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自由主义的世界

秩序之所以存在矛盾，是因为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非自由主义的世界。“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曾私下致信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说，这些组织不遵守自由主义规则，那么我们也不能按规则行事。¹布莱尔的话反映了一个丑陋的真相，自由秩序充满争议、反抗和镇压。在国外，有一些行为体和利益集团不愿以美国的方式接受秩序或被其自由化。在镇压反抗的过程中，霸权国家逾越了规则的边界。又因为权力是有限的，自由主义理想就不得不选择艰难地妥协让步。美国通过与残暴的行为体合作，击败了每一个时期的主要对手，从轴心国到苏联再到恐怖主义网络。为了防止敌对势力之间危险的失衡，美国与威权主义者达成了共识。在冷战白热化阶段，被誉为肯尼迪政府“御用史官”的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提醒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包括巴拉圭、尼加拉瓜和西班牙的独裁政权：“我们在愚弄谁？”²即使是对于心怀善意的统治者而言，在面对遭受限制、资源匮乏和权衡利弊的问题时，也很难处理好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自由主义准则本身在法律与正义、主权与人权、自由贸易与工人保障之间就存在诸多冲突。美国外交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在海外推广自由主义？是争分夺秒地强制推进，还是为了更长远的发展而牺牲现在的自由，争取与专制政权联盟，为自由主义事业的最终目标服务？因此，自由秩序可以被理解为促进民主，在民主来临时接受它，或者支持友好的独裁者。³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警告说，“所有的政治行动都含有邪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伤害降至最低。⁴

例如从2010年开始席卷中东的革命浪潮“阿拉伯之春”，美国在如何应对此事上进退两难。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它时而支持、时而抛弃、时而推翻独裁者。在沙特阿拉伯，美国扶持代理人；在埃及，它很谨慎地支持革命，随后又协助恢复军事独裁政权；在利比亚，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用武力推翻了其政权。自由主义的概念纵然无所不包，却几乎无法指导美国在支持革命性变革和坚定支持非自由派盟友之间作出选择。在一个动荡地区的不稳定时刻，美国可以拥抱的、顺从的民主党派且力量足够强大的“关键中心”并不存在。在该地区爆发冲突之际，叙利亚成为暴力冲突的中心，评论人士自身也在苦苦思考如何将自由主义原则转化为行动，并提出了“后美国”（post-American）秩序的警告。(https://www.daowen.com)

同样受类似问题困扰的还有小布什政府（2001—2009），⁵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小布什呼吁美国人将促进全球民主与消灭暴政作为通往安全的道路。但这只会让海湾地区的威权主义盟国警觉起来。在推动“自由议程”与为盟友提供支持之间，美国政府摇摆不定。在美国鼓励举行的2006年1月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激进组织哈马斯获得多数选票，战胜了美国支持的法塔赫当局。事实又一次显示，外国民众的民意可能会威胁美国的利益。在小布什连任不久后，人们就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美国的利益非常多元化，其与独裁者的伙伴关系非常重要，因此不能把自由置于稳定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