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斯比会战

第三章　内斯比会战

蔷薇战争为两个王室之间的冲突，大叛乱则为两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一个代表垂死的封建社会，另一个代表方兴未艾的资本家阶级。双方对于战争都并无准备，所以这场战争具有一种混乱的性质。军队兴起了之后，打了一阵又自动地消失了，可以说每一个郡县都有它自己的战争，所以围城战的情形是非常的普遍。过去承平已久，对于这种情形的形成也不无关系。这也是一种常例，长期和繁荣的和平养成了自私和不负责任的风气。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这也是造成大叛乱的最后一个（第七个）原因。

他在《长期国会》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一般的人民对于他们的责任毫无认识，也许一万人当中还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为什么要有国王或国家，他们认为对于自己的财产是具有绝对的主权，任何基于公共安全的理由来要他们出钱，都是违背他们的本愿。他们认为国王只不过是一个具有最高荣誉的头衔，而公侯伯子男等项爵位也都不过是虚位而已。在他们的生活中，并无法律，只有成例和习惯。他们认为一个国会愈是不肯把钱给政府用，则愈是聪明和称职。”

在这个战争中造成混乱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常备军的缺乏。所谓有训练的部队，实际上是一种略经训练的乡镇民兵。而当招募一支新军的时候，其水准甚至还要更差。譬如詹姆斯一世所勉强给予曼斯费德的人员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些人都是贫民、流氓、罪犯、盗贼之流，与其说是被领导着，不如说是被驱策着走上战场。当大叛乱爆发时，所招募的兵员也都大致类似。

当查理在诺丁汉升起他的王旗时，英格兰的西部和北部大体都是拥护他的，至于南部和东部则大致都是拥护国会的。[1]英国人民一共可以分为三个集团：一部分拥护查理，一部分拥护国会，还有一部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态度，但希望双方的斗争不要扰乱他们的生活。最后一类人最多，比前两类都多出了很多。

制造业中心、海港和大城镇——最重要的为伦敦——大部分都是属于清教徒的，所以在物资和财力两方面，都是国会远占优势。也可以说金钱实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要从平民中招募军队并不困难，可是这些人却只是为了军饷和抢劫才当兵的。此外，由于海军是反对查理的，所以国会又能获得海岸的控制权，并且在这些港口中获得关税收入，差不多每年在25万镑以上。

在领导能力方面，最初毫无疑问是查理方面占了优势，虽然他在数量上是处于劣势，可是在战争初期，缺乏人力并不太重要，因为双方都是乌合之众，谈不上有组织。但是由于缺乏船只和金钱，查理不能与法国、荷兰自由交通和从海外购买军需物资。所以，海权对于他的最后失败，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虽然如此，但在战争初期，国会方面采取一种委员会式的指挥系统，结果引起无穷的辩论，不仅浪费时间，而且措施也都是不彻底的，所以使这种优势都大部分被抵消了。

查理在诺丁汉募集兵力，并任命林赛伯爵（Earl of Lindsey）为统帅，这是一位69岁衰老无能的将领。而叛军——号称圆颅党（Roundhead）——则集中在北安普敦，由埃塞克斯（Essex）公爵任统帅。双方都感到金钱缺乏，都不能按时发饷，所以部队纪律废弛，逃亡颇多。兵器和弹药也都不够，一切工作都无效率之可言。首先，是纷纷要求人马的补充；其次，是准许军官们自由招募新单位，而已有的旧单位则听其自动消失；最后，终于采取强迫拉夫和征用物资的办法。双方的军队都算不得是一个有组织的战斗兵力。在这种环境之中，突然有鲁珀特亲王（Prince Rupert，1619—1682）和他的兄弟莫里斯（Maurice）从荷兰来到英国。这对于查理可以说是天上送来的救星。

鲁珀特为那个不幸的巴拉丁领地选侯的第三子，也就是查理的外甥，虽然还只有23岁，但却早已经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兵，他从14岁时起，就一直在参与丹麦和日耳曼境内的战争。他到了英国之后，查理就命令他指挥骑兵，并很聪明地决定他与林赛伯爵保持着独立的关系。鲁珀特这个人有无限的勇气，头脑僵化，性情活泼而暴躁。他对于科学和炮术也很有研究，不仅是一个好军人，而且也是一个好海员。他穿着猩红的上衣，镶上银边，骑着黑马，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只猴子和一只白色的哈巴狗。

对于王党而言，鲁珀特正是他们所需要的领袖人物，他能给予他们以精神上的鼓励，正像以后的缪拉（Murat）一样，他是一个超级的骑兵将才，所采用的为古斯塔夫的冲力战术，横刀跃马直向敌人冲去。虽然他比起克伦威尔是略有逊色，但却应该注意在内战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切的环境却都与克伦威尔成名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别。和克伦威尔不同，鲁珀特并没有时间来训练他的人员，其中多数都是青年和头脑僵化的骑士。要调度他们可以说是够困难的，在冲锋时要想掌握着他们，则更是不可能，这正好和在滑铁卢之战中的情形差不多。这些人是训练不足而热心有余，所以鲁珀特所采取的战术就是为了配合他们的这种情况，领导着他们对着组织尚未坚强的敌人，作旋风式的攻击。一时他的英名大振，使圆颅党见之生畏，正好像当年西班牙人看到德瑞克时一样。诚如沃里克爵士（Sir Warwick）在《剑桥近代史》中所批评的：“他使国王的军队获得了新的精神，使人人都奋勇向前。若是他的谨慎能与其勇敢相称，则一定会一帆风顺了。”

虽然这个战争中的战略很复杂，但是双方的战略目标却十分单纯。对于国会党而言，他们第一就是要坚守伦敦，这是他们在政治上和行政上的基地。其次，为了使他们的叛乱合法化，就必须俘虏国王，因为若不利用国王的权威，则他们的行为在人民眼中看来总还是不合法的。所以埃塞克斯公爵所奉到的命令是：“救出陛下本人，以及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等，以免他们受到失意分子的包围。”王党的目标就是要攻占伦敦城，因为这也就是叛乱的中心。可是要想达到这个目标，既不能用封锁，因为查理并无舰队；复不能靠围攻，因为查理又无攻城纵列。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引诱圆颅党离开伦敦城，在野战中将他们击碎，再乘着他们在失败之后士气颓丧之际，一鼓作气冲入城中，而不让他们有设防守城的机会。

