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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诺夫斯基[20]（E.Panofsky）在一篇研究《阿尔卡迪亚的牧人》的文章中曾作过三点说明：

1.Et in Arcadia ego一词首次出现在勒·盖香[21]（Le Guerchin）约作于1621年至1623年间的一幅画上，即在普森来到罗马前不久。这幅画上有两个在沉思的牧羊人，他们面前，在画的近景上是一颗放在石岩上的巨大骷髅。

2.这句话用正确的拉丁文语法不能译为：“我也一样，曾经在阿尔卡迪亚生活过”——如通常人们所理解的那样，而是（如当时有教养的人所理解的）：“我也一样，我就在这里，我生存着，甚至在阿尔卡迪亚。”因此，说话者是骷髅，它提醒说，即使在最幸福的时光，人们也逃脱不了自己的命运。

3.普森大约在1629年至1630年前后围绕这个主题所画的第一幅画，就直接从勒·盖香的这幅画中汲取灵感；刻在石棺上的文字也不可能另有他意。尽管放在墓上的骷髅很小而且看不真切，但是却始终是这骷髅（或墓，死亡的象征物）在说话。

然而，巴诺夫斯基认为，绘于五年或六年后（杜里耶认为作于1638年至1639年间）的第二幅《阿尔卡迪亚的牧人》（即收藏在罗浮宫的那幅）让人觉得普森改变了这句话的意思而成为17世纪末所常采用的意思，使他的这幅画“不是同死亡的悲剧性的相遇，而是对死亡观念的全神贯注的冥想”。

我觉得，这没有考虑到以下事实：这幅画的第一个版本并不仅仅效仿勒·盖香作品，而是勒·盖香作品和罗浮宫那幅画之间的过渡作品；这幅画表明普森的造型想象力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在演变，而无须采用巴诺夫斯基所理解意义上的有关意思转变的假设。

在这幅画上，我们确实首先看到了同勒·盖香作品的两处不同。骷髅已置于后景，它画得那么小，变得无足轻重；在这幅画的第二个版本上，骷髅就全然消失。反之，在第一个版本的背景上，可看到一名女牧羊人；这在勒·盖香的作品中并不存在，而在罗浮宫的那幅画上，妇女形象俨然置身在画面前部：她并不再像牧羊女那么袒胸露臂，而是古典式打扮，同半裸的牧羊女迥然不同。

这一切就像在勒·盖香画的右方前景中的硕大骷髅已由普森第二幅画上的那名女性取代，她在画面上占有同样位置，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一切也像是在普森的第一幅上那颗仅起着提示作用的骷髅和一位谨慎出现的女性形象表明它处在两幅画之间的中间阶段。

从同一个意义上对第三种差异作阐释是颇为吸引人的。专家们认为，位于第一幅右前景的那位老者可能是普森出于同他将要在此期间创作的另一幅画保持对称的考虑而安排在那里的。这位老者取代了勒·盖香画上的骷髅，他象征着阿尔菲俄斯[22]其源头在阿尔卡迪亚。据说他穿过大海来到西西里岛寻找山林水泽仙女阿瑞托萨[23]，仙女本人也被变成为泉水。在第一幅画所体现的中间阶段中，河神的象征性形象，确切地说河流的象征性形象，难道不会把观众思绪从近于消失的骷髅引向少妇吗？普森后来在第二幅作品中就把这骷髅变成了这位少妇。

普森在画第一幅画时也许并没有想到他要绘制的第二幅画。但是，这种将要发生的变化也许已在他的头脑中萌生了。

不管是后来普森清晰地构思这种变化，还是这种改变自始至终是无意识的产物，在这两种情况中，难道不该从前面所述中得出结论，即这名新出现的少妇，是如此般静穆（同那三名牧人的动态相比成鲜明对照），当她欲像“命运”一般让人敬畏时（“甚至在阿尔卡迪亚[24]”），虽然看上去露着得体的笑容，她不正象征着死神，或至少是命运吗？在第一幅画上，那名牧羊女占据次要位置，她可谓是两名牧羊人的可亲的伴侣，第二幅画上的女人与此相反，她有神话中人物的那种伟大和冷漠。因此，似乎正是她以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高贵姿态暗示着刻在墓碑上的文字，并要牧人们去读它。“也在阿尔卡迪亚”仅仅由于她的在场，她想对他们说的意思是“我在这里，在你们身边”。

想象一番情节，也颇有趣味。也许，这女人刚从右边进入场面，并未被人发现，直到她把手按在最年轻的牧人肩头才暴露了自己，她的手势既具有强制性又带着安抚。那位牧羊人把眼光转向她，对她的出现并不感到过分惊奇，因为他的造型功能——恕我直言——是把这位少妇同她的至理名言通过他的脸朝相反方向的动作联系起来，他的目光注视着她，而他的手指着碑文，像在说明这二者之间的同一性。

如果说普森在勒·盖香的那幅画中看到了某种变化的初态，而他又以变化来构思和表现其他状态，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没有一幅画比《阿尔卡迪亚的牧人》更促使哲学家们去虚构臆想。杜波修士[25]（Dubos）、狄德罗（Diderot）、德里尔[26]（Deliue）、约科骑士[27]（Jaucourt）对此所作的描述离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不言而喻，他们只是从变化的完成状态去理解变化的。但是这种变化的特性使其保持着活力，足以使观看者继续寻求它。约科所作的描述，似乎沿袭了杜波的观点，将少女躺卧的塑像置于坟墓上，这种描述也许可能作为变化的诸状态之一而有其一席之地。

我认为，像我那样对这幅画作解释比认为普森应对在短暂的几年中推翻了这句拉丁语的含义负有责任更合情合理。尤其是，（巴诺夫斯基本人也承认这一点），1672年贝洛利（Bellori）——他曾是普森的朋友——在评论这幅画时对这句拉丁语的含义理解准确。只是到了1685年，菲利比安才对这句话产生误解。倘若这幅画只体现出一派乡间风光和说教场面的话，又如何理解它的非凡成功呢？（它是普森画中最受人欢迎的一幅画，甚至在农舍中也挂着它的复制品）。该画的巨大吸引力在于：三个牧人身旁的那个神秘女性从他处而来，她在这乡间舞台上体现着那种超自然力的突然显现，普森一贯善于采用其他手法使他的风景画染上超自然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