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追讨北条义时

1 追讨北条义时

发动追讨倒计时

承久三年(1221),后鸟羽的“重厄”之年到来。京都仍然是火灾不断,卿二位的宿所、后鸟羽母亲七条院的御所、宗像社、宝庄严院都毁于大火。镰仓方面三善康信的宅邸发生火灾,重要的文件、诉讼记录等都被烧毁。不过,与此同时,后鸟羽追讨北条义时的倒计时却在稳步推进。《玉蕊》承久三年(1221)一月十七日条记载:“今晓行幸院,入夜还御云云。非年始朝觐之礼。”顺德拜谒后鸟羽御所,但此举并非天皇在年始之时对父院、母女院行礼的朝觐行幸,很有可能是为了与后鸟羽商讨让位与追讨北条义时之事。此后,一月二十七日,后鸟羽在鸟羽城南寺举行了“笠悬”的骑射活动。并且,二月四日进行了第29次的熊野诣。后鸟羽大概对熊野三山祈愿顺利让位以及成功追讨北条义时吧,但后鸟羽必然没有预想到这会是他生平最后一次熊野诣。

四月二日,在向伊势、石清水、贺茂三社奉币,祈愿祛除“重厄”后,四月二十日,顺德让位,4岁的怀成践祚,是为仲恭天皇。同日,近卫家实辞任关白,左大臣九条道家出任摄政。四月二十三日,顺德被奉上太上天皇尊号,四月二十六日,“新院”顺德御幸“一院”后鸟羽的院御所高阳院殿。

与此同时,后鸟羽秘密开展了拉拢御家人的工作。在追讨源赖茂的过程中,后鸟羽发现使御家人脱离幕府首脑层的控制并为其所用并非难事。因此,后鸟羽策划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利用已经投靠自己的御家人,引发幕府内排除北条义时的动向。其选定的对象就是和田合战后,唯一可以与北条氏抗衡的势力三浦氏以及在京的“平判官”三浦胤义。

另外,根据《民经记》纸背文书“上总介清国书状”(2676号)的记述,承久二年(1220)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总国司藤原清国曾向造内里行事所的右中弁藤原赖资控诉“地头三浦判官胤(义)”拒绝缴纳“造内里米”。换言之,三浦胤义就是拒缴造内里役的地头。这个三浦胤义正是后鸟羽意图拉拢的对象。由此可见,地头的抵抗并非导致大内里修建工程中止的唯一原因。

拉拢三浦胤义的工作

在“慈光寺本”的叙述中,能登守藤原秀康受后鸟羽之命,将三浦胤义邀至家中,在推杯换盏之际,劝说三浦胤义追随后鸟羽。三浦胤义答称,自己离开三浦氏、镰仓,选择在京是有原因的。其妻是“一法执行”之女,在与胤义结合之前,是“故左卫门督殿”即二代将军源赖家的“御台所”,曾为源赖家产下“若君”。但源赖家被北条时政杀害,其子若君也被时政之子义时杀害。此女与胤义再婚后,终日以泪洗面。为此,胤义希望上京服侍上皇,与镰仓刀剑相向,以慰夫妇之情。“一法执行”即成胜寺执行的一品房法桥昌宽,“若君”即禅晓。如前所述,禅晓在承久二年(1220)四月十五日被北条义时的幕府在京都东山杀害。

野口实认为即便有这样情绪化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在东国御家人中普遍存在着“在京奉公”与“在地经营”的分业体制。三浦胤义从建保六年(1218)六月至翌年一月源实朝被暗杀前在京奉公,根据前文“上总介清国书状”(2676号)的记述可知,承久二年(1220)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前已经升任“判官”即卫门尉,并获得了检非违使的宣旨。野口实指出,当时胤义之兄三浦义村只不过是左卫门尉,“从身份地位来看,获得检非违使宣旨的胤义地位更高”。在三浦义村看来,与其说胤义是“一族分工的承担者”,不如说他是“族内的竞争者”。

