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新时代的文化
《六代胜事记》的成立
随着文化巨人后鸟羽的消逝，文化的世界也发生了剧变，出现了公然批评后鸟羽的作品。《六代胜事记》即是这样的作品。该“记”以序文、历史叙述、评论三个部分总结了从高仓到后堀河“六代”的“胜事”（引人瞩目的事迹或异常的事件）。弓削繁、五味文彦、长村祥知等人曾对该书进行研究，在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关于该书的作者，存在着藤原隆忠、藤原长兼等不同的观点，但就该书的成书时间，认识则相对一致，即贞应年间（1222—1224）。
在序文中，作者自称是六十余岁的“世弃之人”，此书“不为己身，而为世、为民记”，直接说明了撰写此书的意图。在历史叙述的部分中，不仅记录了六代之胜事，而且还对包括后白河在内的从高仓到顺德六位帝王进行了批判。在评论的部分，通过“时人”与“心有人”两人的问答对话阐述了政道论、历史观。
以下内容出自评论部分的一段问答。“时人”问曰：
我国本神国也。继人王之位，既天照大神之皇孙也。因何有三帝一时远流之罚。
大意即是，我国本为“神国”，“三帝”作为“天照大神之皇孙”为何“同时被处以远流”，蒙此奇耻大辱？对此，“心有人”答曰：“宝祚长短必依政之善恶（帝王治世的长短取决于施政的善恶）”，并进一步指出了《帝范》（唐太宗所撰帝王学著作）所言“知人”“抚民”二德的重要性。
帝范有二德，知人与抚民也。所谓知人，太平之功不在一人之略，有君无臣，春秋之诫也。所谓抚民，民为君之体也。体痛时，其御身无全事。
简言之，由于太平之世的到来并不是一人的谋略，因此主君与臣下建立良好关系即是“知人”之德，君主安抚人民即是“抚民”之德。帝王之政若无此二德即是恶政。
批判帝德的意图
《六代胜事记》的思想依据是儒教的德治主义，主要源于平安时代后期被贵族社会所接受的《帝范》《贞观政要》等典籍。后鸟羽也曾学习这些书籍，不可能不了解其中的政道论。另外，后鸟羽的治世，包括后白河死后的亲政期在内，长达30年。然而，现实中却发生了震惊世人的“三帝一时远流之罚”事件。帝王的权威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创，威信扫地，实为耻辱。倍感危机的作者，不禁将造成这种结果归咎为后鸟羽的恶政，以及帝德的缺失。
作者在历史叙述部分对后鸟羽的严厉批判即体现了这一点。
隐岐院（即后鸟羽）天皇（中略）所习二艺之中，疏文章、长弓马。国之父老窃以为，以文为左、武为右，帝德所欠，可忧事。
即认为帝王应长于文章，而不应亲率武力，进而痛斥后鸟羽恰恰相反，是位“疏文章、长弓马”“帝德缺欠”的帝王。
不过，后鸟羽亲撰《新古今集》，多次举行习礼、公事竖义，复兴朝廷仪礼，实际上是一位精通文艺的帝王。而作者却刻意无视这些，将承久之乱的发生归咎为后鸟羽一人的帝德缺失。让后鸟羽背负全责，是为了防止乱后践祚的后堀河的帝王权威以及“神国”“天照大神之皇孙”权威的跌落。这就是作者“为世、为民”执笔《六代胜事记》的意图所在。
《承久记》中对后鸟羽的批判
有不少作品都受到了《六代胜事记》的影响。作品原型出现于1230年代的《承久记》即是其中之一。“慈光寺本”作为《承久记》的最老版本如是批判后鸟羽。
凡，御心操，世间以为倾。伏物、越内、水练、早态、相扑、笠悬之外，朝夕以武艺为事，昼夜整兵具，巧谋兵乱。御腹恶，少违御气色者，亲行乱罪。御览大臣、公卿之宿所、山庄，召御目留所，号御所。（中略）御游之余，召集四方之白拍子，结番，宠爱之族，召入十二殿之上，踏污锦之茵，倾王法、王威，可悲可叹。
