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米的炮击

第十一章　瓦尔米的炮击

瓦尔米的炮击（the Cannonade of Valmy）不仅只是一个军事性的事件，它更足以构成两种战争形式之间的一个明显界线：其之前的为自1648年开始的战争形式，其之后的为自1792年以后的战争形式。在前一个时代中，诚如以前各章所叙述过的，战争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变得比较有限制。除了极少数的显著例外情形，战役都是井井有条，好整以暇的，大家都遵守一种公认的规则。奥雷里伯爵（the Earl of Orrery）在1677年曾经这样说：“我们在战争时像狐狸而不像狮子，有20次围攻还不能作一次决战。”20多年之后，迪福（Daniel Defoe）又说：“现在的情形常常是这样的，双方各以5万人的大军，彼此互相对峙着，一无所获，然后各自宿营过冬。”100年之后还是如此。卡诺（Lazare Carnot）说：“在军事学校中所教授的，已经不再是如何防御据点的艺术，而是如何遵守一定的礼节，使它作光荣的投降。”

在1733年的皮齐顿（Pizzighetone）围城战中，对这种文雅的战争即可以获得一个完美的例证。当双方议定休战之后，在壕沟上就搭上了一道桥梁，以使双方可以互相交通。于是大家大开宴席，到处笙歌，完全是一片太平景象，大有盛宴难再之感。

在卡诺发表上述见解后的100年，新的战争形式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顶点，福煦元帅（Marshal Foch）认为“这种古老的方法是得不到决定性的解决，而只有有限的目标”。萨克斯（Maurice de Saxe）曾经说过：“我是不赞成会战的，尤其是在战争开始之时。我并且深信一个聪明的将军可以终生作战，而不会被迫采取会战的手段。”福煦对于这种理论也曾加以严厉的驳斥。

虽然如此，福煦对于这种“古老方法”的原因，却似乎没有认清。不仅是因为三十年战争的无限野蛮性引起了大家的厌恶，因此意识到了君子的战争到底是要比小人的战争较好些，而且又因为正规常备军的成本日益高涨，同时其军需官的效率极低，征发补给的速度也极为迟缓。这些限制使大家都愿意避免会战，因为在这个时代中，火枪以短射程作战，生命的成本极为高昂。同时，大家也都愿意多作围城战，以便沿着行军的路线依照间隔建立补给基地。早在1770年，吉贝尔（Guibert）即曾认清了，从金钱上来说，这种“踱方步”的战法实在是成本很高。他认为这种有礼貌的战争，不流血的运动，光荣的投降，实在只是表面上的廉价，因为它们并不能获得巨大的政治解决。所以他主张应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战争方式来代替它们。

他这样写道：

让我假想在欧洲有一个活跃的民族兴起：一个有天才、有资源和有政治认识的民族，他们能团结一致，组成一支全国性的民兵，并有一定的侵略计划，而从来不放弃其目的。他们知道如何使战争廉价化，并支持它以达到胜利。像这样一个民族，绝不会因为财政上的考虑而被迫限制其战争的范围。我们将坐视着这个民族征服其邻国，推翻我们的脆弱组织，好像狂风扫落叶一样。

对于吉贝尔心中所想到的这种战争形态，“瓦尔米的炮击”为其滥觞。在它炮声如雷后的一年和在吉贝尔逝世后的两年，法国的国民公会为了确定“所有法国人均应入伍以保卫国家”之原则，通过了一个法律，从此无限战争变成了当今的新秩序了。

这个法律的内容是：

青年人应该战斗；已婚的男人应该铸造兵器和运输补给；妇女应该制造帐幕和被服并在医院中服务；儿童们应将旧布制成绷带；老人们应抬到公共场所，以鼓励战斗人员的勇气，并宣传对国王的仇恨和对共和国的拥护。

公共建筑物应该改成营舍，公共广场应该改成兵工厂。一切具有适当口径的火器均应移交给部队，在国内的警察应使用短枪和刀剑。一切配鞍的马匹都应集中以供骑兵之用；一切挽马凡不作耕种之用者，都应用来拉曳炮车和补给车辆。

这就是总体战的诞生，新生婴儿的哭声。

一为有限，另一为无限，在法国革命中，这两种战争形式要见一个高下了。在这个最初的冲突中，双方的将领适为最好的例证：不伦瑞克代表前者，而迪穆里埃则代表后者。

不伦瑞克生于1735年，迪穆里埃生于1739年，他们差不多是同年，这是他们之间的唯一联系。前者为一代诸侯，并为腓特烈大帝的令侄；后者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是一个冒险之徒，是法国一个委员的儿子。在1792年，不伦瑞克被认为是欧洲最伟大的军人，迪穆里埃深信他自己也是如此，他对于自己有无限的信心，认为革命这一行事业最适合于他的才能，他本能地认为应将这种精神发挥到最高限度，除了机会主义以外，他便无其他的原则。有一次，他曾经提出一个挽救王室的计划。这是简单而大胆的。他说要想击败雅各宾派，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变成一个雅各宾派人。学习他们的思想，采取他们的精神和文字，然后再反转过来打倒他们。在战场上他是完全无畏的，不怕困难，表现出无比的活力和具有最可贵的天才——感动其部下的能力。他是一个卓越能干的军事赌博家，具有幻想、机智、远见和乐观心理。

