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滕费尔德会战和吕岑会战

第二章　布莱滕费尔德会战和吕岑会战

古斯塔夫（1611—1632年在位）在日耳曼境内所打的两次巨大的会战，其所具有的军事重要性，在于战术和领导能力的改进方面，这对于战争艺术的发展，具有广泛的影响。所以在未检讨其后果之前，首先应分析在此以前陆战方面的发展，接着再分析古斯塔夫的将道，最后才考虑他所带来的战术变化。

虽然自从百年战争的后半期起，即已不缺乏军事上的新发明，甚至像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这一流的人，已经玄想到潜艇、战车和飞机等问题，可是在火炮广泛运用之前的主要战术问题，还不是如何在野战中击败敌人，而是如何把敌人从要塞中赶出去。一直等到15世纪的后半期中，要塞的问题被克服了之后，如何在战场上对火器做最好的利用的问题才开始产生。[1]

1512年，在拉韦讷的血战中，加斯东（Gaston de Foix）击败了神圣同盟的军队，炮兵在这一战中开始担负起决定性的任务。但是一直等到有了改良型的西班牙打火式火枪（matchlock musket）——第一次使用是在1521年帕尔马之围中——步枪手才开始显出他们的价值。这种新兵器有6英尺长，重15磅，从一个叉形的架子上发射。它的战术性运用是由佩斯卡拉（Pescara）侯爵所迅速发展成功的。1522年，在比柯卡（Bicocca）之战中，他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表演，证明火枪兵在开阔地中也有独立战斗的价值，这也是第一次使长矛兵（pikeman）仅仅变成了他们的辅助部队。第二年，在帕维亚之战中，用不断的射击和运动，佩斯卡拉的火枪兵为帝国主义者赢得了那个时代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会战；这个会战也为近代步兵战术奠定了基础。直到刺刀发明时，火枪和长矛始终还是主要的兵器。在这些方面，都是西班牙人领先，其主要的原因，是自从格拉纳达被征服之后，他们从许多老兵中建立了一支职业性的军队，称为“tercios”。通常这种战斗单位有2000—3000名步兵，其中1/3为火枪兵，2/3为长矛兵。有些“tercios”以皇室的王子（Infantas）为其荣誉指挥官，所以这种新型步兵又被称为“infantaria”，此即近代“步兵”（infantry）一词的由来。在16世纪中，这些重步兵组成长方形的队形，一共有30列的纵深，火枪手则构成方阵，位置在他们的角上。但是到了17世纪开始时，由于炮兵的进步，他们的纵深又常减为10列。

因为逐渐倚赖长矛以保护火枪兵，骑兵冲锋的机会遂大受限制，于是西班牙的骑兵训练又改以新发明的轮机手枪（wheellock pistol）为重点，而不再注重刀剑和长枪的使用。他们穿着重甲以抵抗火枪的火力，组成纵深的中队（squadrons），一列又一列地骑马冲到敌方长矛兵的身边，发射了手枪之后，即旋转着鱼贯退入后方，再重新装他们的弹药。

这些步兵通常集中在中央位置，野战炮兵列在他们的前面，前面更有散兵线的掩护。骑兵则位置在后方或两翼上。在会战时，总是使用平行的战斗序列，所以都要寻找一个开阔地带。若可能时，应背向日光和风向。通常都很少做追击，因为西班牙军的行李纵列都非常笨重，并携带有许多非战斗员和妇女。总而言之，西班牙人的战术迟缓、井井有条，但也非常笨重，可是对于一个训练不够良好的敌人而言，却是一个几乎无敌的力量。

在这个时候，其他多数的陆军大部分都还是倚赖佣兵来作战。在平时，他们的领袖都是一些职业军人，手中只保留极少数的专门人员，以供招募和训练之用，这也是他们的核心干部。一旦他们接受了一次战争的合约，其一般的兵员都是临时招募的，对于种族和宗教都一概不问。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为主要的兵源供应地。这些人只要对他们的直接长官宣誓效忠就行了，当他们被俘，或是契约满期之后，常常也会调换到另一边去吃粮。在冬天里，这些佣兵通常被解散，等到第二年春季再行招募，以准备进行下一个夏季战役。若与训练和装备都优良的西班牙“tercios”相比较，他们通常都只能算是乌合之众。

火器对于政治的影响也同等重要。诚如塞万提斯（Cervantes）所说的：“一个卑贱怯懦的火枪手可以夺取最英勇绅士的生命。”火器不仅使战争变得普罗化了，而且也使权力集中在王室的手中。任何个人都没有这样大的财力，以来购买火炮和装备火枪兵，所以只有国家才能担负得起。进一步说，由于政府握有如此巨大的权力，王室的地位遂逐渐升到了教廷之上，战争变成了政治的工具，而不再是道义上的考验。在17世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常备陆军制度的兴起，军备竞赛的发展和权力平衡的政策。军事服役不再是一个阶级的专利权，而成为一种民族性的职业。陆军虽尚未大众化，但战斗却已经大众化，这种发展实为这个时代的特色，三十年战争所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这一点。