要想执行这样一种战略，则查理需要更多的兵力。可是他现在在诺丁汉只有1万人，而埃塞克斯公爵在北安普敦却有2万人。所以查理决定向西移动，进到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和威尔士的边界上，那里的人民比较拥护他，可能招募更多的兵力来对抗埃塞克斯公爵。于是为了训练和组织，他可能要稍息一下，接着就准备迅速地直趋伦敦城，在途中击败埃塞克斯公爵，并希望他的失败能刺激在城内的王党起事，里应外合地把该城攻克。这固然是一种赌博，但却并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冒险。

9月13日，查理在诺丁汉拔营启程，向什鲁斯伯里进发，并于9月20日到达该地。一旦到了那里，他又夺占了切斯特（Chester），这个地方控制着到威尔士的道路——这是他最理想的招募地区——并且从那里又可以与爱尔兰取得接触。因为这个行动很诡秘，埃塞克斯公爵一时不知所措，直到9月19日，他才开始向伍斯特（Worcester）进发，其目的为使他自己位置在什鲁斯伯里与伦敦之间，以此来掩护后者。在全国之中，各地区内都已有战斗爆发，普利茅斯也为国王所占领。

查理于10月12日从什鲁斯伯里出发，经过布里奇诺斯（Bridgnorth）、伯明翰（Birmingham）和凯尼尔沃斯（Kenilworth）等地前进。他的意图是要想迂回埃塞克斯公爵的北面侧翼，然后一直进到他的后面，切断其与伦敦之间的关系。国王的前进使国会大感震惊，于是一再命令埃塞克斯公爵设法使国王接受会战。同时，在伦敦城中的有训练兵力，都集中在沃里克公爵的指挥之下，开始准备守城。埃塞克斯公爵转向东面，花尽了一切的脑筋，以求与查理取得接触，于10月22日到达了基尼顿（Kineton）。此时，国王正在艾德考特（Edgcott），在前者的东面，相距约7英里。

10月23日，就发生了边岭（Edgehill）之战。虽然战斗颇为激烈，但却并不具有决定性。当埃塞克斯公爵退向沃里克（Warwick）和考文垂（Coventry）时，查理与伦敦之间就不再有其他的障碍物了。但是他的陆军已经解体，弹药都已用尽，所以在他尚未建立一个基地之前，是不可能向前再推进的。他决定进到牛津（Oxford），并于10月29日到达。到了那里，他又感到犹豫不决了，不知道是应该宿营过冬还是继续前进。最后由于受到了鲁珀特的催促，才决定采取后者，但是时间浪费了许多，所以埃塞克斯已经可以取道圣奥尔本斯（St.Albans），赶在他的前面先到伦敦。11月12日，鲁珀特把叛军的前哨赶出了布伦特福德（Brentford），第二天在图恩汉草地（Turnham Green）与埃塞克斯的主力相遇。双方兵力的对比为二比一，查理若对一个已经掘有工事的敌人进攻，则所冒的危险实在是太大。所以在经过短时间的炮战之后，查理仍然回到牛津，以后在整场战争中，这里都一直是他的司令部。

伦敦具有如此重大的价值，所以查理决定作另外一次的努力，以此来夺取该城。他的计划是集中两支辅助性的军队，以与自己在牛津的兵力相会合：一支是由纽卡斯尔公爵指挥，位置在约克；另一支由霍普顿爵士（Sir Ralph Hopton）指挥，位置在康沃尔（Cornwall）。等到三支兵力都已准备周全，在牛津的一军遂取道泰晤士河谷，进到伦敦；而那两支兵力也分向南北两面会师城下，这两支兵力封锁泰晤士河上的一切船只，而国王的陆军则切断其陆上的补给。

在纸面上，这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计划，但是以查理所率领的这种乌合之众而论，则实在太不适合。就地招募的士兵都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家乡，因为害怕当他们离去时，家乡会遭到敌人的蹂躏。进一步说，因为圆颅党在赫尔和普利茅斯都占有坚强的阵地，所以那两支兵力若向伦敦进发时，则即无足够的兵力来掩护他们自己的家乡。除非他们先能解决敌人，否则就难免有后顾之忧。

正在讨论这个计划时，王后也从荷兰回来。在1643年的上半年，全国之内到处都有局部性的战争。7月26日，鲁珀特攻下了布里斯托尔（Bristol），这是英国的第二大城，这使查理的威望也升到了最高点。

向伦敦发动三面攻击的机会似乎成熟了。可是当正要开始行动之际，纽卡斯尔公爵的人员却因为赫尔仍在国会军手中，而不肯南行；同时霍普顿的人员也坚持必须等到普利茅斯攻下之后，再向东进军。威尔士人对格洛斯特（Gloucester）仍有国会军驻守，也感到很不放心，因为这里也威胁到在南威尔士的王党。查理既然现在无法向伦敦进攻，遂决定先攻取格洛斯特。8月10日，他开始围攻该城。埃塞克斯奉派赴援。

9月5日，当埃塞克斯接近格洛斯特时，查理解围转移到科茨沃尔德（Cotswolds）的阵地上，在那里受到了敌军的迂回，又退到纽伯里（Newbury）。9月20日，双方发生了激战，假使第二天查理再继续压迫，那么埃塞克斯就可能会被击败，其与伦敦的联络也会被切断。可是相反，查理于该夜却退回了牛津，从此伦敦遂不再受到威胁了。

当查理正在忙于作战时，皮姆却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自从1640年以来，反对党的领袖与苏格兰人之间，是一向就有暗中勾结的。现在两院就决定采取积极行动，派代表往苏格兰去寻求军事援助。8月7日国会的代表团到达了利斯（Leith）。

詹姆斯·格雷厄姆（James Graham），即蒙特罗斯侯爵（Marquis of Montrose），为苏格兰的王党领袖，一听到这个消息，即赶往在格洛斯特城下的国王营中。他劝说查理允许他集合在苏格兰境内忠于王室的兵力，抢先发动攻击。但是查理这个人却是太拘小节，认为这是不合法的，拒绝了他的请求。

皮姆却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小人。当代表团在利斯提出签订一个政治同盟的建议时，苏格兰人拒不接受，相反，他们却主张建立一个与1638年相似的宗教条约（Covenant），国会代表却马上接受了。这就是说取消主教制度，使英格兰的教会改走苏格兰教会的路线。进一步说，也就等于要扑灭在爱尔兰的天主教。