不伦瑞克是一个饱学之士，一生谨慎，对于任何问题均爱做极细密研究，结果反而没有认清问题的本身——只见有树，不见有林。使他获有大名的主要原因，为他在荷兰的1787年战役。那几乎是完全不流血的，所以从其同时代的人们眼中看来，应该算是一个完善将道的典型。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在旧有战争的狭窄限制之内，不伦瑞克正好像是一个下棋的专家，只要对方遵守一定的规则，则他对于敌人的每一着棋，都是能够预先料想的。他对于自己的困难总是不惜加以夸张，但却很少考虑敌人的困难。通常他又拙于表达其自己的意见，在压力之下，他是会向旁人的意见让步的。对于他而言也可以说是很不幸的，腓特烈·威廉是一个冲动浅见的人，但却偏要以腓特烈大帝自居，而不伦瑞克则认为普鲁士元帅的天职，就是服从其国王，于是不惜牺牲自己的判断以迎合他的意图。此外，不伦瑞克也强烈地讨厌奥国人，认为法国是普鲁士的真正同盟国，并且也厌恶王党逃亡分子。他对于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都估计颇高，早在1792年，法国革命政府曾请他充任法国陆军的最高统帅。他若是接受了，那么迪穆里埃就会变成他的合作者，而不是敌人了。

这两个人所指挥的军队在性质上也完全不同。普奥两军是他们国王的工具，绝对服从其国王。法军方面，固然大部分仍为旧有皇军中的军人所组成，但却已经变成一支民族性的军队，具有新的民族精神。若是将领知道如何发挥其精神，他们可以有超常的表现；反之将领不通此道，则可能发生恐慌和叛变。虽然军官极感缺乏，尤其是在步兵和骑兵两方面，有数以千计的军官都逃亡出国；幸亏他们有大量的士官，都是久历戎马的，可以立即提升为军官。在瓦尔米之战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将来帝国时代中的名将，有些是军官，还有些是士兵。例如茹尔丹（Jourdan）、勒克布（Lecourbe）、奥地诺（Oudinot）、维克托（Victor）、麦克唐纳（Macdonald），达乌（Davout）、圣西尔（Gouvion-Sain Cyr）、莫尔捷（Mortier）、苏尔特（Soult）、勒克莱尔（Lecler）、拉纳（Lannes）、马塞纳（Masséna）、贝尔蒂埃（Berthier）、贝西埃（Bessières）、絮歇（Suchet）、拉阿尔普（Laharpe）、弗里昂（Friant）、勒菲弗（Lefebvre）和克勒曼（较年长的一个）。

法国的炮兵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尽管近代射击学之父是英国人罗宾斯（Benjamin Robins）。他于1742年，曾著有《炮学新原理》一书，主张使用后镗的来复线火炮，并使射击学有了科学性的基础。可是在格里包伐（Gribeauval）的指导之下，法国的炮兵却有最伟大的进步。1776年，格里包伐被任命为法国陆军的炮兵总监，把法国的炮兵从上到下都作了彻底的改组。他限制野战炮兵为4磅的团级火炮，对于预备炮兵（即师炮兵）则使用8磅、12磅的加农炮、6英寸的榴弹炮。对于要塞防御和围攻的任务，他又采取了16磅和12磅的加农炮和8英寸的榴弹炮和10英寸的臼炮。他发明了前车，并使炮车在构造上有统一的模型，使其零件尽可能互相交换使用。[1]

这些改进使炮兵受到了彻底的影响，正如一个世纪以前，刺刀的引用，使步兵所受到的影响一样巨大。火炮的地位日益重要，取代了火枪。又有两个影响必须加以注意：（1）多用炮兵，则马匹和车辆的数量也随之增加，行军时纵队加长了，又必须用轻型部队来加以保护——轻步兵（chasseurs à pied and à cheval）；（2）陆军的成本日增，为使军械和装备标准化，对工业的要求也日益提高。

在普鲁士军中，步兵和骑兵是极为优良的，但是炮兵却远为落后，而且军需制度也颇陈旧。许多将军都已年老，而很多的青年军官却是同情革命的。但是最弱的一环还是在指挥方面，在腓特烈·威廉和不伦瑞克之间并无一致的思想。后者厌恶逃亡分子，前者则对于他们颇表信任。他们对于法国人民同情王室的心理故意作夸大的宣传，并且说他们对于法国军官有充分的认识。布耶（Bouillé）说：“我可以负责攻下这些要塞，因为它们的全部钥匙都在我的口袋里。”这种狂言使得腓特烈·威廉相信他只要长驱直入，即可以直捣巴黎，并受到效忠王室的人民的欢迎。

不伦瑞克的思想则完全不同，他不仅不信任这些逃亡人士，而且也更反对战争。他认为第一次战役仅限于攻占隆维（Longwy）、蒙梅迪、色当等要塞，其次即在这些地方建立补给基地，对于任何来援的法军，均应以迂回的方式将其击退，最后即宿营过冬，并准备明年的战役。当后方尚有未被攻占的要塞，而且遍地都是敌意的人民，要他在法国境内作一个秋季战役，这种想法会使不伦瑞克感到谈虎色变。此外，他也深知他的军需人员足以限制迅速的前进，这是一点都不错的。他的一位幕僚马森巴赫（Massenbach）之后也说：“补给的问题好像是一个死重量，挂在我们的腿上。”

最后所决定的计划是分为三个军团侵入洛林：（1）不伦瑞克率领普鲁士部队4.2万人，赫斯部队5500人，法国逃亡部队4500人，从梅斯的克勒曼军团与色当的迪穆里埃军团之间，由科布林兹直入洛林；（2）1.5万名奥军，由克勒法伊特（Clerfayt）指挥，以比利时为基地，在普军右翼上向南前进；（3）另有同等数量的兵力，由霍恩洛厄—基希贝格亲王（Prince Hohenlohe-Kirchberg）率领着，以帕拉庭纳特为基地，在普军左翼方面前进。当三个军团在洛林会合一起，即应渡过默兹河，直向巴黎进发。