一族内的竞争与对立

其他的御家人族内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即便是北条义时、时房兄弟的关系也未必坚如磐石。与北条义时不同,时房有在京经验,习得了京都的教养,其蹴鞠技术甚至获得了蹴鞠“长者”后鸟羽的称赞。可以说,与其兄北条义时是截然不同的类型。另外,据《吾妻镜》建保二年(1214)四月二十七日条记载,“武州”请求将军源实朝推荐其叙“三位”。当时任“武州(武藏守)”的是北条时房。与正五位下的兄长义时相比,北条时房所期翼的位阶远远超过义时。不过,也有观点认为三位是相当于公卿的高位,不应认为“武州”是北条时房。

更有趣的是,《吾妻镜》承久二年(1220)一月十四日条中关于北条时房次子时村、三子资时出家的记录。此二人的出家事出突然,令世人十分疑惑。年轻人出家,往往并非出于修行佛道的目的,为赎罪或自证清白的情况居多。次子时村的名字中有“村”,因此三浦义村很有可能是时村的乌帽子亲 (1) 。换言之,时村的后盾是可以与北条义时对抗的有力御家人。或许正是这样的缘故使时村做出了诸如反义时的危险举动,结果陷入了不得不出家的困境。

可以想见,后鸟羽正是意图利用御家人一族内的矛盾,尤其是“兄弟间的竞争、对立”,造成幕府内部排除北条义时的动向。“慈光寺本”中,胤义对秀康说,如果给其兄义村送去书信,教授令北条义时麻痹大意之计,讨伐北条义时也非难事。收到报告的后鸟羽随即下令“急军之检议(速速召开军事会议)”。

北条氏略谱

(数字代表执权就任的顺序)

召集一千余骑

继而,“慈光寺本”以城南寺举行佛事、“古活字本”以举行流镝马为名目发布了召集命令。下面就以“慈光寺本”为中心看一下事情的经过。

首先,后鸟羽亲自向院近臣的贵族、僧侣发出“敕定”,并向在京御家人、西面众以及畿内、近国武士发出了“回文”(向多人逐一、轮流传达旨令的命令文书)。前者中,有坊门忠信、藤原光亲、源有雅、中御门宗行、一条信能、高仓范茂、刑部僧正长严、二位法印尊长。后者中,有藤原秀康、秀澄兄弟与侄儿能茂(童名伊王)、三浦胤义、大内惟信、佐佐木广纲、佐佐木高重、后藤基清、八田知尚、大江能范等,此外还有丹波、丹后、但马、播磨、美浓、尾张、三河、摄津、纪伊、大和、伊势、伊予、近江的武士。

承久三年(1221)四月二十八日,“一千余骑”兵力集结于院御所高阳院殿。在诸国兵将严守四门的戒备之下,“上皇”后鸟羽、“中院”土御门、“新院”顺德、“六条宫”雅成、“冷泉宫”赖仁进入御所内。并且,开始举行百座仁王讲、如法爱染王法(《御让位部类记》《光台院御室传》《吾妻镜》承久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条)。在祈祷国家安泰、佛敌降服的同时,大概也在诅咒北条义时吧。

后鸟羽随后令七名阴阳师就事之成否、吉凶进行了占卜。结果,阴阳师答复称,此时不可,若改元,于十月上旬起事,则事可成就。卿二位立刻谏言称,论果报,后鸟羽与北条义时无法相比,此事即便仅为一人所知,很快也会为世人所悉知,更何况已经对一千兵力下达了召集命令,已无隐瞒的可能性。如果此事传入北条义时耳中,对后鸟羽而言会成为十分危险的问题。因此应尽快做出决断。

诚然,后鸟羽的计划只有在暗中秘密推进才能奏效。实际上,对于承久二年(1220)七月转换方针以后后鸟羽稳步展开的准备工作,幕府并没有发觉。但是,秘密的计划早晚要浮出水面。届时,迅速地选择与决断以及行动是十分必要的。后鸟羽在召见藤原秀康后,就下达命令诛杀与北条义时具有亲缘关系的京都守护伊贺光季。