欧洲各国都已经普遍地仿效西班牙的军事制度，所以古斯塔夫所要对付的也就是这种西班牙式的陆军。

古斯塔夫为瑞典国王查理九世（1604—1611年在位）的长子，1594年12月19日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他的祖父为伟大的古斯塔夫一世，也是瓦萨（Vasa）王朝的创立者，他是一个有商业心灵的人，他爱好中等阶级而反对贵族，所以把新教引入了瑞典。1611年，古斯塔夫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成为瑞典国王。同一年在与丹麦人的战斗中，他第一次尝到了战争的滋味。正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他的军事生涯是在儿童时期就开始了。诚如许多作者所批评的，他与这位伟大的马其顿人之间，在许多方面都是很相似的。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为法兰西人做先驱，这正好像亚历山大之于罗马人一样。此外他们的性格也是大致相同的。道奇在他的《古斯塔夫传》中说：除了亚历山大大帝以外，很少有其他的名将会像古斯塔夫这样对于会战具有热爱。他自己那样不怕死，他的军队自然不得不奋勇战斗。虽然他对于小事是很含蓄的，但是对于大事却会动感情。他是一个优良的骑师和体育家，具有卓越的幻想力，精力旺盛，爱好冒险，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虽然很易于激怒，但却也肯不念旧恶。他说：“我对于人民的过错，可以宽恕；但是他们对于我的疾言厉色，也应该不介意。”他对于朋友忠实，对于敌人慈悲，是一个具有高尚信仰的人，从不因为便利而牺牲他的主义。他对他的部下是很善于选择的，同时对于他所崇拜的英雄，也是同样善于选择，其中以拿索的莫里斯（Maurice of Nassau）为他所最崇拜的。他不仅会向敌人学习，而且也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精通各国语言，除了他本国的语言，还懂得拉丁、希腊、日耳曼、荷兰、意大利、波兰和俄罗斯语。在宗教方面，他是一个坚定的新教徒；在政治方面，他热爱他的祖国，而以统治波罗的海地区为其主要目标。

就其军事才能而言，古斯塔夫要算古今以来少数名将中的杰出者。拿破仑曾经说过：古斯塔夫是可以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等人相提并论的。他的伟大在于其观念的新奇和执行时的勇敢。从17岁起，他就经常获得战争的经验，而且经常在学习、发明、改进，并且敢作敢为。对于他而言，在战争中为什么能有如许惊人的成就，其原因就是一般人都会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他对于战争艺术的最大贡献，就是在近代中，他是第一位认清了机动是以纪律为基础，而纪律的基础又是有效率的行政和领导能力的将军。他的多数军官都是青年人，他不喜欢60岁以上的将领，并且要强迫他们照管他们的部下。金德里（Gindely）在《三十年战争史》一书中曾经说过：“他不仅使他的部下衣食无缺，而且还让他们拥有皮毛大衣，以御严寒；随时备有帐篷，以保护他们不受恶劣天气之苦和获得最合于人道的生活。在军营生活中严禁酗酒、赌博和说下流的言语。他也不准有放浪的妇女，他坚持所有的随营妇女都必须与士兵具有婚姻的关系。”此外，自从古代以来，他也是第一位把战术的基础放在兵器的威力上，而不放在人力上面的将军。以他的将道而论，克姆尼茨（Chemnitz）对此有综合的评论如下：

在领兵向敌人进攻，或是为了避免损失而退却，或是宿营和利用野战工事来增固他的营地时，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与古斯塔夫相比拟。他对于筑城、攻击和防御的技术，可以说是超人一等。他又善于猜度敌人的意图，并在战争中利用各种机会，那也是无人能及的。他对于全局作了一个总览之后，马上就部署他的兵力，足以使所有的机会都对于他有利。他比所有其余诸将要高明的地方有三点：战术、组织和兵器。

另外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于他也有下述的评论：他一向都是以身作则的，凡是他自己不做的事情，绝不让人家去冒险。他自奉极为节约，真能刻苦。对于部下真能推心置腹，知道专靠严刑峻罚是不足以赢得信心和忠诚的。

虽然也有人在战术能力和战略远见方面可以与他相等，但是以军事组织家的身份而论，也许除了马其顿的腓力，再没有另外一个军人是可以赶得上他的。他的军事改革包罗万象，等于创立了一个近代战争的新纪元。他不仅改组了每一个兵种，合并他们的战术，更建立了一整套的国内经济体系和有效的补给制度。他认清了他这个时代的军事方法已经落伍，因为所有各国的陆军都是抄袭西班牙的制度而毫无变化，到了三十年战争开始的时候，各国的陆军都已经变得笨重不堪。

古斯塔夫在检讨了现有的军事组织之后，就看清楚了最优势的兵器还是火枪。所以他在改组时，减少了长矛兵的数量，削短他们的长矛，从16英尺减到11英尺，也减轻他们的装甲，并把他们与火枪兵混合在一起以编成一个连。每个连除了军官以外，共为72个火枪兵和54个长矛兵。在布阵时，由长矛兵居中央，构成六列纵深的横队，四连为一营，八连为一团，两个到四个团为一旅，在这每一单位中，都是左右翼为火枪兵，而中央为长矛兵。他减轻火枪的重量，以便可以不用支架。他又逐渐地以齿轮打火机（wheellock）来代替火柴引火机（matchlock），也采用了纸弹壳（paper cartridges），并让他的人员用弹带来携带弹药。

他使用了两种类型的骑兵：一为轻骑兵（cuirassiers），另一为龙骑兵（dragoons）。前者只有部分的装甲，而后者则实为骑马步兵。前者在中队的组织中，所用的为三列的纵深，而不是旧有的十列，所受的训练为用袭步（gallop）冲锋，而不是用跑步（trot），只有在混战中才使用他们的手枪。他们以横队前进，或前后鱼贯，或成棋盘格状，最后一线则为预备队。虽然古斯塔夫照平常的惯例，也是把他的骑兵放在步兵的两翼上，但他也常把骑兵摆在每一条步兵横线的后面，并且时常把火枪兵与他们混合编在一起。一般说来，都是在炮兵轰击的浓烟掩护之下，骑兵向前冲锋；当他们把敌人的散兵线逐退了之后，他们就退回好让步兵前进；接着，再在另一轮轰击之下，他们再度冲锋，这一次的目标为敌人的两翼，把他们向中间赶以造成混乱，因为维持一条有秩序而完整的正面，实为成功的要件。

虽然他的骑兵和步兵都很优秀，可是其会战的基础却是炮兵的威力。[2]若说穆罕默德二世为第一个伟大的攻城炮兵专家，那么古斯塔夫就可以算是第一个伟大的野战炮兵专家。为了使火炮能获得机动性，他缩短了炮身，减轻了炮架，并减少了口径的种类，他一共采用了三种主要类型的火炮——攻城炮、野战炮和团属炮（regimental）。前两者的弹重可分为24磅、12磅和6磅三种。攻城炮重有60、30和15“百重”（cwt.）[3]三种。野战炮重量则有27、18和12“百重”三种。所谓团属火炮是一种轻型火炮，炮弹重四磅，每一团有两门，有一定数量的弹药用木盒装着，使其在一个火枪兵发射6发枪弹的时间中，它们恰好可以发射8颗炮弹，通常在炮弹方面，野战炮和团属炮都使用葡萄弹和榴霰弹，而攻城炮则用整个的大弹丸。