从科布林兹到法国的边界，普军花了20天的行军时间，直到8月23日，始达到隆维边境要塞的前面，经过了短时间的炮击，该要塞被迫投降。

此时，迪穆里埃正在要求法国的军政部长色尔旺（Servan）向尼德兰地区发动侵入战。他的计划是让狄隆在色当、克勒曼在梅斯挡着普军的前进，而他则从瓦朗谢讷（Valenciennes）前进，以击败克里法特所率领的奥军。这是迪穆里埃的“固定观念”（idée fixe），因为他一向以阿加索克利斯（Agathocles）和西庇阿自居。他曾经上书国会当局说：“当汉尼拔还留在罗马的城门之外时，罗马人民却已经把战争带到非洲去了。”

从战略上来说，他的想法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他对不伦瑞克的价值估计得十分精确。可是从政治方面来看，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假使他全军向北移动，巴黎的公民将认为首都的门户已经洞开无阻了，他们就会马上大叫起来说：“这是卖国的行为！”色尔旺对此深有认识，所以于8月22日力劝迪穆里埃还是与克勒曼合作，后者在霍恩洛厄亲王的压迫之下已经逐渐后退了。8月24日，隆维被围的消息传来，巴黎人民大起恐慌，色尔旺就命令迪穆里埃赶紧前往色当。

8月28日，迪穆里埃到了色当，所发现的情形照他自己的书信中所描写的，有如下述：“这是一个没有将领和高级军官的军队，内部分成了许多派系。有一半以上的军人对于他们所一向爱戴的将领（拉法耶特）的离去，感到十分不满，并且认为这个继任的人是他的死敌，而且他的去职也是由这个人造成的。”

第二天，在迪穆里埃检阅他的部队时，所接受的不是惯例的欢呼，而是沉默和冷眼。最后有一名榴弹兵高呼着说：“反对打仗！”迪穆里埃立即回答他说：“你以为不打仗就能赢得自由吗？”另外又有一名士兵高叫着：“打倒将军！”迪穆里埃拔出他的剑来，叫他来决斗，这个家伙不敢作声了。突然地，迪穆里埃认清了他这种不合乎常规的行为，已经赢得了部下的拥护。

后来，当他知道凡尔登已经感受威胁时，他就派加尔包中校（Lt-Col.Galbaud），率领两营兵力去增援。他们没有能达到这个要塞，而退到了圣曼胡（St.Ménehould）。在那一夜里，他写信给色尔旺说：“这个军团处于最恶劣的环境之下。若是我们后退，则我害怕它就会自动瓦解；若是我们前进，这似乎是它所愿意做的，但又必然会被敌人击溃。军团没有衣服、鞋子和帽子，而且也缺少很多的枪械。”

他仍然迷恋着他的尼德兰地区侵入计划，8月30日，他召开了一次战争会议，虽然和他在回忆录中的记载一样，这个会议也赞成这个计划。但是在巴黎的色尔旺，却认为迪穆里埃早已放弃了这个计划，所以于9月1日，写信劝他向阿戈讷（Argonne）撤退，同时也告诉他克勒曼已经奉命前来支援他。第二天，巴黎的警钟响了，进入了9月的大屠杀期。色尔旺再写信给迪穆里埃说：“以祖国的名义，我命令你率领军队向默兹河与马恩河之间前进，进到圣曼胡或其附近，甚至于进到沙隆（Chlons）。”

8月31日，在这个信件尚未发出之前，迪穆里埃在巴泽耶（Bazeilles）已经听到了从凡尔登方向上所传来的炮声，同时也知道克里法特已经率领1.5万到1.8万人在斯特奈（Stenay）渡过了默兹河。他终于认清了他的侵入计划已不可能，因为他的右翼已经受到威胁，而色当已经不可再留了。他写信报告色尔旺说：“在任何战争中，法国都不曾面临过这样巨大的危险。为了避免更坏的结果，我可以被迫把蒙梅迪和凡尔登留给它们的守军去防御，放弃默兹河的全线，采取最短的退路退到艾尔河（Aire）上，以防御欧特里（Autry）的缺口。”

这就是说退到阿戈讷之上，这正对着上埃讷河（Aisne）的右岸。这里包括着低缓的丘陵，厚密的森林，并且为河流和沼泽所切断。在1792年的地形要比今天的地形还更困难，因为当时并无公路，一到了下雨的天气，松软的泥土就会很快地变成泥泽了。对于一个携带着炮兵和补给纵列的军队而言，只有五条道路可以通过这片森林，它们恰好经过下述的五条隘路：（1）伊斯勒特（Les Islettes）隘路，凡尔登—克莱蒙（Clermont）—圣曼胡—沙隆—巴黎道路；（2）沙拉德（La Chalade）隘路，凡尔登—理姆斯道路；（3）格朗普雷（Grandpré）隘路，瓦仑—武济耶（Vouziers）道路；（4）克瓦（Croix-aux-Bois）隘路，斯特奈—武济耶道路；（5）齐斯尼—波普勒（Chesne-Populeux）隘路，色当—勒泰勒（Rethel）道路。

因为迪穆里埃尚在色当，他距离两个主要隘路——格朗普雷和伊斯勒特——要比在斯特奈的克里法特和在凡尔登的不伦瑞克都更要远一点，所以速度十分的重要。他知道他的兵力不足以同时防守五条隘路，所以命令在松布耳桥的杜瓦尔（Duval）率领6000人，在毛德的伯农维尔（Beurnonville）率领1万人，都用全速向勒泰勒行军。前者于9月7日到达，后者于9月13日到达。

迪穆里埃对于齐斯尼—波普勒和克瓦两条隘路暂时不加防御。他于9月1日，命令狄隆率领前卫6000人去占领伊斯勒特和沙拉德。他自己则亲率主力3万人，采取最短的路线，越过克里法特的正面，于9月4日达到了格朗普雷。狄隆于次日也达到了伊斯勒特。

从格朗普雷，迪穆里埃于9月5日向色尔旺发出一封充满了英雄气概的信件：“凡尔登已被敌人攻占，我正在等候普鲁士军。格朗普雷和伊斯勒特的营地就是色摩皮利，但是我却会比李奥尼达斯更为幸运！”

