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的主宰者：自由秩序的非自由主义
矛盾的是，自由主义秩序其实内含有一种非自由主义倾向。这并非因为它的缔造者要暗中谋划、违背自己的初衷，相反，因为自由主义的扩张就是一项旨在消灭竞争对手的传教计划。美国自建国以来，在寻求自由解放的同时也在谋求霸权。乔治·华盛顿领导了反抗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抗争，并建立了宪政共和国。但他本人始终蓄养奴隶，支持对原住民的剥削。
正如已经阐明的那样，自由主义秩序的维系需要美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且在实际上有权自由行事。便如2006年发布的普林斯顿计划（Princeton Project）所言，美国的目标应当是通过促使外国政府达到PAR标准——受民众欢迎的（popular）、负责任的（accountable）和尊重人权的（rights-regarding）——以保障美国自身的安全。由于传统机构越来越难以达成这一目标，美国深感受挫之余，普林斯顿计划主张放松秩序建设中的约束性：终止联合国安理会在危急时刻对于采取“直接行动”决议的否决权，并承担起保护国际社会的责任。64
当一位仁慈的领导者奉行自由主义路线改造世界的愿景遭遇阻力时，其对异见人士的回应就很能说明问题。自由秩序一旦遭到否定，相关的各种论点和理论框架就会显示出其不自由的一面。那些更为强大的自由秩序捍卫者根本不理解为什么会有异议或反抗。他们认为自己的事业当然是正确的，而那些异见者不仅大错特错，而且头脑混乱、道德沦丧。对自由秩序的反抗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诊疗的病态，而非什么值得争论的观点”。65他们坚持：“如果你不认同联盟和自由贸易的价值，你就是一个原始人。”66有人告诫说，应该把那些反对移民、“故步自封”（stagnant pool）的人赶出去，67那些在美国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中被异化的人，在财富和奢靡的引诱下，变得忘恩负义、颓废不堪，他们“被宠坏了”。68另一些人则把这些固执的选民贬低为“一群可悲的家伙”（a basket of deplorables）69、“刚愎自用的小英格兰佬”（introverted little Englanders）70，以及不久就会“入土”的“愤怒的老东西”（angry old men）。71最糟糕的是，这种言论透露着一股阶级主义者对城乡之交地区的蔑视。美国驻俄罗斯前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说，自由主义秩序的克星、俄罗斯总统普京拥护那些与自由秩序“相对立”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思想”（populist，nationalist，conservative ideas），因此驱逐了一些帮助建立和捍卫美国势力的保守民族主义者。72在自由秩序的拥护者中，也有一些直言不讳的人士，但他们缺乏严格自我反省的态度，反而为民主反抗浪潮开脱，将数百万人斥为被邪恶的外国势力所操纵的落后的地方种族主义者。代表传统秩序的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庆幸自己是“房间里的成年人”（the adults in the room），这种古老的蔑称无非强调自己的权威和正统，表明反对幼稚的异议。73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成年人”是如何让事情发展到这种糟糕的境地的？这些时而怜悯、时而毫不宽容的举动反映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倾向，若它确有吸引力，但一旦面临抵抗或批评，它又倾向于采取强制措施。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都应该重视开放性、多元性和易误性。一旦它拥有了超级大国的加持，就很容易发展成一种善妒、狂热而又偏执的教条，最终导向其不自由的一面。74
其他倡导自由秩序的拥护者则给予了更多善意的同情。他们也认为，问题的根源并非来自秩序运作的基本机制，人们之所以反抗自由主义，要么是因为他们被误导了，要么是因为他们缺少理性思考。这些拥护者担心，自由秩序正在受到侵蚀，这不是因为期望持续保持霸权地位的雄心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这种地位还没有进行适当的尝试，因而自由主义秩序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免怀揣异端思想的精英或心怀不满的乌合大众被不良的思想或坏的信仰所束缚。又或者，只是因为那些秩序管理者们不善于宣传推广，致使自由主义的宣传效果不太理想。自由秩序或许需要更新内涵，或者进行“重启”（reboot）、“升级”（updating）、“改造”（renovation），甚至展开“紧急情况下的对话”（new and urgent conversations）75，它的捍卫者应该“找到新的途径，向那些感觉被秩序忽视的人阐明他们的目标”。76“感觉”这个词具有一定的暗示性，这些人遭到疏离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被落下了，在自由秩序的捍卫者看来，这是一种主观性的错误，是错误意识的产物，与客观的社会事实并无联系。他们赞扬新的项目赢得了人们的支持，但这些项目只是为了“保护和适应自由秩序，而不是去破坏它”。77外部的问题可归因于外源性的魔鬼，这些邪恶的国家，如俄罗斯或伊朗，其敌意的根源是与该秩序无关的力量。78其他“美国至上主义者”（Primacists）发现，国内政治才是该秩序最大的威胁，旧秩序要想存活下去，就必须与美国工人阶级达成新的经济和解，而且必须不侵犯秩序的基本原则。然而，要想达成这样的和解，就需要对目前国外正盛行的经济秩序进行一些修正。79如果需要对秩序进行一些变动来缓解目前的困难，那么说明该秩序的基础仍然牢固。80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推论，即自由秩序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可替代，它只会倒退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孤立主义或绥靖主义，或者两者兼有。