在补给方面，古斯塔夫所用的为有良好设备和防御的仓库，每个仓库都有正规的管理人员。他减少了行李车辆的数量，一个骑兵中队只有10辆，一个步兵连只准有8辆。晋升以资历为依据，刑罚都能合乎人道，不准拷打。他的参谋长为克尼弗森将军（Gen.Kniphausen），他的炮兵司令为托尔斯登森（Torstensson），是一个卓越的军人，在1630年还只有30岁。

当华伦斯坦沿着波罗的海海岸前进时，古斯塔夫投入了战争。古斯塔夫对于这场战争的本质颇有明白的了解，因为在此时他写信给他的首相乌克森谢纳（Axel Oxenstierna）说：“所有在欧洲的一切战争都会融合在一起，而变成一场单独的战争。”

4年以前（1624），英王詹姆斯一世和法王路易十三都曾向他试探过，但是因为他的条件太苛刻，要求先付军费，并占领两个港口（一在波罗的海方面，一在北海方面），这两位国王觉得他难惹，遂转而与丹麦人商洽。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继承了英国的王位，也同意支援这场战争。直到华伦斯坦已经占了梅克伦堡和包围施特拉尔松德时，古斯塔夫才认清了哈布斯堡王室的野心，是要控制波罗的海和海峡。所以他与波兰之间休战之后，就于1629年9月1日写信给他的首相说：“假使我们在瑞典境内等待敌人，则可能会丧失一切而一败涂地。若是能侥幸在日耳曼境内一战成功，那么就只有利而无害了。所以我们必须到国外去作战。瑞典境内决不容有敌旗的出现。”基于这个原因，他才派军往施特拉尔松德，以便在波美拉尼亚海岸上可以安全地登陆。

法国也正在困扰之中。当1628年10月法国的内乱平定之后，黎塞留即派了一个大使去寻求古斯塔夫的援助。他的计划是想利用古斯塔夫来当作法国人的工具。这场战争希望不要在日耳曼的境内打，而应发展到皇帝的故土中去，即进到奥得河上，并深入西里西亚、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同时更由法、英、荷三国在财政上补助瑞典。可是瑞典国王却并不愿做法国的工具。他现在已经摆脱了波兰战争的束缚，他知道因为其统治手段的暴虐，华伦斯坦的股票已经跌价了，而这个“归还敕令”也使所有的新教君主都感到害怕。所以他单独地加速准备战争。1630年7月6日，他率领了1.3万人在乌塞敦岛（Usedom）上登陆，以后又增援到4万人之多。从乌塞敦他进到了斯德丁（Stettin），强迫波美拉尼亚公爵波吉斯拉夫（Bogislav）向他投降。接着再进入梅克伦堡，使其被废的公爵复位，在8月初，并命令法尔根堡上校（Falkenberg）率领一支兵力去协助防守马格德堡（Magdeburg）。

他在波美拉尼亚站稳了脚跟之后，古斯塔夫就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比起他的敌人，他的资源才真是微小得不足道，而且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同盟国欢迎他。[4]萨克森的约翰·乔治不仅始终保持中立，而且还是古斯塔夫的秘密敌人，因为他担忧日耳曼的团结，并认为古斯塔夫是一个外来的征服者。勃兰登堡选侯也不支持他。假使斐迪南德此时能撤销“归还敕令”，那么这两位君主都可以争取过来，而使古斯塔夫的任务变得不可能完成。此外，丹麦虽守中立但含有敌意，法国态度动摇，荷兰表示妒忌，英国也不可靠，而波兰则比“胆汁还更苦”。这种情况是我们心里应该记着的，因为以后两军中的战略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这又受到三个因素的支配。

其一，我们应该认清为什么日耳曼会分裂成为许多个小国，其原因之一即为在莱茵河以东，向来就缺乏罗马时代的国道。其二，古斯塔夫的主要基地为瑞典，所以在他往内陆进展之前，必须先获得波罗的海沿岸的控制权，这样才能巩固其在波美拉尼亚的前进基地和海上的交通线。其三，主要的天主教强国都位于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即古罗马的旧域。使西班牙和奥地利能够携手的交通线即莱茵河的中段。不过在另一方面，奥得、易北、威悉等河又都流经新教的地区入海，而这个海也为新教势力所包围。

古斯塔夫对于这些事实都能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必须巩固了其基地之后，他才能向南行动。现在冬天已到，虽然这些选侯还是畏首畏尾的，可是法国人却已经与瑞典人签订了一个条约。1631年1月23日，这个《巴华德（Bärwalde）条约》签字了，根据它，古斯塔夫提供步兵3万人，骑兵6000人，而法国人则一次付与1.2万“塔勒”（thaler，日耳曼银币），以后5年中每年更付予40万“塔勒”。古斯塔夫也保证给予天主教徒以信仰自由和不蹂躏马克西米连的土地。

1631年的春季战役开始时，蒂里首先攻击新勃兰登堡，而他的将领巴本海姆伯爵（Count Pappenheim）则包围马格德堡。为了牵制前者，古斯塔夫进到了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于4月13日将其占领，但是蒂里却很狡猾，并不追随他，而直向马格德堡前进，并与巴本海姆会合在一起。

法兰克福被占领之后，古斯塔夫的唯一念头即为援救马格德堡，但他未获同意之前，却不能通过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领土，否则这两个选侯的兵力又可以打击他的背面。经过了许多的口舌，他才获得了乔治·威廉的同意，可以占领科斯琴（Küstrin）。以后又浪费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才获得了进入施潘道（Spandau）的许可。此时，萨克森的约翰·乔治却坚持不动，因为他拥有4万人的强大兵力，所以古斯塔夫被迫只好让马格德堡去碰天命了。