但是,“慈光寺本”中后鸟羽的两位重镇,即近卫基通与卿二位之夫大炊御门(藤原)赖实对后鸟羽是持批判态度的。另外,在三寅下向关东的事情上竭尽全力的西园寺公经与其子实氏被认为与幕府勾结,五月十四日被幽禁于弓场殿。

诛戮京都守护伊贺光季

就这样,承久三年(1221)五月十五日的清晨到来。据“慈光寺本”记述,藤原秀康接受后鸟羽的旨令后,首先召唤了京都守护伊贺光季。伊贺光季是幕府的元老,故伊贺守藤原朝光之子,其妹嫁给北条义时并生下了北条政村(后来的第七代执权),相当于北条义时在京都的代理人。伊贺光季自然没有回应,结果,“一千余骑”便出动讨伐。“古活字本”中还有关于另一位京都守护大江亲广的叙述。后鸟羽对应召而来的大江亲广说:“追随北条义时,还是加入后鸟羽院的阵营,即刻申上”:结果,大江亲广被迫选择了追随后鸟羽。

五月十五日,三浦胤义、小野成时(后出小野盛纲的侄子)、佐佐木广纲等率“八百余骑官军”(《吾妻镜》五月二十一日条),兵分五路,攻向伊贺光季的宿所。另一方面,伊贺光季麾下武士共85人。伊贺光季向部下武士传达称,自己已做好了战死的心理准备,决心战到最后,惜命者可速速逃离。听闻此言,其麾下武士纷纷逃亡,仅剩政所太郎、治部次郎等精锐武士29人。加上伊贺光季及14岁的次子光纲(童名寿王)父子,一共只有31人。半数以上的武士都选择了回避与院方军队作战。

开门迎战的伊贺光季在发现三浦胤义后,责问道:“于后鸟羽院,并未犯过,何故召诛?”三浦胤义答曰:“顺应时势,应宣旨召集,遂入讨伐军势,攻伐至此。”但是在伊贺光季眼看就被射落马下时,三浦胤义退出了门外。伊贺光季等人继续奋战,杀死敌军35人。尽管如此,伊贺光季方终究还是寡不敌众,身负重伤的伊贺光季命人火烧寝殿,流着泪亲手刺死了次子光纲,将其尸体投入火中。其本人也与政所太郎互刺后倒在火光之中。后鸟羽本想将伊贺光季收入己方阵营,并任命其为追讨大将军,因此当伊贺光季死讯传来时,十分惋惜。

追讨北条义时的院宣

继而,后鸟羽在五月十五日发出了“追讨北条义时之宣旨”,承久之乱爆发。所谓院宣,是在院身边服侍的院司为传达院的旨意而以自己的名义发出(发文者称“奉者”)的一种命令文书。“慈光寺本”中,作为奉者书写院宣的是藤原光亲。长村祥知通过详细、绵密的分析认为,“慈光寺本”的院宣引用了实存的院宣。以下是院宣全文。

被院宣称曰,故右大臣薨去后,家人等偏可仰圣断之由,令申。仍义时朝臣,可为奉行之仁欤之由,思食之处,三代将军之遗迹,称无人管领,有种种申旨之间,仍被优勋功之职,摄政之子息被迭毕。然而,幼龄未识之间,彼朝臣,秉性于野心,借权于朝威。论此于政道,岂可然欤。仍自今以后,停止义时朝臣之奉行,并可决睿襟。若不拘此御定,犹有反逆之企者,早可殒其命。于殊功之辈者,可被加褒美也。宜可令存此旨者,院宣如此。悉此以状。

承久三年五月十五日按察使光亲奉

内容的大意是这样的。

“故右大臣”源实朝死后,因御家人等愿从“圣断”即天子(这里指“治天之君”后鸟羽)决断,故后鸟羽拟以“义时朝臣”为“奉行之人”,即任命义时为执行主君命令之职。此时,幕府愁诉称无继承“三代将军”之迹者,为此令“摄政子嗣”继承。然,因(摄政之子)年幼无知,“彼朝臣”北条义时心怀野心,借朝廷权威,不行合适之政。故自今以后,停“义时朝臣之奉行”,全由“睿襟”(天子之心)决断。若有人不从此决定,无异叛逆,则可殒其命。功勋卓越者赏。以上。

