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之初的自由秩序
在创立之初，自由秩序并没有打算按照如今推崇的原则运作。多边体系的存在就是为了在一个主要由大国协商的世界中使等级制度合法化，不限制其最坚定的行动。罗斯福政府在创建新的国际架构之际，新体系的目标就是锁定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这四个大国的特权，同时让较小的国家感到安慰和被接纳。在罗斯福看来，“所有最重要的决定”都应当由“四大国”作出，联合国则充当让小国“发泄怒气”的安全阀。31然而，这四股势力的统治也不会是平等的。在罗斯福的设想中，中国的实力相对弱小，在欧洲的英苏两国则处于对峙状态。32美国打算通过成立联合国来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保持普遍参与原则与实际大国控制之间的平衡关系。在方便的时候，美国会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在必要的时刻则绕开它们，自行作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内部有一些声音，如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主张建立一个“稳定而持久”（stable and enduring）的秩序，防止世界倒退到之前“经济冲突、社会动荡、战事四起”的状态。33然而，实现这些目标的理想途径却截然不同。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希望通过冷酷的、精于算计的胁迫和吸引力来重塑世界。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对美国财政部的战时指控夸大了美国战争目标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取得敌人和盟友双双倒下的胜利——通过军事行动击败敌人，利用破产手段削弱盟友”。34在战争期间，美国借助经济工具来削弱英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命脉，它们之间的感情和“血缘关系”也到此为止。华盛顿宣称自己是新的巨头，废除了英国的帝国主义特惠贸易待遇和英镑的霸权地位，美元取而代之，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虽然没有给战后贷款附加高额利率，但附加了苛刻的条件。它背弃战时承诺，迫使英国放弃进口管制，接受通货自由兑换，并撕毁了核能共享的承诺。美国心中有两个目标：一是削弱并接管疲惫不堪的大英帝国；二是使大英帝国维持一定的强大，作为支持美国的卫星国继续存在。最终的结果是，英国付出了战时牺牲，但却落得一个需要财政救济的从属国下场。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成了决定性事件。在这场关乎英美关系的关键事件中，美国第六舰队在地中海跟踪和骚扰英国船只，干扰它们的雷达和声纳，派飞机进行威胁，并在夜晚用探照灯强光照射英国船只。在英镑贬值和石油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总统艾森豪威尔用“不停火就不贷款”（no ceasefire：no loans）的方案对付英国。无论双方的历史关系、血缘关系或共同的秩序愿景如何，美国的庇护和赞助都可能迅速撤销。新式自由主义秩序倡导的规则、规范、价值、制度，并不能阻止英国试图维持殖民统治的努力，同样也不能阻止美国通过瞄准其盟友的要害来主宰一切。
“自由秩序”概念诞生之前，战后世界是一片陌生之地。在联合国成立之初，如果说支持其存在的一般原则，那么首先是国家的自决权和主权，而不是民主和人权。回顾过去就会发现，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曾有两个是共产主义国家，还有两个曾是殖民帝国。美国自己也暗中协助法国在印度支那（Indochina）（1946—1954年）的战役，并参与亚洲的殖民秩序。战后秩序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冷战，即美国与苏联长期的安全竞争，这直接影响着双方在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特殊权衡。1946年的《克利福德备忘录》（Clifford Memorandum）与1946年9月乔治·凯南撰写的那封多达8 000字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1)，以及1950年发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SC-68），共同形成了反苏遏制政策的共识。在这份备忘录中，有关秩序的表述与现在既有相同也有不同。35它也谈及了“体面的世界秩序”（decent world order）。然而，与最近关于自由秩序的声明相反，该备忘录认为生物战与核武器“是对抗苏联侵略行径的唯一强大威慑”，因此提出要做好生物战的准备——尽管早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Geneva Protocol）已禁止此项行为。为此，罗斯福批准了一项持续数十年的秘密生物武器计划。备忘录又警告各国不要采取军备控制措施，因为“禁止核战争和远程进攻性武器的提议将极大地限制美国的实力”。它还弱化了直接的军事承诺，将互惠的贸易协定、贷款和技术任务放在首位，以显示资本主义的优势。显然，对于什么在自由秩序界限之内或之外，什么手段是最佳的、合法的或禁忌的，这些问题在历史上并没有统一的答案。(https://www.daowen.com)
自由秩序还深植于美国对待战败对手的方式中，试图将它们重塑为从属的盟友。文献中大量记载了美国与其驻军保护和支援重建的国家（西德和日本）之间的“讨价还价”。其中就包括美国为寻求帮助而不得不与旧秩序达成的妥协。与北约一样，西德保留了第三帝国时期担任安全精英的官员，结果导致政府高层充斥着前纳粹官员，甚至几位前纳粹将领后来成为联邦国防军的高级指挥官。美国隐瞒了这些人的战争罪行记录，帮助前纳粹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移民，让他们参与美国的弹道导弹、航空航天和其他武器计划。36
在日本，新秩序的建立赦免了天皇的战争罪行。为了巩固以昭和天皇为“君主象征”（symbol monarchy）的战后秩序，1946年，在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的幕僚帮助下，裕仁天皇改写了他统治时期的日本历史，并推卸责任，开脱其造成2 300多万人死亡的灾难性帝国主义屠杀罪行，这位天皇摇身一变，从一个善于惹是生非的独裁者变成了一位无可指摘的谦谦君主。这些被精心筛选、保护的战争罪行审判揭露了天皇在军备扩张、军国主义和以天皇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方面的野心，也能看出他对政党内阁制造成的严重破坏。37日本因为有望被改造成为一个反共堡垒，1952年被迫与台湾当局签署“双边条约”，并接受美国在冲绳和小笠原群岛驻军。
几十年后，美国外交官们再次面临类似的困境，监督了各国在战争结束后的国家重建工作，比如1992—1995年巴尔干半岛流血冲突后的重建。为了结束战争而签订的《代顿协定》又使巴尔干陷入了民族分裂和国家分治。坚持在现状框架内实行民主化，就意味着主要的几个群体（对应各教派的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决定了政府职位的分配，这会使得民族间分歧在新宪法中被进一步制度化。民族清洗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塞族共和国的建立。由于主流群体根深蒂固，该国官方承认的17个少数群体都被禁止竞选高级职位。要在两种非自由主义的毒药中二选其一是非常痛苦的，要么围绕假定独立的民族群体而非超然的个体公民身份来解决问题，要么继续靠杀戮，但塞尔维亚人的前景可能还是会失败。在促成和平的过程中，世界超级大国甚至也受到了非自由主义世界的限制。