蒂里率领了2.5万人，到达了马格德堡，与巴本海姆一同围攻该城。5月21日，该城被攻陷了，在洗劫和火焚之后，全城3万居民都葬身烈焰之中。[5]这个暴行使所有的新教徒在心理上都大为震惊，于是古斯塔夫也就用恐怖以来对抗恐怖。他进到了柏林，在他的炮口威胁之下，勃兰登堡的乔治·威廉取消了中立。与赫斯-卡塞尔（Hesse-Cassel）的威廉和萨克森一魏玛（Saxe-Weimar）的伯恩哈德（Prince Bernhard）会师之后，古斯塔夫就暂时据守魏尔本（Werben），并击退了蒂里的来攻。这一战对于古斯塔夫颇有助益。因为各方面都已被切断，其军队有饥饿之虞，蒂里就率领了4万人侵入了萨克森，向莱比锡提出警告，要求该城投降，否则即以马格德堡为例。于是，约翰·乔治立即放弃了他的中立，并与古斯塔夫缔结同盟。这两支联军于9月15日在莫尔德河（Mulde）上的杜本（Duben）相遇。他们的总兵力共约有4.7万人，第二天他们向莱比锡进发，准备向敌人挑战。

因为杜本在莱比锡的北方，相隔只有35英里，所以蒂里要想撤退已经没有可能，而且他的部队在经过了几个月的饥饿之后，现在突然进入这个富饶地区，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所以他最好的对策是坚守莱比锡城，准备接受围攻，以等候援兵的到达。但是巴本海姆却认为他已经是老将无能，而怀有不同的想法。9月16日，他出发搜索敌情，遂乘机强迫蒂里出战。他派了一个使者向蒂里报告说：他已经看到敌人正在从杜本向南移动，他现在已不可能撤退，否则即将遭受极大的危险，并且要求蒂里立即支援他。这样他就成功地制造了一次决定命运的布莱滕费尔德（Breitenfeld）会战。

蒂里引兵出了莱比锡城，占领了一个在该城北面约5英里远的阵地，在其左方有一个小高地，上面即为布莱滕费尔德村落，而在右面即为斯腾堡村（Stenberg）。这个地方是一个古战场，号称“上帝的田亩”（God's acre）。依照一本古代的地理记载，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平原，上面布满了美丽的森林和许多果园。

蒂里是一员老将，出生于1559年，是一个谨慎理智的军人。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对他曾有下述的形容：“他身材很短小，样子瘦弱难看，两颊低陷，鼻子尖长，眼睛锐利深黑，蓄着长须。”他对于西班牙战术深有研究。他的战斗序列为由一线或两线的步兵所组成。一共为17个步兵大方阵，每个人数为1500人到2000人，两翼则为骑兵所组成的密集纵队。他的全军可能有4万人，其中1/4为骑兵。他自己指挥步兵，左翼的骑兵由巴本海姆指挥，右翼骑兵则由菲尔斯滕贝格（Fürstenberg）和依索拉尼（Isolani）指挥。他一共只有26门炮。重炮位置在中央与右翼之间的正前面，轻炮则在正中央的前面。孟罗（Col.Monro）说，他在地形、风向和日光三方面都占有优势。

9月16日，古斯塔夫从北面而来，在距离敌军一英里远的位置上宿营。在夜间，他在他的旅行车中以通宵的时间与约翰·赫伯恩（John Hepburn）爵士、霍恩（Horn）元帅、巴内尔（Banér）元帅和陶费尔（Teuffel）将军会商，他们都是全身甲胄的。

第二天拂晓时，瑞典营中即开始吹号上马，打鼓进兵。整个平原均为浓雾所掩，瑞典兵从雾中可以看见一线红色的火光，那就是蒂里的阵地。在祈祷之后，古斯塔夫展开了他的部队，采取与敌人平行的战斗序列。但是他并未采用旧式的西班牙方阵，而是把步兵分成旅或半旅，这样使火枪兵可以得到长矛兵的掩护，而且又可以从他们之间鱼贯而出，发射了其排枪之后，再退回原处。所以不再是一个不动的正方形堡垒，而变成了一个小型的活动要塞，彼此间还可以互助。

中央和右翼都由瑞典军担负，萨克森军则负责左翼。关于后者的阵容，已经无可考。至于瑞典军则有如下述：在中央部分，第一线为四个步兵旅，支援他们的为一个骑兵团和孟罗与拉姆赛（Ramsay）的两个步兵旅。第二线为三个步兵旅，包括赫伯恩的苏格兰兵在内，支援他们的为一个骑兵团。以上全部兵力由陶费尔和哈尔（Hall）指挥。在中央的后方还有两个骑兵团充任预备队。在右翼方面，由巴内尔指挥，第一线由六个骑兵团组成，中间夹着火枪兵，另有一个骑兵团供支援之用。第二线为四个骑兵团。在左翼方面，由霍恩指挥，第一线为三个骑兵团，夹着火枪兵，第二线为两个骑兵团。团属的火炮都分别位于各旅团的前面。而重炮兵则集中在中央的正前方，由托尔斯登森指挥，在霍恩元帅的左面即为萨克森军。全军可能为4.7万人，军帽上都飘着绿带，而帝国军则戴着白带。瑞典人的口号为“上帝保佑我们”，而帝国军的则为“圣马利亚”。

孟罗的记载上说：古斯塔夫亲自指示每一个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行动。于是在鼓角齐鸣、旌旗招展之下，会战开始了。敌军首先发炮，瑞典军也立即还击。这样炮声轰轰彼此打了两个半小时之久。瑞典的步骑兵还是屹立不动，像墙壁一样。但是火炮已经使行列中出现了许多的缺口。