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担心的是，永久的战争状态和海外帝国的建立可能会对共和国造成损害，但这并没有妨碍美国在北美大陆进行暴力的领土扩张，也没有妨碍其针对拉丁美洲邻国频繁采取帝国主义行为。然而，美国也担忧帝国主义可能威胁到共和国，也担心他们在海外输出自由主义的行为会危害到本土，这种顾虑始终是其内部围绕美国对外承诺的范围和性质产生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当其在超出其所宣称的门罗主义领土范围之外的地区作出承诺时。81许多自由秩序相关文献都存在着一个主要缺陷，那就是它们几乎没有回应这个历史性问题。相反，自由秩序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可以（而且的确经常）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美德来教化世界；他们还认为，世界秩序倒退了，因此创造世界的计划实际上不仅没有阻挡美国的秩序重塑，反而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几乎没有打乱其图景。事实上，的确，诉诸“自由秩序”的语言和比喻是一种转移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的令人不安的问题的方式。然而，随着人们越来越难以忽视这种近乎永久的战争状态在国内造成的后果，这种偏离最终会以失败告终。
在对特朗普和自由主义时代终结的哀叹中，透露着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换言之，人们对世界霸权秩序的呼吁暗示了一种对全球君主的隐秘的非共和的渴望。反过来，这也伴随着一种不平静地对帝国及其陷阱的吸引（或排斥）。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等人警告说，美国如果从其国际责任上“退位”，结果将是灾难性的。“退位”（Abdicate）是君主下台的方式。并非偶然的是，哈斯也呼吁美国成为一个帝国，发挥类似于过去大英帝国的作用。82如今还在谈论“自由的国际秩序”的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也曾说过：“我们宁可表现得过分强势。如果人们想称我们为帝国主义强权，那也没问题。”83所谓基于同意统治的自由霸权和基于命令统治的帝国之间的界限，已经崩塌。
与此类似，法国大西洋主义者和战争鹰派分子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 Henri Lévy）也在哀叹美国所谓“退位”，呼吁华盛顿重振其“自由使命”和“勇气”，他在著书中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标题《帝国与五位王者：美国的退位和世界的命运》（The Empire and the Five Kings: America's Abdication and the Fate of the World）（2019），其中显示出一种君主和帝国的审美色彩。旧政权的宏伟也吸引了布鲁斯·杰克逊（Bruce Jackson），他是美国北约委员会的创建者之一，并在1995年到2000年间担任主席一职。杰克逊支持北约扩张，抱怨美国从世界领导地位上的“退位”，敦促德国发挥“执行相应外交行为”的作用。杰克逊表示，希望他的18世纪的波尔多庄园有一天能够成为某一国际条约的签署地。84他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在这里就某事签署一项条约……实际上，《理事会条约》（Treaty of Les Conseillians）听起来就很合适。”85
最具启发性的宣言之一来自伊沃·达尔德和詹姆斯·林赛（James Lindsay）。他们的著作标题《无主王位：美国放弃全球领导地位》（The Empty Throne: America's Abdication of Global Leadership），明确呼唤了一种帝王般的权威。此书的封面是一把摆放在谈判桌主座位置的空椅子——这是最具特朗普风格的世界形象。其潜在的假设非常明确，日益混乱、多极化的世界就如同一家公司，等待着一位首席执行官用纪律之手重塑秩序，指挥有方。君主主义和商业主义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有同样想法的人还有哈斯和莱维，他们曾在2003年5月的《纽约时报》上鼓吹帝国，当时正值美国单极统治的巅峰，同时也标志着衰落的开始，对于美国成为“帝国”的猜疑和其帝国使命的同情曾一度在学术界流行，直到“自由秩序”这一相对温和的委婉说法取而代之。86像许多狂热分子一样，那些人推崇帝国，却没有仔细观察过帝国主义的进程。