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巴赫会战和鲁腾会战

第六章　罗斯巴赫会战和鲁腾会战

尽管卡莱尔（Carlyle）称他为“最后的国王”（the last of the Kings），但是腓特烈大帝却是一种新型的君主，所代表者为古代的暴君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王子，而不像他这个时代将近崩溃的绝对专制帝王和正将兴起的立宪君主。

他是一个文化人也是一个军人，他把哲学与战争混合在一起，在他所发表的许多著作当中充满了自我表现和矛盾，所以非常难于发现其真正个性。譬如说，很少有伟大的军人会像他这样铁石心肠，敢于挑起战争，但是也很少有人能像他对于战争具有如此彻底的认识，知道用这种手段来达到目的是如何的没有希望。在他的《一般战争原则》（Military Instructions）中，他曾经这样写道：“假使不是征服对于胜利者也和对于失败者是同样地具有足以送命的危险，则凭着像这样的部队（他的部队），即足以使世界本身屈服。”在他所写的许多诗句中，他对于战争曾经有下述的描写：“这个铜头的巨怪，战争的魔鬼，只想饮血和毁灭。”虽然如此，他却又坚持说：“我们不应该只讥讽战争，而应该铲除它，好像医师之于热病一样。”

虽然他的内心是谴责战争的，但是对于和平的观念也颇持讽刺态度。从各种资料上来看，似乎他的确承认战争是一种“原始的罪恶”。有一次他与教育部长苏尔兹（Sulzer）谈话，苏尔兹告诉他说，过去大家都相信人性是恶的，现在却又相信它是善的了，腓特烈的回答却是说：“啊！我亲爱的苏尔兹，你并不认识这个该死的人类！”

以一个国王的身份而言，他心胸广阔，禀性自由。他说：“我和我的人民已经获得了一个双方满意的谅解。他们说他们所想说的话，我做我想做的事。”他对于所有的宗教宗派，都一律大度包容，因为他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经过自己的道路进入天堂”。他开放言论自由，取消严刑逼供，发展科学研究，对于穷人免费供食，为数千老妇开办养老院，但却不让她们白吃，而使她们纺织，这又可以表现出来其讲求经济的个性。虽然如此，有时他又会十分野蛮。他曾经说过，获得情报的最好方法，就是抓着一个富人，给他换上穷人的衣服，将他送往敌国去，同时威胁着他说：“假使在一定时限之内不回来，就烧毁你的房屋，把你的妻儿砍成几块。”

他好像是一个由巴克（Puck）和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所混合组成的东西，用雷神的铁锤在火神的铁砧上锻炼成形的。

除了亚历山大以外，也许可能再加上查理十二世，腓特烈在古今所有的名将中，要算是最具有攻势心灵的。柯林（Colin）在他的《战争之演变》一书中，曾经有下述的评论：“腓特烈二世所呼吸的东西，除了攻势精神以外更无他物；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在任何作战之中，即令是面对着优势的敌军，他也总是采取攻势。他本身就是活力。”他曾经说过，凡是不主动进攻而坐以待敌的任何军官，他都要加以处罚。他总是采取攻势，而且几乎总是先下手为强。他说：“我们部队的整个力量就是寄托在攻击上面，假使没有良好的理由而放弃攻击，那才真是一种愚行。”

他不喜欢长期的战争，不仅是因为成本太高，而且军人的水准也会日益低落。我们应该记着在18世纪的时候，攻势成功的主要基础即为士兵在操场上的技巧，即运动的技巧。此外，他也认清了，因为战争足以决定国家的命运，而建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使他们吃饱肚子，所以补给实为一切作战的基础。战事拖得愈长，则补给就会愈感困难。话虽如此，但因为他和查理十二世一样，总是不顾一切地进攻，结果常常遭到惨败，而有得不偿失之感。

拿破仑对于腓特烈大帝的批评是很有意义的，他说：

愈是在危急的时候，就愈显出他的伟大，这是我们对于他所能够说的最高赞誉之词。

最使腓特烈显得杰出的，不是他的运动技巧，而是他的胆大妄为。他所做的事情，有许多都是我所不敢做的。他会放弃他的作战线，有时好像是完全不懂得战争艺术一样。

在7年之内，普鲁士一个国家挡着欧洲三个最强大的国家。这不是普鲁士陆军的力量，而是腓特烈大帝一个人的功劳。

当我们检讨他的战役时，发现他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将才，不仅在于他的勇敢精神，还在于他对于当时的战术条件也具有过人的认识，同时对于自己的错误知道有所改正。他认清了那个时代的战术是如何的人工化，如何的迟缓和笨重。自从他一生事业开始之时起，他就决定以机动和迅速的火力，作为其战争体系的基础，这也是当时那些战术所缺少的因素。他曾经说过：“一个普鲁士的步兵营，就是一个活动的炮兵连。他们的装弹速度极高，使其火力可以是其他一切部队的三倍以上。这一点便使普鲁士军占了三对一的优势。”虽然有如此的说法，在他早年的战役中，他却是倚重刺刀过于枪弹，但是不久他立即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在他后来的各次会战中，都是倾全力发挥其枪炮的威力。他是一个伟大的炮兵专家，曾经首创第一支真正的骑炮兵部队，从1759年起，此后30年之内，在欧洲只有普鲁士一国拥有骑炮兵。又因为奥国人总是采取守势，其火线常常是布置在山顶上，而预备队则在山的后面，所以他也主张应多用榴弹炮。可是说也奇怪，他却从未认清训练有素的轻步兵的价值，尤其是在柯林（Kolin）会战中，使他遭受失败的主因即为奥国的轻型部队，所以这一点就更使人感到不解了。