此时不伦瑞克又如何呢？9月2日，凡尔登投降，他不立即前进，反而就在那里宿营到9月11日为止。诚然，天气极为恶劣，自从联军越过法国国界之后，大雨一直未停。当时从军人员之一的歌德（Goethe），在8月28日的日记上记载道：“可怕的天气。”9月6日说：“一切的东西都沉入了无底的泥沼中。”9月12日说：“大雨不停。”此外在普军方面也有数百人死于痢疾。歌德在9月4日又这样说：“常常有人提到伊斯勒特，它是凡尔登与圣曼胡之间的一个重要隘路。可是无人能了解为什么还不加以占领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因为不伦瑞克和腓特烈·威廉之间对于下一个步骤，始终还不曾获得协议。

在凡尔登攻下之后，不伦瑞克的计划是再攻占色当，然后即在蒙梅迪、梅济耶尔（Mézières）和日韦（Givet）附近宿营过冬，并建立一个坚固的基地，以求准备明年的战役。但是国王却不肯听从这个计划，不仅是法国逃亡分子拥护他的意见，而且在不伦瑞克的部下中也有某些军官是赞成前进的。国王这一派认为这次战争是一个彻底的政治性的行为，而不是战略性的行为，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革命性的军队，而不是正常的军队。所以在凡尔登和隆维建立基地，然后宿营过冬的想法似乎完全不适当。反之，他们主张现在应该像洪水一样冲入香槟平原（Champagne），在一次大会战中把法军完全淹毙。由于普军有优良的纪律，在会战中是可以稳操胜算的。只有这样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政治胜利，才能不失时机地把路易十六和玛丽亚皇后救出来。

虽然这样一个非正统性的办法，曾经使不伦瑞克为之大惊，因为照他军队的现状、道路和军需制度来加以判断，都可以知道迅速前进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他却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以此来服从国王。但是他却又不命令军队立即前进，而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做详细的准备。最后在9月7日，他和国王才一同骑马往克勒蒙以侦察伊斯勒特。不伦瑞克看到有许多敌军藏在森林中，当他从一个农民的口中知道法军已经在构筑工事时，他就害怕正面的攻击会代价太高，于是建议作迂回运动。最后决定只攻击五个隘路中之一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兵力决定作下述的分配：利用霍恩洛厄的奥军和赫斯部队来监视伊斯勒特隘路，而普军则向格朗普雷进攻；骑兵和法国流亡部队向齐斯尼—波普勒进发，而克里法特在卡尔克鲁斯（Kalkreuth）的支援之下，以占领克瓦隘路为目的。

最后到了9月10日，不伦瑞克才命令部队前进，第二天上午在大雨如注之中，普鲁士军走出了湿透的营帐，上路向梅隆库尔（Melancourt）前进。他们在那里过夜，9月12日又进到朗德尔（Landres），一路村落中的人们都已逃亡，使他们很头痛，这使他们在补给上很感困难。与法军交战为一事，而在一个坚壁清野的环境中与其交战又为另一事。这种情形使联军大为沮丧，所以在朗德尔的营地中，情形极为恶劣，被人称为“污秽营”（filth camp）。在左面，霍恩洛厄的奥军监视着伊斯勒特的东方。在右面，克里法特从斯特奈向克瓦前进。

克瓦的守军共有2营步兵、1个中队的骑兵和4门炮，由柯隆上校（Col.Colomb）指挥，他也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老兵。9月11日，他向迪穆里埃报告说他的阵地是不可透入的，结果后者认为敌人的主攻点将在格朗普雷方面，于是命令他只留下100人，交给一个上尉指挥，以防守这个隘路，而把其余的兵力都撤回到格朗普雷。

对于迪穆里埃而言是很不幸的，从一个农民的身上，克里法特知道了这个撤退的消息，遂于9月12日派遣了一个由轻步兵和轻骑兵所组成的支队冲入了这个隘路并把它占领。它的失陷威胁到齐斯尼—波普勒的南翼，它的指挥官杜包克上校（Col.Dubouquet）遂自动撤去它的守军。下午5点，溃兵到达了格朗普雷，迪穆里埃才知道大祸临头，他认清了克瓦沦陷的严重性，所以命令沙佐将军（Gen.Chazot）率领8个步兵营、5个骑兵中队和4门炮从格朗普雷出发，取道武济耶，于9月13日收复这条隘路。因为道路的条件太坏，沙佐到了夜幕低垂时才达到武济耶。第二天上午继续前进，并收复了该隘路，可是不久之后，奥军作了一个逆袭，又把他们逐出了，于是只好退回武济耶。关于这次战斗有一件令人惊奇的怪事，就是奥军并未乘胜追击。诚如若米尼（Jomini）所提出的，假使克里法特继续向前推进，而不伦瑞克又同时进攻格朗普雷，那么迪穆里埃即可能全军覆没（见若米尼所著《革命战争史论》）。

法军的情况坏到了极点，可是迪穆里埃的情况却是好到了极点。他知道普军的进度是迟缓的，而且这种天气将更增加其迟缓，所以马上决定：一方面坚守伊斯勒特和沙拉德，另一方面撤出格朗普雷，退向圣曼胡。假使敌人从所放弃的隘路中前进，那么他就居于一个面对其后方的位置了。这是一个天才的杰作，为了使迟缓的敌人陷入陷阱，他又向各方面用快速的传骑传达命令。首先派了一个支队去挡着克瓦隘路，然后命令沙佐在午夜时从武济耶撤退，与在蒙特巧丁（Montcheutin）平原上的主力会合在一起。留在勒泰勒的包农维尔和他的1万人，奉命进到圣曼胡，另外派了一个副官去催促尚留在巴勒迪克（Bar-le-Duc）附近的克勒曼，加速向北进行。此外他又命令狄隆在伊斯勒特对奥军作决死的抵抗，并向在沙隆的斯巴尔将军（Gen.Sparre）作紧急要求，请他速派援军前来，以及请阿维尔（Gen.d'Harville）将军在理姆斯、埃佩尔奈（Epernay）和斯瓦松等地搜集一切剩余的兵力。(https://www.daowen.com)