他们在2003年支持美国“帝国”的说法，其实与他们在2018年支持“自由秩序”的观点并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声称，从“实力”和“影响力”来看，美国是一个帝国，一个能够“以低廉的成本”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帝国（这只是早期，直到作为“全球领导”的花费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高度赞扬美国的卓越和雄厚的实力，提醒世人只有美国才有实力建造并维护得起12艘“巨型航空母舰”，每艘航母上都配备有“比大多数国家的空军总量还要庞大的空军舰队”。他们敏锐地指出了帝国力量的规模，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一个肥沃新月”（grand crescent）的兵力，同时也在伊拉克拥有“绝对权威”，使伊拉克处于稳定的“重建”状态（同样也是在早期）。在夸夸其谈地吹嘘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之后，这些帝国主义的支持者接着又提醒美国人，必须实行一种更为克制的帝国模式，即华盛顿通过设立多边机构、建立联盟、出台立法来约束自己的利益。简而言之，他们想两全其美：美国既要有帝国的威严，就像是在伊拉克拥有令人敬畏的军事力量和不受限制的权威；也要有合法性，包括司法的合法性、作为民主主权国家的合法性，以及凌驾于主权之上的国际法的合法性。
“帝国”这一概念吸引了无数学者著述，重新诠释了这个术语的复杂性，以至于让我们忽略了最核心的事实，87即帝国秩序借助于命令、征服的手段所建立，并通过行使统治实现再征服——不一定采用传统的吞并形式——以有意限制他国的主权独立、干预其国内政策。有帝国，就要有帝王，“王冠”会让很多人垂涎欲滴。帝国的基本特点就是强制性，统治者会对被统治者的国家内政实施干涉，采取的手段通常超出正常国际程序下的磋商和对话，包括使用暴力手段、操纵代理人、分而治之，以及利用不择手段的委托人。从历史上看，帝国往往低估人们的抵抗，从而引发一连串的起义和反抗。保守派知识分子乔纳·戈德堡（Jonah Goldberg）在他的书中提出，解放的梦想和统治的需求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如今，他呼吁美国人维护自由秩序，反对倒退到原始的浪漫民族主义（romantic nationalism）。在2000年，一个更加乐观的时代，彼时美国的相对实力雄厚，于是戈德堡主张入侵整个非洲大陆，为其带去文明与启蒙。88三年后，当华盛顿把目标对准伊拉克的老对手时，他改写了一句古老的口号来鼓吹毁灭性的战争：“巴格达必遭毁灭。”（Baghdad Delenda Est）
自由秩序的支持者们有时也承认，如果问什么是有规则约束的秩序，实际上就是一个霸权国家行使的帝国主义权力和法治特权体系。这无疑是明确承认了秩序的帝国主义特质，尤其在反恐战争和重塑中东秩序进程初期，这种承认更为频繁，当时美国的权力不受约束这一点已经十分强烈。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前外交官和顾问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认为，如果世界有一个文明的中心，其以法律为准绳，那么也存在一个野蛮的边缘，其适用“更原始时代的粗暴手段”。“我们之间遵守法律，但在进入‘丛林’时，就必须使用‘丛林法则’。”89加拿大学者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曾是美帝国的倡导者，他承认，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强国“意味着强化世界既有秩序，且以美国利益为原则。这意味着制定美国想要的规则（包括从市场经济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内的任何方面），同时美国可以不受其他与美国利益不一致的规则约束（如关于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和国际刑事法庭）”。90在反恐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法学家建议布什政府利用类似逻辑来解释他们中止法治和《日内瓦公约》的合理性。91这种前后矛盾的行径可以被辩护，但也可以不必这么做。这些现象的反复出现就表明，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妥协过程。这正是自由秩序假设的尴尬点所在，它本来是强调美国创造出的这一体系所具有的约束性和规范性功能，而非放任与专断。
在定义美国霸权时，为了区别于帝国，约翰·伊肯伯里采取了比较谨慎和特殊的描述，然而也绕不开最初的问题。他认为，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公民”（first citizen）92。按照美国的方式，这一表述借鉴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说法。它的词源很能说明问题，“第一公民”通常指“元首”（Princeps）或“元首政制”（principate），这个词是尤利亚·克劳狄王朝（Julio-Claudian dynasty）时期特别用来描述绝对权力的一种委婉说法。公元前31年，作为古罗马的最后一位军阀，屋大维（Octavian）凭借雄厚的兵力、庇护、财富和职权，弱化了当时众所周知的独裁制度，并使其合法化，他遵循共和制度传统的措辞，以安抚敏感的罗马民众。古典历史学家罗纳德·赛姆（Ronald Syme）指出：
为了确保恺撒政党的统治，巩固罗马内战的成果，维护和平统治，必须加强恺撒继承人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其得以延续。然而，这一切不能冠以独裁者或君主的“危险”之名。面对事实和理论之间的差距，各方都表现出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因为显而易见，谈论这件事没有好处，只会带来危险。元首政制的秩序事实与概念形成对抗。93