以他的小战术（Minor Tactics）为基础，腓特烈又进一步发展其特有的大战术（Major Tactics或Grand Tactics）。在过去，由于兵力的调动异常迟缓，所以总是用作正面的交战，这也是17和18两个世纪中的常规。可是腓特烈却认清了一个极重要的事实：假使有一方的机动性远比对方优越，那么等到对方慢慢地把兵力部署好了之后，即可以赶紧趋向它的一个侧翼方面，重新展开，攻击敌军，使对方来不及调换其正面。以上所说的即为其大战术的精华，说起来似乎是非常简单，好像很易于模仿，但实际上，除非攻击者具有优越的机动性，否则是不易成功的。因为这个原因，拿破仑才说：“他的斜行序列（Oblique Order）仅仅对于一个不能运动的敌人，才会产生效力。”

腓特烈对于这种战斗序列，曾经做下列的解释：“你面对着敌人，把一翼缩回，并增强那个准备进攻的一翼。利用后者的兵力，尽量地对于敌军的一翼做侧击。当10万人的大军，若在侧翼上只受到3万人的攻击时，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击溃。这种部署的优点可以简述如下：（1）一支小型的兵力可以与较强大的兵力作战，（2）它在一个决定点上攻击敌军，（3）假使你被击败了，那也只是你兵力的一部分，你是有3/4的兵力仍然很完整，可以掩护你的退却。”

为了获得最强的机动性和迅速的火力，腓特烈主要就是靠操练，关于这个曾经有过许多的无稽之谈。诚然，那是非常严格，甚至有一点野蛮，但是腓特烈之所以如此，也不过是把它当作一种达到目标的手段而已。不过，他对于他那个时代的军人，也的确不太尊重。在他的《一般战争原则》中，他曾经这样说：“一支军队中，大部分都是由游手好闲的人所组成的，除非将领对于他们不断地加以监视，否则这个人工造成的机器就会自动崩溃，于是所谓纪律之师者，就只剩下一句空话了。”他又说：“假使我的士兵都开始有思想，那么就没有一个人再肯当兵了。”此外，他也还说过：“对于军人所能做的事情，即为使其具有‘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即承认他自己这一团队是举世无双的。又因为军官总是要领导着他们走向最危险的地方，而他们这些人又是不受荣誉感影响的，所以必须使他们害怕军官甚于眼前的危险。”

虽然他曾经发表过这些高见，可是他对于他的部下却并非不慈爱，有时他的态度也还是很友善亲密的。有一次，当一个逃兵被押到他的面前时，国王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离开我？”这个榴弹兵回答说：“陛下，说老实话，我们的情况太恶劣了。”于是腓特烈开玩笑地说：“好吧，那么让我们今天再打一仗，假使我失败了，明天我们大家一同逃走好了。”说完了，就把这个逃兵送回其原有的单位，而并不加以责罚。

虽然这种普鲁士式的操练法在后来被人当作一种战争艺术看待，可是腓特烈本人却从未做如此的解释。拿破仑曾经说过：“有一次在波茨坦的宫前阅兵，当他看到青年的军官，法国人、英国人和奥国人对于这个斜行序列的运动非常感兴趣，就不禁掩口而笑了。”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除非有腓特烈的精神，否则这种腓特烈式的操练并无用处。

只要从他的《一般战争原则》一书中摘录出几点意见来，即可知道他不只是一个操典专家而已：

我们注意力的主要目标应为敌人的军队。（原书49页）

在战争中，狐狸皮有时也和狮子皮同样需要，因为当实力失败时，狡计反能成功。（原书52页）

这是战争中的一条万古不易的公理：确保你自己的侧翼和后方，而设法迂回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原书101页）

骑兵得胜的一翼，不要让敌方骑兵能够再集合起来，而应保持良好秩序以向他们追击。（原书118页）

无由而让士兵流血，这是不人道的屠杀。（原书120页）

虽然对于伤者是应立即加以注意，但却不可忘记杀敌的责任。（原书121页）

假使还有任何事尚未完成，那么你就不可以幻想着以为一切的事都已经完成了。（原书122页）

我的错误是对于我的军官有利的，因为他们可以确信，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来加以改正。（原书126页）

对于会战有一条定理，那就是强迫敌人做他本来不想做的事情，因为你的兴趣是恰好与他对立的。凡是他不想做的事情，也就是你所最希望他做的。（原书126页）

虽然腓特烈需要和平，而且在《艾克斯拉沙佩勒和约》签订之后，他也曾经说过，“从今以后，除非为了自卫，我连对一只猫都不会加以攻击”，可是他却似乎未能认清他这个已获成功的侵略行为的意义。该行为使奥国怀恨，法国畏惧，于是两国开始捐弃旧嫌，而准备采取联合行动了。对于腓特烈而言，这是很不幸的；特蕾西亚的首相考尼茨亲王（Prince von Kaunitz）却能认清这一点。他认为腓特烈的侵略已经使法奥之间的传统对立变得过时，所以他向女王建议应设法要求法国协助收复西里西亚，而以奥属尼德兰为报酬。特蕾西亚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考尼茨开始向法国宫廷进行游说。第一点，他指明，假使法奥两国若继续交恶，则只会使腓特烈一个人得利。第二点，由于俄国女皇伊丽莎白（Tsarina Elizabeth）非常想吞并东普鲁士，而只要用马格德堡为代价，即可以收买萨克森，用波美拉尼亚也可以收买瑞典，所以假使以奥属尼德兰为交换条件，而法国肯同意支援奥国的话，则可以组成一个7000万人的大同盟，而把普鲁士和它的450万居民从地图上抹掉。虽然这个建议与法国的传统政策是相违背的，但是法国宫廷中真正有权力的幕后人物蓬皮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曾受过腓特烈的侮辱——却竭力帮忙。不过在尚未获最后同意之前，英国人却采取了一个行动，遂使危机急转直下。