瑞典的火炮数量较多，其发弹数要比帝国军多3倍。这使敌人感到极大的痛苦，巴本海姆却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战将，现在感觉到他们实在挡不住这样巨大的火力，于是不等待命令，即率领了5000名骑兵向瑞典军的右翼冲锋。这是一个愚蠢的行为，蒂里心里十分明白，不禁怒喊着说：“他们使我的名誉和光荣都付诸流水了！”这不仅是一个大错，而且也是一个大败，因为骑兵的手枪绝对不是“火枪”的对手。瑞典军用火枪兵夹在骑兵的当中，用火力扫射帝国骑兵的密集队形。巴本海姆一直冲锋7次之多，都被逐退，在最后一次时，巴内尔发动了他的预备队来一个反攻，将敌军击溃，把他们逐出战场。[6]

帝国军的右翼方面，误以为巴本海姆的冲锋即为全面进攻的信号，于是马上也向萨克森军冲锋。在第一次冲突之下，萨克森军即开始逃出了战场，约翰·乔治拼命用马刺夹着他的马，向艾伦堡（Eilenburg）飞逃。这足以抵消巴本海姆的错误，因为古斯塔夫的兵力现在突然地被减去了1/3以上。蒂里也是一个能力卓越的战术家，对于这个机会绝不会放过。他看到瑞典军左翼现在已经丧失了掩护，而且更受到了其右翼兵力的威胁。于是他命令其兵力向右斜进，再向左旋转，以攻击敌军的左翼，同时又命令菲尔斯滕贝格攻击敌军的后方。

假使对方不是瑞典军，则他这样的一个行动即可以产生决定性的效果。但古斯塔夫的部下在调动上的速度要比帝国军快了两倍，蒂里就不能稳操胜券了。古斯塔夫立即命令霍恩元帅，也向左旋转他的兵力，以应付蒂里的迂回，同时又从中央的第二线中，抽出了魏特森（Vitzthum）和赫伯恩的兵力，用来增援霍恩的左翼。(https://www.daowen.com)

苏格兰部队以密集的纵队前进。敌军首先屹立不动，准备迎击。但是瑞典军的炮兵火力要比敌人强过两倍，结果把敌军击散，于是长矛兵向前冲击，使敌军溃走。

正当左翼方面尚在苦战之际，古斯塔夫就抓着这个机会，来做决定性的一击。他骑马赶到右翼方面，命令巴内尔的骑兵攻击蒂里的左翼，自己则在四个骑兵团的前面，向尚有敌炮留下未动的山坡上冲锋。他扫过了它们，打击在蒂里步兵横线的左端上，并且用火炮痛击他们。同时，托尔斯登森也掉转了预备队的炮兵，向密集的西班牙方阵猛轰。接着还有一场困兽之斗，但是胜负却已经成为定局。不久，帝国军即已完全丧失秩序，开始溃逃。他们死了7000人，负伤和被俘共为3000人，损失了全部的火炮、90面旗帜和其补给纵列的全部。古斯塔夫的损失，包括萨克森军在内，尚未超出3000人，大部分都是被敌方炮火所杀伤。

瑞典军的大部分开始宿营过夜，孟罗说：“我们的营火所烧的东西都是敌人的弹药车辆和遗留下来的长矛，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员来利用它们。整夜，我们那些勇敢的战友，萨克森人，还一直在逃跑之中，认为一切都已经完了。”但是还有500名瑞典骑兵并未休息，由古斯塔夫亲自率领，向敌军残部实行追击。9月19日，在梅泽堡（Merseburg）俘获了3000人，于9月21日，在哈雷（Halle）才放弃了他的追击。

这次会战就这样结束了，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不仅是新战术对旧战术的第一次大考验，也是近代的第一次伟大陆上会战，这也是机动与火力第一次战胜了数量和长矛的冲力；而且，不管是好是歹，它也使天主教同盟本已复苏的力量又被粉碎了，并决定了日耳曼不再变成一个受奥地利王室统治的天主教地区。所以加德纳教授（Prof.Gardiner）说：这是“归还敕令的坟墓”和“日耳曼的内斯比（Naseby）”。或者如布莱斯教授所说，它使欧洲得以免受耶稣会的统治。

从1631年9月17日开始，直到他逝世，古斯塔夫成了新教徒的英雄。日耳曼北部的“人民”都把他当作一个救世主看待。他给予战争以精神和指导，若是没有这种精神和指导，则新教徒即可能全部崩溃，而西方世界的历史也要改写了。加德纳教授的评论似乎是很有远见的，他说：

那些战术，总结起来说，不过是他们用来保护的宗教和政治制度的一个军事表现。这个刚刚被击败的固体纵队，正足以代表在耶稣会组织之下人类生活的形式：个人会被群众所吞噬。蒂里过去曾经凭借纯粹的重量，击败了许多强敌。但是现在却有一支新军兴起来了，证明除非以有个性的智慧来作为基础，否则秩序和服从也就脆弱无力了。这是一种主义的成功，而不仅限于战斗。在精神、政治、文学和科学等方面，也都莫不皆然。

在布莱滕费尔德会战获胜之后，常常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为什么古斯塔夫不接着进军维也纳，而使斐迪南德屈服于其意志之下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应该这么做，而弗拉德（Folard）更把他与坎尼会战后的汉尼拔相比较。但是这个比较是不恰当的，因为环境是完全不相同的。第一，通到维也纳的道路十分恶劣，它要通过厄尔士山（Erzgebirge）森林和波希米亚的残破地区，而且冬天快要到了。第二，维也纳并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的首都，而只是一个“影子”皇帝的驻地，所以它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比不上半岛战争（1808—1814）中的马德里。第三，古斯塔夫已经距离他的基地数百英里，若再冒险前进，后方一旦发生了变乱，后果将不堪设想。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忠诚都不可靠，而巴伐利亚则威胁着他的侧翼。第四，当他最后决定进到莱茵河上时，虽然因为把战争带入了天主教地区中，会激怒黎塞留，但是他自己却可以获得新教的巴拉丁领地为基地，并获得了日耳曼最富有地区以来供养他的军队。过去这些地区对于天主教同盟，曾经供给了不少的人力和财力。第五，这是最后一点，但也并非最不重要的，在占领了巴拉丁领地之后，他就可以切断西班牙与尼德兰和意大利之间的联系。所以最后他决定向莱茵河上游前进，而萨克森选侯则把战争带入了波希米亚。