9月初，这个协定完成了，9月25日，神圣议会（Assembly Divines）和英国的众议院都宣誓接受。这违反了多数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愿望，长老会在三个王国中成为国教，为了酬报如此巨大的让步，苏格兰人同意派一支兵力去帮助英国的国会，而一切维持费则仍由国会负担。

皮姆死于11月8日，所以这个条约是他的最后杰作，从两方面来说，它是具有极重大意义的：（1）它使国会赢得了第一次内战。（2）它在宗教方面引起了所谓独立主义者（Independents）的兴起，主张各教会应有自治权（即宗教中的民主制度），结果遂造成了国会与陆军之间的裂痕。这又导致第二次内战，使国王被杀，并建立了克伦威尔的护国制度（Protectorate）。

1644年1月19日，苏格兰军共为步兵1.8万人和骑兵3000人，由利文（Leven）指挥，渡过了特威德河（Tweed）。为了封锁其进路，纽卡斯尔公爵立即赶往北方，以增援在纽卡斯尔的王党兵力。他所指挥的兵力，步兵不多于5000人，骑兵不多于3000人。4月11日，在约克郡指挥国会军的费尔法克斯勋爵（Lord Fairfax）父子向塞尔比（Selby）进攻。因为害怕会腹背受敌，纽卡斯尔公爵遂自动撤回，4月18日进入约克城闭关自守。利文接踵追来，4月20日与费尔法克斯父子在塔德卡斯特（Tadcaster）会合，不久即开始围攻约克城。6月2日，他们又与曼彻斯特（Manchester）公爵所率领的东部同盟部队（约1万人）会合。

查理在牛津感觉到约克城若沦陷了，则整个北方也就完了，他必须援救约克城，于是只好从南方抽调兵力，去增援在什鲁斯伯里的鲁珀特，并派他去解救约克之围。这样的做法也就等于不惜置牛津于丧失的危险中，因为埃塞克斯正在艾尔斯伯里（Aylesbury），而沃勒（Waller）也在法纳姆（Farnham）。查理决心冒险。5月16日，鲁珀特从什鲁斯伯里北上。2月13日，蒙特罗斯侯爵也已奉派为英王在苏格兰的副将（中将），此时也率领了一支小型兵力，越过边界以来分散敌军的兵力。

虽然纽卡斯尔公爵认为会战是不利的，但是鲁珀特却是性如烈火，他在7月2日进到了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面对着国会军和苏格兰军，展开了他的部队。敌军的位置是在托克维兹（Tockwith）与朗马斯顿（Long Marston）之间。双方都各有骑兵约7000人，但王党步兵仅1.1万人，处于一对二的劣势。

清晨5时开始会战，结果王军大败，主要原因为国会军的左翼骑兵，在克伦威尔指挥之下，做了很巧妙的运动。在这次战争中这是最大的一次会战，对于查理而言是一个第一等的灾难。纽卡斯尔公爵放弃了一切希望，辗转逃往欧陆。鲁珀特收拾了6000余名残余的骑兵，退往里士满（Richmnond），从那里再回到兰开斯特。7月16日，约克城投降了，两天以后，王后从法尔茅斯（Falmouth）逃往法国，从此与国王遂成永别了。

现在战争的命运操在国会党的手中，因为他们只要把费尔法克斯和利文的兵力向南推进，以与正在牛津附近的埃塞克斯与沃勒的兵力相会合，即可以围捕查理了。可是结果并不如此，在北方的三支兵力却分散了；利文去围攻纽卡斯尔城，曼彻斯特公爵回到林肯郡（Lincolnshire），费尔法克斯出发削平在约克郡境内的其他王党据点。在南方，沃勒的部队大部分为民兵所组成，开始涣散了；而埃塞克斯进入了康沃尔，于8月在福伊被困。9月2日，他的步兵都被迫投降了。虽然如此，对于国会方面，马斯顿荒原会战在这次战争中，还是一个极大的转捩点。最重要的是，它使一位英雄人物出头了，他就是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克伦威尔出生于1599年4月25日，其先世亦为贵族，他在1640年被选为剑桥的议员，战争爆发时，被任命为第67骑兵队的队长。在马斯顿一战之后，鲁珀特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作“铁甲”（Ironsides），这个绰号对于他是很适合的，等到这次战争将终之际，他的整个部队也都号称“铁骑”了。他的出身和教育都是非军事性的，克伦威尔从未受过战争的训练，虽然如此，他却具有稀有的指挥能力和决断，这都不是可以学而致之的。而且，当他开始投笔从戎之时，他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利，即有许多亲属与他合作，使他能以自己为核心，组成一个克伦威尔系统的军事集团。他的儿子奥利弗（Oliver）为骑兵第8队的掌旗官（cornet）；他未来的女婿艾尔顿（Henry Ireton）为骑兵第58队的队长；他的表兄弟约翰·汉普登为步兵第20团的团长；他的妻舅沃顿（Valentine Walton）为骑兵第73队的队长；他的表兄弟华里（Edward Whalley）为骑兵第6队的管旗官；他的邻居曼德维尔勋爵（Lord Mandeville）即为后来之曼彻斯特公爵，为步兵第10团的团长。在克伦威尔的精神领导之下，这个集团产生了联合的理念。如此，在1642年12月12日（边岭之战的前夕），国会才通过组织地方防御同盟的决议，于是成立了东部联防军（Eastern Association），包括诺福克（Norfolk）、萨福克（Suffolk）、埃塞克斯、赫尔福特郡（Hertfordshire）、亨廷顿（Huntingdon）和林肯等地区，而以剑桥为其核心——克伦威尔即为剑桥的国会代表。这个同盟以后变成了国会军的骨干。

克伦威尔虽在精神上为这个同盟的创造者，他第二天是否曾参加边岭之战，却已不可考，不过大约是在此时，他曾经与汉普登做过一次值得追忆的谈话。15年后他在他的第二次国会中致辞时，还曾经提到。他说：

当我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人员，几乎无往而不失败。我就向汉普登说：你的部队都是一些残兵败卒，而敌人的部队都是绅士阶级出身的青年人。你想这些卑鄙的人，在精神上敢向那些具有荣誉、勇气和决心的绅士们挑战吗？所以你首先应使部队具有精神，否则其失败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他的伟大理念，若无具有纪律的群众，则卓越的领导能力也无用处；而所谓纪律者，不仅要求官兵应该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而战，而且还要对于“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产生热爱”（love what they know），因为若无热情则纪律还是会落空。所以他就以神道设教，告诉部下应敬畏上帝，激发他们的良知。

