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记（二）　基督世界的分裂

大事记（二）　基督世界的分裂

封建欧洲的进入文艺复兴时代，经院主义的衰亡和人文主义的兴起，教皇地位的衰落和帝国的勃兴，理性主义和绝对主权的萌芽，印刷术的引进和火器的发展，新世界和通往印度的海路的发现，再加上城市生活、财富、奢侈与贫穷、商业、贸易专利和高利贷等现象的成长，最后终于达到了“着火点”，这就是宗教改革（Reformation），也就是这些酝酿已久的因素的宗教性表现。

两个最大的导火线是路德（Luther，1483—1546）和茨温利（Zwingli，1484—1531），而继起者是一个更大的火种，即为加尔文（Calvin，1509—1564）。因为想使宗教恢复其原始的纯洁性，这些人终于变成了宿命主义者。他们深信人类的罪恶是无可救赎的，不管他们怎样生活，怎样行为，可是永恒的上帝却已经注定了只有少数人能进入天堂，而极大多数都必须入地狱。这种教义是把重心由上帝移到了魔鬼的身上，而同时又更认为《圣经》应为一切信仰和崇拜的法典。这两点遂成为宗教改革者的两大基本观念。

这三个人当中，最可怕的还是加尔文，他是一个狂热的组织家。他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认为他的命令即代表神意。在日内瓦，他建立他的警察国家，他反对天主教会，而自己却只想取而代之。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人类”，即所谓“清教徒”（Puritan）和一个新的朝代，这也可以很巧合地称为“圣经官僚主义”（Bibliocracy）。

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在其《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曾经说过：“所谓宗教改革者只是把哥特神秘主义的光明和安慰性的方面全部取消了——马利亚的崇拜，圣哲的尊重，符咒，朝圣和弥撒等。但是魔鬼和魔术的神话却仍然存在，它本是内在刑罚的象征和原因，现在这种刑罚终于达到了其最高的恐怖程度。”恨的律令代替了爱的律令。不久即产生了一大堆以魔鬼为主题的新教文学，而使宗教受到了毒害。

从今天看来，似乎很难明了像这样的教条怎会对人们具有如此的吸引力。可是路德的热烈神学和加尔文的冷酷逻辑却居然能获得人们的信仰。他们做出巨大的努力，发动了广泛的宣传，以所有不满意现状的人为争取的对象。许多不守清规和堕落的教士或僧侣都愿意接受这种新教，以免除其旧有的义务。许多国王把它当作是一种工具，以来充实自己的力量和对付帝国，并没收教会的财产以增强其财力。新兴的资本家也拥护它，因为新教不反对高利贷和承认新的经济条件。被压迫的大众也认为这种教义可以使大家都获得自由和放纵。

这种宗教改革所引起的纠纷，在此处无法深论，但是为了结束它，1555年9月25日，在奥格斯堡（Augsburg）曾经获得了一个妥协。一方面为斐迪南德，代表其兄长皇帝查理五世，另一方面为奥古斯特，为路德派的萨克森选侯（Elector of Saxony）。根据这个条约，所有的路德派君主对于主教的统治权，都可以获得自由，对于1552年《帕绍（Passau）条约》签订以前被没收的教产也仍可以占有不还。每一个君主都有权决定其人民应信仰何种宗教，换言之，日耳曼人民的信仰不再由教会来决定，而改由其地区性的君主来决定。虽然另有一个条款禁止没收天主教的土地和财产，可是路德派却宣布他们并不受这个条款的约束。

加尔文派本不包括在这个条约之内，同时也不能制止新教的发展，它在帝国境内迅速地传播着。《奥格斯堡条约》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建立了一个休战的状态，结果使日耳曼境内分成了两个“无所不在”的对立势力。诚如布莱斯勋爵（Lord Bryce）所说的：“两个互相敌对的制度在平行存在着的时候，是必然会互相寻求毁灭的。”由于加尔文主义的日益得势，而另外又有一个新成立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一心以消灭新教为目的，所以这种互相的毁灭更无可避免。

风暴的中心变成了布拉格，加尔文主义者在这里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1526年，波希米亚已经归于哈布斯堡王室的手中，1575年，马克西米连二世（Maximilian Ⅱ）的长子鲁道夫（Rudolf）被加冕为王。1576年，他继承了他父亲做了日耳曼皇帝，而以布拉格为其帝都。1609年，被他的新教臣民所迫，他颁发了所谓“圣谕”（Letter of Majesty），这个文件不仅保证他们的宗教自由，而且还有称为“保卫者”（Defenders）的武力。1611年，鲁道夫为他的兄弟马蒂亚斯（Matthias）所废，后者在5月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一年后又当选为皇帝。