院宣的逻辑

院宣的逻辑在于,御家人们愿服从后鸟羽,但奉行北条义时却逆势而行,借朝廷权威,违乱政治。若停北条义时的奉行之职,按照后鸟羽的指示施政,御家人等的愿望便可实现。也就是说,在排除北条义时这个点上,御家人与后鸟羽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而且,院宣还明确说明了追随北条义时者杀、排除北条义时有功者赏的赏罚原则。这是意图君临全日本的后鸟羽所特有的逻辑。虽说如此,但从接受院宣的御家人的角度来看,院宣的内容也是很容易被接受的,因为问题无关幕府的存废,而是在于排除北条义时,而且院宣还提及了御家人最关心的恩赏问题。可以说,这封院宣足以抓住御家人的心。

“慈光寺本”中,院宣下发的对象是武田信光、小笠原长清、小山朝政、宇都宫赖纲、长沼宗政、足利义氏、北条时房、三浦义村八人。这些人都是杰出的有力御家人,并且都具有丰富的在京经验。后鸟羽之所以选择他们,大抵是因为与他们在京中有所接触。而北条义时之弟时房与其外甥足利义氏(其母是政子、义时的妹妹)也位列其中,显然是后鸟羽意图利用同族内的竞争与对立造成御家人的分裂。若能成功拉拢数人,必然可以发挥巨大的效果。

追讨北条义时的官宣旨

并且,后鸟羽还发出了落款为承久三年(1221)五月十五日的“北条义时追讨之官宣旨”(《镰仓遗文》2746号)。所谓官宣旨,即以太政官之上卿(执行政务的公卿)承天皇之意制成的宣(命令)为基础,并由弁官发布的命令文书。《吾妻镜》同年五月十九日条记载:“敕按察使光亲卿,右京兆追讨之宣旨被下五畿七道[后鸟羽命藤原光亲向五畿七道发出追讨右京兆(北条义时的官职,右京兆权大夫)的宣旨]。”长村祥知认为,藤原光亲不仅是院宣的奉者,还作为“传奏(服侍在院、天皇侧近,以奏闻、传宣为职务的官职)”将后鸟羽的命令传达给了藏人头叶室资赖,在官宣旨发布的流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官宣旨的逻辑与院宣基本相同。但也有三点不同:第一,“义时朝臣”追讨命令的下发对象是“五畿内、诸国(东海、东山、北陆、山阴、山阳、南海、大宰府)”的“诸国庄园守护人、地头等”;第二,追讨后,“有可经言上之旨者,各参院厅,宜可经上奏(如有上奏后鸟羽之事,可参院厅上奏)”;第三,“国宰并领家等,寄事于纶綍,更勿致滥行(禁止国司、庄园领主以敕命为口实行乱暴之举)”。

从第一点来看,这封官宣旨的下发对象不仅限于东国的御家人,畿内近国、西国的御家人等也包括其中,可见该宣旨意在对广范围内的武士进行动员。东国原本就是幕府权力深入渗透的地区,无法确定追讨北条义时的宣旨能否发挥作用。但如果将畿内近国以及西国的御家人也囊括其中则效果可期。第二点,对于参上院厅以及上奏的许可,若以这些地区的武士为对象,那么恩赏的实施将更具实效性。第三点,禁止国司、领家肆意妄为,如果将畿内近国、西国视为现实的主要对象,那么在动员那些与国司、领家趋于对立的武士方面就会发挥积极作用。另外,在后鸟羽的脑海中大概也出现过国司、领家抵抗造内里役的痛苦记忆。通过禁止国司、领家滥行,后鸟羽也重新宣示了其身为君临于国司、领家之上的帝王地位。总而言之,这封官宣旨是对发给东国御家人的院宣的补充,旨在对以畿内近国、西国为中心的大范围的武士进行动员。