10月18日，古斯塔夫占领了维尔茨堡（Würzburg），推进到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再进到美因茨，经过了两天的围攻，该城投降了。在他伟大胜利后的3个月以内，他征服了莱茵地区的全部；组成了同盟，也指派了政府；迫使莱茵地区的一切天主教君主都保持中立；并把西班牙部队赶回了尼德兰。他在莱茵河中游的两岸上，在阿尔萨斯、下巴拉丁领地和科隆等地，都已经站稳了他的脚跟。这些成就使黎塞留大感不悦，他对于这种征服的迅速和彻底，颇为震惊。他说：“必须设法阻止这个西哥特人，因为他的成功对于法国和皇帝都同样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这种震惊也并非无根据的，因为古斯塔夫的目的，很明显是要组成一个新教同盟，而以他自己为领袖。这就是要完全毁灭掉帝国的制度，而黎塞留却并不想毁灭它，而只要使其不发挥作用而已。

怀着这种观念，1632年的春天，古斯塔夫又向蒂里挑战。后者自从在布莱滕费尔德战败之后，又招募了一支新军，此外洛林公爵（Duke of Lorraine）也率领了1.2万人与他会合在一起，其总兵力一共达到了4万余人。古斯塔夫在多瑙沃特渡过了多瑙河，并在莱希河（Lech）上与敌人遭遇了。在烟雾掩护和炮轰之下，他在河上架了桥，于4月16日击败了蒂里。蒂里负了重伤，14天后逝世了。

自从罢免了华伦斯坦之后，斐迪南德对于这个行动就一直很感到遗憾，在蒂里惨败之后，他就更想再起用他了，尽管事实上，他很害怕这位凶恶的魔王，但却又找不到另外的人选。这个人的眼光是超出了这个时代的。华伦斯坦的目的，很明显是想使这个帝国在一个虚名的王室之下统一起来，而由他自己任宫内大臣，总揽一切政权。所以他认为宗教纠纷必须停止，容忍之道必须讲求，为了相忍为国起见，只有用金钱贿赂为唯一有效的工具。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以计算为根据的。他是一个占星家，一个生意人，毫无道德和慈悲的观念，累积了大量的财富。他的态度是沉静、含蓄、神秘，没有人敢问他。他是快要启蒙的权力时代中的标准产物，这样的人在以后的时代中，可以做一个工业或银行大王，受到万人的景仰。

在失望之中，斐迪南德又只好向他求救，华伦斯坦却提出了极苛刻的条件：对于军队应有绝对和无条件的控制权，皇帝对他应完全信赖，不得到他的同意不准下任何命令，一切被充公没收的领土都由他控制，加速取消“归还敕令”，他还要有一个选侯的头衔。这些条件都全部被皇帝接受了，于是这位捷克人，才又以“波罗的海和大洋将军”的头衔，再度出山了。

华伦斯坦的第一个行动是企图争取萨克森的约翰·乔治，第二个行动则为动摇勃兰登堡选侯乔治·威廉的信心。但是他都未能获得成功，于是在1632年4月，他开始进兵波希米亚，这本来是由萨克森人占领的。他攻占了布拉格，强迫萨克森人撤退，6月27日，又与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连会合在一起，其全部兵力增至6万人。他进到了安贝格（Amberg），并在纽马克（Neumark）与瑞典军发生了冲突。古斯塔夫遂撤往纽伦堡。华伦斯坦跟着他追击，于7月16日，到达了菲尔特（Fürth），就在它的附近掘壕安营。

两军对峙达几个星期之久，整个日耳曼和欧洲都在焦急和希望之中等候消息。9月4日，由于补给的缺乏，古斯塔夫向对方阵地发动了一次突袭，结果被击退并损失了3000人左右。14天之后，因为军中患病人数已经有几千之多，古斯塔夫放弃了这个对峙，而决定向维也纳进军，以吸引华伦斯坦离开萨克森，可是后者却看透了他的计划，不但不随着他走，反而直趋萨克森，而马克西米连则率领其兵力的剩余部分，去防御巴伐利亚。接着，华伦斯坦也派人去通知霍尔克（Holk）和巴本海姆——他们正留在威悉河上——与他会合在一起，其意图为集中兵力以对付萨克森，而使约翰·乔治退出战争。

这个行动的意图马上就变得很明显了，约翰·乔治遂拼命地向古斯塔夫求援。瑞典王此时本已在途中，10月22日，又回到了纽伦堡。11月2日，萨克斯—魏玛的贝恩哈德也在阿恩施塔德（Arnstadt）与他会合在一起，11月8日，他占领了瑙姆堡（Naumburg）的柯森（Kosen）隘路。从那里他又催促约翰·乔治——他的军队正留在托尔高（Torgau）——率领所有一切能动用的兵力，来与他会合。

此时，莱比锡已经为霍尔克所占领，因为冬季将临，华伦斯坦假定古斯塔夫也一定会暂时休战，就决定在吕岑（Lützen）周围宿营过冬。为了避免人员过于拥挤，他又派巴本海姆与他的骑兵，去占领哈雷。

虽然在此以前，华伦斯坦的防御战略似乎都是比他的对手略高一筹，可是面对着古斯塔夫这样一位勇将，分散自己的兵力却未免是一个冒险的决定。11月14日，古斯塔夫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就决定设法使敌人接受会战，尽管他自己在数量上还是居于劣势的。

11月15日凌晨1点，他出发往皮高（Pegau），以求与萨克森人会师。他在那里停留了四个小时，但还没有听到萨克森军来到的消息，于是他就继续向吕岑前进，希望能对于兵力仍在分散状态中的敌人做一个奇袭。但是道路太坏，使他的行动大为延迟。在里巴赫（Rippach）他与一部分敌军遭遇，经过了一番激战，才把他们击散。那天夜间，他宿营的地方距离敌军有一英里左右。他举行了一个战争会议，克尼弗森主张迂回，贝恩哈德主张攻击，但是古斯塔夫却早已下定了他的决心。他说：现在骰子已经掷下了，他不能放过华伦斯坦而不攻击。

