诸葛亮对于魏延的判断，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魏延这个人，过于自负。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一个自负的人，很难处理好和同事的关系，因为他看不起同事，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由此导致的摩擦不断积累，逐渐扩大，到一定程度，就成了魏延和群体的对立。体制是群体运作的产物，和群体的对立，也就相当于和体制发生了冲突。一个人和体制冲突，如果极其剧烈，就是叛乱，就是破坏社会秩序。而后来的魏延，正是如此。在诸葛亮健在时，魏延的自视甚高、目中无人，还没有造成很大危害。毕竟有个诸葛亮压着他，虽然是对诸葛亮，魏延偶尔也会把腮帮子抬得老高。他曾说：我的那个计划，从子午谷出兵，直捣长安，要照我说的做，早就成功了，可惜丞相他不听我的。好像蜀汉在战略上的被动局面，就是因为没有听他魏延的。像魏延这样一个人，在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没有一个人能镇得住他，他必然跟他的顶头上司对着干。而魏延对着干的方式，是要以他掌握的军队做筹码。而当魏延用军队来打杨仪，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还只是人际关系不好，现在则是反叛，结局是被杀掉，连他的家族也被一锅端了。这就是历史上的魏延，由性格上的自视甚高演变成了跟体制的对立。对这样一个魏延，诸葛亮是了解的。只是，如果“演义”照这样的情形来写诸葛亮和魏延，虽然合情合理，却不够有趣。“演义”是把有趣放在第一位的，能兼顾情理更好，如果不能兼顾，宁可不合情理，也要写得有趣。“演义”把特异功能赋予了诸葛亮，让他一见魏延，就说他脑后有反骨，就是这样的写法。这样的情节当然是历史上所没有的，但是可以参照历史来理解。
“祭东风”也可以说是一种特异功能。对于《三国演义》的作者来说，叙述赤壁之战有一个天然存在的困难，那就是，历史上的赤壁之战，它的前线总指挥是周瑜，而不是诸葛亮，诸葛亮没有周瑜重要。唐代诗人杜牧，写了一首诗，题为《赤壁》，里面有这样两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言下之意是说，周瑜是赤壁之战的主角。他并没有说“东风不与诸葛便，铜雀春深锁黄氏”。北宋苏轼写“赤壁怀古”，想起的也是周郎而不是诸葛亮。这个事实对《三国演义》的作者是一个巨大挑战，想想看，如果赤壁之战这样一个奠定了三分天下格局的战略决战，诸葛亮居然没有出色的表演，《三国演义》的作者情何以堪！《三国演义》的妙处在于，这个困难不仅被克服了，而且克服得极为精彩。周瑜在最关键的时刻不得不求助于诸葛亮。“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忽然想起这件事来，不禁产生生理反应，昏倒在地。冬季很少刮东南风，倒是西北风比较多。如果到时候刮的真是西北风，烧的就不是曹军的战船，而是东吴的战船。周瑜对此一筹莫展，焦虑万分。这个时候，有人来救他了，不是别人，正是诸葛亮。《三国演义》写“祭东风”，煞有介事，每个环节都交代得非常周全。之所以写得那么细致，是因为只有写得像真的一样，才能显出诸葛亮特异功能的重要性：周瑜有什么了不得？要是没有诸葛亮，周瑜烧得了曹操的战船吗？诸葛亮的地位，一下子就提高了许多。
诸葛亮尤其擅长随机应变。在生活中，随机应变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日常智慧，在小说里，随机应变更有可能成为一种引人入胜的情节。越是那种随机应变的智谋，给读者的印象也就越深。所以，像曹操，像周瑜，像司马懿，虽然也都足智多谋，但并没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唯有诸葛亮，提到他，没有人不知道“草船借箭”的，没有人不知道“空城计”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计谋，都是诸葛亮随机应变的经典之作。