当发现阿戈讷地区仍在坚守之中，不伦瑞克不禁大感惊异，遂决定与迪穆里埃展开谈判，于是他派了马森巴赫上校去安排一次会晤。从法军的前哨上，马森巴赫被送到了杜瓦尔将军的司令部，但是迪穆里埃却拒绝接见他。当他在杜瓦尔的司令部中，马森巴赫发现法军方面有行色匆匆的现象，所以回来就向不伦瑞克报告说，照他的推测，敌军是要准备撤退了。不伦瑞克不禁大喜过望，因为这无异于是说他的迂回运动已经成功了，依照战争典范，一个成功的迂回即相当于一次胜利。不久之后，马森巴赫又会见了国王，当后者听到法军已经快要撤退了，他不禁大怒，因为他所需要的是一个胜利，而不是无声无息的迂回。他骑马疾驰，向格朗普雷赶去。

马森巴赫并没猜错，迪穆里埃的确有撤退的意图，但却不是如他所料想的，撤往马恩河上，而是趋向圣曼胡。9月15日凌晨3时，迪穆里埃启程，到了上午8时，达到马恩河上的奥特里。从那里其主力又向比翁尼河（Bionne）上的东马当（Dommartin-sous-Hans）前进。

依照迪穆里埃的命令，沙佐应该在9月14日的午夜离开武济耶，在其后卫的掩护之下，主力的先头到达蒙特巧丁平原。但因为上下午的两度苦斗，其人员已经疲惫不堪，所以直到9月15拂晓时才开始出发。几个钟点之后，当他的部队正要进入蒙特巧丁平原时，突然受到了1500名普鲁士轻骑兵的攻击。虽然最初他们击退了敌人，可是突然有一部分人发生了恐慌现象，四散奔逃，高声乱喊！接着沙佐的全军约1万人，都自动瓦解了，根据迪穆里埃在回忆录中所记载的情形，其中有2000多人一直逃到勒泰勒、理姆斯、沙隆等地，到处宣传说全军都被歼灭，迪穆里埃和他的全部将领均已向敌人投降。当他们在拼命奔逃之际，中途又遇到了从沙隆前进的援兵，于是他们也立即掉转头来向后方奔逃。

当这个恐慌现象发生时，迪穆里埃还正在东马当准备设营。又是和克瓦的失陷时一样，溃兵把坏消息带来了，他们喊道：“一切都完了！整个都垮了！敌人就在后面追来了！”他立即骤马前进，与米兰达将军（Gcn.Miranda）会合，后者正在收容那些步兵。几个钟点之后，当他回到东马当，正要吃晚餐时，第二次的恐慌现象又发生了。这次是发源于他自己的营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若非他采取了紧急的行动，则可能无法收拾。第二天，9月16日，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恢复秩序。

在圣曼胡之西，沙隆道路之北，有一个高原，它从后者一直延伸到马恩河上的纽维尔（Neuvilleau-Pont）村落。迪穆里埃的军队即宿营于此，他的右翼靠近马夫勒库尔（Maffrecourt），中央在绍德方丹（Chaude fontaine）以西，左翼则在沙隆道路上，受到一个叫作雷唐（L'Etang-le-Roi）的沼泽的掩护。在营地的西面，布劳圣柯希耶（Braux-St.Cohière），他部署着一个前卫，由施滕格尔将军（Stengel）指挥。其前哨则设在托尔比（Tourbe）溪流上，它在比翁尼河之北，与其平行。在他的营地前方，他展开了他的炮兵，以扫射低地。沿着马恩河的右岸上，他又部署了一线坚强的据点，以使其右翼与在沙拉德的狄隆左翼连接。最后，他选择圣曼胡为他的司令部，因为它恰好在他的营地与狄隆营地之间的中点上。

他之所以能够从容部署，完全是因为敌人行动迟缓。假使普军从9月16日到18日即向他进攻，这时正好是恐慌现象发生之后，增援尚未到达之前，那么他的溃败将是毫无疑问的。即令就目前而论，他的情况也还是很危急。因为包农维尔原本已在9月13日到达了勒泰勒，但当包农维尔于9月16日向奥维（Auve）村前进时，听到了全线溃逃的消息。他害怕他自己会陷于敌军包围之中，遂立即退回沙隆。他以后接到了迪穆里埃的紧急要求之后，再于9月18日前进，次日才抵达圣曼胡。

一个类似的偶然事件，也使克勒曼的到达延误了。9月12日，他的部队达到了巴尔勒杜克，但是次日，当他接到了迪穆里埃的通报，告诉他克瓦已经失陷的消息之后，他决定不卷入这个失败的旋涡之中，所以不但不赶紧前进以支援迪穆里埃，反而向西往维特里（Vitry-le-Francis）转进。一直等到9月15日，奉到了鲁克纳元帅的严命，要他用强行军赶往圣曼胡时才再度前进。[2]9月18日，他进到了丹皮耶（Dampièrre-sur-Auve），第二天越过了奥维河（Auve），在东马当拉普隆榭特（Dommartin-la-Planchette）的沙隆路上宿营。他一共带领了17个步兵营和30个骑兵中队，共有1.6万人。