当时英国正在与法国之间忙于进行“不宣而战”的殖民地战争，因为担心汉诺威的安全，遂不惜出重资想来收买俄国，要他们把重兵集中在西界上，以保障汉诺威的安全。

当腓特烈听到考尼茨谈判的风声传出之后，他马上就企图拉拢英国，表示愿意保障汉诺威的领土完整。英国政府立即接受了他的好意，因为与俄国女皇所谈判的协定尚未批准，所以英国政府即中途打消了这个谈判。接着在1756年1月，英普两国也缔结了一个同盟，因为那是纯粹防御性的，所以并不影响腓特烈对于法国的条约义务。虽然如此，腓特烈却早已认清了，假使一有战争发生，侵入汉诺威必为法国计划中之一部分。最后在5月，为了对抗这个《威斯敏斯特协定》（The Convention of Westminster），法奥之间就签订了一个《凡尔赛条约》（The Treaty of Versailles），这也是防御同盟的性质。所以到了1756年的夏天，欧洲遂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一面为英普两国；一面为法奥两国，外加俄、瑞、萨三国的支持。

虽然对于奥国而言，考尼茨计划是一个胜利，但是对于法国而言，却是一个伪装的灾难。奥地利继承权战争已经证明，法国海外殖民地的地位是如何的脆弱，在俄亥俄和印度，英法之间早已在进行着“不宣而战”的殖民地战争。所以假使欧洲再有一场新的战争爆发，则法国一定是其中的主要分子，结果可能会是它的海外帝国大部分化为乌有。后来果然是这样的。

腓特烈从他的间谍那里获得了一个消息，知道俄国女皇正在鼓动特蕾西亚加强她的军事准备，他认为等她准备好了再战对于普鲁士将大为不利，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他说：“让我的敌人骂我是一个侵略者还是小事，但却不可以让全部欧洲先联合起来对付我一个人。”

虽然普鲁士的地理位置使腓特烈能采取内线作战的方式，在这个环境中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普鲁士却并无可供防御的疆界，而且面对着敌军，他的兵力是处于一对三的数量劣势。在南面，奥国人一旦与萨克森人携手，他们距离柏林就只有40英里；在北面，若瑞典军集中在施特拉尔松德，相距即在130英里以内；在东面，俄国人一旦渡过了奥得河，相距就只有50英里；在西面，若从哈里附近进入普鲁士的领土，则法军距离柏林也只有100英里。不过这里却有一个“但书”。这些各国的军队，还停留在不同的准备阶段之中：奥军尚未与萨军合作，俄军还没有越过波兰的无路荒原，瑞典人也尚未渡过波罗的海，法国人也还没有渡过莱茵河。

7月，腓特烈要求维也纳当局提出保证，说明在波希米亚境内集中的奥军不是用来对付普鲁士的。结果只获得了一个闪烁的答案。腓特烈决定不再等候。他留下了1.1万人看守瑞典，2.6万人看守俄国，3.7万人防守西里西亚，亲自率领7万人，于1756年8月29日，突然地“不宣而战”，侵入了萨克森，9月10日占领了德累斯顿。接着腓特烈封锁住皮尔那（Pirna），10月与奥军在罗布西兹（Lobositz）遭遇着，接着也将奥军击败。

腓特烈侵入萨克森，使欧洲各国大为震怒，认为他不合乎道义，于是帝国会议通过决议将腓特烈废除。同时，同盟国决定出动50万大军，以来击碎侵略者。

腓特烈等到道路上已经没有积雪的阻碍时，就进到了布拉格，在那里又与奥军遭遇，于1757年5月6日将他们击败。他一面围城，一面向南前进，于6月18日在柯林，鲁莽地攻击道恩（Daun）元帅所指挥的奥军，其兵力差不多要比他的大过了两倍。腓特烈受到了一次惨败，3.3万人当中损失了1.3万人，结果被迫解除了布拉格之围，并撤出了萨克森。

道恩的胜利使同盟大感兴奋，遂决定从各方面围剿腓特烈。他们的计划如下：沙克斯—希尔德堡豪森的约瑟夫亲王（Prince Joseph of Saxe-Hildburghausen）指挥着帝国陆军（Reich Army）3.3万人，与索拜斯元帅（Marshal Soubise）所率领的3万人，会合在一起以收复萨克森。埃特雷元帅（Marshal d'Étrées）和黎塞留公爵共同指挥10万人，以攻击在汉诺威的坎伯兰（Cumberland）公爵；俄军1.7万人，已经占领了梅默尔（Memel，克莱佩达的旧称），预备侵入普鲁士；瑞典军1.7万人，在斯登堡男爵（Baron Ungern Sternberg）指挥之下，预备在波美拉尼亚登陆；而10万奥军，在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指挥之下，继续攻击腓特烈在柯林的残部。这样一总算起来，差不多有39万人集中起来对付他，腓特烈还是并不感到害怕，他面对着道恩撤出了他的2.5万人，越过了170英里的距离，到达了欧福（Erfurt），以来威胁索拜斯。

