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
当爱因斯坦和埃尔莎仍在帕萨迪纳时，他们的生活受到时事的极大影响。1月，纳粹开始掌权，希特勒作为总理处于领导地位，并开始清除犹太人。人们劝告爱因斯坦，现在回德国太危险了，因为他已被悬赏通缉，他的书被否定和焚烧。爱因斯坦就来到比利时，在被沙丘环绕的宁静的海滨小村考克苏尔迈耶找了一个临时住所。比利时政府派警卫人员保护他们。4月，海伦·杜卡斯和迈尔从柏林来到此地和他们相聚。爱因斯坦的继女玛戈和她的丈夫德米特里已经逃到巴黎，而伊尔莎和鲁道夫仍留在柏林。在这次比利时逗留期间，爱因斯坦和王后伊利莎白更为熟识。
希特勒的青年团向他们拥护的领袖致敬
爱因斯坦的房子和银行存款被纳粹没收；但他预料到这种危机，所以在外国银行仍有一些存款。他开始对和平主义不抱幻想，一再警告世界，德国正在准备战争。他不得不承认有些国家（例如比利时）正面临巨大危险，面对强大凶恶的敌人别无选择，只能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强调，他乐意参军来保卫欧洲文明。他说，在内心他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只有在军事独裁不再存在时人们才可以持这种观点。对他的观点的转变，和平主义运动领导人谴责他是叛徒。
爱因斯坦辞去他在德国的一切职务，放弃了他的德国国籍。在考虑了几个工作机会以后，他决定接受弗莱克斯纳的聘请，同时这个聘约已升格为一个正式的在普林斯顿整年工作的职位。
流亡的爱因斯坦又在牛津度过整个6月份，并在逗留期间作了一次讲演，还会见了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然后，他作了最后一次去瑞士的旅行，与他的儿子爱德华见了最后一面。爱德华得了精神分裂症，被禁闭在布格赫尔策利的精神病院里，他定期到那里住院直到1965年去世。爱因斯坦感到除了在经济上供养他儿子之外，就无能为力了。9月，在去美国前四周，他回到了英国。10月3日，爱因斯坦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厅作了在欧洲的最后一次讲演，向听众警告他们即将面临的危险，赞扬他们仍然忠于他们的民主传统。
伊尔莎的丈夫鲁道夫·凯泽收拾了爱因斯坦的著作、通信和一些家具（包括那架大钢琴），从柏林送到法国。这些东西最终都从法国通过外交通道运往美国。
爱因斯坦和少数随行人员于10月17日到达普林斯顿，伊尔莎和玛戈以及她们的丈夫则留在巴黎。爱因斯坦一行第一夜住在幽雅的孔雀旅馆，之后才搬到图书馆和默塞尔街拐角的临时住处。这住处在数学大楼和待建的高等研究院院址之间，爱因斯坦在数学大楼有一个临时办公室。爱因斯坦在默塞尔街的永久住所离临时住处不远，是在一年半以后才住进去的。
爱因斯坦作为高等研究院的第一个研究员开始了他的“美国年代”。他再也没有回到欧洲。
政治滑向两个极端，法西斯纳粹一端和强硬路线的共产党人一端。纳粹下令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达豪建立第一个集中营，来监禁共产党人。到1945年为止，共囚禁了800万～1000万犹太人和其他“不良分子”，至少一半人被杀害。德国不再对和平感兴趣，退出了国际联盟，撤消了所有裁军谈判。希特勒获得了第三帝国的独裁权力，压制其他一切政党。他命令烧毁一切犹太人和非纳粹分子写的书（包括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并要求完全与纳粹精神一致，谴责自由思想。种族歇斯底里和偏见使得许多纳粹分子陷入狂热，凡是坚持拥护自由主义的人——主要是犹太人和共产党人——都要被消灭。一切现代主义艺术都被压制，肤浅的现实主义被提倡，科学研究因为新的法规受到严重阻碍。1939年以前，6万艺术家和成百的科学家计划离开德国。当纳粹继续威胁奥地利人时，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反对和德国合并，第二年他为此付出了生命。
在苏联，饥荒成了严重灾害，犹太人继续离开而去巴勒斯坦寻求较好的生活。斯大林的不人道不亚于希特勒，他开始了对共产党的大清洗，在全国范围内拘捕、监禁和杀害了许多布尔什维克和托洛斯基派的同情者，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和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因对量子力学的研究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薛定谔提出了描述非相对论性粒子的方程；狄拉克研究了带自旋的粒子并预言了反物质的存在。化学奖分配给基金会的主要基金部和化学部。
狄拉克（左）、海森伯和薛定谔
184.《为什么要战争？》（Why War？），Stuart Gilbert译，Pari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League of Nations，1933。
这本小册子是由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通信组成的，他们讨论了人类发动战争的倾向和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抵制这种倾向。