1643年1月，克伦威尔回到了剑桥，开始对他的部队实行精神教育。3月，他的兵力扩充为一团，下辖5队，他自己升任团长（上校）。到了年底，他的兵力增到了9队以上。巴克斯特（Baxter）告诉我们说：“他特别注意把有宗教信仰的人吸收到他的部队中去，这些人要比一般军人更具理智，而不仅是为了金钱打仗。”另外有人在1643年5月，对于他做下述的新闻报道：“克伦威尔上校有2000名勇士，具有良好的纪律。凡是说下流话的，都要罚款12便士；酗酒的人都要受禁闭。若是谁喊他们为‘圆颅党’，也要受罚。他们到处都受到欢迎。假使所有的部队都能像他们这样有纪律，那该有多好呀！”

1643年9月，克伦威尔曾经写了两封有名的书信，也可以说明他内心中的观念。他写信给斯普林格爵士（Sir William Springe）说：“我希望你对于骑兵队长的人选必须慎重。以骑兵而论，素质要比数量还要重要。假使你选择敬畏上帝的人为队长，则全队中的忠实者都会追随他。”9月11日，他又写信给他的朋友奥利弗（Oliver St.John Fsquire）说：“我已有了一群可爱的伴侣，你应该敬重他们，你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忠诚的基督徒，他们希望把他们当作人来使用！”这最后一句话也是克伦威尔在建立纪律时的全部秘诀。

马斯顿会战之后，从1644年11月到1645年2月，就开始了一段终归失败的和谈。克伦威尔此时即认为非采取激烈的手段不可，否则军事方面绝难有起色。长老会的领袖曼彻斯特公爵是主张和平的，克伦威尔也主张和平，但却认为应从胜利中寻求和平。当危机加深之后，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愿意接受克伦威尔的领导。沃勒早就已经向国会报告过说，一个由地方民兵所组成的军队，是永远不会赢得战争的。

克伦威尔决定把将领的问题提到国会中去求解决，并坚决主张肃清一切政治将军，例如曼彻斯特公爵和埃塞克斯公爵等。这个提议遂成为“自动辞职的决议”（Self-denying Ordinance），所有上下两院的议员都一律免除军政的职务。12月19日，下院通过了，到了1645年4月3日，才勉强为上院所接受。同时在1644年11月23日，国会又决定组成两国（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委员会来研究改革军制的问题。最后的建议为成立一支总数为2.2万人的陆军——其中1.44万名为步兵，7600名为骑兵和龙骑兵——这些人员应有正规的薪饷，其费用由遭受战祸最少的地区担负。1月11日，下院通过了这个“新军制方案”，2月15日也为上院所采纳。不久即成立了一支常备性的国家军队，这是职业化的部队，其纪律则大致依照克伦威尔的观念。这个观念不仅仅是一种军事革命，诚如哈里逊（Frederic Harrison）在《克伦威尔传》中所说的：“以铁骑军为骨干而组成的新军，使全国的兵权都归入独立派的手中，使其能做彻底的改革。”新军不仅是一支军队，更是一支“《圣经》的部队”，“它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国会，这个国会比起那个在威斯敏斯特正式开会的国会，要更大、更坚决，在精神上和意志上也更团结。从这个时候起，革命的动力遂从下院转入军队的手里”。

一旦大家同意，在克伦威尔提议之下，国会通过了小费尔法克斯（Sir Thomas Fairfax）为总司令，他是一个纯正的军人，完全不带有地方色彩，现年还只有33岁。在他下面为中将级的骑兵司令、少将参谋长兼步兵司令等人。所有的将领和军官都经过谨慎的选择，但有人却说，他们与其是良好的军人，毋宁是良好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完全靠薪饷维持生活，那在当时是很宽裕的。

步兵的招募却较不令人满意，虽然所需之数不过1.44万人，但是沃勒全军只能供应600人，埃塞克斯约3000人，曼彻斯特约3500人。为了补足缺额，又只好采用拉夫的方式。尽管如此，到了1645年5月，步兵总数比应有的编制额还是要少三四千人。他们分编成12个团，每团10个连，每连平均为120人，又分为78名火枪兵和42名长矛兵，在战斗时列成6线纵深的横队。骑兵的招募似乎比较容易，只需要6600名骑兵和1000名龙骑兵。前者分为11个团，每团为6队，每队100人，其武装为刀剑、两支手枪、一顶钢盔和只有胸背两面的轻甲。龙骑兵只有一个团，共10连，所使用的兵器为火枪。他们的正常战斗队形为10列，在战斗时，有一列人负责守马的任务。

火炮，过去一直被忽视，现在也改组了。全军的火炮总数增到了56门，其中有许多都是六七英寸口径的，还有少数达到了12英寸——那是攻城用的臼炮。每门火炮配三名人员，一名炮手，两名弹药手。另外有两个团的火枪兵担负随护之责，但是驾驶人员却还是和从前一样的混杂。纵列中也有少数的工兵，不过也还是和现在一样，英国军人一向都是不喜欢挖掘工事的，但必须围攻，像1650年对爱丁堡要塞的围攻，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煤矿工人就被迫来担负这种工作。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虽然红衣首先并未被认定为制服，但克伦威尔的步兵却早已采用了，以后新军成立它遂成为步兵的通用军服，一直沿用到1914年。这些人员带有背囊，但无水壶，也有分拆成块的帐幕，其主要的口粮为面包和干酪。虽然并无野战病院的设立，但却有军法总监和宪兵司令，指挥少数的骑兵宪兵，以加强军纪和提高士气。体罚是准许的，但不得超过60鞭，虽然这支部队是由“圣人”所组成，但少数犯罪者也还是有的。