1757年5月1日，法王路易十五与特蕾西亚签订了第二次《凡尔赛条约》，允诺每年给予她3000万镑（Livres，法国古银币），以便偿付俄国人，作为支援的代价。6月，埃特雷开始行动，7月26日，偶然地在哈斯坦贝克（Hastenbeck）击败了坎伯兰公爵，因为本来双方主将都已下令撤退，可是有一个支队未曾奉命行事，结果才使法军获得了一次意外的胜利。以后，黎塞留公爵代替了埃特雷，他与坎伯兰私自签订了一个条约，其条件为允许英汉军束装回国。几个星期之后，英法两国政府都不批准这个条约，此时黎塞留却不去与索拜斯会合在一起，反而照法军的老习惯，开始洗劫该国。索拜斯也且进且劫，到达了马格德堡，这是普鲁士的一个重要兵工厂，此后即以向柏林进攻为目标。

此时，俄国也已经进入了普鲁士，其行为之野蛮前所未有。为了阻止他们，腓特烈命令李华尔德元帅（Field-Marshal Lehwaldt）率领了2.5万人，在大亚格恩多夫（Gross-Jägerndorf）向俄军8万人进攻。8月30日，李华尔德发动了攻击，但是不幸失败了。于是到柏林之路是已经畅通无阻了，可是正和时常发生的情形一样，因为缺乏补给，俄军遂自动地逐渐退却。虽然如此，到了10月，腓特烈的地位实在是已经到了危险不堪的程度，他自己都几乎认为战争是的确败定了。

虽然他认清了他的机会是这样渺小，但他并不能停着不动，所以仍决定向法军进攻。他留下了贝芬（Bevern）公爵率领着4.1万人在卢萨蒂亚以对抗查理亲王的11.2万人，他自己在8月25日出发往德累斯顿去集中他的兵力。从那里他前往欧福，于9月13日到达，而索拜斯则退往艾森纳赫（Eisenach）。腓特烈于是就把10万“塔勒”（thalers）付给黎塞留当作贿赂，以买得他静止不动，自己乃追踪着索拜斯，肃清了哥塔（Gotha），并留下席德里兹将军（Gen.Seydlitz）在那里监视着他。9月19日，索拜斯和希尔德堡豪森前往哥塔，但在遭遇到了席德里兹之后，即匆匆撤退。

当腓特烈正在作战之际，贝芬被逐回到了布雷斯劳，而哈地克伯爵（Count Hadik）则率领了3500名奥军，进到了柏林。10月16日，哈地克进入了普鲁士的首都，在获得了30万塔里尔的赎金之后才离开。当他听到了哈地克突袭的消息以后，腓特烈留下了7000人，由凯斯元帅（Marshal Keith）率领着防守萨尔河（Saale），自己赶往救援他的首都；但是到了10月20日，他才知道已经太迟了，遂决定赶回来。当腓特烈不在的时候，索拜斯已经获得了增援——布罗伊元帅所率领的1.5万人——开始侵入萨克森，10月27日，到达了魏森费尔（Weissenfels），从那里他要求莱比锡的凯斯投降，但遭到了毅然的拒绝。

回来之后，腓特烈又与凯斯合在一起，其兵力增到了大约2.2万人之数。索拜斯听到了这个消息，即退回萨尔河。10月30日，腓特烈离开莱比锡，第二天进入魏森费尔，立即攻击法军的前哨，却发现桥梁已经被破坏。凯斯也发现在梅泽堡和哈里的桥梁都已被破坏。虽然现在腓特烈的地位很是危险，可是索拜斯却愚蠢地放弃了萨尔河之线，而退到了米谢尔恩（Mücheln）。腓特烈修复了这三座桥梁，于11月3日渡过该河，在米谢尔恩附近的布罗因斯多夫（Braunsdorf）宿营。他马上命令席德里兹率领骑兵1500人突袭敌营，并决定次日作主力的攻击。可是这个奇袭却促使索拜斯乘着黑夜，移到了另外一个比较稳固的位置上。当腓特烈发现这个营地是太坚强而无法攻下时，遂于11月4日移营往罗斯巴赫（Rossbach）。

索拜斯的怯懦使他的军官们大感不满，其中包括包色特（Pierre de Bourcet）在内，他曾经在1744年到1747年的战役中获有盛名。他认为腓特烈的地位已经十分危殆，建议索拜斯应该绕过腓特烈的左翼，切断他的退却线。此外，又诚如劳易德（Maj.Gen.Lloyd）少将所指出的，因为联军的人数比腓特烈的兵力几乎占有二对一的优势，所以他们很是趾高气扬。索拜斯和希尔德堡豪森决定在第二天上午进攻，并准备在一击之下即结束这个战役，因为他们的部下已经够疲惫了，似乎不愿也不能再拖下去。

决定虽已作出，索拜斯对于包色特的建议却根本未做执行的准备。直到11月5日，当有些联军的部队已经出外搜劫，索拜斯才从希尔德堡豪森方面获得了下述的消息：“对于向敌军的攻击已经不能浪费一分钟的时间，从他昨天的行动上，很明显看得出他是不准备攻击我们的，而似乎是想切断我们与弗赖贝格之间的交通线。所以我主张我们应该前进，占领希芬罗达（Schevenroda）高地，并从那一边攻击他。”直到此时，索拜斯才开始准备。

双方准备交战的战场是一个宽广开阔的平原，缺乏树木和树篱，罗斯巴赫村位于一个低缓的小丘之上，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见联军的营地。在罗斯巴赫与梅泽堡之间，有一条小溪流过，在溪流之南，即为贾纳斯（Janus）和波尔曾（Pölzen）两座小山，缓缓地升起。照卡莱尔在《腓特烈的历史》的形容：“这种松软的沙泥，拉车的马可以感觉到，而走路的人则感觉不到，因为他很少会感觉到像这样平坦的山地。”在这个平原的南面即为萨尔河，在数英里以外有魏森费尔小村，位置在罗斯巴赫的东南面。(https://www.daowen.com)