185.《反战斗争》（The Fight against War），Alfred Lief编，New York：John Day，1933。
这本64页的小册子选自爱因斯坦于1914～1932年有关战争的著作和讲话，对每一篇声明都给出了历史背景，通常还给出了特定的参考文献。
186.“论德—美协定”（Zur deutsch-amerikanischen Verständigung），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ulletin 43，no.138（1933）：4～8（in German），9～12（in English）。
1933年1月23日讨论会广播稿。亦见New York Times，1933年1月24日。
187.“给普鲁士科学院的信”（Letter to the 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Science，new series，77（1933）：444。
在这封1933年4月5日发出的信中，爱因斯坦表明了他辞去普鲁士科学院［院士职位］的理由（在3月28日的信中他已提出辞呈）：他不希望生活“在一个个人享受不到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以及言论和教学自由的国家”。他还表达了如下的意见：科学院对他进行了诽谤，责骂他在美国和法国犯下反对德国的“暴行”。
188.“误解的牺牲品”（Victim of Misunderstanding），Times（London），1933年9月16日。
在这封信中，爱因斯坦说明了他对共产主义的观点。
189.“文明和科学”（Civilization and Science），1933年10月4日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厅所作讲演。1934年以“欧洲的危险，欧洲的希望”（Europe's Danger，Europe's Hope）为题，在《欧洲之友丛书》（Friends of Europe Publication）no.4发表。
在这个由难民救济基金会组织的会议上，爱因斯坦讲述了个人自由和集体安全之间的关系，结论是：“只有通过危险和剧变，才能促使一些国家有进一步的发展。”New York Herald Tribune以“个人自由”（Personal Liberty）为题，于1934年2月4日重新发表了这篇讲话。
190.“半矢量的狄拉克方程”（Dirac-Gleichungen für Semi-Vektoren）（with Walther Mayer），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Amsterdam），Proceedings 36（1933）：497～502。
191.“把最自然的半矢量场方程分解为狄拉克型的旋量方程”（Spaltung der natürlichsten Feldgleichungen für Semi-Vektoren in Spinorgleichungen vom Diracschen Typus）（with Walther Mayer），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Amsterdam），Proceedings 36（1933）：615～619。
192.“论理论物理学的方法”（On the Method of Theoretical Physics），1933年6月10日在牛津大学所作Herbert Spencer讲座讲演。Oxford：Clarendon，1933。后又发表在The World asISee It（1934）和Ideas and Opinions（1954）。
在纪念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系列讲座中，爱因斯坦谈到理论体系的发展——体系中“有些关于实在的东西是无法言喻的，有些东西有时被描述为神秘和非常激动人心的”——和纯粹理性在科学中的作用。他主张纯粹思维能够把握实在，并能应用数学概念来证明他对这种体系的信心。
193.“广义相对论的来源”（Notes on the Origin of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1933年6月20日在格拉斯哥大学George A.Gibson基金讲座所作讲演。Glasgow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No.20.Glasgow：Jackson，1933。重印于Ideas and Opinions（1954）。
讲座的主办者要求爱因斯坦讲他自己的科学工作的历史。他同意这样做，因为他认为，说明自己的工作比说明别人的工作要容易些，不该为了谦虚而不这样做。他追溯了对他有影响的那些人的工作——这些工作最终导致他的发现，也概述了在他的思考中必须克服的一些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