不伦瑞克已经丧失了两次歼灭敌人的机会。第一次是在克瓦隘路上，第二次是9月15日，他只派了1500名轻骑兵前进，而没有把他的整个前卫兵力都派遣下去。现在他又丧失了第三个机会：尽管他在9月16日即占领了格朗普雷，可是他的主力却仍留驻在隆德里，直到9月18日都尚未前进。其原因是必须等待补给纵列，把面包从凡尔登运到之后，他才能够行动。诚如纳索西根（Nassau-Siegen）所说：“由于补给问题的处理失当，所以在格朗普雷也和在凡尔登一样，逼迫着我们必须停顿，损失了许多时间。”

最后到了9月18日，面包终于运到了，不伦瑞克开始构思一个作战计划。这又是想用迂回敌方阵地的手段，以压迫敌军撤退。在那一天的下午，他和马森巴赫一同去侦察敌情，然后决定使普军取道格朗普雷隘路前进，以攻击沙拉德和伊斯勒特阵地的西面，而奥军则攻击其东面。他认为这样即足以使迪穆里埃放弃他的营地。他向马森巴赫说：“我们的左翼应该前进，以迫使敌人退出阿戈讷。我们可以获得伊斯勒特而不必多流血。你应该知道我们必须节省人力，因为我们的人力并不是太多。”

第二天上午，普军开始前进，但当正午国王正要进餐时，有一个传骑来到，报告一个消息，说法军又要开始撤退了。腓特烈·威廉不禁大怒，虽然不伦瑞克也在座，他却不理会，向马森巴赫命令部队立即直向沙隆道路进发，切断法军的退路以便迫使敌人接受会战。虽然这个命令把不伦瑞克的一切调度都完全推翻了，但他却并未表示反对。不久以后，又有一个传骑来到，所带来的消息恰足以证明前者是不确实的，可是国王却并未收回他的命令。所以对于这最后的失败，腓特烈·威廉实应负其全责。

许凯（Chuquet）在他的《瓦尔米战史》中说：“就是这样，普军埋头向法军一直冲过去，没有作过一次搜索，没有派一个军官去侦察地形，也没有一个会战的计划。”

那天夜间，普军沿着从叙普斯（Suippes）到瓦尔米的道路露营，其主力则大约在托尔比河上的索姆比翁尼（Somme-Bionne）地方，在它的南面即为比翁尼河。

在比翁尼河之南，即为瓦尔米战场，其东界为马恩河，南界为奥维河。在后者的北面即为圣曼胡—沙隆大路，在雷唐沼地上通过迪穆里埃的左翼部分，并且也通过东马当拉普隆榭特，它现在正是克勒曼的营地。在东马当以西约1.5英里远处，即为欧贝瓦（Orbeval）的驿站，从该地向西，大路又向上升达到一个叫作拉仑（La Lune）的旅驿。从此大路又有一个分支，通到索姆比翁尼。在支路的东方又有一个山岭升起，其北部称为约仑山（Mont Yron），其南部称为瓦尔米小丘。在小丘上有一个风车，现在那里建有纪念碑，在它北面不远的地方即为瓦尔米村落。从拉仑、欧贝瓦、东马当和瓦尔米小丘上，都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东方远处即为阿戈讷高地。

当克勒曼在东马当拉普隆榭特设立营地不久，他就骑马来到圣曼胡与迪穆里埃会晤。他认为他这个位置不安全，因为沼泽的奥维河恰好在它的后方流过，所以他希望在第二天上午再退过奥维河，重新占领丹皮耶和弗瓦勒蒙（Voilement）两个村落。迪穆里埃建议不如占领拉仑和瓦尔米附近的高地，但是克勒曼却不同意，遂决定撤退。为了在夜间掩护其营地，克勒曼命令其前卫在德普雷—克拉西耶将军（Gen.Deprez-Crassier）指挥之下，向比翁尼河前进，并在途中与迪穆里埃的前卫取得接触。后者由施滕格尔指挥，在普鲁士骑兵压迫之下，其前哨已由托尔比河退到了约仑山和瓦尔米。

9月20日上午六七点时，当克勒曼将要撤过奥维河时，普军的前卫在霍恩洛厄亲王指挥之下，从索姆比翁尼前进，以切断沙隆大路为目的。天气是冷雨凄凄，浓雾密布。当前卫出发不久，即听到约仑山方向上有炮声传来——这是德普雷—克拉西耶所发的炮。但没有人注意它，普军前卫仍继续缓缓向南移动。接着有一阵炮弹落在它的左翼之前。这是一个位置在拉仑的法军炮兵连所发射的，因为在这一天清晨，为了支援德普雷—克拉西耶，克勒曼又命令瓦朗斯将军（Gen.Valence）所率领的预备军前进到了这个旅驿。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在上午7时，他接获了普军已经前进的消息，于是立即认清了他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撤过奥维河去，所以他收回了撤退的命令，而改行采取前一天黄昏时迪穆里埃所给予的建议。他匆匆地调度兵力，在浓雾与上述两方面的火炮掩护之下，命令他的第二线部队和18门炮由穆拉特（Muratel）率领着进军占领瓦尔米小丘，并从施滕格尔手中接替了它的防务。由于雾幕的缘故，无法估计这个高地的范围，他又命令第一线部队，连同另外的18门炮，也随着第二线的后面前进。他的骑兵本应留在欧贝瓦附近的低地上，但不知为什么，他又命令他们随着第一线后面走。其结果是，在浓雾之中他的步兵、骑兵和炮兵全都挤在这个风车的附近，秩序混乱不堪。对于克勒曼而言，可以说是极为侥幸，因为大雾的遮掩，使普军未能发现这种混乱情形。更侥幸的是，此时法伦斯在拉仑的炮兵击溃了普军的三个骑兵中队，在大雾之中，他们冲进了自己的部队。在这个顿挫之后，霍恩洛厄命令前卫暂停前进，等到炮兵赶上前来可以向拉仑发射时再行动。这样使克勒曼有了充分的时间，可以调整他的部队。