院宣、官宣旨的影响力

另外,追讨朝敌时,通常的做法是任命追讨使,在其指挥下派遣追讨军。但是,在后鸟羽的院宣及官宣旨中没有关于任命追讨使的表述。过去,一般将这种做法解读为后鸟羽过于乐观地估计了院宣、官宣旨的影响力,认为只要发出院宣、官宣旨就可以令武士站到“京方”一边,追讨北条义时以及倒幕便都可以实现。然而,现实是幕府命“镰仓方”大军西上,结果,在兵力上处于劣势的京方束手无策、彻底失败。承久之乱的落败,是后鸟羽乐观预期院宣、官宣旨影响力的必然结果。

不过,过去的这种观点在事实的本质上却存在着错误的认识。首先,这种观点认为后鸟羽的目的在于追讨北条义时,打倒幕府。但是,如前所述,后鸟羽的目标是排除北条义时,将幕府置于控制之下,并不是倒幕,也不是否定武士。院宣中对北条义时“停止奉行”,全依“睿襟”决断的表述也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将败北的原因归结为过度相信院宣、官宣旨的影响力也有问题。在第一章中曾有所提及,依据“延庆本”《平家物语》的记述,治承四年(1180)源赖朝举兵之际,被任命为追讨使的平清盛之孙维盛在下向东国途中,一边出示“宣旨”一边募集兵力。但是,征兵并没有如预期一般顺利,不安的追讨军在富士川合战中因水鸟拍打翅膀的声音而受惊,溃不成军。尽管这是后鸟羽祖父后白河时代的故事,但见识广博的后鸟羽不可能不知道。因此,过于相信院宣、官宣旨影响力的观点也值得商榷。

后鸟羽的战略

那么,从召集一千余骑、诛杀京都守护伊贺光季、发布院宣及官宣旨这一系列举措来看,后鸟羽究竟采用了怎样的战略呢?白井克浩认为,一千余骑(白井称“第一次召集军”)的任务是“控制京中”,在之后的约半个月里,未在京都采取行动是“基于当初作战计划的、预定的军事行动”。而依官宣旨募集的兵力(白井称“第二次召集军”)才是“追讨北条义时的实战部队”,如果存在后鸟羽乐观论,那么就是后鸟羽“完全误判了第二次召集军的向背问题”。

另一方面,长村祥知认为“后鸟羽的计划”是以院宣命令有力御家人诛杀北条义时,同时以官宣旨“尽可能地动员东国武士”追讨北条义时。而官宣旨以“五畿内诸国”为下发对象,则是“为了防备北条义时逃亡而预先通告西国”。

想来,如果仅限于排除北条义时,那么最有效的战略无疑是利用御家人一族内部的竞争与对立,使幕府内形成反北条义时、反北条氏的动向。专门指定八位有力御家人发出院宣的理由即在于此。借此,至少可以引起幕府内部的动摇和混乱。不过,如果后鸟羽没有过于相信院宣的影响力,那么就应该预想到无法诱导有力御家人反北条义时的情况。官宣旨便十分明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当然,与院宣一样,官宣旨也未必能够决定东国御家人的归向。于是,后鸟羽才将官宣旨的发给对象指定为包括其权力渗透的畿内近国、西国在内的五畿内七道的御家人。换言之,为将北条义时从幕府中排除,后鸟羽制定了双重战略。

而且,最初召集的一千余骑还负责守卫后鸟羽、土御门、顺德、雅成、赖仁等进入的院御所高阳院殿,遵循了保卫大本营的战略铁则。这样看来,可以说后鸟羽构思了一个三重的万全战略。总而言之,后鸟羽并没有过于乐观地估计战局,他所制定的战略也并不草率。

但是,有时候就是会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情。届时如何抉择、决断,将是决定胜败的关键。这对于幕府来说也是一样的。面对被视为朝敌、遭到讨伐的意外事态,北条义时与御家人们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与决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