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记（三）　英国的宪法战争

大事记（三）　英国的宪法战争

当三十年战争正在波希米亚境内势如鼎沸的时候，在英格兰也有一场平行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这场战争终于使王权崩溃了，从而建立了一个君主立宪的政体。它的根源要从百年战争中去发掘。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人开始用缴纳代金的制度，来代替军事服役；而有给制的职业性军队，代替了封建式的征兵。在此以前，刀剑就是权威的象征，可是此后，钱袋却经常向刀剑挑战，而且掌握着钱袋的人不再是封建诸侯，而是商人和贸易阶级，早期的国会大部分都是由他们组成的。

15世纪末叶和16世纪初叶，又有常备陆军制度的产生，这带来了另一个新的变化。对于大陆国家而言，除非他们真是没有养兵的力量，否则若无常备陆军，会感到安全没有保障，于是陆军变成了国王政府的一种必要工具。因为有了常备军，国王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都有了贯彻其意志的权力，所以欧陆国家不久即都取消了各自的国会。在西班牙，国会根本就被取消了，而在法兰西，从1614年到1789年，其国会始终不曾召开过。

英国占了岛国的地位，才未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当詹姆斯一世在1603年嗣位时，英国的唯一大陆领土也丧失了，所以唯一可以建立常备陆军制度的理由也就随之消灭了。如此，国会制度才在英格兰生根。没有陆军，国王既无法摧毁公众的反对，也不能控制钱袋的权力。英国与欧陆国家之间还另有一个根本上的差异，当欧陆诸国正在废除国会时，亨利八世在英国解散寺院，使商人阶级的财富大增，更提高了国会的权力。结果是贵族和平民两院变成了一种民主政治的代表，这是注定了迟早一定要向国王的权威挑战的。

话虽如此，但却不要忽视了一直到1688年《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通过之后，国会才开始获得统治权。在此以前，治理国家的还是国王和他自己所指派的大臣，而国会只有投票拥护他的权利。若是想象一个政府而没有国王，这正和想象一个天主教会而没有教皇是同样的不合理。此外，也并无宪法或法律上的根据，强迫一个英国的君主在他不需要援助的时候必须召开国会，对于国家而言，若是国王能够自己统治下去，就不必召开国会，则纳税人将觉得更为满意。当国王能够不要国会而单独统治下去，这却绝不是一种暴政，因为他的一切支出必定要在其合法收入之内，所以他的个人统治也正是良好政府的象征。

良好政府的意义，就是说国王可以自给自足，而不必向老百姓做额外的取索；为了不榨取人民，他又必须尽量地讲求经济节约之道，而最重要者为不要对外作战。这种政策是很难执行的，尤其是新世界被发现之后，大批的金银流入欧洲，使货币的价值下跌，这不仅足以引起社会秩序的不安，而且也减低了国王税收的购买力，使其更难于维持。由于财政上的困难，伊丽莎白的政策总是一方面希望防止战争，而另一方面却鼓励私掠行为。前者使她可以在固定收入限度之内统治这个国家；后者使她可以增加收入，而不必召开国会。詹姆斯一世的和平外交政策，其主要原因也在这里。1604年，与西班牙恢复和平关系之后，他就设法与西班牙王室缔结婚姻关系，首先是他的儿子亨利与腓力三世的女儿马利亚（Infanta Maria）订婚，亨利死后又改为查理。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为了补助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巴拉丁领地选侯的妻子——詹姆斯召开了他的第二次国会。国会作为效忠的象征表示，投票表决捐献14万镑的微数后，即自动休会。1623年2月，查理由他的好友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陪同往马德里，准备迎娶马利亚，并希望她的父亲能以使他的姐夫收复巴拉丁领地，来当作陪嫁的嫁妆。这个谈判破裂了，回到英国之后，白金汉公爵就开始领导一个反西班牙的群众运动。1642年，詹姆斯又勉强召开了另一次国会。这次国会建议取消与西班牙的婚约，并企图收复巴拉丁领地。但仅此而已，并无更进一步的措施。