因此，将这一秩序重新命名为骑士团，为皇权披上共和传统的外衣，同样是一种委婉的逃避。
也有一些时候，委婉语让位于对帝国关系的直白坦诚。地缘战略思想家、曾任吉米·卡特总统顾问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从赛姆关于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观点中选择了更接近古代帝国野蛮时代的术语：“帝国地缘战略的三大要求是：防止诸侯勾结，保持安全依赖；确保诸侯顺从，提供安全保护；防止蛮族聚集团结。”94这一鲜明的言辞以不同方式阐述了自由秩序所看重的概念，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安全保障是其盟友保持独立与和平的基础，美国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防止其他国家进行危险的效仿，也防止敌对势力的抱团集中。拥护自由秩序的马克斯·布特之前曾经呼吁“在巴格达建立美国领导的国际摄政体系”，敦促美国继承大英帝国的衣钵。后来，他明确主张改用更委婉的说法，提出美国在维持其“惯例”的同时，应避免使用“帝国”一词来形容它的“历史包袱”。95布特强调了自由帝国的逻辑，无意中揭示了一个矛盾：“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将我们的民主观念强加于人。”
2011年10月2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阿富汗喀布尔接受采访时，她的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尤利乌斯·恺撒大帝吹嘘胜利时口无遮拦的夸耀之词，而不是屋大维式的委婉用语。突然得知卡扎菲上校死亡的消息后，希拉里·克林顿欣喜的回应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来了，我们看见，他死了（We came，we saw，he died）。”96那场导致卡扎菲被推翻的军事干预被狂热者视为北约在战略和道德上的胜利，“智慧力量的最佳体现”，“胜利”，“教科书式的（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如预期般发挥了作用”，是一种“模范干预”（model intervention）。97但考虑到随后发生的事情，8年后的北约周年纪念大会决定不再庆祝这种“模范干预”，甚至不应该再提及。实施自由秩序产生了暴力的后果。倒台的利比亚独裁者在他的家乡苏尔特被处决之前，曾遭人用刺刀侮辱，这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司法法庭却消失了。绞刑架下的混乱酝酿着随之而来的革命动荡，政权更迭导致了国家的无序垮台。克林顿的必胜主义反应表明，高尚的世界秩序是多么容易屈服于帝国主义的狂妄自大。这位大获全胜的国务卿兴奋不已，高调庆祝铲除了一个劲敌，展示了霸权的力量，然而却留下了一片混乱。
在这些不同的版本中，自由秩序的表述都不免建立在一系列矛盾和疏忽之上。他们谴责恶毒的民族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死灰复燃。与此同时，他们却又推崇一种野心勃勃的美国民族主义和例外论。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治安官”、规则的仲裁者，面临审视时，又通过豁免自己来保持优势地位。高尚的自由秩序与帝国的权力意志已经非常接近，且以后者为前提。或者，用罗马时期的说法，就如同外柔内刚的元首制和直白赤裸的独裁制，两种本应截然不同的统治模式，结果却变得如此相似。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对自由秩序的种种怀旧正在被两种矛盾的冲动所困，即追求自由解放和实现权力掌控。尽管他们声称，美国愿意在制度和规则下约束自己，这使得它的秩序与众不同，但他们也流露出对世界君主特权（有时是威严）的吸引力。如果从历史上看，自由秩序的愿景建立在一种矛盾之上——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式的权力投射必然是一种非自由主义的行为——那么，正如珍妮·莫尔菲尔德所说，那些支持和捍卫自由秩序的人，往往会把目光投向他处，“可能是任何地方——除了这一矛盾所在”。98现在是时候去看看这种矛盾了。
注释
1. Christopher J．Fettweis，The Pathologies of Power: Fear，Honour，Glory，and Hubris in US Foreign Poli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184—226：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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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John Ikenberry，“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America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7:1（2009），pp.71—87：p.71；“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Foreign Affairs 96:3（2017），pp.2—9：p.8.