当他收到了希尔德堡豪森的消息，索拜斯即派了一部分法国骑兵，由圣日耳曼伯爵（Count of St.Germain）率领着，进到罗斯巴赫以西三英里处的格罗斯特（Gröst），以监视敌营，并保护法军调动时的左翼。索拜斯命令他的部队在上午11时拆营，成三个纵队前进。前卫为奥国和帝国的骑兵，中央为法国和帝国的步兵，后卫为法国的骑兵。在皮特斯塔德（Pettstädt）前卫暂停，法国骑兵加入进来，在举行了一次将领会议之后，又继续前进，并向赖卡特斯维本（Reichartswerben）的方向做半左的轮转。这个行动是异常迟缓，军乐悠扬，旌旗招展，好像是胜利游行一样。

腓特烈对于这些运动一直都在做严密的监视。他在罗斯巴赫的高屋顶上安置着一位军官高迪上尉（Capt.Gaudi），并且派出许多巡逻队，有些深入到了法军所放弃的旧营地之内，并从农民的口中获知索拜斯已经采取了魏森费尔道路。但是他却无法判断敌军的正确方向：（1）可能向弗赖贝格前进，因为他们缺乏补给；（2）可能向魏森费尔前进，但却似乎不像，因为那里的桥梁还未修复；（3）可能向梅泽堡前进，以切断自己与萨尔河上的交通线。

当2点钟时，国王正在用膳，高迪冲进了房间，报告说敌人已经到达了皮特斯塔德，并正向普军的左翼旋转。腓特烈亲自爬上了屋顶，看了一下马上就明白了敌人的意图，是想从侧面和后方来攻击他，并将他逐出他的交通线。下午2点30分，他下达了命令，这个命令的执行是那样迅速，所以有一位法国军官形容它说：“好像是在歌剧中变换布景一样。”到了下午3时，营幕都已拆去装车，部队纷纷移动。正当此际，33岁的席德里兹将军率领着38个中队的骑兵，首先疾驰而去。他进到了罗斯巴赫溪流上，除了右翼方面留有少数骑哨以外，其余都是毫无掩护的。他直取贾纳斯和波尔曾两个小丘，接着后面就是步兵和重炮18门。关于炮兵腓特烈命令他们把阵地部署在贾纳斯山上，其右为步兵，其左则为席德里兹的骑兵。在罗斯巴赫也留下了7个中队以来监视圣日耳曼。

这些运动是如此迅速，反而使索拜斯获得一种观感，觉得普军是全面退却了。所以，他就命令他的前卫赶紧向贾纳斯山前进，他的命令是那样匆忙，所以关于如何部署兵力完全没有指示，也没有命令人员留下他们的包裹和营具。这些步兵以三个绵长的纵队前进，领先者为法国的皮德蒙（Piedmont）和梅里（Mailly）两个团。在右纵队的前面和侧面，为两个团的奥国装甲骑兵和帝国骑兵；预备队为10个中队的法国骑兵，另有12个中队保护着左翼。对于地形完全没有侦察，也没有前卫，全军好像是盲目地前进。

现在战术情况又变化了，索拜斯和希尔德堡豪森是要想迂回腓特烈的斜行攻击序列。他们的理由如下：既然我们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而他却已经丧失了主动精神，现在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绕过他的左翼以来攻击他，胜利即可属于我们。可是实际情形完全不对。到了下午3点30分时，他们恰好暴露出一个侧翼——其前进纵队的头部——留给腓特烈来加以攻击，因为这时他的位置恰好适合于这种进攻。使他们的情况更为恶劣的，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还认为普军是在全面撤退之中，所以索拜斯又把布罗伊所率领的骑兵预备队也拉到前面来，于是使普军的攻击目标更为扩大。

此时，席德里兹率领着其4000名骑兵，正在波尔曾山地的后面监视着联军纵队缓缓地接近。当他们靠近之后，不等待命令，席德里兹即率领其部下冲上前去。几分钟后，他把他的烟斗在空中摇了一摇，这就是发动攻击的信号。据当时参战的法国骑兵军官卡斯特里（M.de Castries）记载：“我们还没有能够排成队形，普军的全体骑兵就冲上来了，好像一面坚固的墙壁，以极高的速度推进。他们的右翼攻击奥国骑兵，这时在纵队之中能够立即应战的人员还不到三四个中队。他们的左翼则向我们（法军）进攻。”好像是一把锋利的钢刀，普国骑兵在这一大堆尚未展开的敌军当中，来往冲突了四次之多，驱逐着敌人向弗赖贝格溃退。最后，席德里兹收回了他的部下，在塔格维本（Tagewerben）的谷地中加以重组。

当这场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贾纳斯山上的炮兵也同时向正在溃逃中的联军步兵开火，在这个火力掩护之下，普鲁士的亨利亲王，率领7个步兵营快步前进，攻击领先的敌军，以来支援骑兵。他这个攻击是具有决定性的，诚如一位维滕贝格（Würtemberg）的龙骑兵所说的：“那些炮火使我们整行地被撕开了，普鲁士的火枪兵就变成了可怕的刽子手。”联军步兵被逐回之后，前后挤成一团，席德里兹抓着这个机会，再度打击在他们的背上，使他们落荒而逃。至于说到普鲁士的炮兵，狄克尔（Decker）在《七年战争》一书中曾经有下述的评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这样说，这一天的成功是属于炮兵的。假使他们也像在柯林会战中那样消极无所行动，则敌军可能已经展开前进了，他们的失败就不会如此的完全，而骑兵的成功也就不会那样的卓越。”