这一支新军规定只向国王与国会效忠，现在集中在温莎（Royal Windsor），由斯基朋（Skippon）少将指挥，穿上他们的红衣，开始接受训练。

当新军正在组织成形之时，在牛津的查理，正焦急地向两个方向看去：向西为康沃尔、德文（Devon）、萨默塞特（Somerset）和多塞特（Dorset），其目的是想在海上建立一个基地，并组成忠于国王的西部同盟，以此来对抗那个忠于国会的东部同盟。向北则为苏格兰，在那里蒙特罗斯侯爵已获得胜利，使王党的希望增加了。为了执行前一个计划，他派了哥林勋爵（Lord Goring）去围攻汤顿（Taunton），哥林于1645年3月11日，到达了该地。关于后者，国王的军政部长沃克（Walker）爵士曾经说它是鲁珀特的主张，因为他极想击败苏格兰人，以雪前一年失败的耻辱。

为了准备北方的战役，鲁珀特到格洛斯特等地去强征兵员，而查理则在牛津准备一切，以便与他会合，但是突然一切情形都发生了变化。4月20日，克伦威尔（尚未解职）奉命进到牛津以西，以阻止查理与鲁珀特的会合。他在以后7天之内，连续攻下了几个王党的坚强据点，并扫清了骚扰四乡的马匹。不久，国会对于汤顿的被围又感到恐慌，遂命令费尔法克斯率领其尚未编训完成的新军，约1.1万人，从纽伯里前进以去救援该城。费尔法克斯于4月30日出发，于5月7日到达了布兰德福德（Blandford）。

克伦威尔的突袭使查理丧失了机动性，因为没有挽马，其炮兵无法行动，所以查理把鲁珀特召回到牛津，等到发现他的骑兵实力还不够保护国王前进时，就又召回哥林。哥林把围攻的任务交给格伦维尔爵士（Sir Richard Grenville），在费尔法克斯从纽伯里出发的那一天，哥林也启程回牛津。5月7日，查理在牛津举行了一次战争会议。当时有人劝他放弃北上的计划，并用全部兵力打击正在布兰德福德的费尔法克斯。鲁珀特却表示反对，主要的原因是他手下的北方骑兵在兰格达尔爵士（Sir Marmaduke Langdale）指挥之下，希望回家去，同时他对于才智过人的哥林感到妒忌，不想在指挥上有这样一个对手。查理是一个不求甚解的人，遂决定采取折中方案，虽然可能会使双方都高兴，但却种下了其最后毁败的根源。他全部兵力不过1.1万人，居然还分为两部分，让鲁珀特往北，而哥林往西。

这个决定又引起了另外一个变化。国会方面一听到国王已经在行动中的消息，马上就命令费尔法克斯也前进，并围攻牛津。沃克说：“这把我们的计划全破坏了。”克拉伦登指出：“牛津的防御情况非常良好，是不可能被攻陷的。”所以费尔法克斯若屯兵坚城之下，对于查理是最为有利的。虽然如此，国王和他的群臣还是不能决定。此时蒙特罗斯于5月9日在奥地恩（Auldearn）赢得了一个卓越的胜利，于是现在是向北与他会师呢，还是向南以迎击费尔法克斯呢？结果又是采取一个折中办法，同时改向南行并引诱费尔法克斯离开牛津。想要引诱费尔法克斯离开牛津，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攻击国会方面所占有的某要地。(https://www.daowen.com)

合于这个条件而距离最近的城市即为莱斯特（Leicester），这城由派爵士（Sir Robert Pye）据守，守兵也很充足。王党决定攻占它，于5月31日，经过了相当艰苦的战斗，终于达到了目的。几天之后，查理写信给他的王后说：“自从叛乱发生以来，我觉得希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实际上，查理的处境是非常的危险，因为利文在其北，而费尔法克斯在其南。他本应暂留在莱斯特，先集合兵力再动，可是他却贸然地跳入了最后的一个泥沼。他本已从西部召回哥林，此外吉拉德（Gerard）也率领了3000名步骑兵，正向南威尔士前进，奉命来援。可是此时，他却又收回了成命，改嘱后者不要动，并命令哥林先占领纽伯里，以此来压迫费尔法克斯以解牛津之围。他自己则决定从莱斯特直接向牛津前进。他决定了之后，又绕道前往达文特里（Daventry），在那里停留了五天，其目的是搜集一些绵羊，以便带往牛津饲养。到了6月13日，他才知道费尔法克斯已经离开牛津，率领了一支远比自己实力更强大的部队，进到了北安普敦，在他的东方约15英里。这才使他大吃一惊。

事实的真相有如下述，当国会知道莱斯特已经沦陷的消息之后，就命令克伦威尔确保艾勒夫伊利（Isle of Ely），以来保护东部各县，又命令费尔法克斯解围前进。后者遂于6月5日，采取东北向的路线开始行动，6月7日，在谢灵顿（Sherington）与费尔默伊登上校（Col.Vermuyden）的2500名骑兵会合在一起。他们在这里开了一次战争会议，并向国会要求以克伦威尔升补还空着的中将缺，并指挥所有的骑兵。6月9日，又进到了斯托尼·斯特拉福德（Stony Stratford），6月12日，遂到达了北安普敦大路上的基斯林伯里（Kislingbury）——距离达文特里只有8英里。

这个前进使查理受到了奇袭，斯普里格（Sprigge）的记载说：“国王正在狩猎，全军毫无秩序，马匹都在吃草，对于我们的来到事先毫无所知。”但因为步兵尚未能赶上，所以费尔法克斯决定暂不前进，就宿营在那里。第二天清晨6时，他们正在举行战争会议，克伦威尔突然率领600名骑兵来到了，当即受到了全军官兵的热烈欢迎。查理也不敢再耽搁一分钟，集合了散开的人员，退到了哈勃勒（Harborough），其意图为退回莱斯特，再从纽瓦克（Newark）方面去调集部队。到了黄昏时，又听说艾尔顿已经把鲁珀特的一部分兵力逐出了内斯比（Naseby）。王军方面又召开了一次战争会议，决定不再退往莱斯特，而仓促应战。6月14日，查理把他的兵力展开了，地点是在哈勃勒南面1英里远的一个长岭上面。

在哈勃勒以南约7英里远的地方，即为内斯比村落，位置在一个小山顶上。在它周围的地区都是空旷地，也缺乏树木，中间为一些宽岭所分隔，称为“丘陵”。其中有一个夹在东法恩登（East Farndon）与阿克生登马格那（Oxenden Magna）两村之间，阿斯特里爵士（Sit Jacob Astley）所指挥的王党步兵即位置在这里。当圆颅党尚未出现之际，大约在上午8时，鲁珀特感到不耐烦了，遂命令他的搜索部队去寻找他们。当他们回来之后，仍无有关于敌军的情报，于是鲁珀特亲自策马前进，到了克里普斯顿（Clipston）村南面的高地上，看到诚如他所幻想的，敌军已经在全面撤退之中。他立即送了一个命令给阿斯特里，叫他前进到灰山（Dust Hill）。阿斯特里遵办了，遂放弃了其良好的防御阵地。