当霍恩洛厄的炮兵开火之后，德普雷—克拉西耶和法伦斯都退到接近欧贝瓦的位置上，以便保护瓦尔米的左翼，并填塞它与克勒曼另一部分兵力之间的空隙。后者的位置在毛皮尔夏斯村（Maupertius）中和在奥维河上的吉早考特村（Gizaucourt）中。

这样就可以叙述法军战线的全貌了，它从约仑山起延展到毛皮尔夏斯为止，形成一个半圆形。右端为约仑山上的施滕格尔前卫；中央为克勒曼的主力，集中在小丘之上；左翼方面从风车的下面起到欧贝瓦为止，都是德普雷—克拉西耶和法伦斯的部队。在他们的左面和沙隆大路的南面，只有两个支队，分据毛皮尔夏斯村和吉早考特村。

结果，克勒曼的军团并不曾延长迪穆里埃的左翼和掩护其与维特里的交通线，反而孤立在其中央的左前方。换言之，当法军受到攻击时，即将由其承受敌军的全部进攻。为了补救起见，迪穆里埃遂命令施滕格尔向前移到约仑山的西侧上，为了支援他，又把包农维尔所辖的16个营部署在他的后方。为了增强克勒曼的左翼，他又派了9个营的步兵和几个中队的骑兵去增援法伦斯，另外把12个步兵营和6个骑兵中队部署在欧贝瓦以东的沙隆大路上当作预备队。

虽然法军是在没有准备状况中为敌所乘，被迫只能采取守势，但迪穆里埃却并无意完全放弃攻势。他决定采取两个大胆的迂回运动。其一，他命令维讷将军（Gen.le Veneur）率领了12个营和8个中队，在纽维尔以上渡过马恩河，前进到贝齐尔（Berzieux）和维尔吉尼（Virginy），以便打击普奥军的后翼。其二，他命令在维埃纳（Vienne-le-Château）的杜瓦尔将军，也渡过马恩河，去攻击普军的行李纵列，它们正在迈松（Maison-de-Champagne）组成了一个　　“车城”。

当瓦伦斯后退时，雾幕开始升起，马森巴赫与不伦瑞克的私生子福斯滕贝里伯爵（Count of Forstenburg）一同从前卫的位置进到了拉仑。他们立即认清了此地的战术重要性。因为从这里，炮火可以扫射到通往欧贝瓦的大路，并且又可以侧击瓦尔米小丘。所以他们立即赶回去报告不伦瑞克，后者立即命令把一个炮兵连推进到拉仑去。差不多在同时，迪穆里埃也认清了它的重要性，命令沙佐将军去占领它。但当他接近该地时，发现敌人已做好坚强的防御，无法攻下即自动撤回。

当霍恩洛厄已经占领了拉仑之后，普军的主力遂分为两个纵队，缓缓向约仑山和瓦尔米前进，他们的右翼倚托在拉仑上，左翼则在比翁尼河上。正午时，当部署完毕之后，雾幕也逐渐散尽了。使他们大感奇异的，是腓特烈·威廉、不伦瑞克和歌德都看到在他们前面的敌军并不像要退却的样子，而是严阵以待地准备会战。更使他们感到胆寒的，是站在风车边的克勒曼看到他们来到之后，就把他的帽子——上面饰有三色的帽缨——顶在宝剑上，大呼道：“国家万岁！”所有的法军都应声高呼着：“国家万岁！法兰西万岁！将军万岁！”

此时，普军的火炮共58门，由滕佩尔霍夫将军（Gen.Tempelhoff）指挥着，已经从拉仑向北展开了他们的炮兵连。克勒曼的火炮约为40门，由阿博维尔（Gen d'Aboville）将军指挥，部署在瓦尔米的山岭上，火炮射程大约是1300码。

突然起了强风，雾气全被驱散，于是太阳闪闪发光地照耀着。歌德说：“关于这次炮击，有许多的说法，但是当时的猛烈情形却是无法形容的。”蒙内说：“这是我从未听过的强烈炮声。”在下午1时，依照歌德的记载，它是达到了最高潮，整个战场都在发抖。迪穆里埃说双方都消耗了2万发以上的炮弹，可是尽管火力是如此的强烈，双方的死伤却极为轻微。不仅是当时的火炮射程太有限，只有1300码，而且泥土都太潮湿了，多数的炮弹都埋在泥土中，而不发生跳飞现象。

因为这次炮击并不能产生不伦瑞克幕僚料想中的效力，于是大家一致认为现在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即向瓦尔米阵地实行突击。

普鲁士兵在他们的炮火浓烟掩护下，开始组成了两道攻击线。但是当他们刚刚开始前进之际，克勒曼的全部炮兵就都对着他们射击，于是有些营踟躇不前，丧失了他们的秩序。不伦瑞克虽然已经下令攻击，但内心却是反对这次攻击的，所以就以此为借口，命令暂停前进，此时他们已经前进了200步了。当不伦瑞克下达这个命令时，迪穆里埃恰好到风车处来与克勒曼会晤，他看到敌军突然停止不前，即判断不伦瑞克并不企图进攻。

大约在下午2时，一颗普军的炮弹使克勒曼战线后方的三部弹药车发生了爆炸，这个响声震动了整个战场。浓烟把法军炮手都围住了，他们只好停止射击，普军炮兵也是一样，因为他们也看不见目标了。有两团法军溃退了，却立即为克勒曼所收容，但是炮兵的车辆人员都是没有纪律的老百姓，如潮涌般向后方奔逃，这实在是一个危急的关头。