10. G．John Ikenberry and Daniel Deudney，“Liberal World”，Foreign Affairs 97:1（2018），pp.16—24：p.16.
11. Robert O．Keohane，“Twenty Years of Institutional Liberalism”，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6:2（2012），pp.125—138，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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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ndrew Moravcsik，“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51:4（1997），pp.513—553.
14. Joseph S．Nye Jr，“Will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96:1（2017），pp.10—16：p.16.
15. James Rogers（Director，Global Britain Programme，Henry Jackson Society），Written Evidence，23 February 2018，House of Lords，Select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UK Foreign Policy in a Shifting World，5th Report of Session 2017—19（18 December 2018），HL Paper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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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G．John Ikenberry，“The Illusion of Geopolitics：The Enduring Power of the Liberal Order”，Foreign Affairs 93:3（2014），pp.80—90.
19. “The 1992 Campaign；Excerpts from a Speech by Clinton on US Role”，New York Times，2 October 1992；Presidential Papers，George H．W．Bush，Address to the Nation Announcing Military Action in the Persian Gulf，16 January 1991（Washington，DC，1992），p.44；Fred Weir，“Hillary Clinton Slams Russia Over Georgia”，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6 July 2010；“Obama and Merkel Warn of Tougher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over Ukraine”，Guardian，5 June 2014；Will Dunham，“Kerry Condemns Russia's ‘Incredible Act of Aggression’ in Ukraine”，Reuters，2 March 2014.
20. Gideon Rose，“What Obama Gets Right：Keep Calm and Carry the Liberal Order On”，Foreign Affairs 94:5（2015），pp.2—12.
21. David E．Sanger，“With the Generals Gone，Trump's America First Could Fully Emerge”，New York Times，21 December 2018.
22. Melvyn P．Leffler and Jeffrey W．Legro，eds.，To Lead the World: American Strategy After the Bush Doctrin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52.
23. Paul Schroeder，转引自Walter Scheidel，“Republics between Hegemony and Empire：How Ancient City-States Built Empires and the USA Doesn't（Anymore）”，Princeton/Stanford Working Papers in Classics，February 2006，p.4。
24. Ulrich Speck，“The Crisis of Liberal Order”，The American Interest，12 September 2016.
25. G．John Ikenberry，“Illusions of Empire：Defining the New American Order”，New York Times，16 March 2004.
26. Ivo H．Daalder，“America Shrugs While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Retreats”，Chicago Tribune，14 February 2019.