白金汉公爵现在变成了英格兰的实际统治者，他正想制造一次对西班牙的战争，为了获得同盟国的支持，他就设法安排查理与法国亨利四世之女，路易十三之妹，亨丽埃塔·马利亚（Henrietta Maria）结婚。同时，他又派了1.2万名乌合之众，由来英求援的曼斯费德率领前往荷兰。因为缺乏粮饷，其中大部分人在荷兰都因为饥饿和疾病而丧亡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詹姆斯一世在1625年3月27日逝世了，为了应付未来的难局，他的儿子实在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作风。查理不仅缺乏其父亲所具有的常识，而且头脑死硬，不能了解他人的动机。但他也和他的父亲一样，坚信王权神授的思想。他逃避现实，沉溺在其乐观的幻想中，他有艺术家的禀性，并且是一个有高度文化水准的人。他爱读莎士比亚的著作，使他的那些清教徒臣民大感震惊。他的私生活是无可指摘的，照克拉伦登（Clarendon）的意见，他是一个高尚的绅士，一个最好的主人、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父亲，而且也是这个时代中所能产生的最好的基督徒。在一个革命的时代中，他是完全不适合的，甚至在正常的时代中，他也是不适合做皇帝的。

也可以说是太不幸了，当他即位之始，就受到了两个不良因素的影响。（1）他在5月1日，用代表的形式与亨丽埃塔·马利亚结婚，因为她是天主教徒，所以清教徒的国会和新教的臣民都大感不悦。（2）他受着白金汉公爵的影响，而忽视了当前的事实：只有遵守其父亲聪明的和平政策，才能维持统治权。白金汉公爵这个人是一个政治上的赌徒，胆大妄为，沉醉于大而无当的计划中，而缺乏实干的才能。

白金汉公爵是主战的，可是无钱就不能打仗，查理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改选一个新国会，6月18日，新国会集会。这个新国会是代表新教徒的，虽然查理所要求之数字接近100万镑，但是所通过的却在14万镑之下。此外为了控制国王，国会又违背惯例，把国王本应终身享受的吨税和磅税等项收入，规定只暂有一年的期限，所以，查理才即位三个月，国会与国王的关系即已形成了一个死结，解决之道只有两种：不是向国会屈服，即只有诉之于武力。8月12日，国会被解散了。

白金汉公爵又召集了8000余名流氓盗匪，模仿德瑞克的遗风，于10月8日，将他们送往海外，以夺占加的斯为目的。可是这次远征却完全不像德瑞克那样成功，结果全部溃败，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局势，使得查理不得不再召开第二次国会。1626年2月6日，国会开会后，马上就对白金汉公爵发动了激烈的攻击。5月8日，上院又正式提审他，虽然查理并未能获得一文钱，但是为了营救他的宠臣，他在6月15日又解散了国会。

在财政困难的情形之下，查理只好使用强迫贷款的手段。而白金汉公爵虽然手中已经有了一场战争，还感到不满足，于是又投入了另一场战争之中，这次是以法国为对象。接着向拉罗谢尔（La Rochelle）发动了一次远征，可是其失败之惨重要比加的斯那一次更甚。为了做第二次远征，他就劝查理再召开他的第三次国会。这次国会于1628年3月17日召开，对于国王表示着极强烈的敌意。5月28日，国会起草了一个《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其中最重要的条款为，不经国会两院的同意，政府不得强迫人民交纳任何捐献、贷款、租税等。查理最先表示拒绝，但是白金汉公爵仍然希望国会能够补助战费，所以力劝查理接受。接着国会又攻击白金汉公爵，并辩论吨税和磅税是否应当作租税的问题，使查理丧失了耐性。6月26日，他命令国会闭会。

现在在查理的朝代中，发生了第一个巨大的转变：8月23日，当白金汉公爵正在普利茅斯准备他的远征时，他突然为约翰·芬顿（John Fenton）所刺杀。这次远征军还是继续出发，结果仍然是大败。