例如“草船借箭”。事件发生在赤壁之战初期，周瑜因为嫉妒诸葛亮，想找一个理由把他干掉。当时孙刘已经结盟，两家约定了共同抗击曹操，作为前线总指挥的周瑜，名正言顺地给诸葛亮布置任务，说：我们缺十万支箭，急着用，你要在十天之内，赶紧造出来。这是军令，如果完不成的话，军法从事。诸葛亮明知周瑜是在算计他，却不但没有推辞，还把十天变成了三天。变成三天倒也罢了，因为诸葛亮胸中有数。胸中有数的诸葛亮，却又故意装得紧张兮兮，跑去找鲁肃说：完了，周瑜给我这样一桩事情，你说怎么办？你得赶紧给我准备人力、物力啊！多少兵士，多少战船，多少草靶，诸葛亮一一说明，让鲁肃抓紧准备。鲁肃是个厚道人，或者说，《三国演义》里的鲁肃是个厚道人，一一照诸葛亮说的准备好了。但是，鲁肃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到了第三天，大清早，诸葛亮把鲁肃叫来。一起上了船，驾着船朝曹操的水军营寨一路划过去。到了离曹操水军营寨不远的地方，诸葛亮突然下令，让兵士们擂起鼓来，把我们忠厚老实的鲁肃，惊出一身冷汗。哎呀，明明那个曹操的水军营寨就在不远处，躲都躲不及，你还要擂鼓提醒对方，岂不是自投罗网？鲁肃大受惊吓，是情理之中的事。
有一个读者，我所见过的最实在的读者之一，徐城北，后来就这个情节写过一篇文章，说诸葛亮不厚道。他在《梨园风景线》中这样分析京剧《群英会》：“《群英会》采取了一种很反常的写法，根本不去描绘诸葛亮如何借箭，却把表现的重心移到诸葛亮与鲁肃的性格对比上面——写诸葛亮是个‘活神仙’，借箭之事早已料定并绝难产生失误，因此在舟中的时节就充满了闲情逸致；而鲁肃则是个不开窍的‘老实人’，对朋友的满腹担忧遭到了朋友的调侃及戏耍。”“不论他（指诸葛亮）遇到什么强敌，自己陷于何等‘绝境’，他都从容得甚至不屑一顾，而以鄙夷之笑付予置自己于‘死地’的强敌，并用闲情逸致与真正关心自己的‘老实人’（鲁肃）调侃开心。”“‘草船借箭’在《群英会》中，诸葛亮处在先知先觉的地位，从‘幽默’中渗透出来的，只能是对朋友、对世事的冷漠；而鲁肃始终被蒙在鼓里，他的一片友爱之情却化成对自己的委琐的嘲笑。”这是评京剧《群英会》，当然也适用于《三国演义》，因为《群英会》的情节就是从《三国演义》来的。徐城北的论证思路是这样的：诸葛亮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是谁？鲁肃好歹是一个吧！那么好的朋友，你也不给人家交个底。别人帮了你的忙，你还吓别人一场，吓出心脏病来怎么办？徐城北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情节的魅力就在于用一个老实人反衬诸葛亮的足智多谋。这样的做法，在古典小说里经常出现。比方《水浒传》，有一个人点子特多，就是宋江，作者就让一点心眼也没有的李逵来做他的搭档。两个人感情最好，皮肤黑到一样的程度，可是两个人的性格差别太大了。鲁肃和诸葛亮也是这样的搭档。鲁肃忠厚老实，诸葛亮机智无比。一个憨厚，一个精明，这样两个人在一起，就有了浓郁的喜剧意味。把憨厚的人受到捉弄的情节，放在道德的天平上加以掂量，并不合适。
鲁肃听到鼓声，紧张得不得了。但是读者不用担心，最终的结果是皆大欢喜。曹操的那些水兵，在夜色之中，尤其是在大雾之夜，压根儿就不敢近距离跟人交战，只是远远地向着鼓声传来的方向射箭。这正是诸葛亮的目的所在，这边的草垛上落满了箭，再把船掉过头来，让另一边的草垛也落满箭。诸葛亮的数学成绩，估计是非常好的。他粗略算了一下，就确信十万支箭已经有了。回去清点，果然绰绰有余。至于诸葛亮为什么估算得如此之准，这就不属于我们关心的范围了，老百姓心目中的诸葛亮，还能没有这点超算的本事？别人做不到的，诸葛亮都能做到。而诸葛亮一旦做到，读者就非常开心，仿佛是自己做到了一样：大家心中的诸葛亮，就是顶呱呱！