此时，在《奥格斯堡条约》签订了之后，又有两个人物出现，成为新的冲突中心：一为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是一个天主教徒；另一为安哈尔特的克里斯蒂安亲王（Prince Christian of Anhalt），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前者认为这个条约是一个法理上的解决根据，所有一切的问题都应以其为基础。而后者则认为新教徒与奥地利之间是势不两立的。于是一个意外事件接着另一个意外事件，终于到了1607年，马克西米连占领了多瑙沃特（Donauwörth）自由城。这个事件促使安哈尔特的基督徒在次年建立了一个“福音同盟”（Evangelical Union）。面对着这个示威性的挑战，马克西米连也组织了一个“神圣天主教同盟”（Holy Catholic League），冲突已成必然之势。马蒂亚斯无子，帝国和波希米亚王位的继承人，可能将是斯提利亚的斐迪南德大公（Archduke Ferdinand of Styria），他是斐迪南德一世的孙子，也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马蒂亚斯害怕出乱子，把继承人的选举一直拖延到了1617年，此时已经不可再拖了。西班牙同意支持斐迪南德为候选人，但其默契中的条件为当他即帝位之后，愿意把阿尔萨斯的哈布斯堡采地让给西班牙王国。6月17日，国王的议员们，都是一些狂热的天主教徒，遂选举斐迪南德为波希米亚国王的继承人。于是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以图恩伯爵（Count Thurn）为领袖，拒绝承认斐迪南德为嗣王。12月，当布拉格大主教违反了“圣谕”的规定，下令强迫新教徒在这个国家的教堂中举行礼拜时，“保卫者”遂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国会（Diet）。1618年5月21日开始集会。第二天，经过了一番激烈的争论，国王最宠信的大臣都被人从拉德卡尼宫（Hradcany Palace）的窗口里抛了出来，这个事件被称为“布拉格护教事变”（Defenstration of Prague）。接着，波希米亚人就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由图恩伯爵组成了一支军队。与奥地利之间的冲突开始于7月，当时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这会发展成为欧洲的第一次大战，长达30年。

1619年3月20日，马蒂亚斯之死更加速了事态的发展。波希米亚、卢萨蒂亚（Lusatia）、西里西亚（Silesia）和摩拉维亚（Moravia）等邦，宣布斐迪南德的选举无效，另选巴拉丁领地选侯腓特烈五世（Frederich V Elector Palatinate）为他们的国王。腓特烈是一个狂热的加尔文主义者，他的妻子是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儿。

两天之后，选侯会议（Electoral College）在法兰克福召开，以求决定究应由何人来继承马蒂亚斯。这个会议为帝国的控制机关，不获得它的同意，日耳曼皇帝不能召开国会，制定税则，缔结同盟和宣战。这是1356年《金牛条约》（Golden Bull）所建立的。它包括着三个旧教、四个非旧教的君主。前者为美因茨（Mainz）、科隆（Cologne）和特雷沃（Trèves）三个选侯，都是天主教徒。后者为波希米亚国王、巴拉丁领地选侯、勃兰登堡（Brandenburg）选侯（两个人都是加尔文派）和萨克森选侯（路德教徒）。所以这是十分显明的，假使波希米亚国王为天主教徒，则天主教在这个机关中即可具有控制力；反之，若变成了一个非天主教徒，那么他们就变成少数了。这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即成为三十年战争的祸根。

在法兰克福的会议中，只有天主教的三个选侯是亲自出席的，其余四个则均由大使代表。腓特烈的大使所奉到的命令为，首先投票选举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天主教），但若其他的选侯都投票选举斐迪南德时，则他也应同意。如此，斐迪南德当选为皇帝，称为斐迪南德二世（1619—1637年在位）。可是这个决定作出之后，马上就有消息传来，说斐迪南德已被波希米亚人驱逐退位了。这不仅是对于斐迪南德个人的挑战，而且整个帝国体系都发生了动摇，于是这个危机立即变成了一个欧洲问题。

因为斐迪南德并无军队可以驱逐腓特烈，他就向马克西米连求救，在日耳曼诸君主中只有他一个人有一支常备军。1619年10月8日，马克西米连同意支援斐迪南德，其条件为在波希米亚的作战，都由他完全控制，而在腓特烈失败后，其选侯的头衔应移交给他。此外，以割让卢萨蒂亚为代价，斐迪南德也获得了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John George）的支持，这个人对加尔文派是并无好感的。此外，西班牙的腓力三世（1598—1621年在位）也立即给予斐迪南德以财政上的补助，使他能招募1万人的兵额，并从尼德兰境内借兵8000人给他。在另一方面，福音同盟诸国都承认了腓特烈，联合省、丹麦、瑞典也是一样。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国王伽柏（Bethlen Gabor），则更与波希米亚缔结同盟。