在敌方的营地中，华伦斯坦正在患着脚气病，必须用轿子抬着走。他整夜都在忙于设防，因为他是尽量避免战斗的。11月16日凌晨2点，他知道了古斯塔夫的兵力逼近了，才派了人去送了一个紧急命令给巴本海姆，他写道：敌人已经接近，把其他一切的事情都摆开，率领你的部队和炮兵赶紧回来。你明天上午必须要到达此地，因为敌人已经越过了里巴赫隘路。

两军现在对峙着的吕岑平原，它低而且平，从西南到东北，中间有一条莱比锡大路贯穿着，这条道路的路基较高，两面都有沟道；在吕岑以东约两英里的地方，有一条曲折的小溪流，叫作弗罗斯格拉本（Flossgraben），有许多地方都是可以徒涉的。华伦斯坦还是想象在纽伦堡的时候一样，只打一个纯粹防御性的会战，所以他在莱比锡大路北面不远的地方对兵力做一线的展开。他的右翼倚托在吕岑城北的一个小高地上面，这上面有几个磨坊。他的左翼则直达那条溪流。他把沿着大路的沟道改掘成为战壕，把火枪兵布置在它里面。他的兵力确数已不可考，可能为2.5万人，但巴本海姆的8000人尚不计算在内。他把全军分为中央、右翼、左翼三个部分。中央部分由四个步兵大“方阵”（tercios）所组成，由他自己指挥。右翼由柯罗里多（Colloredo）指挥，左翼由皮可罗米尼（Piccolomini）指挥，都是骑兵。他也守着吕岑城，这个城已为他所纵火焚毁。他的火炮约为60门到66门，分为两群，一在右翼的前方，一在中央右端的前方。

古斯塔夫在拂晓时即开始进攻，但大约在8点钟时，突然起了厚黑的浓雾，只好被迫停止。他就乘机向他的部下训话。他的目的为切断华伦斯坦与莱比锡之间的联系，这不仅可以使华伦斯坦丧失基地，而且也让约翰·乔治可以自由使用这条道路，这支兵力是他所昼夜期望的。他的兵力可能为1.8万人，他将其分为两线，大致区分如下：中央两线的兵力都是四旅半步兵，分别由布拉艾伯爵（Count Brahe）和克尼弗森指挥。在两翼方面为骑兵，其序列与布莱滕费尔德会战中相同。他自己指挥右翼，贝恩哈德指挥左翼，在中央后方只有一个骑兵预备队，则由欧姆上校（Col.Ohm）指挥。在步兵的前面，摆开了26门重炮。至于40门团属火炮则分布在火枪兵的前面。

根据当时参战的弗里伍德（Fleetwood）所记载的，战斗的情形有如下述：当雾开始消去的时候，炮兵就开始发射了，马上敌方也就加以还击。本来天气已经清朗，部队在10点钟左右开始前进，可是马上又起了大雾，彼此间几乎都看不清楚了。就是在那一个极短的清朗期间中，古斯塔夫就率领其右翼的骑兵，向前冲锋。他为战壕中的敌方火枪兵所击伤，他自己的手臂和坐骑的颈部都被射穿了，但是他仍不肯后退，跳过了壕沟，直向敌军扑去。[7]他击散了华伦斯坦的火枪兵，击溃了一部分柯罗里多骑兵，并把皮可罗米尼的重骑兵也逐退了。此时，贝恩哈德也率领左翼前进，逐退了柯罗里多的骑兵。中央的步兵也前进，并夺获了华伦斯坦的中央炮位，但不久又退回了。

由于大雾的原因，关于这一个阶段的战斗情形，几乎没有两个相同的报道。很明显，当古斯塔夫听到他的中央兵力已经撤退了，就率领着一团骑兵，赶往接应。在大雾中与他的部下分开了，他带着三个护卫人员冲入了敌方一群骑兵之中，他的头部和身上都中了弹，立即毙命；两个护卫人员被敌人砍倒，但有一个人却逃走了。

古斯塔夫的阵亡，不但没有使他的部下丧失士气，反而激起了狂热的报仇心理。瑞典军现在改由贝恩哈德指挥，继续进攻。此时，巴本海姆也赶回来了，他打击在瑞典军的右翼上，又把他们逐回到原有的位置上。正当此际，巴本海姆也阵亡了，于是会战变成了一场混战。国王的遗体被抢回了，华伦斯坦的火炮曾经失而复得达两次之多。最后，瑞典军不惜一切牺牲，拼命苦战，帝国军终被击溃，当夜幕将垂时，战场上也已经无敌踪了。瑞典军并未追击，损失也无确实的估计。弗里伍德说帝国军被杀者约为三四千人，而瑞典军则约为1500人。同时他也这样感慨：“假使上帝能愿意让他（古斯塔夫）今天不死，则我最确信他必可使日耳曼境内的一切战争，就此告一段落。”

这的确是很可能的，金德里在他的《三十年战争史》中说：“这是绝对可能的，他是可以达到他的最终目的，在日耳曼建立一个国家，使该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进步，提早100年以上的时间。”布莱斯也说：“在四次战役之中，古斯塔夫毁灭了皇帝的陆军和威望，蹂躏了他的土地，用空了他的府库，使他的力量削弱到了无法恢复的程度，即令今后再获得成功，也还是无法挽回这个颓势。”正和亚历山大一样，古斯塔夫也是在大业尚未完成之前，就先死了的。他所遗留下来的任务是太伟大了，使他的后继者担负不起。