在下午4点30分的时候，会战的胜负已经完全决定了。腓特烈的右翼在伦德斯塔德（Lundstädt），左翼在赖卡特斯维本，以火炮为掩护，向崩溃中的敌军全面攻击。联军的退却变成了溃散。圣日耳曼说：“在周围40英里以内的地区中，到处都是我们的士兵，他们抢劫奸淫，无恶不作。”事实上，在整个战役中，法军的纪律都非常恶劣。虽然并未追击——其原因是黑夜已经快要到了——而腓特烈又急于要赶回西里西亚，但是由于纪律的废弛，联军却已变成了乌合之众和惊弓之鸟。

普军损失为死165人，伤376人。联军方面为死伤3000人，被俘5000人，其中包括8位将官和其他300名军官。另有火炮67门，7面国旗，15面军旗和许多的行李落入普军手中。

从政治方面来说，很少有其他的会战能比这一战具有更大的后果。差不多有100年以上的时间，自从红衣大主教黎塞留使法国投入三十年战争之后，向东对日耳曼扩张一直都是法国人的目标。巴拉丁领地曾经累次遭到侵入和蹂躏，可是正好像凤凰从它的灰烬中再生出来一样，日耳曼民族精神兴起了，而以罗斯巴赫战场上的腓特烈为其代表人物。

虽然欧洲人并不能预料到罗斯巴赫一战所带来的后果，可是全欧各国却都突然认清了法国陆军是已经腐烂透底了，它的不可击败，已经成为过去的神话。坦培霍夫将军（Gen.Tempelhoff）在他的《七年战争史》上说：“在全部战争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会战能够像罗斯巴赫会战这样地产生出来特殊强烈的印象。无论是敌友，都莫不耻笑联军的将领。索拜斯失败后不久，路易十五居然还升任他为法兰西元帅，大家就笑得更起劲了。”

当英国人听到了腓特烈胜利的消息之后，到处都放焰火表示庆祝。英国国会在1757年只很勉强地通过给予腓特烈以16.4万镑的补助费，而到了1758年，却自动增到了120万镑了。从金额的增加上即可以反映出英国人的思想。虽然如此，这个会战的眼前后果却极为有限，因为索拜斯和希尔德堡豪森的溃败，只不过表示腓特烈的工作刚刚完成一半而已，而西里西亚的情况仍然还是危急到了极点。

为了整补他的部队，他停了一个星期；11月13日，腓特烈率领了1.3万人，从莱比锡出发，于11月28日达到了170英里以外的帕赫维兹（Parchwitz）。当此之际，希维德尼兹（Schweidnitz）已经于11月14日向奥军投降。贝芬于11月22日在布雷斯劳被击败，并已放弃了该城。在帕赫维兹，腓特烈命令齐曾将军（Gen.Ziethen）去指挥贝芬的败军，并命令他们于12月3日在该城集中。同一天，腓特烈进到了新市（Newmarket），用一个轻骑兵的突袭把它占领了。在新市，他获得了确实的情报，知道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都已经离开了罗希（Lohe）的营地，进到了李沙，其右翼倚托于尼配恩（Nippern）村，其左翼则在沙格秀兹（Sagschütz）村。腓特烈的迅速前进使他们受到了震惊，因为他们认为他在罗斯巴赫之战以后，一定会宿营过冬的。

12月4日，把重炮留在布雷斯劳，查理和道恩匆匆越过了希维德尼兹河，而在该河以西占领了一个阵地。他们全军共有84个营，144个中队和火炮210门，总人数在6万到8万，共分成两线。其右翼由鲁齐西（Lucchessi）率领，并有尼配恩泥沼的掩护；中央位置在鲁腾（Leuthen）；左翼由纳德斯提（Nadasti）指挥，位置在沙格秀兹之后，战线向后曲折，并有鹿寨的保护。右翼的骑兵位置在古克维兹（Guckerwitz），左翼的骑兵则在鲁腾。以防御而论，这个阵地是很坚强的，不过却过于长了，两个侧翼之间距离5.5英里。面对着这样一个巨大的阵容，腓特烈所用的兵力一共只有3.6万人：2.4万名为步兵，共分48营；1.2万名为骑兵，共分128个中队。他一共有火炮167门，其中61门为重炮，内有10门为超级重炮。战场为一个开阔的平原，腓特烈在平时即曾在此做过演习，所以对于地形早有充分的认识。

12月5日清晨5点，普军从新市前进，腓特烈一马领先。在走到该村与鲁腾之间一半距离时，他命令全军暂停，把他的将领们召到一棵桦树之下，向他们做下述的训话：“假使我要让奥国人占领西里西亚，则我认为我是毫无所成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决定违背一切战争艺术的规律，向查理亲王的部队进攻，尽管他的兵力差不多是我们的三倍。我必须冒险采取这个步骤，否则一切都完了；我们必须击败敌军，否则就会全体死在他们的炮火之下。这是我的想法，这也是我的做法。现在大家回去，把我所说的话向各团转达。”

腓特烈的计划是直向前进，到达布雷斯劳道路，在奥军的右翼方面做佯攻，然后利用敌人阵地过长的弱点，横越其正面前进，打击在其左翼上，驱逐他们离开交通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决定把全军都部署在帝国军的左翼方面，用他的右翼做最强硬的打击，而把左翼缩回。在这种预防措施之下，就不怕重犯布拉格会战中的旧错，也不会像在柯林会战中备受损失。

在他的部队已经休息过了之后，腓特烈命令继续前进，直抵波尔尼（Borne）村为止。前卫共为10个营和60个中队——腓特烈亲自率领——主力分为4个纵队接着在后跟进，各团的军乐队一路吹奏着。军人们开始高唱起军歌，其歌词如下：