由此可知，后鸟羽的“御心操”（性情）被世人批评为“倾”。专心“武艺”，整备“兵具”；“御腹恶”（易怒），动辄对不中意者进行惩罚；没收“大臣、公卿”宅邸，以为御所；召集“白拍子”，令宠爱者进入“十二殿”（大内里正厅的朝堂院），踩踏、玷污锦织地毯，损伤“王法、王威”的做法令人瞠目结舌。如此严酷的批评，与批判后鸟羽疏文、专武，破坏君臣关系、欠缺帝德的《六代胜事记》相比，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同样无视后鸟羽在文艺方面的成就。这可以说是《六代胜事记》开创的一种后鸟羽批判文化。
“慈光寺本”的历史观
不过，在“慈光寺本”中没有将后鸟羽帝德缺失与承久之乱爆发联系在一起的叙述。究其原因，恰如“慈光寺本”序言以“为娑婆世界的众生利益，佛现世间（为给现世的所有众生造福，佛现身此世）”开端一样，贯穿其始终的理念并非儒教的德治主义，而是佛教的世界观。听闻得胜军报的北条义时喜悦异常，称“义时之果报犹胜帝王之果报。此乃前世善行报于今生，然生为武士，身份低下，不足为报”的叙述（参照第202页），也是基于佛教的因果报应论。现世之事及其结果都是前世的“果报”所决定的，因此并不存在因帝德缺失而导致战乱发生的情况。
另外，后鸟羽与北条义时间身份的差距，也是可以基于前世“果报”而发生改变的，“慈光寺本”并没有将二者设定为绝对的君臣关系。正是因此，“慈光寺本”对后鸟羽与北条义时几乎采取了同等的对待。长村祥知将“慈光寺本”中这种人力不可测的原理即“果报”推动历史发展的历史观称为“果报史观”。
按照这种逻辑，由于现世发生事情的原因在于前世，于是就会出现以肯定的态度对现实之事进行理解的倾向。并且，依据以统治为目的的意识形态进行润色的情况也会很少。换言之，史料的纯粹性可以得到确保。“慈光寺本”的史料价值之所以受到高度评价，并不仅仅因为它是最古老的版本。
对战死者的缅怀与安魂
前文，我们看了在乱后世界中出现的后鸟羽批判文化。但值得关注的新动向不仅限于此。在宣告“武者之世”到来的保元之乱爆发后的65年，以“武”力打倒“王权”巨人后鸟羽的承久之乱终于为这个战乱之世画上了休止符。同时，承久之乱还使人们开始对历史进行回顾与反思。
保元之乱后，为祭祀战死者，祈祷世间太平，慈圆修建了大忏法院。承久之乱后，该院得到了进一步扩充，平教盛之子、曾在源实朝的幕府主持过祈祷仪式的小川法印忠快，说教名手安居院法印澄宪（信西之子）之子圣觉，以及长于艺能、被认为是《平家物语》作者的信浓前司行长等人都汇集于此。
另一方面，后高仓、后堀河的宫廷也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述，在平家灭亡后，原本由平知盛养育的后高仓以娶平赖盛（平清盛之弟）之女为妻的持明院基家的宅邸为御所。并且，迎娶了基家的女儿，也就是赖盛的孙女陈子（女院号北白川院）为妻，还生育了后堀河。后堀河的乳母，是以平重盛（平清盛长子）为妹婿、重盛之子维盛为女婿，与平家两代结亲的藤原成亲之女成子。而且，平知盛的遗孀、女儿，平赖盛的儿子，平教盛的儿子以及平维盛的女儿在承久之乱后仍然健在，并在后高仓、后堀河的宫廷中实现了平家关系集团的复活。
于是，在这些人中，缅怀、祭奠那些在人生中途就失掉性命的人，如王家的崇德院、安德天皇，藤原赖长、信西、俊宽等贵族、僧侣，源义朝、为朝、义仲、平清盛、知盛、重衡等源平武将的动向便日益明显。
王家、平家、藤原成亲的关系谱
军记物语的成立与发展
以这样的时代潮流为背景，从13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也就是《承久记》原型成立的时期，对保元之乱、平治之乱、治承寿永之乱进行叙述、描写的《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等作品的原型也先后出现。这些军记物语成立的精神基础，即是对那些失败、死去的人们的缅怀与祭奠。