当国会在1629年1月复会的时候，其中的极端派，在约翰·皮姆（John Pym）领导之下，对于国王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对于教会也发动了一个宗教性的攻势。教会本是查理的最后堡垒，只有通过它，他才能掌握民心。3月2日，他又解散了他的第三次国会，并不是因为他想不要国会而单独统治，而实在是因为有了国会，他就无法统治了。4月24日，他与法国讲和，1630年11月5日，他又与西班牙讲和。于是白金汉公爵的劳民伤财政策总算是被放弃了。

虽然现在没有国会，查理可以自由地统治了，可是严重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国会并不想推翻这个宪法，只想控制国王，使其变成国会的“橡皮图章”。假使没有国王，则国会对于政府就找不到一个宪法上的基础。所以第一个要点是国王仍继续为元首，而第二个要点则为国会凭着国王的名义，以此来作实际上的统治。现在查理既已摆脱了国外的纠缠，所以他所留下来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国内的困难。可是这一点他最后却还是失败了。

他的两个主要顾问为温德沃斯爵士（Sir Thomas Wentworth），他后来又做了第一代的斯特拉福德伯爵（Earl of Strafford），以及坎特伯里（Cantebury）大主教威廉·劳德（William Laud）。前者在查理的时代中，要算是最有才能的政治家之一。1629年，查理任命他为北方会议的主席，他为了解除平民的痛苦，不惜与约克郡纺织业中的资本家相冲突。1632年，他又调往爱尔兰任总督。在那里他打倒了伦敦富商的投机行为，并且为一支小型而有效的陆军奠定了基础，由爱尔兰国会出钱供养，此外也创立了阿尔斯特（Ulster）的麻纺工业。假使环境能许可他继续进行这些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则毫无疑问，虽然仍会更进一步地开罪富人阶级，可是只要能够小心不得罪一般的平民，则查理即可以获得一个颇孚人望的地位，而不必再召开另一次的国会。

可是劳德却使温德沃斯的一切善政都白费了。他是一个狂热的宗教改革家，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肃清教会。面对着激烈的反对，劳德把英格兰的教会肃清之后，又将目标移到了苏格兰。[9]这可以说是一个超级的愚行，因为苏格兰人都是最狂热的加尔文派，一旦他们反叛，查理就必须招募一支陆军去平乱，可是若不召开国会，则无法供给军饷。

但是劳德却不顾一切地清算苏格兰教会，结果苏格兰开始准备武装叛变。在三十年战争中，有许多苏格兰人曾经在古斯塔夫的部下服务过，这些老兵只要一呼就集合了起来。查理也开始备战，可是他所能召集的却只有地方性的团队，装备和训练都感不足，只能算是乌合之众。尽管如此，养兵还得花钱，因为他无法举债，所以在1639年6月，查理又在贝尔维克（Berwich）谈判了一个休战条约。9月他把温德沃斯召来伦敦，温德沃斯却劝国王再召开一个新的国会。[10]查理照办了，因为他每个月至少需要10万镑来维持他的军队。次年4月13日，国会开会，不特不投票捐献军费，在皮姆和汉普登（Hampden）领导之下，他们开始与苏格兰的代表勾结，阴谋造反。三个星期后，国会又被解散，这就被称为“短命”国会。

斯特拉福德伯爵建议把爱尔兰的陆军调入英格兰来，可是苏格兰人却抢先行动。他们越过了边界，在纽普恩（Newpurn）击溃了一部分英军，并占领了纽卡斯尔（Newcastle）。查理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下令再召开另一次国会。(https://www.daowen.com)