马森巴赫当时正在拉仑，看到了风车周围的情形认为会战已经赢定了，就跑去见国王和不伦瑞克，劝他们立即增援已经停止进攻的右翼，并且用冲锋的方式攻下瓦尔米小丘。当他的话尚未说完的时候，炮声又起，似乎法军已经恢复了秩序。看到法军步兵顽强坚定，又注意到在欧贝瓦和奥维河之间的平原上法军的骑兵也都已经上马了，不伦瑞克向他周围的人员说：“诸位，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部队。那些法国人是正在等候我们进攻，以便立即向我们冲锋。”于是他踟躇不语，心里在盘算着，是继续攻击呢，还是等候克里法特的到达呢？对于后者他已经命令其用全速赶来会合。他再向法军望了一眼后，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出席者有国王和其他几位高级军官。在这次战役中，他真正行使总司令的全权，这似乎还是第一次。当炮声仍在雷鸣之中，他宣布了他的决定：“我们不在这里打了。”霍恩洛厄、曼斯坦（国王的副官）和格拉韦特将军（Gen.Grawert）都表示同意。不伦瑞克宣布这个突击是会失败的，而且即令成功也没有好处，于是国王也放弃了他的成见。[3]

此时，在左翼方面，卡尔克鲁斯也炮击约仑山。诚如许凯所指出的，施滕格尔所作的抵抗足以阻止克勒曼的右翼受到迂回包围。这对于法军的成功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普军停止进攻，下午4时越过大路前进，改以切断敌人从沙隆到巴黎之交通线为目的。炮击停止了，当黄昏将近时，又是一场大雨扫遍了战场。几个小时之后，克勒曼也乘着黑夜的掩护把他的军团撤到了丹皮耶和弗瓦勒蒙以掩护维特里道路。

这样就结束了瓦尔米之战。在这一战中普军3.4万人对法军5.2万人，后者实际参战人数也不过3.6万人。损失数字更是不足道：法军全部官兵损失约300人，而普军则为184人。多数的负伤者都死在战场上。

尽管有了腓特烈·威廉的遇事干涉，可是不伦瑞克的将才也仍然是很有批评之处。不过话虽如此，这个不再打下去的决定却是正确的。他的兵力由于痢疾已经在减少之中，冬季已经快到，道路的条件日益恶劣；他的交通线也不稳固，他的军需人员又缺乏效率，所以向巴黎迅速前进是一个毋庸考虑的问题。即令能够达到那里，他的兵力也必然地会消磨殆尽，面临着全被歼灭的危险。这次战役的目标不可能达到，而战役本身也变成了一次荒谬的行动，这是不伦瑞克在战役一开始时即已料想到的。但是真正导致他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却是他感觉到尽管法军常常发生恐慌和叛乱的现象，可是其将领和人员还是要比他自己和他那个行动迟缓而无思想的部队较为优越——虽然他始终不曾公开承认。

普王的私人秘书隆巴尔（Lombard）说：“敌人真使我们大失所望。迪穆里埃和克勒曼已经表现出来他们的将才，而不是可以随意抹杀的。他们选择了优良的阵地，旧有的法军也都甘心受他们驱策。新的志愿军增大了他们的数量，当配属给老练的部队时，也能发挥真正的作用。他们的轻骑兵都是优秀精壮的。他们的军队不缺乏什么，而我们什么都感到缺乏。无论是前面或后面，他们的阵地都筑有良好的工事，而他们的炮兵也至少和我们的相等。这些因素都足以使我们无法作决定性的打击。”

说出这个赞美之词的作者，对于使这次战役结束颇有重要的贡献。9月30日，当维讷将军对普军后方作果敢的突袭时，隆巴尔被法军所俘获。由于腓特烈·威廉的特别要求，迪穆里埃把他释放了，并乘机由他把一份备忘录交给普鲁士国王，说明战争应立即中止的理由。此外，他听说普王已经没有咖啡和糖可以享受，他送了12磅来当作礼物。

不伦瑞克立即抓着这个机会，而普王因为刚刚从波兰方面获得了不利的消息，所以也表示同意了。接着谈判了一个星期，到了9月27日，迪穆里埃又送了第二份备忘录，其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拆散普奥两国之间的关系。普王拒绝考虑这一点，停战谈判遂告以结束。9月29日，迪穆里埃仍力劝在巴黎的外交部长勒布仑（Lebrun）应认清和谈之需要。他在信上说：“一个全面的和平，可以使我们获得光荣的条件，要比甘冒长期战争的危险好得多了。”但是革命政府却不听这一套理论，毅然宣布：“除非领土已全部收复，否则共和国决不谈条件。”

在9月30日到10月1日的夜间，不伦瑞克在拉仑拔营，很巧妙地把他的军队撤到了默兹河的右岸上。9月27日，迪穆里埃升任法国陆军总司令，于是又回到了他那个侵入尼德兰地区的计划。他在法伦辛接管了北面军团的指挥权，并且朝比利时前进，到了11月6日，在热马普（Jemappes）击败了阿尔贝特（Albert Duke of Saxe-Teschen）和克里法特的联军，全欧都大感震惊。

瓦尔米一战，实为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的马拉松。面对着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将军所率领着的最强大无敌的军队，法军在迪穆里埃和克勒曼的领导之下，连续地把他们击退和击败了。诚如许凯所说的：“在瓦尔米一战之后，任何持枪佩剑的法国人，都莫不以英雄自命，认为他们所拥护的理想是必胜的。”瓦尔米是旧王朝的“死榻”，也是新共和国的“摇篮”，照德穆兰（Camille Demoulins）他们的梦想，认为这个共和国的任务，就是把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带到被奴役的国家中，使所有的国王都被消灭，在地球上建立天堂！

虽然不久，这个天真的梦想即被可怕的梦魇打破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也有人认清了这次炮击的雷声代表一个不祥之兆。诚如马森巴赫所说的：“你可以看见那些小雄鸡是如此趾高气扬地站立了起来。他们已经接受了火的洗礼，我们所输掉的不仅是一次会战，9月20日使历史改变了它的途径。它是这个世纪中最重要的日子。”在那天夜间，那些沮丧的伙伴们问歌德的观感是什么，他回答说：“此时此刻世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你们都可以说是亲自看着它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