1620年7月，天主教同盟的军队一共2.5万人，由马克西米连、蒂里（Tilly）和布奎伊（Bucquoy）指挥，越过了奥地利的边界。同时，斯皮诺拉（Spinola）也率领了2.4万人，从佛兰德斯向巴拉丁领地进攻。11月8日，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White Hill），前者击溃了克里斯蒂安亲王所率领的波希米亚军，同时后者也侵入了巴拉丁领地。

假使斐迪南德能有较大的度量，则这一战即可以使福音同盟瓦解，而战争也可如此结束。可是他的主义却是：宁可统治一个沙漠，而不愿意国内充满了异端。他的迫害增强了加尔文派的敌忾。结果在曼斯费德伯爵（Count Ernest von Mansfeld）号召之下，这些残兵又集合了起来，许多人在失望之余也纷纷投效。曼斯费德是一个佣兵出身的加尔文派名将，不久即获得了“基督世界的阿提拉”的尊号，他把战争带到巴拉丁领地的境内。1622年的春季中，不伦瑞克公爵（Christian Duke of Brunswick）和巴登·杜尔拉赫侯爵（Margrave of Baden Durlach）乔治·腓特烈两个人的兵力也与他会合在一起。在一连串的战斗之后，6月，加尔文派在奥什斯特（Höchst）受到了一次决定性的失败，于是曼斯费德和基督徒退入阿尔萨斯的境内，以后就暂时留在东弗里斯兰（Friesland）。最后，1623年8月，在斯塔德罗洪（Stadtlohon），不伦瑞克公爵的兵力被击碎了，于是巴拉丁领地的征服才终告完成。

1621年1月，斐迪南德并无宪法上的根据，而把腓特烈废除了，1623年1月，为了使他对于马克西米连的诺言能兑现，他决定把腓特烈的选侯头衔转移给马克西米连。因为他并无权力召开国会，于是他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召开了一个选侯大会，以此来批准这个转移。除了马克西米连的兄弟科隆选侯，几乎所有其他日耳曼的重要君主，连同西班牙国王在内，都表示反对。虽然如此，2月23日，腓特烈还是被废了，两天之后，马克西米连终于如愿以偿。抗议之声如潮涌而来，萨克森和勃兰登堡两位选侯更拒绝承认他们的新同僚。

这些新教君主们的震惊不是没有理由的。不仅是这个违宪的事件威胁到他们本身的安全，而且马克西米连的加入，选侯会议中的权力平衡被破坏了，他们害怕自从1555年被他们所没收的教会财产都要交还。为了预防这一点，他们就向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1588—1648年在位）求援。他是属于路德派的，1624年5月，他答应接受他们的要求。战争开始进入了它的第二个阶段，从一个全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全欧的冲突。

若与丹麦陆军相比较，天主教同盟的兵力是太微弱了，斐迪南德遂处于进退两难之境，他也不愿意再多割让领土，以来换取同盟国的支援。可是这个困难不久就自动消失了，有一位捷克的冒险家华伦斯坦伯爵（Count Albrecht von Wallenstein，1583—1643）很有钱，他自动向皇帝提出一个建议：愿意免费贡献兵力4万人，其条件为所有军官的任免由他个人操纵。斐迪南德立即接受了这个要求，并赐予华伦斯坦以弗里德兰公爵（Duke of Friedland）的头衔。这样，帝国总算是有了它自己的军队，它的成本等于零，而只要有仗打，这支兵力也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因为华伦斯坦的格言是“以战养战”。

当斐迪南德正在部署一切时，英王詹姆斯一世也为了左袒其女婿，而与西班牙发生了争论。同时，法王路易十三（1610—1643年在位）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1585—1642）也以打破自从查理五世的时代起即包围法国的哈布斯堡包围圈为其政策，所以与英国、联合省和丹麦都缔结了同盟。于是法国人开始采取干预日耳曼事务的政策，从此，这个政策就一直使中欧多事了。因为胡格诺教派（系指法国境内的清教徒）的叛乱使黎塞留无法采取行动，而詹姆斯一世则又害怕召开国会，所以最后只有克里斯蒂安四世一个人出兵。他很想使他的势力伸达北海的港口，1626年，他进入了战场。

4月，华伦斯坦也出发了。他首先攻击曼斯费德，在德绍桥（Bridge of Dessau）击败了他，接着就蹂躏了梅克伦堡（Mecklenburg）和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一面前进一面增加他的人数，直到8万多人为止。8月27日，克里斯蒂安四世在卢特（Lutter）为蒂里所击溃。巴伦堡（Barenberg）和不伦瑞克都被攻占。(https://www.daowen.com)