我要恪尽职守，

我的地位是您所赐予，

我要快乐而勇敢地工作，

当我这样工作时，一定能够成功！

有一位军官向国王问道，是否应命令他们停止不唱。腓特烈回答说：“绝对不必，有这样的部下，上帝在今天一定会赐我以胜利的。”

在波尔尼，腓特烈与敌军发生了接触。天开始拂晓，地面上罩着一层薄雾，从雾幕中可以看见有一长线的骑兵，横跨着大路展开，其左端消失在雾中，已不可见。最初，他们以为是奥军的右翼，但是为确实把握起见，普军同时从正面和侧翼上冲锋，才发现它是诺斯提兹将军（Gen.Nostitz）所率领的五个团。它立即被击溃，其中有800人被俘，包括已经负了重伤的诺斯提兹将军本人在内。接着又暂停了一下，不久晓雾即全部消散，于是看见奥军的全部，从尼配恩一直延展到沙格秀兹，看得是那样清楚，几乎其人数都历历可数。

波尔尼村的丧失对于奥军的失败是一个重要因素，不仅是腓特烈从那里可以望见其敌军的全部部署，而且这个高起的地形使奥军看不见普军的主力正分为4个纵队向该村前进。当他们将到之际，腓特烈即派遣其前卫中的骑兵去追击诺斯提兹的残部，换言之，即向奥军的右翼逼近——这是由鲁齐西伯爵指挥的。当鲁齐西看到普军接近，以为这就是主力的攻击，于是立即要求道恩元帅给予他以紧急的援助。道恩就把他的骑兵预备队和左翼骑兵之一部分送往该方面。这个时候，普鲁士军主力的4个纵队，又合并成为两个纵队，当他们到达波尔尼之后，即在高地掩蔽之下，向右旋转，然后向南前进。坦培霍夫这样说：“不可能看到比这更美丽的景象：所有纵队的头部都彼此平行，其间的距离是如此正确，简直就像阅兵一样，只要一声口令即可以变成横队。”行军的序列如下：右翼在前，齐曾率领43个中队，莫里斯亲王（Prince Maurice of Dessau）率领6个营，前面的前卫为魏德尔将军（Gen.Wedel）所率领的3个营。左翼在后，由李左将军（Gen.Retzow）率领，包括所有其余的步兵，侧卫为德里森将军（Gen.Driesen）所率领的40个中队。每一部分骑兵又有10个中队的轻骑兵以供支援。后卫由维滕贝格的欧根亲王率领，包括着25个中队。

当腓特烈的部队突然失踪不见了，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正站在弗罗贝尔维兹（Frobelwitz）的磨坊上，幻想以为敌军全面退却了。后者说：“普军已经走了，不要去扰乱了他们！”正午不久，又看到他们的头部在罗贝亭兹（Lobetinz）与沙格秀兹之间出现了，从那里他们就开始威胁奥军已经被削弱的左翼。

突然面对着一个占压倒优势的敌军，纳德斯提即急如星火地向查理求援。但是已经太迟，大约在下午1点，魏德尔在6门火炮支援之下，并由莫里斯追随在后面，开始突击沙格秀兹的防线。同时，纳德斯提也向齐曾的先头骑兵中队冲突，把他们向南驱逐，直逼6个支援营，他们的火力阻止了奥军骑兵，于是齐曾的部下脱离了险境，旋转过来，再向纳德斯提冲锋，把他逐入拉特勒尔森林（Rathener Wood）。

到了1点30分，纳德斯提的这一翼被击溃了，在沙格秀兹与鲁腾之间的战场上，遍野都是逃兵，而普鲁士的轻骑兵则在后面追击，再往后面即为成双线前进的步兵。右面为魏德尔，中央为莫里斯，左面为李左，全部又都获有重炮兵的支援，他们用纵射打击逃亡中的奥军。

当普军前进时，查理才知道已经受到了奇袭，匆忙地召回已经派往增援鲁齐西的骑兵，在等候他们到达的同时，把他的步兵分成碎片投入战斗。虽然鲁腾的防御很弱，但奥军决定在那里坚守。李格尼亲王（Rrince Ligne）为当时奥军的一位上尉，对此有很生动的记载：

我们跑我们所能跑的。我们的中校几乎是最先被杀倒地。接着我们丧失了我们的少校，最后所有的军官只剩下了三个人。在混乱之中，我只好暂代指挥官。把所有的人员集中起来，最多不过200人。我退到了风车所在的高地上。

在鲁腾镇中的拥挤情形，正和布莱尼姆的情形一样坏，因为部队实在拥塞得太多了，其纵深从30列深到100列。虽然如此，照坦培霍夫所记载的：“激烈的战斗还是继续不停，敌人在失望之中做困兽之斗，一营又一营的兵力开上去，都不能获致成功。于是国王决定使用他的左翼。最后，这些近卫军，由其资深的队长——现在为莫伦多夫将军（Gen.Möllendorf）——以无比的勇气向前推进，再经过约半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迫使敌人放弃了他们的阵地。”

现在的问题为如何从村落中跃出，因为奥军已经把一个炮兵连移到了其北面的山巅上，在其火力掩护之下，他们的步兵重新部署，与原有的正面形成直角。腓特烈命令他左翼所余下的兵力前进，却为敌炮的火力所逐回，于是他在布特堡（Butterberg）小山上设立炮兵阵地，包括超级重炮在内，将奥军扫退。在他的回忆录中，圣保罗（Horace St.Paul）说：对于这个会战的获胜，这些可怕的炮兵，要比普鲁士的步兵还更有贡献。