当时鲁珀特并不明了，事实真相却有如下述：6月14日凌晨3点，费尔法克斯在内斯比以南约4英里到4英里半远的地方，检阅了他的部队，因为相信查理会继续撤退，他就命令全军取道克里普斯顿，直向哈勃勒前进。可是当他们前进不久，即发现王党不但不后退，反而已经向哈勃勒以南前进。当费尔法克斯看到远方的敌军时，克伦威尔就建议说，磨坊山（Mill Hill）是一个较好的阵地。所以全军开始背进。当领先部队正在由斯基朋集合时，他又奉命令从山地的北坡移到南坡上，其目的是希望使敌人猜不到他们采取何种部署。鲁珀特误以为敌人是全面撤退了，遂使王军放弃了良好的防御阵地，并且在匆忙之中把许多兵器留在他们的后面。

现在查理也开始集合其兵力。全部数量是步兵不多于3500人，骑兵不多于4000人，共分成三线。第一线，中央为阿斯特里所指挥的步兵，右面为鲁珀特的骑兵，左面为兰格达尔的骑兵，都是以中队为单位分为两线。第二线由霍华德（Howard）的步兵所组成，在步兵团中间又夹着骑兵中队。第三线为国王和鲁珀特的步兵团，再加上国王的近卫骑兵，共约500人。

费尔法克斯也采取了平行的序列，骑兵及龙骑兵6500人，步兵7000人，共分为二线。第一线，由斯基朋的步兵居中央，前面没有前哨，左翼为克伦威尔，右翼为艾尔顿，都是骑兵。第二线为三个步兵团。为了保护左翼，阿克（Okey）的龙骑兵团又沿着兰特福（Lantford）树篱布防，这道树篱横越战场，从费尔法克斯的左面到查理的右面。

10点钟时会战开始，王军冲入了宽沼（Broad Moor），开始向对面的山脊攀登。此时，圆颅党也进到了峰顶。接着艾尔顿为枪弹所击中，受到了重伤，他那一翼立即发生混乱。鲁珀特一看见这种情形，就立即冲锋，把敌人这一部分骑兵逐出了战场。又是和平常的习惯一样，他控制不住他的人员，于是在疾驰之下，他们追入了内斯比村。在那里，鲁珀特命令费尔法克斯的辎重纵列投降，但却为对方掩护的火枪所击退。

现在再说到中央方面，沃克的记载说：“当我军进到山顶时，叛军虽向他们射击，但都瞄得太高，未能命中。双方步兵进到了短兵相接的距离时，才彼此可以看得清楚，于是立即发生了肉搏，我们的刀剑和枪托发挥了很大的功效。我看见他们的军旗纷纷倒下，其步兵发生了巨大的混乱。假使我们左翼方面在此时的表现，也能有右翼和中央两方面的一半好，则在几分钟之内即可以获得光荣的胜利了。”在这个决斗中，斯基朋受到了重伤，他的正面已经混乱不堪，向后撤退。诚如加德纳教授所说的：“在这个混乱之中，还能转败为胜的将领，则其能征服英国将无疑义。”

这位将领即为克伦威尔，他正率领着3600名骑兵，冲下山坡迎击对面来的兰格达尔的骑兵。当双方接近之后，克伦威尔命令冲锋，立即把敌军击溃，使敌人秩序大乱。

现在克伦威尔就显现出他是一个真正高明的骑兵将领了。他并不像鲁珀特那样的乘胜穷追，他只命令三个团去对付已经击退了的敌方骑兵，而把其余的兵力向左旋转，打击在阿斯特里暴露的左翼上。此时，查理也和他预备队中的骑兵，一同前进以来阻止那三个骑兵团的追击，于是就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外事件。克拉伦登的记载是这样的：当国王领着他的近卫骑兵，正要开始向敌人冲锋时，在他旁边的卡尼华斯（Carnewarth）公爵突然用手抓着国王的马鞭，嘴里用苏格兰的粗话向他说：“你找死吗？”不等国王会意，就掉过马头，率领部队向右跑，就这样既不向敌军冲锋，也不去援助自己的部队。

于是王军的中央部分完全孤立了，克伦威尔控制着他们的正面和攻击他们的侧翼。而阿克的龙骑兵则攻击他们的背面。王军完全丧失了秩序，当国会军接近时，他们就纷纷弃械投降。正当此际，鲁珀特回来了。他认为要想救出这些步兵是已经没有希望，赶紧追上国王与他们会合在一起。他本来还想回头阻止追兵，但是他的部下都不肯听命令了，只好一直逃走，而敌军即跟在后面追。查理的残余兵力一直跑到了莱斯特才收缰。

这是一次完全的胜利，诚如克拉伦登所说的：“国王与王国都在这一战中输光了。”5000名战俘，12门火炮（查理一直都未使用）和王军的全部纵列和辎重都落入了费尔法克斯的手中。此外还有8000套兵器，40桶火药和112面军旗。王军的死伤数字已不可考，估计在会战中损失约为700人，在追击中再加上300人，其中包括一些营妓和军眷在内。

国王的最重要损失为他私人的文件，其中包括许多他写给王后的信件草稿和副本。从这些文件中又发现他曾经寻求爱尔兰和其他外国部队的援助，并且准备取消反对英国天主教的法律。于是国会把凡是可以诬赖他的文件都公开发表，这对于国王的声望是一个极沉重的打击。

但是内斯比会战的最重要结果不是查理的失败，也不是他的名誉损失，而是这次会战为新军的第一次大胜，而这支新军主要又是由独立主义者组成的。由于内斯比的胜利，宗教独立派的气焰大涨，对于长老会实为一个致命的打击。[2]

克伦威尔在这一战之后，即6月14日黄昏，曾在哈勃勒向国会议长提出一个简单的报告。其结论是说：“在这一战中最诚实的人曾为你们做忠诚的服役。先生们，他们是可以信赖的，我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你们不要使他们丧气。我希望这一战能使所有参战人员获得其应有的酬谢。他们曾为国家的自由而冒生命的危险，我希望他们为了其良知的自由而信赖上帝，你们为了他们所争的自由而信赖上帝。”这是对于长老会的寡头政治做直接的挑战，所以后来下议院在发表这个报告时，特别把这一段删去了。