巴拉丁领地的占领，使莱茵河中游开放了，从此又可以当作意大利与西属尼德兰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这对于西班牙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此后，华伦斯坦即开始去征服波罗的海地区。他的大军像潮水一样流入丹麦的本土，为了酬劳他，1628年3月，斐迪南德又把梅克伦堡公国赐予他。这个高压手段，比封马克西米连为选侯，还更引起人的反感，使所有的新教君主都不自安，认为整个日耳曼变成奥地利一省的时间是已经快到了。所以他们都决心团结起来推翻华伦斯坦，可是面对着他的8万大兵，却都有力不从心之感。

对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征服工作还在继续推进，当汉堡和吕贝克（Lübeck）拒绝与斐迪南德的同盟要求之后，华伦斯坦就进到了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以使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屈服。他的副将阿尼姆（Arnim）率领了2.5万人，在4月达到了该城之前，可是敌人却早已有准备。他们已经与丹麦和瑞典建立了联系，并有援兵从海上开入。6月23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Gustavus Adolphus）的代表与他们签订了一个为期20年的同盟条约。在同一天，华伦斯坦开始围攻。以后，他知道克里斯蒂安四世的远征军已经到了鲁根岛（Rügen）的附近，于是在第二天就解围了。

克里斯蒂安的军队在施特拉尔松德的东南面登陆，占领了伍尔加斯特（Wolgast），以当作侵入梅克伦堡的第一步骤，但是在8月12日，却遭到了华伦斯坦的截击而溃败。1629年初开始和谈，6月7日，他们缔结了一个《吕贝克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被牵涉在内。

华伦斯坦现在手中握有大兵12.5万人，自从克里斯蒂安四世失败之后，在欧洲更无敌人之存在，他就把这些兵分驻在各地，不分敌友都受到他们的骚扰。有一部分兵驻在萨克森的境内，这是并未获得皇帝同意的，在马克西米连支援之下，约翰·乔治遂向皇帝提出控诉。他们两个人都害怕华伦斯坦的权力如此日益增大，连斐迪南德本人也在害怕，因为他差不多已经变成一个傀儡了。但是，在斐迪南德还未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以前，他现在已经是获得了最高的权力，所以决定先使一个在他心中已存在的心愿兑现，即归还自从1555年来被不正当没收的教会财产。他知道没有一个国会肯批准这个政策，于是决定用敕令来执行它。1629年3月6日，他向一个毫无防御力量的日耳曼，宣布他的“归还敕令”（Edict of Restitution）。

如何削弱华伦斯坦的势力，依然是一个难题，虽然斐迪南德本人并未想去解决它，可是他的下一个行动却自动地走上了解决的途径。在西班牙唆使之下，斐迪南德同意参加对曼图亚（Mantua）公爵的战争，并调部队进入意大利。这个决定得罪了教皇，并使天主教之内发生了裂痕。于是黎塞留设法使瑞典与波兰之间达成休战，以便古斯塔夫可以出来领导新教徒对付日耳曼帝国。瑞典人已经占领了施特拉尔松德和皮劳（Pillau），波兰居于不利的形势，所以波兰国王西格蒙德三世（Sigismund Ⅲ）同意休战6年，1629年9月26日签订了条约。

华伦斯坦本人强烈地反对这个“归还敕令”，因为他认为为了对付欧洲的异教敌人土耳其，应有一个平静无事的日耳曼。另一方面，他还在不断地扩充兵力，以防古斯塔夫的干涉。但因为斐迪南德与西班牙缔结了同盟，到了1630年3月，他奉命派3万人进意大利。接着，西班牙又要求斐迪南德帮助他们镇压荷兰人，于是在马克西米连领导之下，这些选侯提出条件来，说只要华伦斯坦尚握着兵权，他们就拒绝考虑这个问题。约翰·乔治并进一步要求收回这个“归还敕令”。

若是放弃华伦斯坦，斐迪南德可以安抚这些天主教的选侯们；若是收回了“归还敕令”，则也更可以使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归顺。他决定采取前一条路线，于是在8月17日，他就在雷根斯堡与他的大臣们讨论如何解决华伦斯坦兵权问题。说来也够奇怪，当华伦斯坦知道了皇帝的心事后，他却一点都不抱怨，于8月24日自动提出辞呈。华伦斯坦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斐迪南德遂不再考虑第二个问题，将帝国兵权交给马克西米连和蒂里，又回到了战争开始时的态势。正当这个时候，古斯塔夫已经于7月6日在佩讷明德（Peenemünde）登陆，并正在巩固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