这就被称为“长命”国会，于1640年11月3日在威斯敏斯特开会。这简直是一个不加伪装的革命团体。它认为劳德有叛国之罪，同时也指控斯特拉福德伯爵，此外更通过了一个法案，认为未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解散国会。1641年5月8日，这两个法案在国会中都已经三读通过。于是为了对查理施加压力，皮姆可以说是深通心理战术，在伦敦发动了几千个流氓去包围“白厅”（Whitehall）——这是国王和其家属的住所。本来查理对于斯特拉福德伯爵是有约在先，他以国王的“金口玉言”，保证他一生荣华富贵，可是现在因为害怕王后和她的儿女会被暴民凌辱，经过了一番犹豫，并未否决这两个法案——照法理上说他是可以否决的——而在5月10日，都表示同意了。两天之后，斯特拉福德伯爵在塔堡山丘（Tower Hill）上被斩首示众。查理这种卑劣软弱的行为，是自毁长城，在这个重大危机之中，在他这个王国中，也许只有斯特拉福德伯爵一个人还具有克制其敌人的能力。查理签署了这种法案，无异于判决了自己的死刑。

接着就是许多新的改革：第一为国会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会期至少为50天，有制定法律的权利。司法权也脱离了国王的控制，宗教法庭被取消了。船税被宣布为不合法。当国王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都已饱受拘束之后，皮姆之徒遂开始向教会发动攻击。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主教逐出国会，并没收教会的财产以赔偿苏格兰人，从而减轻英国纳税人的负担。此外又与苏格兰人谈判了一个条约，接着在8月10日，查理出发前往苏格兰，其目的是使他这个分裂的王国重归于好。这是一个很不幸的行动，因为它使皮姆有机会对人民实行精神战，说国王有武装镇压的阴谋。更不幸的是，自从斯特拉福德伯爵死后，爱尔兰的政治又恢复了旧有的腐化状况，于是开始发生叛变，这样就更刺激了北部的人民，使他们害怕武装政变。

皮姆为了使正在发展中的危机赶紧结束，乃对国王发动了一个全国性的控诉，他拟了一个冗长的文件，叫作《大控诉》（Grand Remonstrance）。他指使国会赶在查理从苏格兰回来之前，就先通过它。在这个文件中对于查理在位期间的一切行动，都加以检讨，把所有的罪状都归之于天主教徒、主教和国王的大臣。同时也夸称现有国会的贡献，其结论则为要求国王取消主教的一切政治权力。

查理于11月25日回到伦敦，六天之后，以皮姆为首，国会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把这个文件呈送给他。当宣读了之后，查理即用闪烁之词作答，并命代表退出。皮姆看到这条合于宪法的路线已经走不通了，就想用另外一种手段来迫使国王屈服。他在国会中控告王后私通爱尔兰的叛徒，换言之，即犯了叛国之罪。

查理最好是不必理会这种恐吓，因为在多数的国家中，若是有人提出这种控诉，都是会激起公愤的，而使多数人都会拥护王后。查理却不此之图，因为他到苏格兰去的时候，获得了皮姆过去勾结苏格兰人谋叛的证据，于是在1642年1月3日，他就命令检察长对于皮姆等五个人提出叛国的控诉。为了拖延时间，贵族院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考虑这个起诉是否合法。查理本应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五个人从床上予以拘捕，他又迟疑不决，到了第二天在王后催促之下，他才率领了400名士兵到下院中去拘捕他们。可是他们却都已经逃走了。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大错，并非它本身不应该，而是它不应该失败。

查理现在感觉到在伦敦已经不安全，于是带着他的家属，迁往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王后从多佛，于2月23日渡海往荷兰避难。在她启程之前，查理曾和她商量，因为亨伯河（Humber）以北的人民绝大多数都还是效忠于他的，所以他的意图是想暂时以约克（York）为其行都。3月19日，他出发往该城。可是又犹豫不决，未能占领赫尔（Hull）城，这里却藏有大量的军火。以后他才以纽卡斯尔为其基地港口，接着王后开始把第一批军火运往该地。

最后，当叛徒已经动员了他们的兵力时，在9月22日，一个风雨满天的日子，国王才命令把他的王旗升扬在诺丁汉（Nottingham）的堡垒山（Castle Hill）上。这是对于他的人民所发出的一个呼吁，也是对于皮姆的永久性国会的正式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