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
当威廉·库诺（Wilhelm Cuno）任德国总理时，爱因斯坦完成了他的第一篇有关统一场论——此后他终生都在探索的问题——的论文。在爱因斯坦的家乡乌尔姆，一条小街以他的名字命名；1933年纳粹把它改成别的街名，但在二次大战后又恢复了原名。
爱因斯坦跟玛丽·居里、洛伦兹等人一起参加了国际联盟知识界合作委员会。
当时代把他和成百万人都卷入变动世界的政治和社会风暴中时，爱因斯坦愈来愈被非科学的事务分心。德国一直经受着经济困难和萧条，共产主义在东方有了很多追随者，并在穷人中特别受欢迎，许多人认为犹太人是这些状况的最好的替罪羊。反犹主义泛滥。
大部分德国人仍赞扬爱因斯坦。他们需要他的威望来为他们的机构增光，即使他曾批评过他们。他仍然友好、随和并“民主”地对待所有人；他认为人们应该尊重诚实的人，即使他们的观点与自己不同。在一个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暗杀了新上任的德国外交部长沃尔瑟·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爱因斯坦的一个犹太朋友）之后，爱因斯坦变得小心谨慎，远离任何有争议的政治舞台。确实，他得到警告，为他的安全起见不要出现在公众场合。他在7月16日写信给朋友索洛文说：“自从拉特瑙被可恶地谋杀之后，这里十分激动。我经常得到要小心的警告，已经取消了我的讲演，并在正式场合‘销声匿迹’，虽然我实际上没有离开。”但他确实开始考虑辞去在威廉皇帝研究所的职务并离开这里。
可是，爱因斯坦得到了另一次到海外作长期旅行的机会，首先去日本，回程时在巴勒斯坦和西班牙停留。他和埃尔莎是日本出版社改造社的客人，该社为他在日本做一系列讲演提供了丰厚的酬金。爱因斯坦夫妇在10月初离开德国，直赴马赛搭乘日本轮船“北野丸”。沿途在新加坡、香港、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和上海停留。
爱因斯坦的胃病又发作了，但得到了船医的诊治。在他赴上海的途中，他得到一个无疑使他感到高兴的消息：他因1905年发表的有关光电效应的工作被授予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11]带着新增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威望，爱因斯坦在日本六周的旅行中分别在东京、仙台、京都和福冈作了讲演，结束时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宴会上演奏了小提琴。
一个月后的回忆录和他后来的许多回忆录都记录了他在巴勒斯坦海滨的情况——这是他在旅行日记中记载的，仍保留在爱因斯坦档案馆中（有关他在日本旅行的那部分日记已在日本发表）。这次访问留给他持久的印象，影响了他今后生活的方向。
曾做过律师的天文学家哈勃，在1922～1924年证明，一些包含造父变星的星云不在银河系内，而在另一个更遥远的星系之内。这一发现使我们关于宇宙的知识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苏联物理学家弗里德曼（Alexander Friedmann）基于德西特（Willem de Sitter）以前的工作，证明宇宙——如爱因斯坦方程所描述的——可以膨胀或收缩。
丹麦的玻尔因对原子结构和原子发出的辐射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英国的阿斯顿——一个敏锐的运动员、音乐家和科学家——获得了化学奖，因为他利用质谱仪发现了非放射性元素的大量同位素，并阐明了［原子量的］整数法则。
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
106.“德国的状况”（Conditions in Germany），New Republic 32（1922）：197。
107.“纪念沃尔瑟·拉特瑙”（In Memorium Walther Rathenau），Neue Rundschau 33，part 2（1922）：815～816。
为1922年6月24日被两个右翼军官刺杀的德国外交部长写的悼文。纳粹党的领导人曾谴责拉特瑙参与“犹太—共产党人的阴谋”。
108.“科学对和平主义发展的影响”（Impact of Sci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acifism），为Kurt Lenz和Walter Fabian主编的Die Friedensbewegung（和平运动）所写德文文章，78～79，Berlin：Schwetschke，1922。
因为来源于科学的技术发明具有包括军事应用在内的国际影响，只要这些技术产品有可能被用于暴力之时，人们就必须创建一些组织致力于防止战争。
109.“1921年5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关于相对论的四次讲演”（Vier Vorlesungenüber Relativitätstheorie gehalten im Mai1921an der Universität Princeton），Braunschweig，Germany：Vieweg，1922。（英文版由伦敦的Methuen出版，Edwin P.Adams译，Princeton Science Libra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1921年爱因斯坦首次访美之行的主要任务是为建立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募款。普林斯顿大学邀请他作系列讲演（在两个多月内每周作三次），为此他要求15000美元讲演费。在协议中，系列讲演被分成四次讲演，题为“相对论的意义”，他因此只收到少得多的稿费。这本书在这些讲演的基础上写成。
110.“对金属超导性的理论探讨”（Theoretische Bemerkungen zur Supraleitung der Metalle），载Gedenkboek Kamerlingh Onnes（《卡麦林·昂内斯纪念文集》），429～435，Leiden：Ijdo，1922。
111.“有关波动说有效性极限的实验”（Experiment betreffend die Gültigkeitsgrenze der Undulationstheorie），Königlich 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erlin），Sitzungsberichte（1922）：4。
112.“光在弥散媒质中传播的理论”（Theorie der Lichtfortpflanzung in dispergierenden Medien），Königlich 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erlin），Sitzungsberichte（1922）：18～22。
113.“从量子论来考查施特恩—格拉赫实验”（Quantentheoretische Bemerkung zum Experiment von Stern und Gerlach）（with Paul Ehrenfest），Zeitschrift für Physik 11（1922）：31～34。
两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埃伦菲斯特证明，1922年发现的施特恩—格拉赫效应如果要显示原子在磁场中的行为，必须克服难以逾越的困难。关于埃伦菲斯特的更多情况可参见论文198，他是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114.“我是怎样发现相对论的”（Wie ich die Relativitätstheorie entdeckte），1922年12月14日在日本京都大学的非正式讲演。（石原纯记录，Y.A.Ono译成英文在1932年8月Physics Todayp.45上发表。）
爱因斯坦这次旅行中的翻译是日本物理学家石原纯（Yun Ishiwara）。石原纯于1923年在东京发表这一讲演的记录，并在1971年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