27. 转引自Amitav Acharya，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Cambridge：Polity，2014），p.40。
28. Jeremy Suri，“How Trump's Executive Orders Could Set America Back 70 Years”，The Atlantic，27 January 2017.
29. Editorial Board，“Why NATO Matters”，New York Times，8 July 2018.
30. 转引自Jake Sherman，Anna Palmer and Daniel Lippman，“POLITICO Playbook：GOP to the World：What Would You Like Us to Do?” Politico，17 July 2018。
31. Ivo H．Daalder，Tweet，16 February 2019，at https://twitter.com/IvoHDaalder/status/1096708797366747136.
32. Nicholas Burns and Douglas Lute，Press Release，“New Report Focuses on NATO at Seventy：An Alliance in Crisis”，Belfer Centr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14 February 2019.
33. 正如托尼·伍德（Tony Wood）所言，“抛开修辞上的分歧不谈，历届美国政府都清楚北约各势力间的地位并不平等。一直以来，北约将欧洲国家束缚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遵照美国的规矩行事。北约公报称其关心共同的安全目标，但这些目标始终是由美国来决定；而其他各国只会在事后被告知。从这个角度来看，来自美国的威胁从一开始就是联盟的结构性特征”。“NATO and the Myth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1 August 2018.
34. Peter Ricketts，“What's the Secret of NATO's long life? It's Not Just a Military Pact”，Guardian，2 April 2019.
35. Francis J．Gavin，“The Gold Battles Within the Cold War：American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Cold War，1960—1963”，Diplomatic History 26:1（2002），pp.61—94：pp.90—92.
36. TV Interview for BBC，1 September 1982，at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4815.
37. Gene Gerzhoy，“Alliance Coercion and Nuclear Restraint：How the United States Thwarted West Germany's Nuclear Ambi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 39:4（2015），pp.91—129.
38. Anne Applebaum，“Trump Hates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are the Basis of US Wealth，Prosperity and Military Power”，Washington Post，2 July 2018.
39. “Obama's Legacy Could be a Revitalized NATO”，Washington Post，22 August 2014；Anne Applebaum，“Trump Hates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are the Basis of US Wealth，Prosperity and Military Power”，Washington Post，2 July 2018.
40. Robert Kagan，“Things Will Not be Okay”，The Washington Post，12 July 2018.
41. Ivo H．Daalder，“What NATO Needs to Hear from Trump”，CNN，24 May 2017.
42. Ivo H．Daalder and Robert Kagan，“The ‘Allies’ Must Step Up”，Brookings，Sunday 20 June 2004，at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the-allies-must-step-up/.
43. Kosovo Commission，The Kosovo Report: Conflict，International Response，Lessons Learn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63—4.
44. Adam Garfinkle，“Parsing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The American Interest，27 October 2017.(https://www.daowen.com)
45. 感谢乔舒亚允许我在此转载该图。
46. Speech，Senator John F．Kennedy，Mormon Tabernacle in Salt Lake City during the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at https://www.jfklibrary.org/archives/other-resources/john-f-kennedy-speeches/salt-lake-city-ut-19600923-mormon-tabernacle.
47. 参见Dianne Kirby，“Divinely Sanctioned：The Anglo-American Cold War Alliance and the Defenc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Christianity，1945—1948”，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5:3（2000），pp.385—412。
48. Stephen Wertheim，“Paeans to the Postwar Order Won't Save US”，War on the Rocks，6 August 2018.
49. Kurt M．Campbell，The Pivo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New York：Twelve，2016）.
50. 参见，例如Jeanne Kirkpatrick，“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Commentary 68:5（1979），pp.34—45。
51. Robert Dreyfuss，Devil's Game: How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Unleash Fundamentalist Islam（New York：Owl Books，2005），pp.65—94，pp.244—270；Max Blumenthal，The Management of Savagery: How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Fuelled the Rise of Al Qaeda，Isis and Donald Trump（London：Verso，2019），p.3.
52. 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66；亦可参见Ivo H．Daalder and James M．Lindsay，Empty Throne: America's Abdication of Global Leadership（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9）中概述的注意事项。
53. G．John Ikenberry，“The Illusion of Geopolitics：The Enduring Power of the Liberal Order”，Foreign Affairs 93:3（2014），pp.80—90：p.83.