现实中，无论是哪次战乱，都是勇敢的武士们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奋勇作战。其中，既有活着走下战场并赢得名誉、获得封赏的胜者，也有必须面对死亡的败者，等待他们的或是残酷的，或是不合情理的，或是留有遗憾的，或是自我放弃的各种各样的死法。父子、兄弟、夫妇、主从间的情感联系被残忍地切断，只留幸存者在悲痛与怨念中苟活。
然而，在军记物语中少有对于战场上血腥场面的描写。这是因为军记物语的作者在构建战斗情节时，通常将其视为“物语世界”的一环。另外，经过承久之乱后，人们亲眼看见了帝王、贵族的传统权威被“武”力击碎，切身感受到了新时代的开启。在这样的时代认识下，在描绘王朝贵族社会的权威凋零的同时，也认识到左右王权之“武”的强大实力，并创作出了源为朝、源义经这样的英雄形象。
后来，经过数位作者的种种构思，军记物语被不断增补、删减、改编，最终发展、形成了多种版本（例如《平家物语》存在“觉一本”“延庆本”，《承久记》存在“慈光寺本”“古活字本”等）。
京都的和歌与镰仓的大佛
我们再稍微看一下新时代的文化。乱前的后鸟羽时代是和歌的兴隆期。后鸟羽下达敕撰令并亲自编撰的《新古今集》可以说是当时和歌文化的巅峰之作。承久之乱后的朝廷，在渡过了宽喜饥荒后的贞永元年（1232）六月，由后堀河下达了编撰敕撰集的命令。撰者仅有藤原定家一人。不过，两年后的天福二年（1234）八月，后堀河就去世了。失意的藤原定家一把火烧毁了敕撰集的草稿。
不过，在九条道家、教实父子的支援下，敕撰集的编纂得以继续，并在翌年文历二年（1235）三月上奏四条天皇，是为《新敕撰和歌集》20卷。不过，选歌还是受到了九条道家的干预，后鸟羽、顺德等人的和歌被责令删除。结果，承久之乱中京方歌人的和歌被删除，而源实朝、北条泰时等武家歌人的和歌则多数入选敕撰集。这或许并非出自藤原定家的本意，但这部敕撰集却真实地反映了乱后的政治。整体而言，《新敕撰和歌集》与歌风华丽的《新古今集》对比鲜明，以简明平淡、保守的和歌居多。
与此同时，镰仓方面修造了大佛。《吾妻镜》嘉祯四年（1238）五月十八日条记载，当日，在镰仓西部的深泽之中进行了将大佛头部安置于身体之上的作业。铸造的话，这种操作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断定大佛为木造。另外，从大佛身体部分已经完成的情况来看，修建工程应该是在渡过宽喜饥荒之后启动的。其后，仁治二年（1241）三月，大佛殿上梁，高八丈余的阿弥陀如来像被安置其中，宽元元年（1243）六月，举行了大佛殿的落成供养仪式。但是，不知为何，建长四年（1252）在同一处深泽中又开始了金铜八丈释迦如来像的铸造。二者间的关系不明。镰仓大佛有着很多未解的谜团。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大佛修建于镰仓西侧的玄关口。当从京都、西国方面进入镰仓的人们看到这一巨大的标志性建筑时，必然惊叹不已。在承久之乱中取胜的幕府，通过修建巨大的地标建筑向世人宣告，镰仓作为武家的首都是受佛法庇护之地，而且这种佛法是与施行王法相称的佛法。无论是《新敕撰和歌集》还是镰仓大佛，无疑都是象征着乱后世界的新文化。
以上就是承久之乱后，特别是13世纪中叶以前的政治与文化。其间呈现出的，是与乱前截然不同的新世界。换个角度来说，承久之乱确实是推动历史发生巨变的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