内斯比会战与马斯顿会战不同之点有如下述：后者若能继之以激烈的扩张，则可以使国会战胜国王，而前者则可以使独立主义者战胜国会。它使英格兰免受苏格兰教会（Kirk）的瘫痪性寡头政治的统治，而使这个国家接受了克伦威尔的统治，虽然也是寡头政治，但却是具有刺激的活力。在摄政时代（Interregnum）中，就可以找到内斯比会战对于历史的影响。

战争又拖了一年，查理的情况是日益黯淡，最后因为害怕落入国会的手中，1646年5月5日，他向苏格兰人投降了。可是苏格兰人因为想取得欠款40万镑，遂于1647年1月把查理送给英国国会以为交换，但并未将纽卡斯尔交还给英国。

国会重新获得了国王，也就等于获得一切宪法上的权利根据，为了能自由利用他，以在英格兰各地建立长老会的制度，国会两院在1647年3月通过了一项计划，解散陆军中的全部步兵。但是艾尔顿和克伦威尔却知道只有陆军是唯一足以约束长老会迫害热忱的工具，所以在他们心里却另有计划。他们认为国王为权威的基础，军队是权力的来源，二者若能结合在一起，则独立派的地位就可以绝对稳定了。所以在5月31日，即军队预定解散的前一日，克伦威尔命令掌旗官乔治·乔伊思（George Joyce）骑马到国王被监禁的地方霍姆比（Ho1mby），把国王弄到在纽马基特（Newmarket）的陆军司令部中来。到了6月7日，为了避免惩处，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都到了那里。

7月17日，艾尔顿本是独立派中最激烈的分子，他的态度远比克伦威尔更积极，现在就拟定了一个新政策。它的内容为主教应取消司法权，宗教条约也应废除，所有新教各派都有完全的宗教自由，现有的国会自动解散，未来的新国会任期为两年。在国会之下另设国务会议，其责任为执行外交政策和控制海陆军。这的确像一个政治家拟定的政策，当它被提交国会之后，军队也就奉命向伦敦进军，并且于8月6日进入该城。

从这时起到10月底，克伦威尔曾竭尽他的力量来使国王复位，其条件则为应遵守这个新计划。可是查理却拒绝合作。反之，他却又秘密地与苏格兰人勾结，后者答应拥护他复辟，其条件为在英国建立长老会的统治，并压迫其他一切的教派。这就又造成了第二次的内战，到了1648年8月17日，经过了普雷斯顿（Preston）会战，才为克伦威尔所扑灭。

艾尔顿对于查理完全丧失了耐性，10月他拟定了陆军的请愿书，坚持主权在民的观念，并要迅速审判国王。国会害怕艾尔顿尤过于查理，并拒绝受陆军的支配。为了消除下院中对于国王有利的分子，12月6日，艾尔顿派蒲莱德上校（Col.Pride）率领一团兵到国会中，捕去百余人。

在圣诞节不久前，查理被送到了温莎，并拒绝了最后的说服。在他拒绝接见上院的代表邓比（Lord Denbigh）之后，下院遂组建了一个法庭来审讯国王的叛国罪。当上院——现在议员总数已经少于12人——反对时，下院却不顾一切在1月6日组成了一个法庭，实际上这是没有合法根据的。1月19日开庭审理，查理直接向这个法庭的权威挑战，虽然如此，在1月27日他仍被判处死刑。1月30日，他以高贵和冷静的态度，在白厅的前面接受了死刑。民众观看的态度是沉默而恐惧。

为什么克伦威尔一直都是想营救查理，可是到了查理拒见邓比勋爵之后，才一改其态度，也力主审讯国王呢？我们必须先了解克伦威尔这个人，否则就会感到其莫测高深了。

克伦威尔这个人的个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物。实际上，克伦威尔不是一个单纯的人，而好像是几个人的混合体。他活力惊人，无论在哪一方面的表现都是强有力的：（1）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性、单纯和多情感的人，一个具有浪漫性和幻想力的人。（2）他是性情激烈、刚强的人。（3）他是一个具有决断和钢铁意志的军人。（4）他是一个工心计，善投机的政客，一切并无固定方针。（5）最后他自认为上帝的代表，替天行道，所以敢做任何残酷的行为。

作为一个政治家而论，他几乎只是一个投机的政客。事实上，除了完全信奉上帝以外，他根本就无任何具体的政策。所以他对于每一个情况的处理，照他说都是遵从上帝的指导，换言之，他只看需要与否，而不顾及其后果。他口头讲容忍，而自己却毫无容忍的度量；他坚持应做公开的讨论，而实际上却压迫言论自由。一直等到他继承了查理的地位之后，他才明白了国王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他如何来解决呢？他不仅步查理的后尘，而且他所实行的暴政，比之查理其残暴的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说到“替天行道”一层，他是一切都归之于天命，对于任何问题的解决，无不托之于祈祷。像所有的清教徒一样，他可以被称为一个“自欺的伪君子”，对于任何残酷的行为，照他看，在《圣经》中都可以找到有理的根据。所以他是以“自欺”的方式来“欺人”。

对于他的一切暴行，有些未免夸张，有些未免掩饰，不过下述的事实却是不能改变的，在12年的战争中，爱尔兰一共牺牲了50万人的生命，其总人口减到了100万人以下。

当查理受审时，克伦威尔首先是不断地跪在地上，祈求上帝的指示。可是不等到宣判，他在死刑执行令上就早已签好了字。以后，当某些审判官不愿在这个命令上签字时，他却把他们拖到字台边上，握着他们的手签字，并向他们发出歇斯底里式的狂笑。

查理被杀头之后，英国就受到克伦威尔的统治达10年之久。以上所述就是这个人的个性——自大、暴烈、不稳定和神化。

假使查理与国会之间的争执仅仅为财政问题，那么他一死之后，一切问题当可自动解决。但是这在骨子里却是一个宗教上的纠纷，独立派与长老会之间的仇恨，并不亚于长老会之于主教制度。所以查理死后，克伦威尔即补上了他的空缺。关于克伦威尔在宗教方面的措施，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现在只说他为了使人民不注意到其国内的暴政，遂决定对外采取侵略政策。最首要者即为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这又可以说是内斯比会战的一个真正具有永久性的后果。