54. Joseph S．Nye Jr，“Will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96:1（2017），pp.10—16：p.12.
55. Robert Kagan，“The World America Made，and Trump Wants to Unmake”，Politico，28 September 2018.
56. Daniel Immerwahr，How to Hide an Empire: A History of the Greater United States（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8）；Peter Harris，“Not Just a Military Base：Reframing Diego Garcia and the Chagos Islands”，African Affairs，110:440（2011），pp.491—499.
57. R．Taggart Murphy，“With Friends Like Us”，The New Republic，8 June 2010.
58. Stephenie van den Berg，“World Court：Britain Must Return Indian Ocean Islands to Mauritius”，Reuters，25 February 2019.
59. 转引自Stephen Grey，“Raiders of the Night”，The Times，5 June 2011。
60. Max Boot，“Why Winning and Losing Are Irrelevant in Syria and Afghanistan”，Washington Post，30 January 2019.
61. Paul D Miller，“Non-Western Liberalism and the Resilienc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Washington Quarterly 41:2（2018），pp.137—153：p.151.
62. Nuno Monteiro，review of G．John Ikenberry，ed.，Power，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H-Diplo，Septem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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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Robert Saunders，“The Myth of Brexit as Imperial Nostalgia”，Prospect，7 January 2019.
66. Paul Kelly，“Seduction by Trump Is a Corruption of Conservatism”，The Australian，11 Jul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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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Madeleine Albright，Fascism: A Warning（New York：Harper Collins 2018）；Jason Devaney，“Bill Kristol：Replace ‘White Working Class’ with Immigrants”，Newsmax，19 May 2019；Jane Coasten，“Bill Kristol Thinks ‘People Are Just Too Unhappy with the Status Quo’”，Vox，10 January 2018.
69. “Read Hillary Clinton's ‘Basket of Deplorables’ Remarks About Donald Trump Supporters”，Time，10 September 2016；“Remarks on American Leadership”，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31 January 2013；“Hillary Clinton Reviews Henry Kissinger's World Order”，Washington Post，4 September 2014.
70. Emile Simpson，“Britain'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from Reality”，Foreign Policy，24 June 2016.
71. Dan Roberts，“Death of 1.5m Oldsters Could Swing Second Brexit Vote，Says Ian McEwan”，Guardian，17 May 2017；Ian McEwan，“Brexit Denial：Confessions of a Passionate Remainer”，2 June 2017.
72. Michael McFaul，From Cold War to Hot Peace: An American Ambassador in Putin's Russia（Boston，MA：Houghton Mifflin，2018）.
73. Robin Emmott，“Creditors，Greece Need to Talk Like Adults”，Reuters，18 June 2015；James Mann，“The Adults in the Room”，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6 October 2017；Anonymous，“I Am Part of the Resistance Insid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New York Times，5 September 2018.
74. Michael C．Desch，“America's Liberal Illiberalism：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Overreaction in US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3（Winter 2007/2008），pp.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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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Richard N．Haass，“Reboot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 96:4（2017），pp.2—9：p.9；Emile Simpson，“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e Liberal Order that Can't Be Fixed by What's Right With It”，Foreign Policy，7 Augus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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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Doug Stokes，“Trump，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Affairs 94:1（January 2018），pp.133—150.
80. 关于例外情况，参见Jeff D．Colgan and Robert O．Keohane，“The Liberal Order Is Rigged”，Foreign Affairs 96:3（May/June 2017），pp.36—44。
81. Stephen Kinzer，True Flag: Theodore Roosevelt，Mark Twain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n Empire（New York：Griffin，2018）.
82. Richard N．Haass，“Imperial America”，Paper at the Atlanta Conference，11 November 2000，at https://monthly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03/05/Imperial_America_Richard_N_ Haass.pdf.