假使不是有黎塞留的煽动，则战争可能就此结束。帝国崩溃了，华伦斯坦的信用也破产了，终于在1634年被刺身死。但是由于法国人尚未能获得莱茵河左岸的控制权，所以战争仍然继续进行。黎塞留继续鼓动战争，劝说所有各国应以全面和平为目标，并且说个别的解决是既不有利而又不可靠，这样他就逐渐使哈布斯堡的诸侯将他们的势力消磨殆尽，并收回了20年来法国因为不决和无能而丧失了的土地。

话虽如此，黎塞留虽然是一个第一流的政治家，但却并不是一个战略家，他从不曾认清战争是一种艺术。

1634年9月6日的讷德林根（Nördlingen）会战为另一个转捩点。在这一战中，贝恩哈德受到了决定性的挫败。到了次年的春天，整个日耳曼南部的版图又重新归入皇帝的手中。1635年5月30日，皇帝与约翰·乔治之间签订了《布拉格和约》，于是同盟也解散了。

在法国支持之下，瑞典不肯承认这个和约，这场战争遂进入了其最后阶段——侵入和征服——一面为法国和瑞典，另一面为奥地利和西班牙。前者的目的是一贯的，即拆散哈布斯堡的包围圈。现在一切的理想都消灭了，包括斐迪南德的、古斯塔夫的和华伦斯坦的。战争现在变得更为野蛮，也变成了波旁王室对哈布斯堡王室之间的战争，完全是一种权力之争了。农民叛变了，只有军人才能活命，一大群挨饿的妇孺跟在军队后面，好像是一条尾巴一样。（金德里曾经举了一个例证：一个3.8万人的军队，却有12.7万人的妇女、小孩和其他随营人员。）战火差不多延烧到了巴黎的城门口，使它的居民都惊惧不堪。战斗是互相胜负，而整个地区却已经人烟绝灭。慢慢地，大家都开始厌战了，于是才又有一线的和平曙光。

斐迪南德二世死于1637年2月15日。他的遗嘱希望他的国家从此永不分裂，这样就建立了奥地利王朝。法兰西王朝的创立者黎塞留也在1642年12月5日逝世。接着路易十三在1643年5月4日逝世，继承他的人为路易十四，他出生于1638年。14天之后，即发生了罗克鲁瓦（Rocroi）会战，西班牙式的军事制度也就告以结束。托尔斯登森为当时的名将之一，于1645年3月6日赢得了江考（Jankau）的决定会战，于是萨克森与瑞典之间才建立了和平关系。这场战争在1648年秋季以瑞典人对布拉格的围攻为结束。

冲突无法再继续下去，因为斐迪南德三世（1637—1657年在位）已经不再能抵抗法国的压迫，他的帝国变成了一片荒郊，不再能供养他的军队。和谈早已开始，1648年10月24日，帝国与法国和瑞典之间，都分别签订了和约。这个条约就称为《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和约》，使以后一个半世纪当中，这些欧洲国家都能继续维持其正常关系，再经过了轻微的修改，它一直维持到了1789年。

根据这个和约，加尔文教派取得了与路德教派同等的地位，并且规定1624年元旦日，为一切宗教纠纷总解决之期。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于是所谓“宗教改革”获得了合法的根据。[8]罗马的宗主权被取消了，所谓基督世界的瓦解遂成定局。

欧洲的地图也开始要重画了。上巴拉丁领地归并入巴伐利亚，下巴拉丁领地则由腓特烈之子查理士·路易所有。勃兰登堡获得了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明登（Minden）、坎明（Cammin）和马格德堡的一部分。瑞典则分得了上波美拉尼亚、不来梅、威尔登（Verden）、梅克伦堡、斯德丁和鲁根岛。萨克森保留着卢萨蒂亚和马格德堡的一部分。瑞士共和国和联合省都变成了独立国。法国现在变成了欧洲安静的公敌，获得了上下阿尔萨斯、梅斯、图勒（Toul）、凡尔登等地。日耳曼分裂成300多个小国，在这些国里又产生了农奴制度，而迷信变得十分猖獗，许多被指控为巫师的人都被烧死。学校都已被毁灭，教育、文学和艺术都备受摧残。早在1648年以前，整个国家即已变成了野蛮兽性的世界。日耳曼市民有秩序和繁荣的生活都被毁灭了，他们的家庭妇女被拖在佣兵式军队的后面做尾巴，一半像妓女，一半像吉卜赛人。

1880年，德国驻伦敦的大使哈茨费尔德亲王（Prince Hatzfeldt）向格兰维尔勋爵（Lord Granville）说：“德国对于三十年战争和七年战争的损失，到现在仍未恢复，所以德国政策的重点应为决定阻止这种类型的灾难再发生。”这是毫不足怪的。这个国家所受到的损毁程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连匈奴和蒙古人的入侵也不足与其比拟。据说人民死亡总数为800万人，此外在战场上被杀死者则为35万人。在图林根（Thuringia）有某一个地区，1618年，在19个村落中共有房屋1717栋，而到了1649年，只剩下了627栋了。本来一共有1773户家庭，现在只剩下了316户，以此来占有这627栋房屋。在这同一地区中，本有牛1402头，现在只剩下了244头；本有羊4616只，现在一只都没有了。在波希米亚，原有3.5万个村落，幸存者只有6000个；其人口由200万人减到了70万人。在亨纳堡（Henneburg）一地，人民死亡了75％，牲口死亡了80％，房屋毁灭了80％。而愈是富饶的地区，损失也就愈重。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哈布斯堡王室开始转而向东发展，一代人之后，奥斯曼帝国开始缩小了，他们向多瑙河上去企图补偿其在莱茵河上的损失。瑞典变成了一个巨强，直到1709年，波尔塔瓦（Poltava）会战之后，才开始衰颓。日耳曼的领导权移入了霍亨索伦（Hohenzollerns）家族的手中。由于日耳曼的分裂，法国的安全大为增加，于是仍继续与西班牙交战。此时，在北方又有两个新强国兴起了，联合省变成了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商业帝国；此外还有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格兰。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字的墨迹未干之际，英王查理一世的人头就已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刽子手的笼中打滚。这是平民阶级向天授王权挑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