虽然不无牵强之处，但却可以说查理凭借“军舰准备金”（Ship-money）所建立的舰队，完全不用武装商船，可以算是英国职业海军的始祖。在11年当中，皇家海军所增加的新船，不在207艘以下。

1638年，查理已经任命了一位海军元帅（Lord High Admiral）去指挥他的舰队。当叛变爆发之后，海军宣布拥护国会，由沃里克伯爵出任斯职。同时，国会设立了一个海军委员会（Navy Commissioners）以代替旧有的海军局（Navy Board），1649年又撤销海军元帅，而代之以一个海军小组委员会（Committe of Admiralty）。以后在国务会议之下，就是由这两个委员会来进行建立新型海军的工作。前者改善了海军的待遇，使他们能按时获得优厚的薪饷，后者则注重司法问题，其所出版的《战争条例》（Articles ofWar），成为以后一切海军法律纪律的基础。在委员会以下，有三个“海军将领”（Generals at Sea），分别由波帕姆（Edward Popham）、狄恩（Richard Deane）和布拉克（Robert Blake）来充任，负责海上船只的分配和调动。这三个人当中，布拉克对于海军的指挥和战术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3]

在1649年，布拉克的年龄为50岁。他本为商人，但对于海军却具有相当的知识。当时的商船都有武装，以来对付海盗和私掠者，所以他可能也有海战的经验。在第一次内战中，他曾在新陆军中做过团长，因为既有战绩复有海上的经验，遂为克伦威尔选拔为“海将”之一，不久他们就被称为“Admiral”了。关于布拉克，克拉伦登曾有下述的评论：

他是第一个不遵守旧规的人，显示出来新科学的价值。他也是第一个使船只与岸上炮台相格斗的人，在过去大家都认为炮台是无敌的，现在他却发现炮台只有虚声，而无实效。他把一股新的勇气输入了海军，使他们知道只要有决心，则无事不可为。他教会了他们不仅在水上打仗，而且还要在火中打仗。

有强大舰队的支持，克伦威尔就采取了古斯塔夫的路线，想在欧洲建立一个新教帝国，而以英格兰为其领袖。以后在1653年，他更向荷兰人提出这样一个惊人的建议，主张英格兰和联合省应把欧洲以外的一切有人居住的地区加以瓜分。可是荷兰人在英国内战期间，已经把英国的大部分海运贸易都接替过来了，而且现在也不再受法国的威胁，当然不愿接受这个建议，因为这毫无疑问会使它在商业方面要比英国落后。当荷兰人表示拒绝之后，1651年10月9日，克伦威尔就以《航海法案》（NavigationAct）为报复，禁止荷兰船只载运英属殖民地的货物。这是对于荷兰人商业优势的直接挑战。1652年5月19日，当荷兰海军拒绝英国人执行搜查权利时，第一次荷兰战争（The First Dutch War）爆发了，到1654年4月5日才结束，英国算是胜利了。

由于在欧洲建立一个新教帝国的企图失败了，所以荷兰战争结束之后，克伦威尔即决心支持法国以对付西班牙，这一次的目的比较实际，是为了寻觅一个海外帝国。可是他的动机还是混合的。一方面把西班牙人逐出其殖民地，这对于上帝是一种服务；另一方面获得大量的财富，又是对于英国有实惠的。他设计一个对于西印度群岛的远征，西班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他觉得对它实行奇袭也并非不光彩。1654年12月，这支远征军出发并攻占了牙买加（Jamaica），西班牙遂向英国宣战。其次，克伦威尔又与法国订定攻势同盟，其条件为在英国舰队和6000名陆军协助之下，法国人应代英国人征服敦刻尔克、格拉沃利讷、马尔戴克（Mardyke）等西班牙属地，以便英国人可以在欧洲建立一个桥头堡，以支持北欧方面的新教徒。说也奇怪，法国人居然表示同意，1657年5月，英军在布伦（Boulogne）登陆。9月25日，马尔戴克投降了，次年6月14日，又赢得了杜尼斯（Dunes）之战，敦刻尔克投降，并移交给英国人。其他沿海各城也都迅速降服。

1658年9月3日，克伦威尔逝世。现在西班牙也已经力竭，遂与英法议和，1659年11月7日，签订了《比利牛斯和约》。依照这个和约，阿韦讷（Avesnes）、鲁西永（Roussillon）、菲立普维尔（Philippville）和马里恩贝格（Marienburg）都割让给法国，此外还有阿尔萨斯和洛林，也在附带条件下，让与法国。西班牙又同意把腓力四世的女儿特蕾西亚（Infanta Maria Theresa）嫁给路易十四世，并有一个但书说，假使她的嫁妆付清了，则她应放弃其对西班牙王室的继承权。但以后始终未付清，所以路易十四也就不承认这个但书了。

虽然荷兰战争曾使英国获得一些经济利益，但西班牙战争却是一个灾难。它使法国在欧陆上称雄，但却破坏了英国的贸易，而让荷兰坐收渔人之利。它使英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债增高到了250万镑以上。詹姆斯（Margaret James）曾经说过：“摄政时期，经济的不安定和政治的不安定是平行的，所以无怪其然，伦敦本是反对查理一世的重心，以后反而对他的继承人表示莫大的欢迎。”

虽然他的外交政策失败了，在国内也完全不能建立一个国会式的政府，但是克伦威尔对于他的国家还是留下了一笔极重大的遗产。在1647年，他说他不知道要往何处去，这不无先知之明。9年后，他又说一切都是天命支配的，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错误。诚如詹姆斯对于这个时代的问题所评论的：

在国内，一种积极信仰的教条帮助工业主义开始成长。在国外，它也象征着帝国主义的开始。一个上帝的选民，应该比其侪辈居于较高的地位，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个上帝所选择的国家，也应该支配他的邻国。

于是从清教徒的宗教雾幕中，爬出来了工业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变成了英吉利文明的基础。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克伦威尔之流所能梦想得到的，但是自从内斯比一战之后，他的权力政策却使这种文明醒觉了。牺牲已经烧过了，神签的表示也是吉兆，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不久英格兰在这个时代中所担负的角色，即可以与古罗马相提并论，在以后的250年之内，把它的帝国之网撒遍了七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