83. Bill Kristol，“Fox News Sunday”，Fox News Network，27 April 2003.
84. Ken Silverstein，“How to Make Millions by Selling War”，Vice，17 Decem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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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Ivo H．Daalder and James M．Lindsay，“American Empire：Not ‘If’ but ‘What Kind’”，New York Times，May 2003．本段所有引文均引自该文章。
87. Paul K．MacDonald，“Those Who Forget Historiography Are Doomed to Republish It：Empire，Imperialism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about American Powe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5（2009），pp.45—67.
88. Jonah Goldberg，Suicide of the West: How the Rebirth of Tribalism，Populism，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Politics is Destroying American Democracy（New York：Crown Forum，2018）；“A Continent Bleeds”，National Review，3 May 2000；“Goldberg's Africa Invasion”，National Review，10 May 2000；“Baghdad Delenda Est”，National Review，18 April 2002.
89. Robert Cooper，“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Guardian，7 April 2002；Robert Cooper，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Atlantic Books，2004），pp.61—2.
90. Michael Ignatieff，“The American Empire：The Burden”，New York Times，5 January 2003.
91. Jane Mayer，“Outsourcing Torture”，New Yorker，14 February 2005，pp.106—123.
92. G．John Ikenberry，“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94:1（2018），pp.7—23：p.1.
93. Ronald Syme，The Roman Revol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pp.322—323.
94. 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New York：Basic Books，1997），p.40.
95. Max Boot，“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Weekly Standard，15 October 2001；“Imperialism!” Weekly Standard，6 Ma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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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Patrick Goodenough，“Clinton：US Intervention in Libya was Smart Power at its Best”，CNS News，14 October 2015；Gareth Evans，“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fter Libya and Syria”，20 July 2012，at http://www.responsibilitytoprotect.org/index.php/component/content/article/35-r2pcs-topics/4283-gareth-evans-speech-the-rtop-after-libya-and-syria；Ivo H．Daalder and James G．Stavridis，“NATO's Victory in Libya：The Right Way to Run an Intervention”，Foreign Affairs 91:2（2012），pp.2—7.
98. Jeanne Morefield，“Business as Usual：Donald Trump and American Empire”，The Disorder of Things，15 December 2016.
(1) 此处原文借用了美国俚语“Other than that，Mrs．Lincoln...”，它最早出自讽刺政治专栏“波托马克热”（Potomac Fever）的作者弗莱彻·克内贝尔（Fletcher Knebel），他在1957年评论中写道：“在南北战争时期，电视采访的样子大概是：‘好吧，林肯夫人，除此之外，你觉得这部戏怎么样？’”（Well，aside from that，Mrs．Lincoln，what did you think of the play?）1865年4月14日，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携夫人在福特剧院观看喜剧《我们的美国堂兄》（Our American Cousin）时被暗杀。这个经典的“病态笑话”自1957年开始流行，至今仍在以各种变体的形式流传，用以讽刺人们对他人的抱怨或不幸报以轻描淡写的回应。——译者注
(2) 1961年4月17日，在中央情报局协助下，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猪湾（猪猡湾、科奇诺斯湾，Bahía de los Cochinos）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政府发动的一次失败的入侵。猪湾事件标志着美国反古巴行动的第一个高峰。——译者注
(3) 康特拉斯（Contras）是冷战时期美国前总统里根手下的一支尼加拉瓜雇佣军，任务是保护美国扶植的傀儡总统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莱的独裁统治。——译者注
(4) 秃鹫计划（Operation Condor）是一项在南美洲搜集情报和暗杀对手的政治迫害行动。它于1968年开始，于1975年在南美洲南锥体的右翼独裁国家正式实施，成员国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乌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它的目的是反对共产主义与苏联的影响，并抑制成员国政府的反对派运动。——译者注
(5) 在《圣经》中，数字7表示完整完美之意。——译者注
(6) 《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译者注
(7) 依据上下文，此处《马德里条约》（Pact of Madrid）所指实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领导下的西班牙与美国于1953年9月23日所签署的一项协定。其中，美国承诺向西班牙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反之，美国也被允许在西班牙领土上建造和使用多个空军和海军基地。——译者注
(8) NSC-68（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是美国策动全球冷战的纲领性文件，是遏制战略的最系统、最完整、最精确的表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