当奥军被扫退时，正是4点钟。到了薄暮时，鲁齐西已经把奥军的右翼骑兵集中在弗罗贝尔维兹，看见李左的步兵暂停不进了，乃趋前向他的侧翼上冲锋。对于鲁齐西而言，可以说是不幸至极，因为在拉达克斯多夫（Radaxdorf）的村落后面，正隐藏着德里森的40个中队，这是他所看不见的。突然，在布特堡炮兵阵地的火力掩护之下，他们冲入开阔地中，30个中队从正面向鲁齐西冲锋，贝鲁斯（Bayreuth）的龙骑兵攻击他的侧翼，而普特卡麦尔（Puttkammer）的轻骑兵则迅速绕到他的后面。这一次攻击具有决定性的效果，鲁齐西被杀，其部队被击散。接着，德里森又向右旋转，从后方向奥军的步兵冲锋，而魏德尔则从鲁腾附近，攻击他的侧翼。到了夜幕将垂时，奥军已全部崩溃，他们的退却变成了鸟兽散。

腓特烈跟踪追击，并挺进到李沙。他发现这个小镇中已经挤满了溃兵，当他骑马进入该镇时，遇见了几个奥国军官，手里拿着蜡烛，他下了马向他们说：“晚安，先生们，我敢说你们一定不曾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我。我想在这里找一个寄宿之地。可以办到吗？”

12月6日，他下令休息一天，第二天进到了布雷斯劳，并派齐曾率领骑兵之一半，连同9个营的步兵和轻装部队，继续追击查理。他们一直追到12月9日为止，又俘获2000多人。布雷斯劳于12月19日投降，连同守军1.7万人和火炮81门在内。

正和所有一切的会战一样，对于鲁腾一战的损失估计是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可能普军的全部死伤数字共为6000人，而奥军则为1万人，此外还有2.1万人被俘，并损失了火炮116门、军旗51面和车辆4000辆。依照腓特烈估计，在这个战役中，奥军的全部损失为41442人，依照坦培霍夫的估计，则为56446人。不管何者较准确，但这种损失却都是具有毁灭性的。除了希维德尼兹要塞，西里西亚的全境都已经收复，普鲁士也变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这次会战，坦培霍夫有下述的评论：

无论是在执行或后果方面，要想找到一个可与鲁腾会战相比拟的例证，那么在古代史中还可以勉强找到一个，而在近代史中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它在军事科学中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对于腓特烈所独创的体系，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最好的表演。

拿破仑也说：“鲁腾会战，在运动、机动和决断三方面都是一个杰作。专靠这一次会战，即足以使腓特烈永垂不朽，列于世界上最伟大名将之林。他在这一战中所做的一切调动，都是合于战争原则的。他并不曾当着敌军的前面侧进，因为他的纵队是敌人所看不见的。在波尔尼战斗发生之后，奥国人就认为他一定采取前面高地上的阵地，当他们还正在坐待之际，他却在高地和雾幕掩蔽之下，并以前卫做佯攻，而将其主力继续前进，以来攻击敌军的极左端。”

对于本章中所讨论的两个会战，若能加以比较，则似乎颇饶兴趣，因为它们所代表的都是斜行的攻击序列，但一个是最坏的，而一个是最好的。在罗斯巴赫会战中，那是毫无将道之可言，联军的指挥官根本上没有计划。他们若能坚守萨尔河一线，并继续采取守势，则腓特烈就会不战而溃了；可是他们却偏要放弃守势，而使敌人有交战的机会，这正合了腓特烈的愿望。他们对于这种运动完全是外行，好像是对于一个并不了解的体系，照样硬抄一样，他们在敌人完全可以看见的情况之下前进，越过敌人的侧翼，而且没有前卫。步、骑、炮三个兵种之间，根本上无合作之可言，而圣日耳曼也始终不曾尝试探察敌人在做什么。在鲁腾一战中，腓特烈是运动、集中、奇袭，然后打击，三个兵种的部署和合作都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不过更重要的，却是他的部下对于他的将才是具有坚定的信心，这是腓特烈获胜的主因。

在这个卓越的胜利之后，战争又继续拖了5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当中，腓特烈也曾经遭受到很大的挫折，不过从这个七年战争中，腓特烈个人总算是成功了，奠定了其为古今伟大名将之一的身份。1758年8月25日，他在左恩多夫（Zorndorf）击败了俄军，但是到了10月14日，他在霍赫克尔青（Hochkirchen）遭到了奥军的奇袭，失败了一次，虽然如此，他却还是把他们逐出了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第二年8月12日，他在库勒尔斯多夫（Kunersdorf）为俄军所惨败，柏林也为俄军所占领，不过他还是击退了法军。但是他的精神却是永远不败的，到了1760年8月15日，他在莱格尼兹（Liegnitz）和11月3日在托尔高（Torgau），又连续击败了奥军。[1]

1761年，厄运又回来了。到了1762年，英国人背弃了他，与法国人缔结了一个单独的和约。这一件背信的事情，使得13年之后，当美洲殖民地反叛时，英国人在欧洲遂找不到一个同盟国。这件事本身固然可以算是战争的重大后果之一，但却不能把账记在腓特烈的头上。

无论如何，罗斯巴赫和鲁腾这两大会战，不仅拯救了普鲁士，使其免于绝灭，而且对于它们的回忆也就支配了日耳曼的历史，再透过历史而支配了日耳曼人的心灵。从这两个会战中，产生了民族的凝聚力和优越感，使日耳曼人民能够渡过拿破仑战争的难关，并从这里，一步又一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德国，终于代替了法国，成为欧洲的第一巨强。这样也就结束了600年来英法争霸的局面，而使世界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