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
1月，爱因斯坦应邀参加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城市之光》在好莱坞的首映式。两个富有魅力的人物的合照在媒体上广为传播。爱因斯坦也会见了其他名人，其中包括海伦·凯勒（Helen Keller）[17]、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和托马斯（Norman Thomas）[19]等。他还来到威尔逊山天文台会见天文学家哈勃。哈勃在1929年获得了宇宙确实在膨胀的证明，促使爱因斯坦承认他1917年论文（参见前面论文67的讨论）中的宇宙学常量是“最大的错误”。
3月，爱因斯坦乘火车从加州回纽约的途中，在大峡谷的霍皮印第安人居留地作了第一次停留。霍皮人送爱因斯坦一支和平笛，赞扬他的和平主义，并赠给他“伟大的亲戚”的称号。在芝加哥作短暂停留时，爱因斯坦利用仅有的一点时间发表了另一场和平主义演说。在纽约的阿斯特旅馆，他作了一次演说为巴勒斯坦募款，敦促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合作。此后，当爱因斯坦在回德国的船上时，德国的政治正发生动荡。
“伟大的亲戚”爱因斯坦在大峡谷访问霍皮印第安人
爱因斯坦在刚刚从旅途的劳累中恢复过来并在普鲁士科学院宣读两篇论文之后，5月又开始了在英国一个月的休假，他在牛津罗兹讲座作了几次讲演并接受了荣誉学位。爱因斯坦在牛津的黑板上写的几个方程式至今还保留着。爱因斯坦于1930年6月6日在诺丁汉作讲演时写下的方程也在该地的大学保留着。
夏天，爱因斯坦隐居在卡普特的家中。他一直关注着战争，他写信、发表声明宣扬和平主义，认为需要反对服兵役。他相信德国正走向希特勒的侵略性独裁。
12月，爱因斯坦又去帕萨迪纳，他和埃尔莎直接坐船去洛杉机。他已决定离开德国，正在商谈到别处（也包括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但他更愿留在欧洲工作。他继续宣扬和平主义，批评美国的种族歧视。
当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时，德国的多家银行倒闭了。
在科学方面，泡利（当时在苏黎世）预言了“一种小的中性粒子”——中微子的存在，以说明β衰变时能量的去向。施密特（Bernhard V.Schmidt）发明了新型望远镜光学系统，使得天文学家可以对大面积天空拍摄清晰的相片。奥地利逻辑学家哥德尔（Kurt Gödel）在25岁时发表了著名的“不完全性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表明在任何数学分支中，总有某些命题不能用该分支内的法则和公理证明其为真或为假。劳伦斯的回旋加速器［后来称为“原子粉碎器”（atom smasher）］在伯克利建成。
接近完工的［纽约］帝国大厦
和平主义者甘地到伦敦，阐明印度独立的理由。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奖金被拨给物理学基金会的主要基金部门和特殊基金部门。化学奖授予德国的贝吉乌斯（Friedrich Bergius）和博施（Carl Bosch），奖励他们发展了高压化学反应方法。
163.“科学和专政”（Science and Dictatorship），载Otto Forst-Battaglia主编的Dictatorshipon Trial，Huntley Paterson译，Winston Churchill作序，London：George G.Harrop，1930。1970年被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Freeport，N.Y.重印。
在希特勒、斯大林（Stalin）和墨索里尼（Mussolini）时代编撰的这部书中，“卓越的现代思想领袖”论述了整个历史中专政的权宜手段。爱因斯坦的语录由两行话组成，他说，专政意味着人们因被禁止言论自由而变得愚昧，而“科学只有在言论自由的氛围中才能繁荣”。
164.“科学与幸福”（Science and Happiness），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演讲。重印于New York Times，1931年2月22日，sec.9。又发表在Science，new series，73，no.1893（1931年4月10日）：375～381。
爱因斯坦夸张地问，为何科学带来如此少的幸福。他的答案是：我们还没有学会理智地使用它。科学家一定不要忘记，关心人们的幸福是一切专业努力的首要目标。
165.“好斗的和平主义”（Militant Pacifism），World Tomorrow 14（1931）：9。重印于Ideas and Opinions（1954），改为“积极的和平主义”（Active Pacifism）。
爱因斯坦作这些评论是对比利时佛兰芒人的和平示威的回应，他呼吁裁军，希望未来一代人“会把战争看作是他们先辈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反常行为”。
166.《宇宙宗教，以及其他方面的意见与箴言》（Cosmic Religion，，with Other Opinions and Aphorisms），New York：Covici-Friede，1931。
这本小册子包括有关宗教、和平主义、犹太人的自述、短文和箴言，选自以往的著作。
167.“泰戈尔同爱因斯坦的谈话”（Tagore Talks with Einstein），Asia 31（1931）：138～142。
这次关于东方音乐的谈话是由印度诗人和音乐家泰戈尔报道的。
168.“实在的本性”（The Nature of Reality），Modern Review（Calcutta）49（1931）：42～43。
在这次谈话中，爱因斯坦和泰戈尔讨论了美和真的本性。
169.“1932年裁军会议”（The 1932 Disarmament Conference），Nation 133（1931）：300。重印于Ideas and Opinions（1954）。
在宣告了政府应该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相反的关系之后，爱因斯坦讨论了需要国际裁军、废除强迫服兵役的制度和改变传承军事传统的教育制度的必要性。他公开谴责民族主义是不健康的，它会导致侵略和战争，呼吁保护全世界有良知的反战人物。他用一种乐观的语调写道：他相信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总的说来，确实是真切地期望废除战争的”。
170.《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言论和书信》（About Zionism：Speeches and Letters），Leon Simon爵士编译，New York：Macmillan，1931。
爱因斯坦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言论和书信，收集来自各种不同日期的原始资料。遗憾的是，没有给出原始资料的确切出处。
171.“广义相对论的宇宙学问题”（Zum kosmologischen Problem der allgemeinen Relativitätstheorie），Königlich 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erlin），Sitzungsberichte（1931）：235～237。
爱因斯坦在本文中接受了宇宙的非静态特性并拒绝了宇宙学常量，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并有害于他的场方程的简单性。（亦见前面的论文67的讨论。）
172.“引力和电的统一场论”（Einheitliche Theorie von Gravitation und Elektrizität），part 1（with Walther Mayer），Königlich 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erlin），Sitzungsberichte（1931）：541～557（part 2发表于1932年）。
173.“牛顿《光学》的前言”（“Forward”to Sir Issac Newton，Opticks），New York：McGraw-Hill，1931。
在回顾牛顿的工作的同时，爱因斯坦总结说：“他集实验家、理论家、工匠和——并不是最不重要的——讲解能手于一身。”
174.《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Relativity：The Special and General Theory），R.Lawson译，New York：Peter Smith，1931。
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此书是想“使那些从一般的和哲学的观点对相对论感兴趣但不熟悉理论物理的数学工具的人对相对论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他一再对自己说：不要追求文字的优美，“而要追求叙述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