再如“空城计”。“草船借箭”是把诸葛亮从赤壁之战的配角成功变成了主角，“空城计”则让事实上打了败仗的诸葛亮，依然保持胜利者的态势。在“空城计”之前，诸葛亮和司马懿对垒，一个重要环节是派马谡去守街亭。马谡这个人，能说而不能做。他把部队集中在山顶，结果让司马懿把供水给切断了。没有了水，就不能做饭；不能做饭，士兵就只好饿肚子。饿着肚子的士兵，不用别人打就会失败，因为军心已乱。马谡败得一塌糊涂。街亭是诸葛亮必须守住的一个要地，而马谡把它弄丢了。司马懿的主力部队过了街亭，长驱直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说诸葛亮输给了司马懿，是毫无疑问的。只是，诸葛亮咽不下这口气。确切地说，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咽不下这口气。怎么能让诸葛亮输给司马懿呢？这样的棋局，无论如何得翻过来。《三国演义》也通常会给诸葛亮翻盘的机会。比如，诸葛亮病逝五丈原，情势被动之极，紧接着却是“死诸葛能走生仲达”，诸葛亮虽然已经去世，依然可以让司马懿惊慌失措。至于这一次，诸葛亮确实输了。这有什么要紧，正好用来反衬诸葛亮的精彩翻盘。再比如“空城计”这一段故事，司马懿的十几万主力部队，离诸葛亮所带领的那两三千人已经非常近了。一边是十几万的主力部队，一边是两三千文职人员。这些文职人员，可以抄抄写写，可以出点子，打仗却不管用。诸葛亮眼看就要完了。没想到，他随机应变，居然还有奇招。他让所驻扎的小镇一切保持常态，平时做什么，这时候照样做什么。打扫卫生的，继续打扫卫生；购买货物的，继续购买货物。诸葛亮本人，则在城楼上悠然自得地弹琴。一切照常。因为一切照常，司马懿做出了错误判断，他怀疑城中埋伏了许多兵力，不敢进城，向另外的方向走了。当然了，司马懿之所以判断失误，是因为他和诸葛亮是同样等级的智谋型人物。如果换了另外的人，比如把司马懿换成李逵，结果就不一样了。李逵挥着板斧，冲进城里，说不定就把诸葛亮捉将去了。幸好，诸葛亮面对的不是李逵。司马懿以正常的情理来推测诸葛亮，说，这个人一辈子谨慎，从不冒险，做事情总是力求稳妥；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成功。既然诸葛亮看上去若无其事，那一定是有埋伏的。所以，司马懿的十几万主力，避开了这座小城，空城计取得了圆满成功。诸葛亮的这一次随机应变，让他虽然失了街亭，却依然保持着比司马懿更为卓越的态势。“演义”写诸葛亮的翻盘，精彩至极。
看了诸葛亮这些特殊行为方式、特异功能和随机应变的能耐，可以有把握地得出一个结论：历史上的诸葛亮是一个具有卓越智慧的人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也是一个智慧超群的人物。两者的衔接，似乎并没有不吻合之处。但是，两者的区别其实是很大的：历史的诸葛亮，体现的是一种深刻的政治智慧；而《三国演义》的诸葛亮，体现的是一种民间故事所界定的智慧。这些故事都很有趣，但并不是历史事实。虽然不是历史事实，却深受读者喜欢。所有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没有不喜欢“草船借箭”的，没有不喜欢“空城计”的，没有不喜欢“锦囊妙计”的。读者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诸葛亮，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形态的诸葛亮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